07-1清教徒的牧养

第七章：早期清教主义的讲道①

——特别参考威廉·帕金斯的《先知讲道的艺术》

肯铎（R.T.Kendall）

①本文传讲于1984年，该年度牧会的主题是“讲道与复兴”。——编注

Artis etiam est celare artem

把艺术隐藏也是一门艺术。

这些拉丁词及其翻译，深埋在威廉·帕金斯划时代的著作《先知讲道的艺术》中。帕金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地塑造了——如果不是改变的话——英格兰的讲道风格，而这些话就是他的心声。当然，帕金斯并没有改变每个人。那些讲道风格令他厌恶的人，不仅继续坚持他们带有演讲风格的讲道，而且在英格兰国家教会中，多数还得到了提拔。帕金斯所能做到的是，给可能跟随他的人发出一个信号，强调救恩论而非教会论，然后向他们展示，如何可以做到这一点。后世所谓改革宗神学或改革宗传统，也将以同样的信息和方法为特点。也许我们今天很多人都采用了某种讲道方式，但却没有意识到，这后面有一个奠基性的人物。如果我们读一读帕金斯的《先知讲道的艺术》，发觉其思路很面熟的话，很可能帕金斯已经很深地影响了你，而你却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一

然而，帕金斯必须被视为几股影响他的力量的累积。如果他在1584年接受剑桥的圣安德烈大教堂的任命之前20年就已经出名，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伊丽莎白一世早期席卷教会的教会论争辩，他也会深卷其中。在玛丽时期被流放的人，在日内瓦和欧陆其他地方发现了太多新鲜的东西，以至于返回英格兰后，不可能再保持沉默。

温彻斯特主教约翰·怀特（John White）在1558年11月给女王玛丽一世的葬礼致辞中，做了如下预言：“我警告你们，豺狼将会从日内瓦或德国其他地方出来，而且他们在到来之前，已经送出了很多书籍来毒害人民，这些书中充满了致命的教义、亵渎和异端。”玛丽时期被流放的人的确回来了，而且带着光明、火焰以及一个给英格兰、特别是其教会的异象，而且这个异象很久都没有熄灭。拉蒂默（Latimer）和里德利（Ridley）在1555年点燃了“火苗”，然后是1556年约翰·布莱德福（John Bradford）的火把，这为彻底反罗马的教导预备了土壤。

这一切的结果是，某些人的讲道开始以强调改革教会闻名，这些人包括托马斯·卡特赖特、威廉·惠廷厄姆（William Whittingham）、沃特·特拉弗斯、安东尼·基尔比（Anthony Gilby）等。在他们和其他越来越多的人看来，对教会来说，伊丽莎白的“中间路线”是“只改革了一半”。越来越多的人担心，改革的确有进展，“但进了一步又退了两步”。当一个对清教徒关注的问题表示赞同的人向日内瓦的西奥多·贝扎解释了英格兰的情况以后，贝扎回答说：“教皇派根本没有从那个国家消失，只不过转给了国王。”“那些感到改革还不够的人，就开始讲道谴责牧师袍的穿戴，以及其他任何看起来像罗马残余的东西。但这还不够。对很多人来说，教会治理的问题也变成燃眉之急。有些人主张长老制的教会体制，在历史上这被称作教会内的古典运动（classical movement）。也有人选择独立派的观点。后面一群人中，有些人索性从国家教会中分离了出去。但很多人还是留在了教会中，并试图在没有得到正式许可的情况下，继续改革。他们想在建制教会内，建立起一套长老会的框架。也有人试图换掉伊丽莎白时期的《公祷书》。但伊丽莎白在世一天，她的权力和影响就增加一天。结果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到1593年，强调在教会事务上改革的运动被女王完全扑灭了。马佩内（Marprelate）争论①也许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有人因争论而丧命，因为他们认为，教会事务是值得为之而死的根本问题。

