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中世纪教会史

第三章、教会在过渡时期：从中世纪到近代

155、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

155.1自从14世纪以来，在西欧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想潮流，它很坚定地转向世俗的世界，因此与全盛时期中世纪的思想和感受有明确的差别；这个潮流在15世纪已经影响了很多有修养的人或社会上的领导者和精英。这个思想传统首先自称为“古代文化的再生”。在高等教育、教育理念、科学研究和文学方面，它被称为humanismus（人文主义），而在艺术、文化、政治和人生观方面，它主要被称为renaissance（文艺复兴）。当然，早期中世纪的人并没有忘记古代的经典著作（尤其是拉丁语的典籍），早期和全盛时期中世纪的人也很认真地研究这些古代经典并重视它们，但主要是从“形式”的角度利用它们，就是用古代经典当语文学、修辞学和文学风格的典范。在文艺复兴时代—首先在意大利，因为意大利当时是文化上最发达的地区—这些经典的内容成为一个精神性的力量，这样深入地影响了教育、科学知识、世界观和生活。依赖这些经典，人们想追求个体人格的自由发展和独立发挥，这样尤其强调“纯粹人性的”（vere humanum人的真正本性）、一种在本质上是世俗化的教育以及一种被理解为“审美性的—民族性的”文化（eineaesthetisch——national empfundene Kultur）——这种文化观首先注重尽可能和谐地享受和组织世俗的生活。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态度是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平信徒的精神（Individualismus，Nationalismus und Laizismus）。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开拓者是伟大诗人Dante（但丁，参见136.2），他在那包罗万象的《神曲》中请Vergilius（维吉尔）当地狱和炼狱中的向导，他又是作为文学语言的意大利语的创造者，以及Cola di Rienzo（科拉，参见139.6），他是罗马的“保民官”，始终热切地崇拜古罗马的伟大。然而，第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文主义者是Francesco Petrarca（彼特拉克，1304—1374年），他来自意大利的Arezzo（阿瑞佐）。他第一次有意识地为基督宗教的“复兴”和“再生”概念作出一种歪曲的解释，就是说他从世俗世界和政治的角度（意大利民族的“复兴”）来理解“再生”。在1341年，Neapolis（那不勒斯）的国王Robertus（罗伯特）给Petrarca（彼特拉克）举行一种“加冕礼”，在罗马的Capitolium（卡皮托里山）宣布他为诗人。Petrarca（彼特拉克）很热心地搜集古代大师的手抄本，他是拉丁语书信风格的能手，也曾编写过一些道德哲学论文（比如Decontemptu mundi《论蔑视世俗》等），其中用基督宗教的语调来论述Stoa（斯多亚派）的人生哲学。他看不起经院思想并在他的无名信集（Liber sine nomine《无名书》）中尖锐地谴责教会的情况和Avignon（阿维尼翁）教廷的缺陷，虽然他自己也是一个有praebenda（教产收入）的圣职人员（他有ordines minores小品）并曾经在Avignon（阿维尼翁）的教廷生活十几年。Florentia（佛罗伦萨）成为人文主义运动的第一个基地。在那里的Giovanni Boccaccio（薄伽丘，1375年去世）也已经开始认真地对待希腊文学。他最有名的著作是Decamerone（《十日谈》）这是一部用意大利语写的“故事集”，充满讽刺性。自从1396年以来，来自拜占庭的Manuel Chrysoloras（克里索罗拉）在Florentia（佛罗伦萨）当希腊语老师，后来也在意大利别的地方教古希腊语。他在Constantia（康斯坦茨）的大公会议上去世（1415年），而该会议和Basileia（巴塞尔）会议及Florentia（佛罗伦萨）会议一样都对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影响。