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中世纪教会史
157、从Sixtus VI（西克斯图斯六世）到Leo X（利奥十世）的文艺复兴教宗（1471—1521年）
157.1在后来50年中的教宗们——从Sixtus IV（西克斯图斯四世）到Leo X（良／利奥十世），即从1471年到1521年—呈现出一个很低的水平，从宗教生活和信仰的角度来看，这是10、11世纪以来罗马宗座最堕落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个人的人格不符合其地位的崇高尊严，具体的行动也不符合教宗职位的理想。虽然在这些教宗当中有一些大力资助了文艺复兴的艺术，因此也获得了不朽的荣耀，但他们都忽略了教宗的首要任务，就是照顾宗教性的生活和教会的需要，以及进行教会的改革。这些教宗们与意大利的其他世俗领袖似乎没有差别，他们追求一些世俗的和政治性的目标，他们谋求自己家族的利益，这种似乎明目张胆地“重用亲戚”的作法，使之成为一个固定的制度。教宗牧职的世俗化很清楚表明，基督的精神在当时远离了教廷，而在教会内也很薄弱。这种情况就必然会导致整个基督宗教世界的重大危险。
在Paulus II（保禄／保罗二世）后，Francesco della Rovere枢机当选教宗，取名Sixtus IV（西克斯图斯四世，1471—1784年），他原来是方济各会的总会长，后来也始终支持这个修会，他在神学方面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很慷慨地资助艺术和学术，扩大梵蒂冈图书馆，且开放它使之成为大众公用的机构。他美化市容，在梵蒂冈内建造了以他命名的Capella Sistina（“西斯图斯圣堂”），后来以非常优美的壁画装饰它。他打算组织所有的基督徒国家共同反抗土耳其人的侵略并派遣一些使者进行这方面的宣传，但西欧的人很少注意到他的劝勉。在意大利东南部的Apulia（阿普利亚）地区的Otranto（奥特朗托）城于1480年被土耳其人攻克，这就造成极大的危险，但幸亏苏丹Muhammad II（穆罕默德二世）于1481年去世，而土耳其人内部的权力斗争使他们在后来几年中失去对欧洲的威胁性。当时，苏丹Bajazet（巴亚泽特）驱逐了他的弟兄Dshem（得升）王子，夺取了政权。因此，Dshem（得升）逃到Rhodus（罗得岛）的Johanniter（＝Hospitaller医院骑士团）那里，但他被押送到法国，后来（1489年）又被送到罗马，后来他被拘留在梵蒂冈直到逝世（1495年）。为此，教廷还要求他的弟兄Bajazet（巴亚泽特）每年交纳一种年税。
Sixtus（西克斯图斯）的形象不太好，因为他的nepotism（重用亲戚）倾向相当严重。他多次提升一些亲戚或使他们发财。上任后不久，他就提升两个侄子为枢机主教并给予他们很多教产，即是那位爱好奢侈生活的、很世俗化的Giuliano dellaRovere（后来的Julius II尤里乌斯二世教宗）以及那位挥金如土的、缺少道德标准的Petrus Riario（瑞阿瑞欧，1474年去世），他是一位方济各会会士。教宗又将Imola（伊莫拉）公国封给另一个侄子，即Girolamo Riario（吉若拉莫·瑞阿瑞欧），这是教会国的一部分地区。教宗也允许这个侄子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自己的决定和看法。教宗后来被牵入意大利的种种复杂政治斗争，主要是因为那个没有良心的Girolamo Riario（吉若拉莫·瑞阿瑞欧）一心追求政治上的影响。Riario（瑞阿瑞欧）影响教宗支持Pazzi（帕西）家族的阴谋—Pazzi（帕西）人想推翻当时在Florentia（佛罗伦萨）掌握政权的Medici（美第奇）家族（1478年）。虽然教宗不赞成暴力，但Giuliano de Medici（朱里安诺·美第奇）仍然在Florentia（佛罗伦萨）的大堂中遭暗杀。他的弟兄Lorenzo de Medici（劳楞佐·美第奇）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真正领导，他能逃脱危险并在后来严厉地镇压了参加阴谋的人。