①1588-1589年间，出现了一系列以马佩内为笔名的清教徒宣传单和小册子，批评威特吉夫特大主教更严格控制出版的政策，因此得名。——译注

帕金斯看见了这一切，也能了解局势。就推动教会的外在改革来说，他心里同情，但笔墨并没有跟上。他在为自己寻找一个不同的未来。首先，剑桥的出版事业已经成熟，帕金斯也许看见了透过出版产生影响的机会。帕金斯希望人们读他的作品。虽然有些人因为教会事务的争辩而失去了性命，但帕金斯也许觉得，有人读自己的作品，还是比死了更好。教会事务的争辩不值得为之去死。救恩论而非教会论才是未来的潮流。更重要的是，这是上帝的旨意。不过，如果帕金斯早20年出生，也许会像卡特赖特这类人一样，更积极地参与教会事务的争辩。

但帕金斯和他的恩赐适逢其时。自从看见了“墙上的字迹”以后，他从圣安德烈大教堂的服侍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现在是透过改革人心来改革城乡和教区的时代了。当教会事务争辩转入地下、各奔东西的时候，他通过简单地传讲福音，给人们带来了一缕新鲜空气。

帕金斯1558年生于沃维克郡（Warwickshire）的马斯顿·加百特（Marston Jabbet），这是伊丽莎白一世登基的那一年。他死于1602年，只比伊丽莎白去世早一年。因此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个人，44岁早逝，并且只经历了一个国王的统治。他1577年进入剑桥的基督学院，获得政府奖学金，并受教于尊敬的劳伦斯·查德顿门下。用帕提克·柯林森的话说，查德顿是“剑桥清教主义的教皇。在16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把基督学院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清教徒神学院，除了名字没变以外。”“不过，查德顿对古典运动的支持，服务于一个更大的热情，即把他的学生安插在最好的教区教会里。他最关心的“更高策略是，给大学提供有学识的讲道者”。把劳伦斯·查德顿看成是造就帕金斯的最佳因素——从人的角度来说——也许并非不合理。查德顿比他著名的弟子多活了38年，1640年以103岁的高龄离世。看见帕金斯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甚至到长议会①召开前夕，这位可敬的教父一定感到非常满意。

①英国内战前选举产生的议会，因为内战的缘故，任期长达20余年，所以称为“长议会”。——译注

帕金斯在1581年取得学士学位，1584年取得硕士学位，同年获得基督学院的研究资助。到1584年接近年终的时候，他被任命为圣安德烈大教堂的讲员。就我们所知，帕金斯在圣安德烈大教堂的讲台上，除了传讲福音以外，没讲过别的。他在这个位置上做得非常高兴，以至于对那些仍然纠结于非救恩事务的人，他甚至还提出了一点批评。1589年，当他在圣安德烈大教堂任职五年以后，谈到那些人时，他说他们“整天谈论的就是惩戒”，却“对上帝的律法和福音的应许没什么兴趣”。

不幸的是，我们对查德顿的讲道所知甚少。虽然他在当时影响很大，但却没出版什么作品。他只有两篇讲道传下来。查德顿后来成为以马内利学院的第一任校长，而这个学院很快就成为英国清教主义的堡垒。在现存的一篇讲道中，查德顿警告“假装和伪善的宣信者”，他们只是“在人面前宣称信基督”。相反，那些真正的基督徒会“沉着、冷静、安心地”活出救恩，“并无恐惧战惊”。查德顿力劝他的听众要省察，“好看看自己是否真正站在基督的恩典之中””。这些内容只让我们感受到一点查德顿的讲道，却能向我们表明，他的思想如何影响到年青的帕金斯。

但那时还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讲道者，很可能也影响了帕金斯——理查德·格林汉姆，第一个仔细处理了“受压的良心”的英国圣徒。帕金斯不可能不知道格林汉在专·德雷敦的事工，因为那里离剑桥只有5英里远，而格林汉从1571到1591年都在那里任教区长。托马斯·富勒说，格林汉的“拿手好戏是安慰受伤的良心”，并且他是“带给很多人祝福的器皿，他们含着眼泪来到他那里，却带着欢喜的心离开”。格林汉说：“要求基督徒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在上帝面前自省、审视自己的状态，看他是否在信心之中。”因此，这种催逼听众检查自己灵魂状态的讲道，在帕金斯登上舞台之前，就已经在英国清教主义中很常见了。