一些渴望学习新知识的意大利人，比如Guarino de Verona（挂瑞诺）和Francesco Filelfo（菲雷夫）亲自去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因为他们想从根源上学习希腊哲学和文学，后来要在自己的家乡传播这个传统。东、西方教会的合一运动以及Ferrara—Florentia（菲拉拉—佛罗伦萨）的主教会议（参见144.1）吸引了很多有学问的希腊人来到意大利，比如那位在宗教思想上很自由的GeorgosGemisthos Plethon（普莱顿，1452年去世），他使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热烈爱慕Platon（柏拉图）的思想。他的学生是Nicaea（尼西亚）的总主教Bessarion（贝萨里翁，参见144.1），他在教会合一运动中具有杰出的贡献，因此被教宗Eugenius IV（尤金尼乌斯四世）提名为枢机主教（1439年），后来在罗马定居并在那里很明智的、又很慷慨地支持人文主义者（1472年去世）。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上占领越来越多的地区，而希腊的帝国没落（1453年）强迫很多拜占庭的学者去西方避难。因此，人文主义运动似乎逐渐成为所有意大利学者的共同兴趣。印刷技术的发明也大大地促进了人文主义的传播。Florentia（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富裕商人家族Medici（美第奇）的成员慷慨地支持艺术和学术，尤其是Cosimo Medici（克西摩·美第奇，1474年去世）和他的孙子Lorenzo Medici（号称il Magnifico“杰出的”美第奇，1492年去世，参见154）。根据Plethon（普莱顿）的建议，Cosimo（克西摩）在Florentia（佛罗伦萨）创立了一所“柏拉图学院”，其院长是翻译Platon（柏拉图）著作的Marsilio Ficino（菲奇诺，1499年去世）。从根本来看，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最喜欢的哲学就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柏拉图主义。自从Nicolaus V（尼苛劳／尼哥拉五世）以来，罗马的教宗们也相当热心地培养这种新的思想潮流和艺术风格，尤其是Sixtus IV（西斯图斯四世）、Julius II（尤利乌斯二世）和LeoX（良／利奥十世，参见156，157）。意大利的其他贵族宫廷，比如Milano（米兰）的Visconti（维斯孔提）贵族，Mantua（曼托亚）的Gonzaga（公找伽）贵族，Ferrara（菲拉拉）的Este（厄斯特）贵族，Urbino（乌尔比诺）的Montefeltro（蒙特菲尔托）家族和Neapolis（那不勒斯）的Aragon（阿拉贡）王朝都仿效了这个榜样。在Padua（帕多瓦）和Bolonia（博洛尼亚）大学也有很旺盛的人文主义研究。在这些大学里，新教育的代表首次被称为humanista（人文主义者），而那些保持固有传统的人被称为artista（“七个自由学科的人”，“经院思想人”）。一些杰出的人文主义者（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是Camaldolesi（加马尔多里会）的总会长Ambrosius Traversari（特拉维撒里，1439年去世，参见144.1），他对于希腊语有良好的掌握，尤其在圣职人员的圈子中传播人文主义的思想，还有Florentia（佛罗伦萨）的宰相Coluccio Salutati（撒鲁塔提，1406年去世）和Leonardo Bruni（布鲁尼，1444年去世），那位杰出的教育家Vittorino da Feltre（菲尔特，1446年去世）—他在Mantua（曼托亚）培养王家的儿子们。PoggioBracciolini（波焦，1459年去世）曾经当教廷中的秘书，后来在Florentia（佛罗伦萨）当宰相，他是人文主义书信风格的大师，但更有名的是他的Facetiae（《故事杂集》）。罗马人Lorenzo Valla（瓦拉，1457年去世）是“文学革命的真正狂飙者”，他主张一种享乐主义的伦理学（参见他的De voluptate《论欲望》），讽刺隐修者的圣愿并且非常尖锐地谴责“君士坦丁的赠予”（参见85.3），又反对教宗的世俗权力。

