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中世纪教会史

133、圣事、礼仪、民间信仰和教会艺术

133.1在圣洗（baptismus）方面，在西方教会的某些地区早就习惯于施用那种“注水”（而不是“全身浸水”）的方式，而在第13世纪，这种方式相当普遍。虽然如此，Albertus Magnus（大阿尔伯特）和Thomas Aquinas（托马斯）仍然说，“浸水”（immersio）的施洗方式还是usus communior et laudabilior（“比如普遍的并且比较可取的方式”）。一直到17和18世纪，罗马教会全面都施用了“注水”的方式，但希腊的教会一直到今天仍然保持“浸水”的作法，而英国的安立甘教会和一些新教的教派部分上也继续坚持这种习俗。传统的“施洗日期”（即复活节和圣神／圣灵降临节）自从13世纪以来似乎完全被放弃了，虽然一些人也多次提出劝勉说应该恢复传统的日期。在14世纪召开的主教会议仅仅规定孩子们“在出生后不久”要受圣洗。

133.2关于感恩祭礼仪、领受圣体和忏悔纪律方面的改变，请参见119.2，5。在“大赦”（indulgentiae，赦罪罚）方面已经出现了某些不良现象（参见119.4）。第4届拉特兰会议（1215年，会议文献第62条）禁止主教们给予太多的或期限太长的（超过一年的）“大赦”，以免“削弱补赎的意义”。1215年的会议也通过一些规定预防那些quaestores eleemosynarum（“收大赦奉献者”）的某些不良行为——这些“收奉献者”当时宣布，如果有人帮助建立教堂、医院或其他有助于公益的机构，可以获得“大赦”。另一个大的改变是这个：教宗Innocens IV（依诺森四世，1243—1254年）有时候允许某些虔诚的修道人一个“大赦”（即赦免一切罪罚），虽然这些人没有参与十字军运动—在此之前的传统看法是，只有那些十字军可以获得“大赦”。关于所谓的Portiuncula（波提翁库拉）大赦，参见129.2。自从Nicolaus IV（尼苛劳／尼哥拉四世，1288—1292年）以来，教宗给予的大赦的次数增多了。那些“收奉献者”的行为有时候不恰当，而一些严肃的人物，比如Albertus Magnus（大阿尔伯特）、Bertholdus de Regensburg（雷根斯堡的贝尔托德）与Humbertus de Romans（亨伯特，参见136.3）也曾经多次提出了这方面的批评。各地的教区会议和教省的主教会议都曾经反对这些不良表现。

