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中世纪教会史

156、从Nicolaus V（尼苛劳五世）到Paulus II（保禄二世）的文艺复兴教宗（1447—1471年）

156.1教宗Nicolaus V（尼苛劳／尼哥拉五世，1447—1455年）在解决教会分裂方面具有贡献，他也缓和了德国与罗马之间的冲突，与德国皇帝签订了《维也纳政教协议》（1448年，参见144.3，4）。同时，他也是第一个“人文主义者教宗”。他影响了教廷转向一个新的文化政策（neue Aera der Kulturpolitik der Kurie），也就是所谓的“文艺复兴教宗们的时代”，这个时期维持到LeoX（良／利奥十世，1512年去世）。在外表上，这个时代呈现出很辉煌的成就，但在信仰和教会生活方面，这个时代也有很多阴暗之处。Nicolaus V（尼苛劳／尼哥拉五世）教宗喜欢那种新的艺术和文学风格（所谓的“佛罗伦萨风格”），所以他很重视罗马教堂的装修和美化，又建立了一些新的大楼。另外，他热心地搜集一些手抄本，这样成为梵蒂冈图书馆的真正创立人—这个图书馆在世界上也真是独一无二的。在1450年，他隆重地举行了一个普遍的大禧年（参见152.2），这样又吸引了众多朝圣者来罗马，同时也获得很多捐款。教宗于1452年3月19日为Habsburg（哈布斯堡王朝）的Fredericus III（腓特烈三世，1440—1493年）皇帝举行加冕礼—这是最后的在罗马举行的皇帝加冕礼。然而，这个礼仪没有给基督宗教世界什么深的印象。Nicolaus（尼苛劳／尼哥拉）教宗没有意识到教会改革问题的全面意义，虽然他对改革有兴趣，因为他派遣一些使者到各地推动一些有关的措施。比如，那位很杰出的枢机主教NicolausCusanus（尼苛劳·库撒努斯，参见145.4c）于1451—1452年在德国与荷兰地区活动，想努力提高教区司铎和隐修院的素质。他在Mainz（美因茨）和Colonia（科隆）举行一些教区会议，这样结束了他的工作。教宗有远见和充足的精力，所以他能够在意大利各力量的混乱争夺中保持和巩固教会国，至少在后来的几十年内能够达成一个稳定的局面。这种和平政策的顶峰是一个“大意大利联盟”的签订，属于这个联盟的国度是教宗、Neapolis（那不勒斯）、Florentia（佛罗伦萨）、Venetia（威尼斯）和Milano（米兰）（1454／1455年）。教宗Nicolaus（尼苛劳／尼哥拉）生活的最后几年受了一种阴谋的影响，因为Stefano Porcaro（波卡若），这个善于煽动人们的贵族，和另一些叛徒计划推翻教宗的权力，甚至想杀害教宗。然而，人们及时发现他们的阴谋，而那些叛徒的领导者被处死。

156.2对教宗来说，在东方的希腊教会所发生的种种事件也不令人愉快。罗马教会和东方的教会于1439年在Florentia（佛罗伦萨）达成的协议（参见144.1）和那个在13世纪建立的共识一样—它没有很厚的支撑基础，这样也无法长期维持。东方教会的民众、希腊教会的圣职人员和隐修士大多数的人都反对他们皇帝的政策，他们并没有接受“合一”的思想。

