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叛教者
尘女
1、
圣约翰大学是在中国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学校,被称为“东方哈佛”。创建于一八七九年的圣约翰书院,是由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将原来的两所圣公会学校(培雅书院、度恩书院)合并而成的。办学初期设西学、国学和神学三门,用官话和上海方言授课,一八八一年开始成为中国首所全英语授课的学校。五年后,第一个实行全英语教学的年轻老师卜舫济牧师成了校长,并长达五十二年。
到一九零五年,圣约翰书院正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注册,成为获得美国政府认可的在华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有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以及一所附属预科学校。学校初具规模,拥有了一座礼拜堂(圣约翰座堂)、一座以创办人名字命名的教学楼“怀施堂”,和另一座用庚子赔款所建起来的“思颜堂”,思颜堂是为了纪念学校的第二任校长颜永京牧师。后来发展为拥有五个学院、十六个系的综合性的著名教会大学。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圣约翰大学曾将学校迁入公共租界,与沪江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五校组成上海联合基督教大学。四零年迁回原校址,就在中山公园附近。
圣约翰大学从三六年开始招收女生,四九年秋,徐闻音入读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医预科。那时,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廖英君已经临近毕业。中山公园就在旁边,此刻的梧桐树应该已经又是一个金色的旋涡,旋进去天和地,但他俩没有再走进去。
徐闻音伏在床上祷告时,有时会闪过一抺金色,每次她都会被吓一跳。但她很满意现在与廖英君的正常关系,觉得这才是爱情,而那抺金色是极危险的,久而久之,那抺金色竟然露出了刀锋般的寒光。她也曾悄悄察看他,但从他的脸上看进去,好像他从未被那抺金色困扰过,甚至看不到那个秋天梧桐的影子。不过,他也从来没有再约她在中山公园见面。秋风渐冷,他们也宁愿徜徉在苏州河边。
第二年,廖英君毕业了,但他并没有在上海开诊所,而是常常去内地参加各种为了传福音而做的巡回医治工作,他的心不在医病救人,却在传道上,医学仅仅成了他养生和传教的工具。他每次回到上海与徐闻音相聚时,谈的不是他在各处医的病人,而是那些病了的灵魂。
他计划要等闻音毕业后,一起去香港或美国读神学院。徐闻音心里却仍倾向于去内地的福音移民,去美国读神学院似乎并不符合聚会处的教导,虽然李弟兄自己也不止一次去过欧美,但她觉得去美国读神学院实在算不上一条艰辛受死的十字架道路。在聚会处会众的心里,西方公会是个不属灵的,空有宗教的外壳,缺失敬虔追求的生命。那年年底,圣约翰大学正式宣布与美国圣公会脱离关系,西方传教士、公会牧师们纷纷被迫离开中国时,徐闻音心里并没有任何波动。
没等徐闻音从著名的圣约翰大学医科毕业,这所著名的教会学校就拆分了。五二年在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中,一方面因为当时新中国的教育政策是模仿苏联,大量削减综合性大学,改办专科学院,综合性大学的相关学科合并重组;另一方面因为新中国的宗教政策也开始与西方帝国主义划清界线,原有的教会学校大多都被拆分了。
