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说禅论道:基督教与儒、释、道之对话
第六章、神与佛
在谈论诸宗教时,最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之一是:佛教究竟算是多神论、泛神论还是无神论?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回顾一下中国传统上的“天神观”。
中国古代传统的“天神观”
关于传统中国宗教的“天神观”是否与基督教的独一神观(Monotheism)一致,一直是个争论很大的问题。不但每个人的立场及对“传统”的解释不同,而且中国历代对于“天神”的观念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进,分歧也越来越大。因此,“何为中国传统的天神观”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人言人殊。首先,我们从古代文献来看古代中国人的“天神观”。
1.商朝与周朝时代
何光沪曾详细讨论中国传统的神观与基督教的关系1。他指出,商朝称神为“帝”或“上帝”,其神秘性的成分占有主导地位。正如张光直所说的,上帝在商朝人民的心目中是至高的存有,对人间的一切拥有终极的权柄。2
1.何光沪:《基督宗教与中国传统宗教的神性论之相通》,收录于《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处境神学的中国—北欧会议论文采》(罗明嘉、黄保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62—86页。
2.何光沪:《基督宗教与中国传统宗教的神性论之相通》,收录于《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处境神学的中国—北欧会议论文采》(罗明嘉、黄保罗主编),81页。
周朝时“天”的概念兴起,在逐步取代“上帝”的过程中,其神性中的理性成分逐渐增加。因此从儒家经典来看,这位“天神”是有“位格”的,具有公义和慈爱等正面的属性,是受造物及万有的主宰。在中国儒家最古老的经典《尚书》和《诗经》中,就记载了许多夏、商、周朝代的上古先民与天神、君主的互动关系。其中就有如下的句子:
“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常道),好是懿德。”1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2
“天非虐,惟民自速辜(招谴)。”3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4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5
因此,中国古代原始的“天神观”,与基督教的一神论确实是有一些类似之处。也就是说无论是商朝的“上帝”或周朝的“天”,都与基督教的“耶和华”相似。意大利学者阿马萨里曾从“上帝”的读音推论?6,说这个词可能来自闪族语系中希伯来语的El Shaddai(中文译为“全能的神”),这是基督教旧约《圣经》中经常出现的称呼。可是Shaddai(“全能的”)固然发音近似“上帝”,但是很少单独出现,总是连接在El(神)之后,所以他的推论较为牵强。另外有人指出,许多古代民族“神”的发 音,如古希腊语的divine,古拉丁语的deu,印度语的dava等,都与中文的“帝”很相近。因此在各古代民族中,“帝”是“神”的发音,这个推论可能更有说服力。
1.《诗经·大雅》。
2.《诗经·大雅》。
3.《尚书·洒浩》。
4.《尚书·伊训》。
5.《诗经·大雅》。
6.阿马萨里:《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51页。
2.道家
春秋战国时代的道家,对于万物的起源常以“道”称之,有时也用“无”来描述之。其中最为我们熟知的名句如下: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2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3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老。”4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扩)四方、柝(拓)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
······大浑而为一,叶累而无根。”5
从这些观点来看,道家所说的“道”,是万物之根、世界之源,与基督教《圣经》所描述的创造神也很相似。至于道家之“道”与基督教之“神”的观念到底是否雷同,这个问题将在第十章中详述,在此就暂且不谈了。
1.《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
2.《老子·道德经》第四十章。
3.《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
4.《庄子·大宗师》。
5.《淮南子·原道训》。
值得注意的是,日后发展出来的道教,则与老庄思想没有太大的关联。道教基本上是由原本流行于下层社会的精灵崇拜(Animism),借用一些道家的词汇,加上一些阴阳、五行、命理的观念,揉合而成的一种多神信仰(Polytheism)式的民间宗教。
3.儒家
春秋战国时期的先秦儒家,则代表另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现实主义的思想。他们将商周以来的天人关系作了一些调整,并偏重在道德和政治的实践上。其中在对“天”及宗教的态度上,孔子、孟子和荀子很明显地代表三种不同的典型。
(1)孔子像是“不可知论者”
孔子对真理的基本态度是务实的,所以他论及“仁道”(即“人道”)远多过“天道”。他的名言有:
“敬鬼神而远之。”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2
“子不语怪、力、乱、神。”3
“未知生,焉知死?”4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5
所以孔子不算是无神论者,而比较像是不可知论者。他也提到天,但是牟宗三先生说,孔子所说的天,固然有宗教上“人格神”的意味,却将之推得离人远一点6。这样可以既保持天的超越性,又更偏重其伦理性。
1.《论语·雍也第六》。
2.《论语·公冶长第五》。
3.《论语·述而第七》。
4.《论语·先进第十一》。
5.《论语·八佾第三》。
6.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学生书局,1987年,40页。
(2)孟子像是“神秘主义者”或“唯心论”者
对孟子而言,无形的“天道”是蕴藏于每个人内心的,也是人人可以努力追求而得的圣人之道。他也常提到“天命”,譬如他说: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因为孟子认为“天道”或“天性”是内植于人心的,所以后来宋明理学家们多半由孟子的观念延伸下去,加上禅宗的思想,就转为形而上学的唯心论。
(3)荀子则近乎“自然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