但对很多人来说，同样强调敬虔良心的帕金斯，的确是后继数代人无可争议的标杆，即便他的名字没有被提到。有太多东西都是从他开始的。倒不是因为他的独创性很好，而是因为他很能改进别人已经说过的，并把真理有序、和谐地组织、系统化起来，让头脑更简单的人也能掌握。

二

我们的目标主要聚焦在帕金斯的作品《先知讲道的艺术》上。《先知讲道的艺术》有一套基本的神学背景，我们不能视之为理所当然。我们必须先抓住这个背景，才能理解《先知讲道的艺术》所的确视之为理所当然的需要，而这也是帕金斯很多后来者的基本方向。

《先知讲道的艺术》的神学前提，就是今天被称为改革宗的恩典教义。对帕金斯来说，预定论几乎是他一切言论中的前提，即使他没有用这个词。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听众都有责任保证，自己不属于那群可能被弃绝的人，帕金斯称之为被“无效”呼召的。对帕金斯来说，被弃绝的就是非选民——即蒙拣选得救的反面。

帕金斯在写作《先知讲道的艺术》的三年前，出版了一部重要的作品，标题不短，《一篇试图鉴别一个人是在被咒诅状态还是在恩典状态中的论文：如果他是前者，应该如何逐渐走出来；如果他是后者，应该如何认识它，并持守到最后》(A Treatise tending unto adeclaration whether aman be in the estate of damnation or in the estate of grace:and if he be in the first,how he may in time come out of it:if in the second,how he may discern it,and persevere in the same to the end)。我把它简称为《一个人是否》（Whether aMan）。这篇论文的主题是，被弃绝的人可能在宣信福音上面走得很远，但却仍然没有归信。

在《一个人是否》的第一部分，帕金斯列出了36条命题，指出非选民可能达到的属灵进展。这里的假设是，有一种“成熟期”的被弃绝者，与萌芽期的被弃绝者相对。成熟期的被弃绝者，可能被无效呼召影响，以至于“在一段时间里”，臣服于上帝的呼召，而这是因圣言的宣讲而来。这种被弃绝者可能“常常非常像”基督徒，以至于“除了基督之外，没有人能把绵羊和山羊、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区分开”“。这就是为什么帕金斯力劝他的听众，要勤奋地“检验、省察自己，看自己是在被咒诅的状态，还是在蒙恩典的状态：是在撒但的权下，还是被上帝收养为儿女”。正是在这里，帕金斯把《彼得后书》第1章第10节纳入其讲道中：“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确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帕金斯相信，这节经文就是检验自己是选民还是被弃绝者的圣经根据。因为被弃绝者可能在圣灵的指导下，不仅会获得知识，而且到一个地步，甚至看见自己的罪，对上帝对罪的忿怒感觉扎心，为罪当受的惩罚忧伤，承认自己的罪，承认上帝在惩罚罪时的公义，甚至希望得救。“此外，被弃绝者“可能有一段时间内，看起来也进了教会，因为他的确相信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的应许，虽然他还不能把这些应许应用在自己身上”。他相信，但却“信得很糊涂”，认为基督是某些人的救主，但却不能把基督应用在自己身上。”但这无效的呼召，却让人尝到一点称义和成圣的滋味——只是一点滋味而已。滋味和消化并不一样。不过，被弃绝者却仍然可能有宣信的热情。他可能爱上帝的传道人，甚至爱上帝自己，并且，像有时被撒但的诱惑所绊倒的基督徒一样，在犯罪之后，可能也会修补、改变自己的生活，表现出“很明显的外在圣洁”。

这就是帕金斯16世纪90年代在剑桥闻名的信息。就我所知，很少有人在那时公开怀疑这样强调的合理性。相反，它有使人们清醒的效果，警告他们要非常小心，否则可能不过是有无效呼召的被弃绝者。因为有无效呼召的被弃绝者，与有有效呼召的选民，有时只有基督才能最终区分，可以想见这种充满力量的讲道所产生的谨慎感。