圣约翰大学被拆散并入了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等多所高校。其中徐闻音就读的圣约翰医学院与震旦大学医学院、同德医学院合并,成立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后改名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随着大学的分拆和重组,各大学中原有的学生团契都被打散了,而同时,教会学校的学生也就分散进入了上海各个大学。作为土生土长的聚会处地方教会,因为没有西方公会的背景在当时并未受到波及,他们开始积极地加强学生工作,青年学生信耶稣的人数明显增加。五二年圣约翰大学、震旦和同德三所私立院校的医学院合并后,暑期中三所学校的学生基督徒们就开始在一起聚会了。
入读圣约翰大学文学院的李依萍被并入了复旦大学,她参加复旦新建的学生团契,平时越来越少机会和徐闻音在一起,只有廖英君在上海的日子,他们三个才会聚在一起。虽然李依萍也是在南阳路地方教会聚会,但她却支持廖英君去美国读神学。徐闻音不以为然地笑她说,她不是支持他去美国读神学,而是支持廖英君的任何一个决定,毫无主见。
李依萍一时语塞,想想她说的也没错,虽然自己没有这样想,但事实上这些年,廖英君的任何一个决定她都很自然地觉得正确。只是,闺蜜闻音才应该是如此无条件支持的人,她却反而常常与他意见相左。男人不应该是女人的头吗?作为未婚夫的廖英君理应是闻音的头。那么自己的“头”在哪呢?有近乎“完美”的廖英君放在那里,李依萍就觉得实在是寻不出一个可以加入他们的青年来。
他们三个常常约在哈同路的那家咖啡馆见面,教会早就从文德里搬到了南阳路,虽然这家咖啡馆离两处都很近,但每次约到这里,总让他们觉得有一份不言的对文德里的留恋。不知为什么,对文德里的留恋竟成了他们友谊和信仰的标志。
那间咖啡馆不大,外墙贴着红砖装饰的墙面,里面是米色暗金花墙纸,金色已经黯成了咖啡,墙纸的花型却更立体了,好像是抺去了轻浮的成熟女子,隔了重重叠叠繁复的窗帘,安全地冷眼旁观着外面变化的世界。
与大门对角线的屋角,那个四人沙发座是他们常坐的,桌上有盏老式的铜台灯,灯罩是几块彩色玻璃拼嵌的,粗糙地仿着蒂凡尼台灯的样子。五彩的不够透明的厚玻璃将灯光压向斜下方,李依萍总是静静地待在台灯后面,将脸安全地放在光圈外看着徐闻音和廖英君之间的争论与共鸣。他俩时不时就会转头问她的意见,那时她就将眼光滑到灯罩上,不置可否地沉默一会微笑一会,说一二句或不说。其实她早就发现他们并不在意她的回答,他们问她的时候只不过是交响乐中的一个音乐休止符,音乐还会继续。
这两个人身上的激情她都没有,那盏仿制的蒂凡尼台灯的灯罩,总会让她想到一个家、一间卧房。她觉得自己实在是再平庸不过的一个标标准准的小女人,一间有着盏蒂凡尼台灯的卧室,和这个时代,和她的信仰是何等地格格不入啊。
2、
五五年六月底徐闻音结束了在医院的实习,毕业班的学生并没有马上被分配工作,而是在七月初返校后就立刻参加了肃反学习。五月开始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首选是针对文化教育界,因此高校就成了运动的重点。上海第二医学院的二百多名毕业生全体集中留宿学习达数月之久,有问题但不太严重的被“继续帮助”,问题严重的则留校隔离审查。
这次肃反可以算是新中国第一次向文字开刀,运动一开始就是针对文艺界的,但和之后的所有运动一样,基督徒都是陪绑的。虽然中国基督徒既不关心政治也缺乏关心政治的能力,但他们因为属于异类,因为基督教天然地似乎与西方帝国主义有关,所以几乎成了各种运动中充数的阶级敌人,并且在平反中也属尴尬的“边缘人”。
上海第二医学院中的基督徒,不管是骨干分子还是连主日都不常聚会的挂名基督徒,都被一视同仁地“重点帮助”着。除了必须交代家庭出身、阶级立场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交代各人所属的教会、参加的学生团契,还要事无巨细地交代所知道的校内基督徒情况和活动。
那段时间,为了保护自己也是为了保护彼此,校园内的年轻基督徒们彼此都不说话,甚至尽量避免碰面,他们又出不了校门,回不了家,当然更无法去参加校外教会的聚会,每一个人都像是关在自己的囚室中。