155.2在Alpes（阿尔卑斯山脉）以北，人文主义的思潮传入法国、荷兰、英国、匈牙利和波兰，尤其在德国地区。Carolus IV（查理四世）皇帝和他在Praga（布拉格）创立的国家秘书室早已受其影响。这一点可以参考皇帝的宰相Johannes vonNeumarkt（约翰内斯）的例子：他是Leitomischl（莱托米施）的主教，后来是Olmouc（欧尔姆茨）的主教（1380年去世）。这位主教和宰相是Petrarca（彼特拉克）和Coladi Rienzo（科拉）的朋友，他编写了一部“典范书信集”并且很熟练地将教父们的著作译成德语。关于Johannes de Tepla（约翰内斯·特普拉），参见153.3。在那些“共同生活弟兄会”（参见151.3a）的团体中，新的教育工作和教育方式也获得了一个精神家园。指导Deventer（得文特尔）学校的人是Alexander Hegius（黑格乌斯，1498年去世），他是一位典型的教育家和早期人文主义者。很多在意大利大学留学的德国人接受了人文主义，而一些在德国地区生活的意大利人也成为人文主义的传播人，比如Enea Silvio de Piccolomini（皮科罗米尼，参见144.3）。在15世纪末，很多大学的“七个自由学科”的学院（Artistenfakultaeten，其“本科生学院”）都广泛地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比如在Wien（维也纳）、Basel（巴塞尔）、Freiburg（弗莱堡）、Heidelberg（海德尔堡）、Tuebingen（图宾根）、Ingolstadt（因格尔施塔特）、Erfurt（爱尔福特）、Leipzig（莱比锡）的大学，以及在很多帝国城市也有一些支持者，如在Nueremberg（纽伦堡）、Strasbourg（斯特拉斯堡）、Augsburg（奥格斯堡）、Colonia（科隆）。这样，德国的学者似乎都讨论人文主义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基地是上面提到的荷兰的Deventer（得文特尔）的拉丁语学校（它是由那些Fraterherren弟兄会管理的）、在Schlettstadt（施莱特施塔特）的拉丁语学校，Muenster（明斯特）的大堂学校以及Erfurt（爱尔福特）大学。其中最有威望或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是：KonradMutianus Rufus（慕提阿努斯，1526年），他在Gotha（哥达）当圣职团成员，热烈反对经院思想，在宗教上也很自由地领导了附近的Erfurt（爱尔福特）的人文主义者。那位在私人生活和人格上非常可敬的并始终爱戴教会的Johannes Reuchlin（瑞克林，1522年去世），他来自Pforzheim（弗茨海姆），曾经在Wuerttemberg（维尔滕堡）当过Eberhard im Bart（艾伯哈德）伯爵的法律顾问，后来在Ingolstadt（因格尔施塔特）和Tuebingen（图宾根）当教授，教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对两个语言的教学都很有贡献（关于Reuchlin瑞克林和关于犹太人文献的争论，请参见下文，155.4）。在Kreuznach（克瑞茨纳赫）附近的Sponheim（斯彭海姆）的本笃会院长Johannes Trithemius（蒂特米乌斯，1516年去世）非常用功。那位具有崇高人格的教育家Jakob Wimpfeling（温菲林，1528年）也是一个著名的爱国者，被称为Praeceptor Germaniae（德国的老师）。来自法兰克地区的Ulrich von Hutten（胡滕，1523年去世）骑士是一个有激情的、不安定的人，也缺少道德标准，但他又是一个有才华的、活泼的诗人和讽刺家，对罗马（教廷）强烈的反感。在宗教改革的时期（1520年后），他的影响才变得比较大。那位施瓦比亚人Heinrich Bebel（贝贝尔，1518年去世）曾经在Tuebingen（图宾根）大学（在1496年后）当诗学和修辞学教授，他写过一些部分上是下流的讽刺（根据Poggio波焦的模样），又写了讽刺诗TriumphusVeneris（《爱神的胜利》），但他并没有全面地反对教会或隐修院文化。然而，那位来自荷兰的Desiderius Erasmus Roterodamus（伊拉斯谟／埃拉斯谟，1466——1536年）远远超过一切德国的人文主义者，因为他的知识更广泛，他的著作更多，他的威望更高，无论是在学者的圈子里还是在全欧洲的贵族或在教会圈的子里。他是一位杰出的希腊语专家和熟练的拉丁语大师。当时代的人称他为“知识王国中的大君王”。他的理想是基督宗教的humanitas（人道精神）。他愿意帮助神学一步一步地脱离经院思想的僵化，愿意再一次揭开信仰的泉源，就是《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这都值得赞美。他也出版了一部原文的《新约》（参见145.5），并出版很多教父的著作，这方面有很大的功劳。然而，他并没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教会复兴运动的引导者，因为他缺乏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基础。他的世界观没有信条，只是一种相对主义和机会主义，而他的philosophia Christi（“基督的哲学”）与一种Stoa（斯多亚）的道德说教没有太大差别。特别有影响的是另一点：他很巧妙地讽刺或挖苦一些教会的人或教会的机构（参见下文，155.3），这样为宗教改革准备了一条路，而在改革的初期阶段中，他的态度也摇摆不定，缺少固定的方向。他的人格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