因为这种复仇导致一些圣职人员被处死，包括Pisa（比萨）的总主教Salviati（撒尔维亚提），Sixtus（西克斯图斯）教宗绝罚了Lorenzo（劳楞佐），又针对Florentia（佛罗伦萨）城宣布禁罚。然而，教宗与这个小国之间爆发的战争没有结果。面临着土耳其人的威胁以及法国人的敌意，教宗只能收回他的惩罚措施，而Medici（美第奇）人没有作出什么赔偿。不久后，他的侄子又使教宗牵入一些新的战争，比如与Neapolis（那不勒斯）王Ferrante（＝Ferdinandus）I（菲迪南一世）的战争（1482年），以及与Venetia（威尼斯）的冲突（1483—1484年）。这些战争为教廷带来了很多挫折和侮辱，为教廷的名声造成很大的损失。同时，在罗马和教会国里发生很多分裂，主要是由于Colonna（科罗纳）和Orsini（欧尔西尼）家族之间的仇恨。道明会会士Andreas Zamometic（匝莫梅提基，意大利人错误地称他为Zuccalmaglio）曾经是Saloniki（撒洛尼克）附近的Granea（格拉内亚）的总主教，于1478／1479年充当Fredericus III（腓特烈三世）皇帝的使者。他与教宗有冲突，因此先获得几国（法国、Neapolis、Florentia）暗中的许可，并于1482年在Basileia（巴塞尔）宣布再一次召开一个大公会议。他要求教宗来到Basileia（巴塞尔）并要求教宗受审判。虽然Basileia（巴塞尔）城和Constantia（康斯坦茨）的主教替他说话，但皇帝依然下令逮捕了他，他后来在监狱中死去（也许他自杀了）。当时，教廷中的很多职位是可以用钱购买的，而教宗又增多这些职位，提高了年税和增多了大赦的数目，这一切都引起人们的不满。在教宗去世后，罗马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关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创立，参见150.3。
157.2枢机团—枢机们当时似乎都是很世俗化的人—在会议中选择了一个Genoa（热那亚）贵族人Battista Cibo（西博）为Innocens VIII（依诺森八世，1484——1492年），他以前的生活也不是没有瑕疵的，而推荐他的人是Giuliano della Rovere（后来的Julius II）；在选举的过程中甚至有行贿的因素。这个新教宗在任期的开始（1484年12月5日）就宣布了那灾难性的“巫婆诏书”（参见158.2）。他既没有力量，又没有愿望去抵抗教廷和教会内的种种恶习。教廷与Neapolis（那不勒斯）再一次发生战争，为教宗带来很大的危险。教廷的财库完全被抽空，以致于需要抵押教宗的Tiara（三环冠）以及部分的教廷财产。在教廷管理制度中有多方面的腐败。人们于1489年发现了一批教廷公务员，他们曾经向许多人出售伪造的“教宗诏书”。Innocens VIII（依诺森八世）在教廷秘书团中又创造了18个或24个职位，这些职位都是可以用钱购买的。这个教宗始终很关心他的两个孩子—这孩子来自他当司铎以前的时代，一男一女，都是私生子。他使儿子Franceschetto（法兰谢托）与Lorenzo de Medici（劳楞佐·美第奇）的女儿Magdalena（马达勒纳）结婚，在梵蒂冈很隆重地举行婚礼。因为Lorenzo（劳楞佐）拥护教宗，Innocens（依诺森）提升他的13岁的儿子Giovanni de Medici（乔万尼，后来的Leo X良／利奥十世）为枢机（1489年）。关于土耳其的王子在梵蒂冈人狱的事，请见上文，157.1。