133.3在12和13世纪的praedicatio（讲道／布道，参见98.4）走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因为教会的改革、十字军运动、抵抗异端的工作以及那些新兴的修会都提供了很多思想上的刺激。经院思想为讲道的技术提供了更严格的训练，这样形成那种有修辞学水平的、内容结构精美的以及有逻辑表达的sermo（“道理”）。尤其那些托钵修会培养了“向民众的讲道”（Volkspredigt）的能力。那时最有名的讲道家是圣Bernardus（伯尔纳德，他被称为mellifluus“流蜜的”，参见116.3；122.2），圣Antonius de Padua（帕多瓦的安托尼，参见129.3），圣Bonaventura（波纳文都拉，参见135.2d），Bertholdus de Regensburg（贝尔托德，1272年去世）以及David de Augsburg（达味／大卫，1272年去世）；最后4个人都是方济各会会士。在整个中世纪的德国，Bertholdus（贝尔托德）大概算为最伟大的群众讲道家和民间传教士。他多次巡回各地，曾经去了德国南部、瑞士、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等，在各地获得无比的成就。他的出口成章，充满激情和同情地描述人生的光辉和堕落，描绘和谴责各个社会阶层的罪行，热切要求人们在道德上的改进。他的大部道理保存着拉丁文的稿子，但他经常用德语来讲道。他的忠实朋友和伴侣David（达味／大卫）写过一个（拉丁语的）“初学生教导”以及一些德语写的灵修文章，它们具有吸引力；根据一般的说法，这位David（达味／大卫）也曾经是inquisitor（宗教裁判员）。133.4当时最重要的新节日是Festum Sanctissimi Corporis Christi（圣体节，德语称Fronleichnamsfest）。在Liege（列日）附近的Mont——Cornillon（克尼翁山）隐修院中修道的奥古斯丁会修女真福Juliana（尤利安纳，1258年去世）的一些神视（visiones）引起了对这个节日的重视，它最初只限于Liege（列日）教区（1246年）。教宗Urbanus IV（乌尔巴努斯四世）—他早期在Liege（列日）当过总执事—于1264年宣布这个节日为全教会的节日：“为了摧毁异端人的不忠和愚蠢”。他规定该节日要在圣神／圣灵降临节后第二个星期四（即圣三节后的星期四）举行。当时最伟大的神学家，圣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那）编写了该节日的祈祷经文和那些优美的赞美诗。然而，教宗Urbanus（乌尔巴努斯）不久后去世，而他的规定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Clemens V（克雷孟／革利免五世）大约在1314年必须再一次重申这个规定。个别教堂当时已经举行了一个processio theophorica（“带圣体的游行”），比如在Colonia（科隆）早在1279年以前就有这种习惯，但这种圣体游行在14世纪才成为普遍的习俗，成为该节日的典型表现。

133.5在充满宗教情怀的13世纪中，所谓的pietas popularis（民众的信仰表现，德语称Volksfroemmigkeit）深受托钵修会的影响，所以更强调细节、个人和情感（Zug zum Individuellen，Persoenlichen und Gefuehlsmaessigen）；比如，人们开始尊敬耶稣的受苦受难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那种“神秘思想”（mystica，参见122）更多影响了人们对于“完美”的追求，尤其在各地的隐修院中。德国的Eisleben（艾斯莱本）附近的Helfta（赫尔弗塔）的熙笃会修女院在13世纪下半叶成为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地点，而一些Thuringia（图林根）贵族妇女都去那里学习。在那里有好几个修女用圆通的拉丁语写出她们的灵修体验，比如那位具有想象力的Mechtildis deHackeborn（梅希特尔德，1299年去世，著有Liber specialis gratiae《特恩之书》）以及充满热切爱慕的Gertrudis Magna（大格尔特儒德，1302年去世，著有Legatus divinae pietatis《神爱的使者》）；这些修女的灵感很多来自教会的礼仪。那位具男人气魄的Beguine（贝居因）女士Mechtildis de Magdeburga（梅希特尔德，约于1285年去世）原来受了道明会会士的指导，她于1270年来到Helfta（赫尔弗塔）的修女院，并以形象化的德语描述了天主对她的启示和神视（著作Fliessendes Licht der Gottheit《如波的神光》）。一位与她们可以媲美的意大利女神秘神学家是真福Angela de Foligno（安格拉，1309年去世）。她于1285年脱离了世俗的生活，成为圣方济各会第三会的成员并过着一个严格苦修的生活，紧紧跟随着基督。她的神师记载了天主对她的启示和神视。

133.6正如在中世纪的早期阶段，在中世纪全盛时期对圣人/圣徒和圣物/圣

髑的尊敬也很普遍（参见100.3）。通过那些十字军运动（尤其是第4个十字军运动，即1204年对君士坦丁堡的劫掠，参见126.2）有一大批圣物（reliquiae）被带到西欧，其中也有很多是可疑的东西或假造的“圣物”。遗憾的是，教会有时候没有足，够强烈抵抗这方面的滥用（比如圣物买卖和圣物的盗窃）。在这些圣物中，基督的“殓布”或“汗巾”(sacra sindon,sacrum sudarium,英语称holy shroud;参见《玛窦/马太福音》Mt27：59和《若望/约翰福音》Jn20：6f）是最贵重的。据说，40多个地方都保存着这个“圣布”，但没有一个地方的“殓布”能够被证明是真实的，包括在意大利Turino（都灵）保存的Sacra Sindone（圣布），比如教宗Clemens VI1（克雷孟七世）于1390年1月6日发表的诏书说，上面的图是人画的。