155.3这种人文主义运动对于教会和宗教的态度不一致，它因人而变，因地而变，在不同的时期也不同。无论如何，很多早期的意大利和德国人文主义者通过他们个人的节制和通过他们的著作表明，他们所提倡的新思想并不反对传统的信仰，并不放弃对教会的爱戴。Jakob Burckhardt（布克哈德）曾经说，文艺复兴基本上有一种“非宗教的，非基督宗教的”特点（areligioeser，heidnischer Charakter），但这个说法不能成立。L.Pastor（帕斯托尔）试图清楚地区分一种“非基督宗教的人文主义”和一种“基督宗教的人文主义”，但这种区分也是不可能的。那个比较保守的派别和那个激烈的派别是并行的，又混合在一起。在早期，保守派占上风。

毫无疑问，那些人文主义者在研究和教育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他们扩大了西方人的视野。经院思想在很多方面失去了原来的精神，而人文主义者强调语言的重要性、生活和灵活性，他们支持对大自然的自由观察和研究，他们再次恢复了语文学和历史学上的文本分析，他们激活了对《圣经》的研究，他们促进了人们的古代研究和历史意识，这样又创造了“民族意识”，他们也使用一些新的、进步的教育方法。然而，这个运动也带来了一些危险。对于古代文化的片面崇拜导致部分“诗人”和“哲人”仅仅在外教的经典中找一些宗教和道德问题的答案。他们放弃了基督宗教的启示，部分上或全部地用外教人的世界观来代替基督信仰，他们拒绝教会的权威性，又跨越了基督宗教道德观的种种标准，甚至陷入一种完全没有道德标准的状态(voellige Amoralitaet)。人文主义对一切传统东西的狡猾讽刺引导很多人走入怀疑主义，同时离弃启示的信仰，尤其在意大利。Pomponius Laetus（彭波尼乌斯）约于1460年创立了“罗马学院”（Academia Romana），他当这个学院的指导者，自称为Pontifex Maximus（大司祭），而其中的学生不仅都有古代人的名字，而且在态度上也比较靠近外教传统，远离基督信仰，所以Paulus11（保禄/保罗二世）教宗终于采取了一些取缔“罗马学院”的措施（参见156.5）。部分的圣职人员——甚至在教廷中的人士——也支持这种新的享乐主义和自由主义（Epikureismus undLibertinismus）。一些上面已经提到的人以及Antonio Beccadelli（贝卡德里，1471年去世）和Pietro Aretino（阿瑞提诺，1556年去世）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写出了一些丧失任何道德水平的思想和讽刺。来自Florentia（佛罗伦萨）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Niccolo Machiavelli（马基雅弗利，1469—1527年）具有热烈的爱国精神。他在其1principe（《君主论》，1513—1514年）中用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六世）教宗的儿子Cesare Borgia（杰萨·波尔加，参见154.3）为例，描述了一种完全脱离任何道德原则或伦理约束的政治家，就等于说在他的思想中的政治行动是完全“自律的”。他认为，基督宗教的美德，比如“博爱”或“谦逊”仅仅是软弱的表现。对他来说，宗教仅仅是国度政权手中的工具，统治者可以利用宗教来提高自己的威望和权威性。这个作者也很激烈地反对教宗在教会国的世俗权力，因为他想意大利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度的主要原因就是教宗的权力。

那些人文主义者不仅尖锐地谴责经院思想的拉丁风格，他们进而有意识地分裂了神学和哲学，使哲学脱离神学的秩序和思想基础。他们世界观的基础是古希腊的思想，在Florentia（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院”中，柏拉图似乎享受神仙一般的崇拜。那些现代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或Stoa（斯多亚派）的追随者，比如Padova（帕多瓦）的Pietro Pomponazzi（Pomponatius）（蓬波纳齐，1525年去世）否认灵魂的不朽，否认神对世界的管理，否认奇迹。他们利用Averroes（阿威罗伊）那种“双重真理”的理论（神学的真理和哲学的真理不同，参见135.1）来掩蔽自己的观点。第5届Lateranus（拉特兰）主教会议于1513年谴责了这种观点。