当时被称作“银舌史密斯”的亨利·史密斯，是出版作品数量唯一能与帕金斯匹敌的16世纪讲道者。他的讲道非常流行，但在预定论上的思路更小心。他是一个在今天已经基本上被遗忘的清教徒，但当时非常肯定地被归入那一类人。史密斯并不十分肯定，预定论是否应该向平信徒宣讲。”他在1591年去世后，影响力迅速下降。然而，要等到帕金斯去世以后，他的后来者才开始减少宣讲有无效呼召的成熟被弃绝者的事情。帕金斯最著名的学生威廉·埃姆斯完全重构了老师的系统，并在其主要作品《神圣教义精髓》（The Marrow of Sacred Divinity）中，把此教导完全排除在外。也许帕金斯的确把这一点讲得有点太过。

帕金斯透彻的主权恩典教义，是写于1592年的《先知讲道的艺术》的基本神学背景。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本小书谈论的不是如何提高魂游象外式的言谈，或如何降低不准确的预言数目。它是一本论讲道的手册，即关于“讲道结构”和内容的“神圣科学”。这是宗教改革以后，英国第一部处理这个题目的重要作品。当我们考虑到帕金斯对那些有幸直接听过他个人讲道的学生的影响，以及他论讲道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划定了后续几代人的风格。我们当然无法知道，年青的讲道者是否曾企图模仿帕金斯的声音或姿势。但很少有人怀疑，他的基本神学系统和传讲福音的具体实践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加尔文主义讲道者既定的主要参考框架。

所以，当帕金斯说到先知讲道时，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称为“讲道”的东西——透过人而对福音的公开宣讲。《先知讲道的艺术》可能更关心释经学而非讲道法，但它仍然是一位34岁传道人的大胆创作。我不知道帕金斯的作品《先知讲道的艺术》今天是否已经可以方便获得，所以我会给出一个相当完整的大纲。不过，伊恩·布鲁沃德（Ian Breward）论帕金斯的书有一个缩写翻版。

三

先知讲道的恩赐“真是一个优秀的恩赐”，帕金斯说，它具有如此崇高的尊严，让他想到“坐在火车火马上被接升上高天”的淑女，而其他恩赐——诸如语言和艺术——只是为先知讲道的恩赐服务，“就好像使女一样”站得远远的。毕竟，正是透过先知讲道，才能“把教会召聚起来，完成选民的数目”。但它也能把“豺狼从圈中”赶跑，这些豺狼就是那些只有表面宣信的人。帕金斯称在写作这本书时，从很多著名人物那里得到了帮助，包括奥古斯丁、伊拉斯谟（Erasmus）、贝扎、尤尼乌斯（Junius）等。

帕金斯把先知讲道定义为：“先知在对上帝的崇拜中，公开、严肃地讲话，为的是拯救我们的邻舍。”“有意思的是，他引用《哥林多前书》第14章来支持他的定义，而今天很多灵恩运动人士，也用这段经文来为他们的运动找根据。帕金斯继续说，先知讲道有两个部分：传讲圣言和构思祷告。”但他几乎所有作品都与传讲有关，实际讨论祷告的地方很少。传讲圣言的定义是：“以基督的名义、并在基督里进行先知讲道，藉此使人们蒙召，进入恩典的状态并被保守在其中。”“与讲道相配的完美对象，就是上帝的话语”（他意指圣经正典）。

帕金斯很有帮助地概览了圣经各卷，并给出了证明圣经权威的内、外证据，然后再处理讲道的准备和实行。就准备过程而言，“要用上十足勤勉的个人学习”。帕金斯在这里自然认为，学习的内容是神学和圣经。不过，在查考圣经时，人们应该使用“语法、修辞和逻辑分析，以及其他艺术的帮助”。