157.3当那位62岁的Rodrigo de Borja（＝Borgia）枢机——他是Calixtus III（卡里斯图斯三世）的侄子，1456年被提升为枢机（参见156.3）—被选为教宗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年）时，教廷的情况走入最恶劣的情况中。他早就渴望当教宗，现在因一些无耻的宣传当上了教宗。他是一个很圆通的、职业性强的人，懂得外貌上的隆重表现，又资助艺术和学术，但他的伦理道德水平不高。当时意大利的道德标准很低，甚至以这种低的标准看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六世）时还会觉得他个人生活中的污点太多。他过去的生活不理想，而在他当司铎时（1468年），他并没有改进自己的生活，甚至在他任教宗时，他的欲望一直到最后都牢牢地控制了他的生活。他有几次想除掉自己的恶习，但每次很快又陷入那些根深蒂固的恶习中。近代的学者曾经想恢复这位教宗的名声，但太多不可否认的历史证据表明，这位教宗的缺点很多。Alexander（亚历山大）与贵族罗马女士Vanozza de Cataneis（瓦诺撒）保持一种婚外关系，并且与她有4个孩子，他也公开地承认这些孩子是他的，又想方设法给予他们财富或高的地位，这就是他任教宗的主要目标。这种可耻的“重用亲戚”作风决定了他在意大利和针对法国的政策。当时的法国正企图侵略Milano（米兰）和Neapolis（那不勒斯，比如Carolus VIII查理八世于1494年和1495年的攻击）。因为教宗很关心自己的亲戚，他不断被牵入一些困难问题中。他本来反对法国，但因为家庭关系于1498年和法国的Ludovicus XII（路易十二世，1498—1515年）建立了密切联系。
上面提到的4个孩子中最小的儿子Jofre（＝Godefredus，周弗瑞，1482年出生）与Sanzia de Aragon（阿拉贡的桑基亚）结婚——她是Neapolis（那不勒斯）王Alphonsus II（阿方索二世）的女儿，所以他获得了意大利南部的Squillace（其奎亚斯）公国（1494年）。第二个儿子Juan（＝Johannes胡安，1476年或1477年出生）成为Gandia（甘第亚）公国的领导，又有计划使他成为Benevento（贝内文托）的公爵（1497年），但五个星期后他被暗杀，此凶杀案的筹划者也许是他的弟兄Cesare（切撒尔）。女儿Lucrezia Borgia（卢克莱西亚，1480年出生）是父亲疼爱的宝贝，她是一个妩媚的、优柔寡断的姑娘，当然也不能不受当时道德败坏的影响，但实际上她的生活比她的名声好一些。她三次结婚，第一次与Pesaro（佩撒若）的公爵GiovanniSforza（乔凡尼·斯弗撒）结婚，但他们的婚姻被取缔。第二个丈夫是Neapolis（那不勒斯）王Alphonsus II（阿方索二世）的儿子Alphonsus（阿方索），但她的弟兄Cesare（切撒尔）于1500年暗杀了这个人。第三个丈夫是Ferrara（费拉拉）公国的继承人Alfonso d＇Este（阿方索·厄斯特），他们于1501年结婚，此后Lucrezia（卢克莱西亚）似乎是一个无瑕可指的妻子和基督徒，她加入了方济各会第三会，于1519年去世。她曾帮助穷人，而那些学者和艺术家都赞美她。
在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六世）的生活中，他的大儿子Cesare（切撒尔）扮演了一个特别灾难性的角色。他是一个有杰出才华的人，有顽强的意志力，无度地追求世俗的荣耀，没有道德上的顾虑。虽然他更多有战士和将军的性格，17岁的他还是被提升为西班牙Valencia（巴伦西亚）的总主教和枢机（1492／1493年），但他仅仅接受了“小品”和辅祭品。他暗杀了自己的弟兄Juan（胡安，见上），此后放弃了他亵渎的神圣职位（1498年）。他的父亲劝法国的Ludovicus XII（路易十二世）立他为Valence（瓦林斯）的公爵，将一个法国的公主嫁给他。教宗于1501年规定，Romagna（罗马纳）公国（意大利东北部）应该属于Cesare（切撒尔）。父亲和儿子的目标是创立一个很大的、覆盖意大利中部的王国。如果他们的计划能够成功，这就意味着教会国的大部地区被划入Borgia（博尔吉亚）家族。Cesare（切撒尔）代表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统治者”，既有才能，又无道德原则（参见Macchiavelli马基雅维利的名著，155.3）。他用凶杀和恐怖的战争开始实施他的计划，而且有成功的可能性。