在俄罗斯，Moscovia（莫斯科）的大公Vasilius II（＝Basilius，瓦西里二世，1425—1462年）反对教会的合一。Kiova（基辅）的总主教和枢机主教（1438年）Isidorus（伊西多尔）在Florentia（佛罗伦萨）的主教会议上无私地推动了教会的合一，但当他回国后，大公逮捕他并押送他到监狱里，又于1441年举行一个地区性的主教会议，其中要求主教们放弃与罗马教会的合一。然而，Isidorus（伊西多尔）能够逃跑，他去了罗马。东方的宗主教们，就是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的宗主教、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宗主教和Jerusalem（耶路撒冷）的宗主教们原来通过他们的代表都同意了教会的合一，但他们于1443年已经退出教会合一。Johannes VIII Palaeologus（约翰内斯八世）皇帝对教会合一的大事也越来越冷漠，因为他看到他的希望没有实现：他盼望，通过合一能够抵抗土耳其人。土耳其人的军队于1444年在黑海边的Varna（瓦尔纳）打败了匈牙利人，于1448年在Amselfeld(安塞尔费德,在Kosovo科索沃地区)他们又打垮了匈牙利人。新皇帝是Johannes（约翰内斯）的弟兄Constantinus XI Palaeologus（君士坦丁十一世，1448—1453年），他在1452年12月通过教宗的使者Isidorus（伊西多尔）重新肯定了与罗马教会的合一，但这种政策仅仅维持很短的时间。土耳其人越来越紧密地围绕了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5月29日，该城市落入Muhammed1（穆罕默德二世）的手中。Constantinus（君士坦丁）皇帝阵亡。许多居民被杀，好几千个人成为俘虏，被送到别的地区。剩下的居民被允许继续当基督徒，但那个新的统治者很残酷，他用镇压和引诱的方式来吸引他们加入伊斯兰教。虽然如此，大部分的希腊人坚守原来的信仰。当然，这个新的统治者支持教会的分裂，他反对合一。这个Sultan（苏丹）亲自指定一个反对教会合一的隐修者——Gennadius（格纳丢斯）—当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1472年在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举行的主教会议正式否认与西方教会的合一。俄罗斯于1459年宣布脱离Byzanz（拜占庭），而Moscovia（莫斯科）不久后被称为“新罗马”或“第三个罗马”。

拜占庭帝国在好几百年的时期内都是基督宗教文化和教会的坚固堡垒，它曾经长期抵抗了斯拉夫人和穆斯林军，它现在的没落为整个西方世界带来悲痛和深深的哀叹。人们想在欧洲地区存在着一个“大土耳其帝国”，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不吉祥的转折。实际上，种种后果也确实非常严重。在斯拉夫地区和巴尔干半岛（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的基督宗教遭受到了武力的镇压，而这些地区的西部边界又受到土耳其人的威胁。教宗Nicolaus（尼苛劳/尼哥拉）早就呼吁西方的基督徒团结起来，他发表了一个诏书，要求大家共同抵抗土耳其人（称他们为“反基督者的先驱”（Vorlaeufer des—Antichrist），但西方人彼此不和睦，而他们的宗教热忱越来越弱，所以教宗的努力没有效果。由此可见，12世纪西欧人的宗教感情（参见十字军运动）已和15世纪的情况大不一样了。

156.3土耳其人的问题也是后来几任教宗所关切的，同时也是阻碍教会改革的主要原因：当时的教宗们似乎都没有余力太注意到教会的改革。那位77岁的来自西班牙的Alonso de Borja（=Borgia）（阿伦索·波尔亚）枢机是下一任教宗：Calixtus III（卡里斯图斯三世，1455—1458年）。他马上重复那种对“抵抗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运动”的呼吁，要求人为此作祈祷（参见152.5）或举行祈祷游行，向各国派遣一些使者，并用自己的资金来装备和组织海军来攻击土耳其人。然而，大部分西方地区对教宗的努力仍然保持一种冷漠的态度：德国人不支持教宗，因为《维也纳政教协议》没有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教廷的税收。教宗规定要收一个“反抗土耳其人的什一税”，但巴黎大学的人反对这种规定并说要召开一个大公会议来谈论这个问题（！）。在那些有海军国家中，Venetia（威尼斯）很担心它在东方的财产以及与小亚细亚地区的贸易，所以威尼斯人早在1454年已与苏丹签订了一个可耻的“特殊和平”协议。唯独那些遭受特别大威胁的匈牙利人比较热切地支持教宗。在那里有王国的统帅Johannes Hunyadi（匈雅提，1387—1456年），他后来成为年轻国王Ladislaus V Postumus（拉迪斯劳五世，1440—1457年）的监护人。这个将军很勇敢地抵抗土耳其人，部分上也很成功。那位非常杰出的枢机特使Juan de Carvajal（卡瓦亚尔）和著名的讲道家Johannes de Capestrano（约翰内斯·卡佩斯特拉诺，参见151.2）也很支持匈牙利人的抵抗。Johannes de Capestrano（约翰内斯）吸引了很多来自德国、波兰和匈牙利的战士，所以他对1456年7月21—22日在Belgrad（贝尔格拉德）的胜利最有贡献。当时，Muhammed II（穆罕默德二世）的军事力量远远超过抵抗者，但他们仍然能够战胜敌人。不幸的是，他们无法利用这次胜利，因为Huinyadi（匈雅提）和Capestrano（卡佩斯特拉诺）两个人在同一年去世。