在法国南部的Cadouin（卡者因）的一座熙笃会教堂800年以来保存着一个“基督的汗巾”（sudarium Christi），据说是第一个十字军运动的领导Adhemar de Puy（阿德马尔，参见109.1）于1098年在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发现的。根据一位熙笃会会士于1644年写的报告，这张布已经完成了2000多个奇迹，其中使60个人复活！然而，20世纪的仔细研究的结果显示，这个布是阿拉伯人作的，因为织入了一些祝福穆罕默德的话，又祝福了Emir Mousta Ali（穆斯塔·阿里）——这个人曾经是埃及的统治者（1094—1101年）。

关于圣人/圣徒的文学（所谓Hagiographie）在中世纪全盛时期和中世纪晚期经历了一个繁荣的阶段。那些“圣人故事”（圣徒传奇，即legenda）是民众最喜欢阅读的书。这些圣人故事的特点是对于神的深厚信赖以及强烈的刻苦精神，但也有“轻信”和“求奇迹”的因素。圣人故事的最杰出的搜集者和编写者是熙笃会会士Caesarius de Heisterbach（切撒留斯，约于1240年去世，著有Dialogus miraculorum《谈奇迹》、Libri VIII miraculorum《奇迹之书》），曾经宣讲十字军的奥古斯丁圣职团I团员和枢机Jacobus de Vitry（雅各伯，1240年去世，著有Sermones《讲道书》，Exempla《榜样》）；道明会会士Thomas de Chantimpre（托马斯，约于1270年去世，著有Bonum universale de apibus《蜜蜂的公益理念》等）以及意大利的道明会会士Jacobus de Voragine（=Varagine即Savona萨沃纳附近的Varazze的雅各伯），他后来当Genua（热那亚）的总主教（1298年去世）。这位Jacobus（雅各伯）写的Legendosanctorum（《诸圣人列传》）后来成为非常受欢迎的书，不久被称为Legenda aured（《金传》）。虽然这部著作也有一定的缺陷，但对于民众的宗教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于那些研究中世纪社会学和文化史的人也具有很大的价值。

133.7对于圣母Maria（玛利亚）的尊敬在12、13世纪都特别受重视，无论是在那些新兴的修会或在民间。经院思想为这种信仰的表现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基础，称之为cultus hyperduliae（“超级敬礼”，因为只有神可以adorare“朝拜”）。讲道者和民间的诗歌为这个“可爱的婢女”和“天上母后”编织了一个充满感情的敬爱的光环。拜占庭的教会自从第8世纪庆祝了“圣母无染原罪”的节日（12月8日），而这个节日在11和12世纪也传到了很多英国和法国地区，但一些人仍然反对这个节日，比如圣Bernardus（伯尔纳德，参见他向里昂的圣职团写的信Ep.174adCanonicos Lugdunenses）。在13世纪，这节日获得进一步的推广，方济各会于1263年也接受了它。

关于那些与圣母有关的经文（如Salve Regina“母后，万福”和Ave Maria“圣母经”），请参见119.3。在中世纪还有另一个祈祷方式逐渐形成，就是所谓的Rosarium(玫瑰经,全名为Rosarium Beatae Mariae Virginis)。在中世纪早期有一位道明会会士，即Alanus de Rupe（=Alanus de la Roche阿拉努斯，1475年去世）说，圣Dominicus（道明）是玫瑰经的发明者和第一个推动者，但这种说法不能成立。实际上，这个祈祷方式是从12世纪到16世纪的几百年中逐渐形成的。在基督宗教传统中，那些修道人或虔诚的信徒会每天念《圣咏集/诗篇》中的150篇圣咏，有时候分为三个阶段：早上念50篇，中午50篇，晚上50篇。后来，一些熙笃会、道明会及第三会中的虔诚人士开始用一个“珠绳”（所谓的Paternoster）念50篇、100篇或150篇“天主经/主祷文”或“圣母经”，或轮流念“天主经”和“圣母经”。在14、15世纪，他们又加上了对于耶稣和玛利亚生活中的一些“奥迹”的默想（即50到150个“奥迹”），这成为一个新的和重要的因素。今天的“玫瑰经”形式（即5个“天主经”和每次加10个“圣母经”以及5个“奥迹”）来自16世纪末的时代。