他利用宗座财库的钱和1500年大禧年的收入来征服Romagna（罗马纳）地区！此时教宗于1503年8月18日出乎意料地去世（也许是因疟疾病或因为有人用砷毒害了他），而Cesare（切撒尔）的事业也就此崩溃了。对教会来说，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六世）的任期是一项严重的灾难。历史学家L.v.Pastor（帕斯托）曾经说，纯粹从教会的事务来看我们无法严厉地谴责这个教宗，因为种种教务习惯性地被完成，而Alexander（亚历山大）不关心这些，因为他是一个完全世俗化的人。然而，从他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来看，他应该得到最尖锐的批评。Alexander（亚历山大）和Florentia（佛罗伦萨）的伟大道明会会士和讲道家Savonarola（萨沃那洛拉）发生了悲剧性的冲突，而这个碰撞由于种种条件导致那位热爱神的、寻求改革的人被处死（1498年）。
值得提到的还有一个传教历史上的重要决定；教宗在1493年5月4日发表的信件（不是“诏书”！）结束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的争论。这篇文件宣布Columbus（哥伦布）在“西印度”发现或人们将要发现的新地区应该属于西班牙国王，这是教会的世俗性封地（weltliches Kirchenlehen），并且允许葡萄牙和西班牙共同商榷签订一个“分界线”，这样分开两个国度的影响范围。这条分界线应该在Azores（亚速尔群岛）的西边从北极一直拉到南极。文献中也多次指出，应该使这些新的臣民接受基督信仰。然而，这份文献并不等于是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六世）的一种裁判举动—在这个事件上，教宗自己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也不能说这是“新大陆”的瓜分或将美洲交给西班牙，虽然17世纪的人错误地这样认为。
157.4来自Ferrara（费拉拉）的Girolamo（＝Hieronymus）Savonarola（萨沃那洛拉，1452——1498年）自从1491年充当Florentia（佛罗伦萨）的San Marco（圣马可）道明会隐修院的院长，他是中世纪晚期最伟大的讲道家和精神领袖之一。他先引导自己的隐修院恢复原先的严格精神，又以一种《旧约》先知的动力和说服力要求教会的全面改革，特别是圣职人员的改革。他预言意大利和教会不久后会遭受到灾难性的惩罚，而当法国的Carolus VIII（查理八世）于1494年从法国去Neapolis（那不勒斯）时，Medici（美第奇）家族的奢侈统治（Lorenzo和他的儿子Piero deMedici）被推翻了，所以人们相信Savonarola（萨沃那洛拉）的预言应验了。通过他的讲道和影响力，Savonarola（萨沃那洛拉）似乎无限制地统治了Florentia（佛罗伦萨）并完成了人们伦理道德上的明显改善。他宣布说，基督将要成为这个新的、民主式的共同体的君王。然而，因为他和法国有一些联系，他打扰了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六世）的政治计划和利益，所以教宗想除掉这个难以接受的改革者。他于1495年7月邀请Savonarola（萨沃那洛拉）来罗马，于1495年9月禁止他讲道，又命令他和他的隐修院要加入新创立的道明会Roma—Tuscia（罗马—图斯基亚）的会省（1496年11月），这个会省的精神比较松懈。Savonarola（萨沃那洛拉）犹豫一段时间，后来说他的良心不允许他服从教宗的命令，因此教宗于1497年5月13日的简函（Breve）绝罚了他。他认为，这种绝罚是不公正的，是无效的，又写了一些反驳教宗的传单，并且在1498年2月后也在讲道中很激烈地反对那个“买卖圣职的、没有信仰的”Alexander（亚历山大），又推动人们召开一个大公会议来弹劾教宗。他相信自己有一个特殊的、来自上天的使命，但他没有想到人民群众的拥戴会突然转变。