这时的他们是格外需要神的,平时他们在忙碌中天天提醒自己,要进入与神独自相处的密室,但却没什么时间。偶尔独自去和神打个照面,甚至不用仔细感受,他们就能确认他就在那里,就在他们心灵的密室里随时等着自己。然而现在,他们一个个被迫独自进入了自己的密室,却发现那里面的神是模模糊糊的,是一种忽而聚成形、忽而散成气的,不确定的存在,甚至有不少人发现密室里空无一人,神没了。
那段日子是漫长的,其间李依萍来找过闻音一次,其实那次她俩没敢说什么,或者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李依萍只是惊怕地压低了声音哭,徐闻音只是直着脖颈坐在一边。她原本也是怕的,并且和李依萍一样对社会和政治因完全无知而感到惶恐和委屈。但李依萍一哭她就坚强了起来,甚至忘了自己的软弱,心中生出对她的不屑来,徐闻音觉得自己是可以为这个信仰死的。
她对李依萍也是对自己说:不要动情,七情六欲都是罪!要“死着”面对世界、面对一切,你就刚强了。
李依萍在徐闻音面前哭完,心里就安定了,她对她一直有一份依赖。她记住了这句话,她走了。李依萍并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自己可以依赖闻音。
那次见面让徐闻音和李依萍都受到了额外的注意,她们分别被要求向上级汇报见面的所有情况,因为两人分别属于不同的大学,被怀疑是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基督徒组织串联。
两边的领导分别对她们说:对方已经全部都交代了,你怎么还藏着掖着躲躲闪闪?两个年轻的女孩并不懂这只是一种审讯常用的方式,而是信以为真了。李依萍的哭泣和徐闻音的那句话都被交代了,再问就没有了,但领导不会相信仅此而已,好在仅此也已经够定罪了。
七月底,对徐闻音的“帮助”就升级了,她被隔离审查,不仅不能越出校门一步,还有一个政工干部专门来负责她的“案子”。无论白天黑夜,她都要随时准备被找去谈话。学校还指派了一个共青团员的女生,形影不离地“陪伴”她,同时睡,同时起,连上厕所或去洗澡都必定跟着,不过,上级不允许她们之间说话。
带着这么个影子,在宿舍楼上上下下,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学生们开始看着自然是指指点点,风言风语。徐闻音心里却出奇地平静,她不在乎别人的怀疑和鄙视,也对偶尔传来的怜悯同情的眼神无动于衷。
起初,她心里还希望能与同为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们眼神相遇一下,哪怕只有几秒种,或者只是交错一瞬,她都希盼着能从中取得一份力量和热度。但他们大多避开她,也有几位不避开的,甚至有个别想用目光来坚固她的,她又避开了他们,她特意地绕开走,以免“眼目传神”牵连到对方,也免得自己多一份要交待的事。
九月的一天,大表兄突然来学校找到她。他当然不可能直接找到她,而是经过了审查组的领导,由那个负责她“案子”的人带到她面前的。那人和那个女共青团员一左一右地站在他们身边,大表兄显然很紧张,双手插在淡灰条纹的裤兜里。她虽然看不见他细长苍白的手指,但从轻微却高频波动的灰条纹上就感到了他的恐惧和战栗。大表兄比她大了十五六岁,从小到大,她都觉得他像大山一样稳健可靠,此刻见到了他的慌张,心里反倒有丝娇憨的得意,面容上却更是从容得近乎冰冷了。
大表兄说:祖母走了。昨晚。他不安地抬头看了看她,又补充说:走得很平安。
徐闻音面上毫无表情,心里却打了个趔趄,随手抓来一根拐杖——就是李弟兄的一句话“一切都不动心”。她拄着这根拐杖站住,突然就觉得祖母是一个与自己不相干的人了。她不要动心,若只动头脑,一个基督徒的死岂不是好得无比?是息了地上的劳苦去天堂耶稣那里,何况这个老人已经八十九岁了。
当那个负责她“案子”的人对她说,经校方研究只能放她三天假时,她拉住了气愤的大表兄,平平静静地回答说:三天够了。
3、
徐闻音跟大表兄回家,那个女共青团员也奉命跟着,只是她还识相,远远跟着不靠近,脸上也是没表情,双手不自然地在侧边、背后、前面移动着,头也侧来侧去看着路的两边,尽量不去看前面走着的人。想来她也是不习惯这份差事,尴尬得很。