圣母的朝圣地很多，而其中很著名的是意大利的Loreto（洛雷托），它在13世纪末成为一个朝圣地。据说，当基督徒们在圣地的统治崩溃时（即1291年，参见126.5），神圣家庭在Nazareth（拿撒勒）的房子（所谓的Santa Casa）被一些天使迁移到Dalmatia（达尔马提亚）的Tersatto（特尔撒托），后来又移动到Recanati（瑞卡纳提），最后于1295年来到Ancona（安科纳）附近的Loreto（洛雷托）。然而，关于这个故事的第一个报告出现在170年以后写的报告中（Teramanus de Loreto约于1465—1473年间写的），而这个报告完全有中世纪的“传奇”特点。一位方济各会会士Prosper Viaud（维奥）于1908年在Nazareth（拿撒勒）的“领报教堂”进行的考古学研究表明：意大利Loreto（洛雷托）的“圣家”不可能是曾经的Nazareth（拿撒勒）的老房子。根据十字军时代的游记报告，在Nazareth（拿撒勒）的圣地仅仅是一个山洞（“领报洞”），而且在山洞前面也没有房子。如果真有这样的小房子，阿拉伯人大概在他们侵入巴勒斯坦时也会拆除它。在1291年以后的游记报告也没有提到在Nazareth（拿撒勒）的圣地发生了什么变化。根据一个1193年的文献，在Loreto（洛雷托）确实有一个ecclesia Sanctae Mariae in fundo Laureti（圣母堂），而这个小教堂在14世纪初也是一个比较繁荣的朝圣地，但在1507年之前，没有任何教宗文献称它为“领报教堂”（比如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的文件没有提到这些）。教宗Julius II（尤利乌斯二世）于1507年发表的诏书称这个教堂为“圣母领报教堂”，但他又加上一句ut pie creditum et fama est（“这是虔诚人的信仰和传统的说法”）。也许这个传说和14世纪对这个教堂的称呼有关系，因为当时的人称该教堂为Domus S.Mariae de Laureto，而“Domus”可以指“地方”或“家庭”。另外，教堂中的圣母画像来自Dalmatia（达尔马提亚）的Tersatto（特尔撒托），也和传说的故事有关系。