当时的人要在Florentia（佛罗伦萨）举行一种“上主的裁判”，要Savonarola（萨沃那洛拉）的一位拥护者（道明会会士）面对一个反对者（方济会各会会士），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所以人民群众侵入了San Marco（圣马可）隐修院，逮捕了那位不幸的院长并拷打他。反对他的人的一个法庭依赖于一些“拷打出来的表白”审判他以死刑。因此，他和另外两个道明会会士一起于1498年5月23日被宣布为“异端人物、教会分裂者和蔑视宗座的人”，上吊后被烧死。这个改革者的道德生活始终是无瑕疵的，他有深切的信仰并在信仰的问题上都坚持公教会的立场，所以不应该称他为“Luther（路德）的先驱者”。在死后他仍然有很多朋友及敬仰他的人，比如Michelangelo（米开朗琪罗）和“罗马的宗徒／使徒”圣Philippus Neri（内瑞）。没有人能怀疑Savonarola（萨沃那洛拉）的bona fides（善意），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抵抗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六世）的态度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他的苦修热忱和“先知精神”也包含一些“煽动”和“狂热”的因素，而他的行动太多涉及到一些政治问题，所以他创造了一些无法控制的危险。
157.5在1503年9、10月，枢机们选择了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六世）的继承人Pius III（比约三世），他原名Francesco Piccolomini（皮科罗米尼），是Pius II（比约二世）的侄子，也是一位能干的，有资格的人；他对于德国人也有好感。他的任期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仅仅维持26天了。此后，枢机们迅速地、似乎异口同声地—其中也有一些贿赂因素—选择了Julius II（尤利乌斯二世，1503—1513年）为教宗，就是60岁的Giuliano della Rovere（若维瑞）枢机，他是Sixtus IV（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并反对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六世）和他的家族。至少从个人的道德生活来看，这位教宗是无可指责的；但他也是一个相当世俗化的人，一个有毅力的人，易于发怒（他被称为Il Terribile“可怕的人”），说他是基督徒们的大司祭不如说他是一个国王和将军。他一生不懈地努力工作，不是为了他自己或为他的家族，而是为了扩展宗座的权力和影响力，并且为了获得灿烂的艺术和文化氛围。追求权力和优美的生活是他的主要目标，但他似乎完全忽略了那些真正属于教会的任务。作为一个具有敏锐的审美感的艺术资助者，Julius（尤利乌斯）有杰出的贡献。在他的任期内，意大利最优秀的艺术家（参见154）创造了他们的不朽作品：Bramante（布拉曼特）为重建圣伯多禄／彼得大堂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图案（1506年动工）；Michelangelo（米开朗琪罗）画出了Sistina（西克斯提纳）教堂的天花板画，又为教宗的墓雕塑了著名的Moses（梅瑟／摩西）像，而Raphael（拉斐尔）为梵蒂冈中那些豪华的房间绘画出那些杰出的壁画。这些作品等于是文艺复兴艺术的顶峰。