路上,闻音对表兄说,明天办丧事礼拜,后天就安葬。大表兄很诧异她的冷静,更是接受不了这个速度,但他没有说什么,只是脚步略迟疑了一下,从闻音的右前半步到了右后半步。闻音似乎是听到了他没说出口的话,她一边笔笔直地走,一边微低了低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他说。
我只能出来三天。
其实还有后半句——总是要送她入土为安的。她却呑下了没说,因为这半句话里就有了绵软的情感,有了情感就有了缺口,她现在是不能有缺口的,也就是说她现在是不能有情感的。
到弄堂口时,大表兄让她自己先回家,说几个姑母已经都来了,明天要办丧事礼拜,他需要去通知安排一下。
他一走,闻音的脚步就胶住了,弄堂里涌来好多熟悉的气味、声音、物什,还有旧照片般的人。有祖母,有爸爸,也有那个女人和那几个与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妹。
弄堂口烟纸店的王姆妈探出半个身子来,唤她:音囡囡啊,阿婆走了哦,侬爸爸是老孝顺的,但又回不来。唉!不要难过哦。要啥,王姆妈帮侬准备。
闻音急急地回了声谢谢,扭头就走。一来是后面跟着个人,多说两句倒给王姆妈惹麻烦;二来王姆妈的话就像千百只向她堤坝爬过来的蚂蚁,让她害怕。
刚到门口,屋门就从里面打开了,低低的哭声像沼泽地升起来的雾,浓浓地压低了,但同时又远隔着,有种不真实。闻音被一个姑母抱在怀里,她干涩的双眼和脸颊有点厌烦那衣襟上的湿润,但她也不便挣开。之后,又是一个差不多的怀抱,又是一个……
不知为什么,她盯着看了又看,也还是分不清是哪几个姑母,一楼客堂间原本不算太大,现在挤了那么多人,却反倒更空旷了。每个人都远远地站着,她看不清她们的脸,也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她没有回应她们的任何一个问题,也没有回应她们的悲伤,她觉得自己的心像是悬在高高的寒冷的上空,极为清醒地看着这团湿漉漉的悲哀。
为什么要悲哀呢?死了,就歇了地上的劳苦。就好了。
推开祖母睡的卧房,胖胖的三姑母守在床边,不自觉地拿手掖了一遍又一遍的被子。二姑母挺着剪纸般的身板,脸微仰着,向了窗外,双手合在胸前像是在祷告,不过眼没闭,嘴也没动。
她俩和年纪最轻的六姑母是与闻音相处最多的,六姑母随两个孩子去了美国,祖母最后这病的几年都是二姑母和三姑母照顾的。闻音反手带上门后,她是想着自己可以哭一哭的,但却没有眼泪,连鼻子都冰冰硬硬地没有一点酸软。
祖母穿着月白色软缎的新的内衣裤,一件宽身宽袖的绛红底宝蓝团花的丝绒旗袍搭挂在一边的架子上。闻音知道这件是祖母最喜欢的衣服,几年前大表兄结婚时做的,然后就一直压在箱底。每年开春,祖母总要翻出来晾一晾,顺着丝绒的纹理刷刷平。闻音有时会随口问一声:旗袍那么好看怎么不穿?
祖母笑着在身上比划说,那么鲜亮,平时怎么好穿?这样说的时候,她的眼睛是亮亮地,盯着闻音,似乎在等她的撺掇。闻音却没吭声。这些年她极力穿得朴素,这样的花色自己也不会穿上身。虽然上海人穿衣是流行越老越俏的,但那也是世界上的流行,祖母这样的老基督徒也许真不该穿得太俏了。
此刻再看着这衣服,她心里不由地有些怅然,心中后悔没让祖母生前再穿一次。
三姑母见她盯着旗袍看,就说,是在等你回来一起给老姆妈穿衣服呢!穿好就要趁着下班前让殡仪馆的来接走……
二姑母回头走过来,插言道,殡仪馆是要给姆妈净身、化妆,穿寿衣的。现在穿什么也都要换掉……
但我们总是要让姆妈漂漂亮亮出这个门的……这是她最欢喜的衣服。
二姑母听了,没再说什么,她们三个人一起给老人穿上这件明亮的旗袍。老人过去大半天了,身上却是软软的,一点也没硬。徐闻音握着她雪白绵软的手,心想这一定是神的美意,接走了从小养大我的祖母,我也就没有牵挂了,可以安安心心地去坐牢。
外面的风并不大,却吹开了一道窗缝,一股干干净净清凉凉的风,擦过闻音的脸颊,吹在床上祖母的身上。闻音像是看见一只无形的手,替祖母抚顺了丝绒旗袍的纹理,祖母的脸似乎在这微微飘过的风中生动起来,似乎在问她:囡,凉伐?