Calixtus（卡里斯图斯）教宗对于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事业的态度比较冷漠，但他很关心自己亲戚的利益。比如，他提名他的两个侄子为枢机—其中有那位道德水平很低的Rodrigo de Borja，就是后来的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六世）教宗—并给予他们很多地产以及很高的职位。他又将Spoleto（斯波雷托）公国交给另一个侄子（名叫Pedro佩德若）。这些“卡塔拉尼人”（＝西班牙人）在罗马的表现太自大，因此引起许多人的反感。遗憾的是，这种明显的“政治性的重用亲戚”的作法（ausgesprochen politischer Nepotismus）在后任教宗中也有一些模仿者，甚至有更加剧的现象。

在Nicolaus V（尼苛劳／尼哥拉五世）和Calixtus III（卡里斯图斯三世）的时期，法国的国家圣人／圣徒Jeanne（＝Joan）d＇Arc（冉·达克／贞德）的荣誉被恢复。这个思想简单的、虔诚的乡下女孩（她来自Maas马斯河边的Domremy多姆瑞米）于1429年听到一些声音，见到一些神视，因此被推动拯救祖国—当时英国人给法国很大的压力。她帮助解放被围攻的Orleans（奥尔良）城，又引导那个缺乏勇气的国王Carolus VII（查理七世）去Reims（兰斯）举行加冕礼（1429年7月）。然而，她于1430年5月落入Burgundia（勃艮第人）的手，而他们又将她交给英国人。英国的政策当然要求她得死去。当时，Beauvais（博维）的主教Petrus Cauchon（考熊）—一位缺少骨气的人—指导了一个比较长的、不正当的和不相称的异端法庭，最后宣布她为异端分子和魔术师。此后，Jeanne（冉／贞德）说她要作补赎，但又收回自己的“承认表白”，所以他们称她为“顽固不化的异端人”，并于1431年5月30日在Rouen（鲁昂）城中广场被烧死。20多年后，Carolus VII（查理七世）王希望再次检察她的“案件”，结果她于1456年7月7日在Rouen（鲁昂）被隆重宣布为无辜的，而教宗Calixtus（卡里斯图斯）教宗为此给予许可。这个女士于1909年（由Pius X比约／庇护十世）被宣布为“真福”，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BenedictusXV（本笃十五世）教宗将她宣布为教会的圣人／圣徒（1920年5月16日）。

156.4除了Nicolaus V（尼苛劳／尼哥拉五世）以外，最杰出的文艺复兴教宗是Pius II（比约／庇护二世，1458——1468年），他就是原来的人文主义者Ennea Silvio de Piccolomini（波科罗米尼，参见144.3）。他是一个很有精神的讲演者和作者，曾支持Basileia（巴塞尔）大会议那些反对教宗的人，后来（1442年）又当Fredericus III（腓特烈）皇帝的秘书，一步一步脱离早期的松懈生活原则，逐渐有了严肃的人生观，这样于1447年成为Trieste（意大利北部的里雅斯特）的主教，1450年成为Siena（锡耶纳）的主教，1456年被选为枢机主教，最后任教宗。在他任期内的主要目标是统一欧洲，拯救基督宗教世界免受土耳其人的攻击。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因为Muhammed II（穆罕默德二世）已经开始侵略Serbia（塞尔维亚）、Bosnnia（波斯尼亚）和Epirus（厄皮儒斯）地区。教宗在Mantua（曼托瓦）召开了一个全欧洲的大会（1459年／1460年），以响亮的讲演举行开幕典礼，但来参与的人并不多，德国皇帝也只是派遣了一些代表，并没有亲自出面；该会议只作出一些规定，但没有引发什么行动。Hunyadi（匈雅提）的儿子Matthias Corvinus（玛迪亚·科维努斯，1458——1490年）是匈牙利人的能干领导，他打退土耳其人。另外，Albania（阿尔巴尼亚）的国君Georgius Castriota（卡斯特瑞欧塔）在1444年以后在自己家乡的游击战中表现得非常勇敢，所以土耳其人称他为Iskender Bey或Skanderbeg（斯坎德倍，就是“亚历山大王”的意思）。然而，阿尔巴尼亚人的国家英雄也无法阻挡土耳其人在他家乡地区的侵入。其他的国度的领导无法达成共识，他们也不热切地支持战争。教宗派遣Bessarion（贝萨里翁，参见155.1）枢机到德国（1460年—1461年）以及Venetia（威尼斯，1463年），但这个行动似乎都失败了，为教廷带来的结果令人感到失望。欧洲各地的人对于教宗似乎有一种敌对的情绪，他们只想自私地保护自己。最终，教宗自己想领导一个船队来抵抗土耳其人，但因过度疲惫，他在出发之前于1464年8月14日在Ancona（安科纳）港口去世。Pius1I（比约二世）是唯一的写过自传并在其中描述其任期过程的教宗（参见他的Commentarii rerum memorabilium《重要事件记》）。