Julius II（尤利乌斯二世）教宗以同样的精力着手于另一项任务：他需要恢复、巩固和确保教会国的管理，因为他认为，对教会国的统治等于是宗座的独立性和政治能动性的基础。首先，他驱逐Cesare Borgia（切撒尔·博尔吉亚，他于1507年在西班牙阵亡）。此后，教宗亲自勇敢地率领一次战役，于1506年夺回了Perugia（佩鲁贾）和Bologna（博洛尼亚）。因为教宗加入了Liga de Cambrai（坎布莱联盟）——这是由法国、德国皇帝Maximilianus（马克西米连）、西班牙和另一些小国组成的联盟——Julius（尤利乌斯）于1509年能够再一次恢复对于Romagna（意大利东北部的罗马纳地区）的统治，因为Venetia（威尼斯）在此之前占据了该地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成为“宗座的拯救者”，也奠定了现代的教会国，就是一个有政权的现代国度（der Begruender des modernen Kirchenstaates als nationaler Macht）。此后，教宗面对一个困难的任务：法国占领了Milano（米兰），而教宗想驱逐这个巨大的对手（用的口号是Fuori i barbari！“驱逐野蛮人！”）。首先，教宗反对Ferrara（费拉拉）的Alphonsus d＇Este（阿方索）公爵，他是法国的封臣，又是Lucrezia Borgia（卢克莱西亚）的丈夫（参见157.3）。教宗绝罚他并弹劾了他。然而，法国的Ludovicus XII（路易十二世，1495—1515年）既用武力，又施用精神武器来对付教宗。他禁止法国国民与罗马有任何来往，并在1510年9月在Tours（图尔）的全国主教会议上要求人们谈论一些对付教宗的措施。在1511年的秋天有五个不服从教宗的枢机在Pisa（比萨）召开一个“大公的”主教会议来反对教宗，而法国也支持他们的行动。德国皇帝Maximilianus I（马克西米连一世，1493—1519年）不高兴，因为教宗Julius（尤利乌斯）与Venetia（威尼斯）签订了和平条约，所以他也在一段时间支持这个反对罗马的“大公会议”。当教宗于1511年患病时，这个倾向于醉心和热忱的皇帝甚至考虑到一个奇异的计划：因为他的妻子死了，所以他想在教宗逝世后自己当教宗—如果有需要，他将会贿赂一些枢机—这样能够在他的手中结合基督宗教世界两个最高的权威。虽然Julius（尤利乌斯）教宗处于很危险的状态，但他没有放弃希望。因为教宗在1503年（在当选之前）承诺将在两年内要举行一个改善教会纪律的大公主教会议，但又始终没有来得及兑现他的诺言，他于1511年夏天宣布在1512年4月要在罗马的Lateranus（拉特兰）召开一个普遍的教会大会（参见下文157.6）。教宗这样做也是出于另一个考虑：如果他自己召开一个大公会议，他的对手无法再利用这种武器。为了抵抗法国人，教宗于1511年10月和西班牙与威尼斯共同创立了Liga Sancta（“神圣联盟”）。虽然法国人在Ravenna（拉文纳）获得胜利（1512年），但由于瑞士人在那位能干的Matthaeus Schiner（希内尔）枢机—他是Sitten（斯登）的主教—的领导下介入了，法国人被迫于1512年6月从伦巴第地区撤退。在Pisa（比萨）参与那个反对教宗的主教会议的人不多，似乎都是法国人。在1511年12月这个会议被迁移到Milano（米兰），在那里他们于1512年4月宣布将要罢免教宗，但在法国人被驱逐后，这个会议不久后在Lyon（里昂）结束。一些人在Julius II（尤利乌斯二世）去世后仍然以论战性的文献或诽谤传单攻击他，最尖锐的谴责大概是1513年发表的Julius exclusus［e coelis］（《被拒绝在外的尤利乌斯》），这是一个对话篇，作者不明。一些人曾经认为Erasmus（伊拉斯谟）是这篇册子的作者，但这个观点大概不能成立。
157.6Julius II（尤利乌斯二世）的继承人是LeoX（良／利奥／莱奥十世，1513—1521年），他是Lorenzo dle Medici（劳楞佐·美第奇）的儿子，受过非常高等的教育，13岁就被提名为枢机（参见157.2），37岁当选教宗。他是人文主义者、文人和艺术家的朋友，曾多次提供给他们一些资助。文艺复兴艺术的灿烂光辉（Raphael拉斐尔）照亮着他的任期，但他对艺术家的资助并没有引起Julius II（尤利乌斯二世）时期那么多的创造。在另一方面，教廷的世俗化在当时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程度。