帕金斯现在的忠告是，“先读保罗给罗马人的书信，然后再读《约翰福音》”，然后新约的其他书卷就变得容易了！接着我们应该学习《篇》（一本“教义性的”书卷），然后是先知书，特别是《以赛亚书》。最后，我们应该阅读历史书，主要是《创世记》。“很可能使徒和福音书作者，都读了很多短论和《诗篇》。”他说。最后，他鼓励阅读正统神学的作品，好抵挡当时五花八门的异端。

讲道的预备包括两个部分：诠释和正确分解或“分割”。帕金斯把诠释定义为“打开圣经的词句，好领人进入，使其本来的意思显明出来”“。他接着复述了看起来好像是罗马教会诠释圣经的常用方式：“字面、寓意、转喻、类比。”帕金斯用麦基洗德把饼和酒给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说明如何应用这几种诠释。从字面意义上来说，麦基洗德带给了亚伯拉罕食物。从寓意上说，祭司在弥撒中献上基督。从转喻上来说，我们应该把一些东西分享给穷人。从类比的意义上来说，天上的基督是信徒的生命食粮。

帕金斯最后总论说，罗马的这四重办法必须被打破和抛弃。“只有一种意义，”帕金斯竭尽全力地说，“也就是字面意义。”

圣经的主要诠释者是圣灵；因为“诠释的绝对”和根本“含义，就是圣经本身”。不过，这又有三个从属的含义：（1）信仰的程度或准则，帕金斯这里的意思是指《使徒信经》和十诫；（2）经文背景的阐述，藉此人们了解一本书的写作对象和背景——何时、何地、何因？（3）经文位置比较，这意思是把两段或更多相似的经文，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帕金斯把他称之为经文“位置”的内容，再分别归类为：或者是类比和平实的，或者是深奥和隐晦的。处于类比位置的经文，意思看起来和信仰程度和准则一致。帕金斯这里的依据是《罗马书》12章6节，英王钦定本把希腊词analogia翻译成“程度”。对帕金斯来说，任何与《使徒信经》一致的教义命题，都足够平实，而且与圣经所说关于信心和救恩的必需之事都一致。这类经文永远都是平实明白的。处于隐藏和暗藏位置的，则是那些难懂和隐晦的经文。对它们的诠释规则如下：如果一个词的自然意思与信仰准则或圣经“非常清楚的地方”不一致，“那么，这个词在所阐释的经文中的另外一个意思——如果在考虑到该处经文的上下文和背景，以及要讨论的事情的本性以后，与类似或相对应的地方的经文含义一致——就是该词自然和恰当的含义””。他用基督的话，“这是我的身体，”为例加以说明。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已经升到了天上，所以需要对此加以新的阐释。在《先知讲道的艺术》的这个部分，帕金斯相当详细地解释了很多“隐晦的”经文。他也证明圣经很多看起来不一致的地方，可以如何协调起来。

现在帕金斯要谈论“正确分解圣言—–藉此圣言可以适于造就上帝的子民”“。这又有两个部分：拆解和应用。拆解就是，藉此所阐释的经文“好像编织好的网被拆开（或解开或松开）成合理的教义”。拆解也有两个部分：或者是题注，或者是采集。题注是“教义在要阐释的经文中，被明确地表达出来”，比如，《罗马书》3章10节：“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采集是教义没有被明确表达出来，但却“可以从经文中合理地提取出来”。比如，《加拉太书》3章11节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对帕金斯来说，就意味着没有人可以靠律法称义。至于寓意解释，帕金斯不情愿地承认，这有一定用处。但它必须很少使用，也要很谨慎，而且意思不能差得太远。它们只能用以指导生活，却“不能用于证明任何信仰要点”。

教义的应用，帕金斯说，就是“正确采集出来的教义，根据时间、地点和人物的不同，而加以不同的配合”。这对帕金斯来说，极为重要。“应用的基础”是要了解所阐释的经文，是“律法的陈述还是福音的陈述”，因为律法的运作与福音的运作并不相同。“律法被应用出来，是要显出疾病，而非实施医治；福音则必须被宣讲出来，我们才能“有力量相信福音，同时行出那些福音所要求的事。所以律法在教导的次序中排在第一位，而福音在第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