133.8第13世纪的教会建筑风格是成熟的Gothica（＝Gotica，哥特）风格，而这个风格在Alpes（阿尔卑斯山脉）以北一直到15世纪末，在德国甚至一直到16世纪都占有主导地位。这个建筑风格在中世纪全盛时期的种种文化壮举中是一个特别优美的高峰，因为从古希腊的神殿以来，哥特的建筑物中算为古今最完美的成就之一。这个风格就是经院思想（参见121.1）以及神秘神学的风格，也是一个“真正公教的和普世性的建筑风格”，它的特点是对物质资料的高度掌握和物质的精神化（Beherrschung und Vergeistigung des Stofflichen），结构的严格规律和完整性，对于高尚者的追求和对于神的沉思。在哥特式的发祥地（法国，参见120.2），13世纪的哥特式形成了一些堂皇的大教堂，比如在Chartres（沙特尔），Remi（兰斯），Amiens（亚眠）以及圣者Ludovicus（路易）王在巴黎的宫殿教堂（La Sainte Chapelle）。在英国，哥特式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在Salisbury（萨里斯堡）的大教堂那里，以及在别的教堂。哥特式很慢才进入德国地区，并在法国的基础上（opus francigenum“法兰克人的工程”）获得了一种独立的发展，其中有“求高度”的因素值得注意。早期的哥特风格的教堂有严肃和简朴的精神，比如Marburg（马尔堡）的Elisabethkirche（圣依伯尔堂，1235——1383年间建立），以及在Trier（特里尔）的Liebfrauenkirche（圣母堂，1242—1257年间建立，这是一个哥特式的圆形建筑）。不久后，德国人在Rhenus（莱茵河）及其他的地区建立了一些堂皇的大型教堂，而在这些教堂的建筑和装饰方面，教会主教、世俗贵族、隐修院、圣职团、各城市的城民、行会和各弟兄会争先恐后地奉献自己的能力和资源。最庄严的德国中世纪建筑物就是Colonia（科隆）的大教堂（1248年由Conradus de Hochstaden总主教开始的，1322年完成前殿，1842年到1880年间完成了长殿和两个高塔），还有Strasbourg（斯特拉斯堡）的大堂，Freiburg（弗雷堡）的大教堂（这两个教堂还是在罗曼时代开始建立的），Halberstadt（哈贝施塔德），Regensburg（雷根斯堡）的大堂，Oppenheim（欧本海姆）的Katharinenkirche（加大里纳教堂）以及Luebeck（吕贝克）的Marienkirche（圣母堂，一个砖制教堂）。在13世纪，哥特风格也传到意大利，并在Siena（锡耶纳）、Orvieto（奥尔韦托）和Florentia（佛罗伦萨）的大堂以及在很多托钵会的教堂得到良好的体现。然而，南方的风格和北方的风格不一样：意大利的哥特式房子强调宽度，不求高度，它们没有那么多支柱和扶垛，它们有独立的高塔等。

和罗马风格的“墙式建筑”不同，哥特式的建筑主要是依靠“柱子”的风格。因为这些柱子完全可以支撑上层建筑，墙似乎只有指出界线和填补的作用。在古代的巴西利卡和罗马式风格那里，整个房子的趋势是“宽度”，而在哥特式的趋势是“高度”。那些高的尖塔最清楚表达这一点，它们的顶峰是一个“花形的十字架”（Kreuzblume）。哥特式的结构性因素是尖形穹顶，加肋十字拱（Kreuzrippengewoelbe），以及扶垛的体系（柱子和墙垛），这些扶垛能够承受拱顶的侧面压力。因为施用“尖形穹顶”，教堂左右的旁殿中的穹顶的数目和主殿一样，但在罗马式那里，旁殿中两个穹顶等于主殿中的一个。有时候，旁殿的高度和主殿一样（所谓的Hallenkirche大厅教堂）。这种“大厅教堂”风格在德国比较多，而在法国地区比较多能够见到前殿周围的许多小殿（Kapellenkranz）。原来的Apsis（圆形前殿）在哥特式那里再不是圆形的，而是一个多角形。

133.9与建筑有关系的雕塑艺术获得很多发展的机会，因为哥特式的教堂得到了丰富的装饰。人们喜欢用画像、塑像和浮雕来美化讲道台、施洗盆、祭坛（参见120.3）、前殿的椅子、门、外墙以及柱子。这些雕塑品表达《圣经》中的故事、比喻式的拟人的价值或救恩史中的景象，从“创造世界”一直到“世界的审判”。在法国地区，哥特式的雕塑技术很快达到一个高峰。在德国，这些雕塑品在初期阶段与罗马式的风格是分不开的（参见120.4），但也有很杰出的作品，比如在Bamberg（班贝格）和Naumburg（瑙姆堡）的大堂，以及在Muenster（明斯特）和Strasbourg（斯特拉斯堡）的大堂。在意大利的美术在同样的时期内已获得了重大的发展，这是因为他们很认真研究大自然，又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古代的风格。这种转变的发动人是Niccolo Pisano（尼克罗·皮撒诺，约1206——1280年）和他的儿子Giovanni Pisano（乔瓦尼·皮撒诺，1250—1328年），前者创造了Pisa（比萨）的施洗堂以及Siena（锡耶纳）大堂中的讲道台，后者在Pistoia（皮斯托亚）的大堂中创造了一个讲道台。