教宗很注重反抗土耳其人的战争，但同时忽略了其他的任务。虽然Pius11（比约二世）教宗很想控制教廷和教会中的弊端，但他没有完成一个比较大规模的改革运动。他委任一个教会改革委员会，并请Nicolaus Cusanus（尼苛劳·库萨）枢机拟定一个改革计划（参见145.4c）。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恶习，就是人们如果不喜欢教廷的某些规定，他们就说应该召开一个大公会议，因此教宗在1460年发表了Execrabilis（《该除掉的》）诏书来反对这种恶习。然而，因为他自己是原来参与了Basileia（巴塞尔）会议的成员，甚至当过当时的反对教宗的秘书，所以一些人讽刺他思想的转变。因此，教宗在1463年发表了著名的“收回诏书”In minoribus agentes（《年轻时的行动》），其中否认了原先在不成熟的年轻时期所发表的观点，并要求大家相信他现在的信念[最有名的句子是Aeneam reicite，Pium recipite”你们应该反对原来的埃涅亚斯（即人文主义者），应该接受现在的比约”，注意：众所周知，在Vergilius维吉尔的名著中多次出现pius Aeneas“虔诚的埃涅亚斯”这样的词]。

在Pius11（比约二世）之前的教宗们都想取消Pragmatic Sanction of Bourges（《布尔日国事诏书》，参见144.2），因为这个诏书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弱了教宗在法国的权力。Pius（比约）教宗在这方面获得了一个小的突破，因为法国的LudovicusXI（路易十一世，1461—1483年）于1461年收回了这个诏书，因此教宗赐给他Rexchristianissimus（“最有基督精神的国王”）的头衔。虽然如此，这只是表面上的成就，因为法国的国王不久后通过一些相反的规定再一次恢复了“高卢教会的种种自王由权利”。

156.5下任教宗是Venetia（威尼斯）的枢机主教Barbo（巴博），取名PaulusII（保禄/保罗二世，1464—1471年），他在当选之前和其他的枢机们一起发誓说，将来的教宗必须继续反抗土耳其人，必须限制“重用亲戚”的恶习，必须在三年之内召开一个大公会议等。然而，当选后，这个教宗说这种誓言没有约束力，因为它与教会的制度和利益有冲突，所以他强迫枢机们取缔这种约定。当时，枢机团很严肃地反对他。Paulus1（保禄/保罗二世）也努力抵抗土耳其人，但所获得的成就比以前更小，虽然Skanderbeg（斯坎德倍）亲自来罗马求助（1466年）。反过来，土耳其人一步一步地前进。Paulus（保禄／保罗）喜欢豪华的生活，对人文主义的研究也有一点兴趣，但他于1464年由于一些弊端取缔了教廷秘书室的collegium abbreviatorum（“注解团”），这样开除了70个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很多人文主义者，所以那些文艺复兴者极力反对教宗。另外，Pomponius Laetus（彭波尼乌斯）指导的“罗马学院”（参见155.3）具有外教人的精神，也被怀疑准备一个阴谋，所以教宗采取了严格措施来镇压这个“学院”（1468年）。一个被开除的abbreviator（秘书）是Platina（普拉提纳），他后来在他的著名Vitae Pontificum Romanorum（《罗马教宗列传》，1479年在Venetia威尼斯出版）中进行报复，在这本书中丑化了教宗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