闻音怔怔地对着这风,这祖母,和这句问话,不敢动一动心思,仿佛任何一根神经的解冻都会融化整个世界。已经入秋,闻音仍一直穿着夏天的阴丹士林的细格蓝布旗袍,她是有意在培养自己抗冻的能力,想着要把夹袍和棉袍都留到监里穿,那里想必是极阴湿寒冷的。
那天三姑母陪着姆妈坐殡仪馆的车走了,闻音却没有跟去。她有点怕这个漫长的夜晚更怕现在呆坐着想些什么。家里也确实还有很多事要做,要准备丧事礼拜的诗歌、纸花,点心、回礼等等。姑母和表兄妹们大多断断续续地哭泣或流泪,连平日硬挺得像个苦行修士的二姑母也红了眼睛。但徐闻音这个祖母最用心思也是最亲的孙女却面色平静,她有条不紊地快速高效地做着每一件事,这让亲人们虽然不好说什么,却也觉得怪怪的。
事情做到夜里十点多,就没什么要做的了,又挨了挨,二姑母见她不肯去睡,就陪着。她坐在那里,低着头祷告,间或抬头看她一眼,其实也没有一定要和闻音说什么,闻音却觉得有一种等着她哭诉的压力。
但她是不能开口的,虽然那个共青团女生跟她回来后确认是祖母过世了,她就完成任务走了,看她走时轻松欢快的背影,想必也是觉得被“放风”了,估计未必就径直回学校汇报,倒是有可能去逛街会朋友或是回家。闻音被隔离的日子,她其实也等于是被隔离了,若一个是因为反动,那另一个却是因为进步,不过结果是一样的。
徐闻音不能开口向人哭诉的原因是为了坚强,她心里有太多的委屈,也开始有了疑惑,只怕一开口就收不住,哭不倒长城反倒把自己哭倒了。坚强是需要从里到外冻得透硬的,最好是硬硬的一块铁,连一个气泡都不能有。若再被亲人们陪哭一番,同情几句,那她就从里面软了,以后再硬也就是个酒心巧克力,经不起一碰。
何况,祖母已经走了……
祖母走了,让徐闻音觉得自己成了个孤儿,虽然她的父亲母亲都还在,但她还是觉得自己从此是孤零零一个人在这个客旅的世上了,目前的形势让她直接跳过自怜,而硬冷起来。
她以为这就是成熟,却不知道这是急冻起来的生煎馒头,真要熟起来香起来,还需要解冻,软了,放在煎锅里,下面生了火,身下加了油,又浇上两道冷水……最后,底下结一片煎得脆硬的疤,面上布满了麻子皱折,且挤在一大群里,并无突出的样子,这才成了人吃不腻的美味。
不过,对于刚二十出头的姑娘来说,生活与生命的真相是会慢慢展开的。
徐闻音借口要去殡仪馆看看明天大殓的会堂安排好了没有,逃出了拥塞着湿漉漉热乎乎的悲哀的家。她没有叫黄包车,在弄堂里、马路上干冷的秋风里疾走,一直走到让渗入体内和心里的湿气热气全部被夜风吸走,心才渐渐平静下来。她跳上一辆电车去了胶州路的万国殡仪馆。
4、
一切都是素白的,白布、白纱、白花点缀着大客厅里的讲台和排好的木椅,墙上用粉蓝和乳白的康乃馨围着祖母的照片,两旁的挽联竟然用了绛红的绸带,想来是因为祖母是八十九岁的高龄,是白喜。闻音看着相片不由地想,若真相信有永生,相信有天堂,基督徒辞世岂不都应该算白喜事?