在意大利地区，方济各会的运动为教会的艺术带来了新的因素。在此，绘画的艺术也首次获得了比较独立的生活。比如，那位来自Florentia（佛罗伦萨）的Cimabue（契马布埃，1240—1302年）脱离了拜占庭模式的羁绊，使他所画的人像再一次有更多灵性和活力（参见他在Assisi圣方济各堂的墙画）。因为北方的哥特式教堂的墙面不大，绘画的艺术没有那么多发展的机会。然而，人们更多培养了另一种最早出现在9世纪的艺术：玻璃画在法国和德国很快结出了一些美丽的成果。

134、大学的兴起及其影响

134.1在中世纪全盛时期中，高等教育似乎完全属于教会的指导和监督，如同在以前的时期一样。在早期的阶段，教育的种种形式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参见89．1）。然而，随着文化和知识追求的普遍提高，教育制度也经历了一些改变。因为以前的隐修院学校、大教堂学校和圣职团的学校在很多地方没有获得良好的发展，一些（不属于隐修会或圣职团的）学者独立地选择了“当教师”为自己一生的职责，尤其在Paris（巴黎）和Bolonia（博洛尼亚）是这样的。这些教师非常能干，而且他们施用新的逻辑学方法（die neue dialektische Methode）来处理哲学和神学问题（在巴黎）以及罗马法和教会法（在博洛尼亚，参见89.6；110.3；121.1）。因此，很多学生来向这些老师求教，他们这样推动了学术和教育的一次新的崛起。这些“自由的学校”在开始的阶段没有规律，也没有稳定性，但大约在1200年前后它们完成了一个关键的发展并形成一些高等的学府，首先在巴黎的Seine（塞纳河）的岛上，在Notre Dame（圣母院）大堂的地区。这种发展意味着，一些新型的最高级的和普遍的教育机构形成了。主要的学科是：神学、法学、医学，而这些学科的共同基础和“预备课程”是哲学，即所谓的artes（或artes liberales“自由学科”，即语文、修辞学、逻辑学、数学、几何、天文学、音乐）。这些学科的老师们形成一个“协会”，为了确保他们的利益，创立了自己的“制度规章”以及获得了国度和教会的认可，又获得很多重要的特权（个人安全、自治权、自由的法院、免税的权利、颁发学位的权利，而上课的圣职人员可以暂时离开自己的教区）。这些高等学府在中世纪通常被称为studium generale（“普遍学院”），与那些只包括个别学科的studium particulare（“局部学校”）有区别。在14世纪末，人们才开始称这些学校为universitas（大学），因为它们包含一切学科（universitas literarum“各学科的大一体”）—这种称呼最早出现在德国。在早期，universitas（“大学”）这个称呼指老师们的协会（所谓的facultates）或来自各国的学生组织（所谓的nationes）或一个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共同形成的综合性组织（所谓的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