另外，很多人文主义者对于教会提出了一些毫无保留的或无度的批评，他们讽刺和嘲笑教会中的问题、经院思想的缺点、隐修士和圣职人员，这样他们削弱了对教会圣统制的尊敬，确实为信仰分裂准备了一条路。Erasmus（伊拉斯谟）也属于那些讽刺的人，因为他的Moriae Encomium（亦称Stultitiae laus《愚蠢颂》，1509年）和他的Colloquia familiaria（《家中谈论》，1518年）也包含着一些相当无情的、滑稽的抨击，他也讽刺经院思想、隐修院生活、朝圣的习惯、对圣人的尊敬、守斋的习俗等。

155.4因为旧思想和新风格之间的冲突非常大，在经院思想的代表和人文主义者的代表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这种冲突必然越来越严厉，因为重视传统的人很坚硬地恪守那些具有缺陷的旧思想（在16世纪初，很多人批评说，大学中的神学思想没有创造力）。在Ingolstadt（因戈尔施塔德）大学的两位教授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Georg Zingl（曾格勒）和Jakob Lochner Philomusos（罗赫内）争论如何在学校阅读古代文献和非基督宗教作者文献的问题。Lochner（罗赫内）是一个很自信的、极端的、年轻的人文主义者，非常无礼地讽刺他的对手，所以甚至连J.Wimpfeling（温菲林）也开始写文章来保护神学，虽然他自己也是一个人文主义者。

更有灾难性影响的争论是关于Reuchlin（瑞克林）和犹太人文献的争论。在德国Colonia（科隆）的医院院长Johannes Pfefferkorn（普费费尔孔），是一位受洗的犹太人，太过于强调基督信仰并贬低其他的宗教，所以他从皇帝那里获得一个许可（1509年），可以毁灭犹太人的Talmud（《塔木德》，即犹太人的法典注解）以及晚期拉比的文献，因为据说这些文献阻碍犹太人的皈依。当时在德国最杰出的犹太学专家是Reuchlin（瑞克林，参见上文155.2），他于1510年发表了一个尖锐地批评这种说法的文章，并认为唯独那些直接嘲笑基督信仰的犹太文献可以烧毁。因此，两个人之间暴发了一个激烈的论战（参见Pfefferkorn的Handspiegel《手镜》和Reuchlin的Augenspiegel《眼目之镜》）。那位在Colonia（科隆）当神学教授的道明会会士Jakob Hochstraten（胡克斯特瑞登，1527年去世）—他也管理异端裁判所—针对Reuchlin（瑞克林）起诉，因为他认为这个拥戴犹太人文献的人可能是异端者。德国Speyer（施佩耶）主教主持的法院宣布Reuchlin（瑞克林）是无罪的（1514年），但Hochstraten（胡克斯特瑞登）向罗马申诉，而因为宗教改革带来了一些混乱，罗马的法院于1520年谴责Reuchlin（瑞克林），要求他保持缄默并付出法院费用，同时禁止他的Augenspiegel（《眼目之镜》），因为这部书片面地支持犹太人并会引起争论。然而，在那个时候，两个人的争论已经扩大为人文主义者和经院思想家之间的普遍论战。全德国以及德国以外的人都很好奇地阅读双方的文献，但怨恨与愤怒也越来越多。Reuchlin（瑞克林）于1514年写过一部Clarorum virorum epistolae（《名人书信集》），其中总结了很多支他的人的观点，将这些人的主张也公开化。然而，于1515／1517年间，一些人文主义者发表了一种讽刺文献，就是著名的Epistolaeobscurorum virorum（《无名人书信集》），这些Dunkelmaennerbriefe（“黑客之信”）的作者主要是Erfurt（爱尔福特）的Crotus Rubianus（儒比阿努斯）和Ulrich von Hutten（乌尔里克）及Hermann von dem Busche（赫尔曼）；他们假装是Reuchlin（瑞克林）的攻击者并用很野蛮的拉丁语向Colonia（科隆）的神学家Magister Ortvinus Gratius（格拉提乌斯）写了这些信。这种虚构著作的目标是谴责和嘲笑教会和隐修院中的无知、虚伪和堕落。在这个信集第二个部分，他们完全轻蔑教会的权威和宗座。这些信又发动了一个庞大的论战，这样在很多地方创造了一种反对经院思想、反对罗马、反对教会的气氛，为人们在思想中接受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作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