她一个劲地这样想,似乎是在为她自己泛红发炎的心一遍遍抺油膏,以免痛一层层浮上来,一圈圈扩散开来。就这样,她把自己保持在一种圣洁、昂然的麻木中,不觉得痛,更不觉得应该痛。她甚至希望自己喜乐起来,她以为这时她是懂了耶稣说的那句话: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这里“爱我胜过爱……”原文是有“恨”的意思的。
徐闻音以为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自己这个充满温湿的家,和自己里面同样温湿的情感,她是断断不想成为“上海女人”的,面对着祖母的遗像,她里面对“绝对”、“献身”的渴望格外地清晰,几乎是狠狠地涨开来,撑住了自己的身体和情绪。
闻音。
她木木地转过身来,廖文君竟然就站在她面前,离着有三四步,并没逼到跟前来。自从多年前她受洗时见过她一面后,这些年她们虽然都在一个教会聚会,但从没有机会交谈。这个比廖英君大了十九岁的老姐,也从来没有请弟弟和她一起聊聊或吃个饭。
但徐闻音对她却并不陌生,她不知为何一直被她吸引着,看聚会处福音书房出版的书和报刊简讯等,甚至每一页传单,虽然上面都没有廖文君的名字,但她知道这些大多经过她的翻译编校甚至修改。她总是记得见到她第一次的样子,那件宽松的半旧的蓝灰旗袍,罩住了一半手背的袖子,严密高耸的领子,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的端庄,沉静无语浅淡的表情,这一切在徐闻音心里几乎成了圣女的典范。
文君微笑地看了她一眼,那微笑中含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苦意,和温度适宜的理解。随后她就转身走了几步,坐回到侧后角落里的木椅上。徐闻音也随着她走过去,一边想起自己进来时那边是好像有个人影儿,只是浅淡得可以忽略不计。
等闻音在身边坐定,廖文君略迟疑了一下,伸过手来,将手掌覆盖在闻音的手背上。闻音没有想到看似绝了俗尘,甚至没有温度的廖文君,却有着一双温暖且绵软的手,她的掌心热却不湿,是一种烫烫的干燥。被她这么一握,闻音似乎就无法悬在寒冷的高空了……
他让我来看看你。
文君见她只是低着头无语,便又说。
他知道你在学校的事,但一时赶不回来。这两天正想着怎么能见到你,没想到老姆妈又走了……唉!不过,走了也是好的。
徐闻音怕她再说到廖英君,她知道自己出来三天后回去是要交代每一句话的,她低着头摇了摇,她也就明白了。
她俩无语地坐一会,闻音很自然地伏在了她的膝上,许久,像是睡着了。然后,文君感觉到自己的膝盖都湿了。文君没有说劝慰的话,甚至没有动一下抚在闻音背上的手掌,她的眼泪也静静地在心里流,却流不出来,只留着空空的两个眼洞对着前方。
三年前,那个人坐上去东北的火车后就消失了,至今没有人知道他被关在哪里。这些年她很少见到他,甚至不知道他是哪天离开上海的,但他提着箱子的高大身影,和那列喘着粗气驶出站台的火车却将她从刻意的沉睡中惊醒,一刀刀刻在她心里。
后来,她听说了他的被捕,有人说是在上海被捕后押往东北,也有人说是在火车上出示逮捕令的。她早就知道他会被捕,只是她没有想到他是因生化药厂的经济财务而被捕。她和知道的人一样,相信这不过是政府的一个借口,只是她又暗自希望这是真的,因为若真是经济犯罪,应该有回来的一天吧?