和巴黎大学一样，在Bolonia（博洛尼亚）和Oxford（牛津）的大学也是自发地形成的（ex consuetudine“根据自由的传统”），而且大约是在同样的时期形成的。在13世纪还出现了很多别的地方的大学，但它们大部分是ex privilegio（出于规定）建立的，就是说某一个教宗、皇帝或国君创立它们并给予老师和学生们所需要的特权。比如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于1229年创立了Toulouse（图卢兹）大学，Innocens IV（依诺森四世）在1244／45年在罗马教廷创立了一个studiumgenerale（“普遍学院”），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皇帝于1224年创立了Neapolis（那不勒斯）的大学，Castilia（卡斯蒂利亚）的Ferdinandus III（斐迪南三世）于1243年创立了Salamanca（萨拉曼卡）大学。在1400年以前，欧洲已经有44所大学，其中有31所拥有教宗的认可书，而21所大学完全是教宗独立创立的，它们没有皇帝或国君的认可书。第13世纪所有的欧洲大学都属于罗曼国家（除了英国的大学外）。德国和其他的北欧国家在14世纪才创办了一些大学（参见145.1）。毫无疑问，中世纪的大学都有浓厚的教会色彩：教宗被视为教导和教育的最高监督者，只有在他的批准后，大学才能够成立并能够颁发所谓的facultas ubique docendi（“在各处任教的资格”，“教师证”）。在一切课程当中，神学具有主导地位。大部分的老师是圣职人员，他们的收入是教会提供的，而中世纪的大学集体地和非常隆重地庆祝了他们的主保的节日。

134.2中世纪的大学是由基督徒的团体精神创立的，它们的基础是一个共同的世界观，而他们的影响力是普遍的。它们是高级文化的最优美表现之一，而它们也表明另一个事实：在当时的精神生活方面，教会的统治地位仍然没有被动摇。最有威望的大学是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这两所大学的制度规章成为许多别的大学的模范。Bolonia（博洛尼亚）的法学学校自从11世纪以来在全世界上都享受崇高的声誉（参见Bononia docet“博洛尼亚说”这样的成语）。很多德国学生也在博洛尼亚学习法律。Paris（巴黎）主要是“哲学家和神学家之城”。在巴黎大学的学生中，学习artes（七个“自由学科”）的学生占多数；他们被分为四个民族：法国人、Picardes（法国北部、荷兰人）、诺曼人以及英国人（德国人和其他的北欧人包括在“英国人”内）。根据一些资料，1300年的巴黎大学有2万到3万个学生，但这个数字肯定是夸大的。这些研究的最高指导者一直到13世纪末都是Notre Dame（圣母院大堂）的主教（bischoefliche Kanzler，Scholastikus）。两个大的托钵修会早在1218年和1220年在巴黎建立了他们的团体的学校，并派遣一些会士在大学中任教，这些人士也获得了教授的资格（道明会于1229年，方济各会于1231年）。这些会士培养了最杰出的大学人才（参见135），而巴黎大学在国际范围上的吸引力在很大的程度来自这些修会会士。部分的教区司铎在Wilhelmus de Saint—Amour（威廉）的领导下在1252年后激烈地反对在大学任教的修会会士，Wilhelmus（威廉）写了一篇尖锐的文章（De periculis novissimorum temporum《论近代的危险》，1255年），而在1269年和1270年又有一些巴黎大学的教师在Gerhardus de Abbeville（格尔哈德）和Nicolaus de Lisieux（尼古拉斯）的指导下谴责了在大学任教的托钵会会士，但他们仍然能够在大学扎根，Thomas Aquinas（托马斯）和Bonaventura（波纳文都拉）等人巧妙地替他们辩护，而Alexander IV（亚历山大四世）也保护他们。从13到15世纪，巴黎大学（简称“studium”）除了罗马宗座（sacerdotium）和德国皇帝（imperium）以外似乎成为欧洲第三个超级权力，在政治上也曾经几次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人们创立了一些学生协会（所谓的Burse，collegium，alumnatus，convictum）为了支持那些穷的学生或保护学生不遭受坏影响。最重要的学生会是Robertus de Sorbon（罗伯特）于1257年在巴黎创立的学生院——Robertus（罗伯特）是Ludovicus Sanctus（圣者路易）的宫廷司铎，而他的学生会后来被称为Sorbonne（索邦学院）。这个学生会的影响非常大，所以自从16世纪以来，整个巴黎大学的神学院被称为“索邦”。在巴黎的修会团体一般都有自己的学院，而在这些学院中也有人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