Leo（良／利奥）自己是一个身穿教宗祭衣的意大利“王子”（ein italienischer Principe im paepstlichen Gewande），他毫不犹豫地投入于种种享受中，不过他遵守道德规律。他爱好狩猎、豪华的庆祝和戏剧，甚至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关键时刻也不慌不忙地参与这些娱乐活动。他不愿意在教会内进行改革。Leo（良／利奥）很关心自己家人的地位，于1516年将Urbino（乌尔比诺）公国封给自己的亲戚。批评他的人说他的政策是不真诚的，是模棱两可的，而这样的谴责不是没有理由的。在外交上，他的最大成就是在法国那里。他早在1513年与Ludovicus XII（路易十二世）达成协议，此后法国的国王承认Lateranus（拉特兰）的会议，他不再支持那个反对教宗的主教会议。Ludovicus（路易）的继承人是Franciscus I（法兰西斯一世，1515——1547年），他于1515年在Marignano（马瑞那诺）打败了瑞士人，因此重新获得了Milano（米兰）。教宗与他签订了一个重要的Concordatum（政教协议，1516年8月18日）。这个协议取消了Bourges（布尔日）1438年的协议（参见114.2），但教廷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法国的国王获得了法国所有教区主教（93个教区，其中有10个总教区）的提名权，以及527个法国隐修院的院长的提名权。针对一些法国主教位，教宗拥有直接的任命权，但在其他方面，他只有那些主教候选人的“认可权”。通过这些新的规定，法国的分裂倾向被控制住，法国再一次和宗座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但在另一方面，国王对法国教会的统治从现在起更多成为一个不可动摇的、有法律根据的制度。1516年的《政教协议》一直到1789年形成了教廷和法国之间的法律基础，而Lateranus（拉特兰）会议在第11次大会中（1516年12月19日）确认它。
1512—1517年间在Lateranus（拉特兰）召开的主教会议是第5届拉特兰会议，也是第18届大公会议。Julius II（尤利乌斯二世）于1512年5月23日举行了开幕典礼，但这个会议持续了很长时间，Leo（良／利奥）的任期也受其影响。参与会议的人大部分都是意大利人。Maximilianus I（马克西米连一世）皇帝于1512年11月也开始支持该会议，法国于1513年12月也加入（参见上文）。这次会议没有产生太多成果。在第8次大会中（1513年12月），教宗Leo（良／利奥）谴责了那种“双重真理”的教导（参见155.3），第11次大会时（1516年12月）通过Pastor aeternus（《永恒的牧人》）取消了Bourges（布尔日）的政教协议（参见上文），又谴责了“大公会议理论”（参见141.3；156.4），并规定罗马教宗有关于一切主教会议的全面司法权，只有罗马教宗可以召开、迁移或取消教会的大公会议。关于改革的问题，传统的“利益冲突”再次出现。一些规定针对教会职位的任命等程序、圣职人员和平信徒的生活方式、豁免、教廷收税和修会人士的牧灵权利问题，但从整体来看，这些规定缺少彻底性；两位教宗不愿意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进行改革。无论如何，后来的Trento（特伦托）大会议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地推动了改革。
从一个发生于1517年的事件可以看出当时教廷和枢机团的情况：AlfonsoPetrucci（佩特鲁基）和另一些枢机想暗杀教宗。Petrucci（佩特鲁基）被处死，但这些仅是更可怕的灾难的预兆。在1517年秋天发生西欧教会的大分裂—有的人已经预先感觉到这种分裂—，而LeoX（良／利奥十世）的任期继续维持了4年（他于1517年12月1日去世）；这四年为教会带为很多重大的事件，也带来了不幸和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