廖文君一直以来,不清楚自己是恨他的,还是爱他的?四二年后的这十多年中,她无法再崇拜他,但也无法鄙视他,恨他或爱他的念头都让她感觉不洁和污浊。她没有像赵心洁那样离开侍奉,隐居起来,她在心里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待宰的羔羊,她像被剪去毛的羊一样默默无声地承受着羞耻。她只能这样想,但这想法是不能说的,若说出来就更是她的羞耻了……她知道自己不能恨他,更不能爱他。
他就这么消失了,她暗示常去各地传道的弟弟帮她打听他的下落,但同时,她开始越来越惧怕听到消息,甚至更惧怕有一天再面对那个人……
徐闻音当晚回家时,感觉身后跟了人,压在背脊上的目光虽然总是轻轻一压就弹开,然后又是一次次短暂的轻压,甚至是蜻蜓点水般的一闪,却有着一份让她不安的熟悉。但她回头看了两次,什么都没看见,只有空荡荡的马路。电车已经没有了,虽然她甩开两根不粗的辫子,想着反正准备坐监牢了还有什么可怕的,但还是跨上了一辆人力车,并下意识地拉起了棚子。拉车的汉子很卖力,闻音却并不希望他跑得那么快。
黄包车轻松地穿过一段段被昏黄的路灯截断了的黑暗,闻音突然想起头些年,自己和李依萍挤在一辆车上,夜里回学校,也不说话,每到路灯下就翻开《圣经》看一句,然后就在下一段的黑路里背记着。当然,也有的时候,是和廖英君,一前一后坐在两辆车上,也是一样的看和背,只是就有了一点点的不专心……
这样想着,她不由地笑了一笑,拂去了前一阵子见过李依萍后的猜疑,想念起他俩来……这么想一想,泪就要出来,她把脸略略探出黄包车的棚子,让秋天干爽的夜风把眼眶吹得干干地,甚至吹到隐隐刺痛起来,心就平静了。
第二天的大殓,祖母已经净了身,脸上化着淡妆,安详地睡着,显得年轻了很多。她穿着九层的正式寿衣,有七个领口,领口下身上盖着一条纯白真丝的绸薄被,头发也是雪白的,整整齐齐地拢在脑后。只有绸被上绣着的一个大大的红十字,在一片洁白中让人触目惊心。
闻音反反复复地把眼睛看过去,掉开,又看过去,总觉得这个躺着的老人有点陌生,她希望下一眼望过去时,她能恢复祖母的样子……再看了看,她就死了心,把眼睛望向白花花的屋顶。
祖母早就走了,并不躺在这里……
那天来了许多亲友和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徐闻音正在被隔离审查,为了她也是为了自己,没有人来和她说话,都只是把关切的、鼓励的、或是同病相怜的、哀愁的神眼送过来给她。她也沉默着,她理解他们,她也不觉得自己需要他们来和她说什么,甚至这些眼神也没有必要的。或见有一二个向她走过来的,她反倒主动地避开了。
全场,徐闻音穿的孝最重,因为她是祖母最爱的,也是因为她替父亲这个祖母唯一的儿子带孝。但全场表情最平静的也是徐闻音,她的沉默人们是能理解的,但她毫不感伤的冷静,让这些被信仰泡得软软的人们感觉有点刺心。
从胶州路殡仪馆开往郊外公墓的路上,汽车按闻音的要求绕道经过了静安公园,这里原来是外国公墓,祖母年轻时认识的一个传教士就葬在这里,她常常来看她,却从来没有向闻音说起过那个传教士的故事。闻音跟祖母来过几次,她们常常只买一小束花,放到墓地上,然后就坐在那片草地上看天。坐在那里总会让人忘记是在上海,天空和草地,还有稀疏的新抽芽的树,都是干干净净的。祖母每次都会唱一首很古老的赞美诗,可惜闻音从来没有注意听里面的歌词。
五三年,墓园改成了活人的公园。汽车路过那里时,闻音在心中对祖母说:阿婆,我晓得侬一直都欢喜这里,但葬哪都是一样的,我晓得侬今朝是要睡在耶稣怀里的……
墓园的安葬仪式结束时,人们道着别散了。徐闻音又感受到了那种熟悉的压力,那个共青团员的女学生也来了,远远地看着她,但她知道这份压力并不来自于她。即将离开墓地的时候,她找到了压力的来源,一辆停在公墓园陵外的黑色小车。后车窗的玻璃都遮着深褐色的乔其纱,但她感觉就是在这深褐色窗帘的背后,有一双盯着她的眼睛。
徐闻音没有马上上姑母的车离开,而是站住,向着那遮着帘子的车窗,恨恨地,有点挑衅地瞪着她年轻的杏眼。那车就启动,开走了。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恍惚,她似乎看见了两片早已沉入记忆深处的茶色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