荀子认为“天”只是自然界运行的规律及法则,是没有“位格”的,因此也就不是能造化万物、施恩降灾的“神”。他甚至否认孟子主张的道德心灵之“天”2。所以,有人称他为战国时期最伟大的“唯物主义者”3。
从以上的讨论来看,先秦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天与道的观念,与基督教里具有“位格”的神或上帝,基本上大体是相似、相通或同质的,这正是明末利马窦等耶稣会传教士及当代何光沪4、远志明5、王敬之6等人的观点。
黄保罗在响应何光沪有关基督教与中国传统宗教的神性论时?,曾分析自明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上帝与中国古代的“天”或上帝究竟是否同质的争论,结论是他们的立场与这些人本身的背景和观点大有关系。那些信奉宋明理学的儒家学者,多半根据程、朱、王阳明等人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强调“天理”和“道”乃是非人格化的,因此与基督教的“上帝”截然不同。但是利马窦、徐光启等部分明朝士大夫们以及近、现代大多数的中国学者,则注意到先秦儒家或道家的思想的确与基督教有许多相通之处。
1.《孟子·告子章》。
2.陈修武:《荀子一人性的批判》,中国历代经典宝库,时报文化出版社,1981年,159页。
3.张岱年:《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34页。
4.何光沪:《基督宗教与中国传统宗教的神性论之相通》,收录于《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处境神学的中国—北欧会议论文采》(罗明嘉、黄保罗主编),71页。
5.远志明:《老子与圣经》,宇宙光出版社,1997年。
6.王敬之:《上帝与中国古人》,美国加州:中国神学出版社,1999年,62—72页。
7.黄保罗:《对基督教与中国传统宗教相似点的不同反应》,收录于《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处境神学的中国—北欧会议论文采》(罗明嘉、黄保罗主编),87—100页。
中国民间宗教的“鬼神观”
从汉朝迄今的两千年里,中国人的“天神观”又起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印度佛教传入,影响力逐渐扩大。特别在唐朝之后,佛教(尤其是禅宗)与儒家思想的融合,衍生出宋明两朝的“理学”(又称“新儒学”),在知识分子间成为主流思潮。另一方面,汉朝之后“阴阳五行”学说以及民间宗教的兴起,也使中国人的“天神观”有很大的转变。
中国古代的原始宗教相信,人死后有另外一种存在状态,通常称为神(“伸”之意)或鬼(“归”之意),甚至有时“神鬼”并称。所以《礼记》中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至于我们所谓的人格化神—造物者,古代多称之为“上帝”或“天”,并不称之为“神”。因此,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及“不语怪力乱神”,所说的“神”不是指创造万物的神,而是指民间百姓所相信的鬼神。
但是民间信仰所形成的“小传统”,与上层知识分子的“大传统”往往有很大的分歧。从孔子和汉朝的儒者到宋明的理学家,一般都将生死看成是一个自然界的过程,却否认有超自然世界的存在1。在这些上层知识分子看来,葬礼和“祭祖”只有一种维系社会秩序的伦理功能,而没有宗教功能。这就是所谓的“大传统”。
1.杨庆球:《中国文化新视域:从基督教观点看中国文化》,香港:三联书店,2004年,154页。
然而在民间的一般百姓,却未能满足于这种将“鬼神”物化的思想,他们与世界许多其他民族一样,深信有一个超自然的“灵界”存在。所以,当佛教与道教提供了有关死后的种种不同的解说时,就发展成中国人独特的民间宗教,成为大部分中国人的信仰。在目前中国民间宗教的各种神灵中,就包括古代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如伏羲、西王母)、阴阳五行及星斗、民间英雄或功臣(如关公、门神、妈祖)、佛教人物(如佛陀、菩萨)、小说人物(如海龙王、孙悟空)和祖先等。这就是所谓的“小传统”。
清朝初年发生的“礼仪之争”,就突显出中国传统社会“天神论”的多样性及复杂性。利马窦因为多半接触的是中国社会上层的士大夫们,因此认同他们对“祭祖”和“祭孔”的观点,即“祭祖”和“祭孔”主要的是伦理功能,而非宗教功能。所以利马窦及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同意中国天主教徒“祭祖”和“祭孔”。但是当道明会的传教士来华之后,他们接触到许多中下阶层的信徒及民众,就发现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祭祖”和“祭孔”的宗教功能是超过伦理功能的,因此反对中国信徒参与“祭祖”和“祭孔”这种宗教活动。两派宣教士争执不下,最后在利马窦过世100多年后,教廷接受道明会的意见,决定禁止中国信徒“祭祖”和“祭孔”,引起康熙皇帝极大的反弹,以至于宣布禁止天主教的传教活动。
在300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要问究竟哪一边的观点比较正确,这恐怕还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因为从利马窦到康熙,他们对“祭祖”和“祭孔”的观点,是代表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大传统”。但是道明会的传教士们,却看到中国大多数民众的宗教“小传统”。这两方面都各有其代表性,却又没有任何一方能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宗教观。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到明朝之后,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无论是多神论、泛神论甚至无神论,都各有其信仰者,唯独上古时期的“一神论”,却几乎已经消失无踪了。
佛陀、菩萨与神
由于大部分佛教徒都烧香拜菩萨、拜观音、拜妈祖,所以一般人都以为佛教是多神教。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大部分这些自认为是佛教徒却又拜妈祖、关帝爷的人,其实不是真正的佛教徒,只是民间宗教信仰者。可是在中国社会中,这类的人却占绝大多数。反而是那些所谓的“正信”佛教徒,只占少数。另外从佛教脱胎于印度教的历史来看,有些人说佛教应该与印度教一样属于泛神论。然而达赖喇嘛一次接受西方记者的访问时,却又明白地说:“佛教是无神论。”究竟佛教算是哪一种宗教观?
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何为“佛陀”。“佛陀”的印度文是Buddha,意思是“觉者”或“悟道者”。最早的中文佛经翻译为“浮屠”,后来才改为“佛陀”。至于“菩萨”一字,乃是印度文的Bodhi—sattava,意思是“觉众生”,也就是上求菩提(智慧)、下化众生的“修行者”。所以菩萨比佛陀低了一个等位。
“佛”字是佛教译经者创出来的新字,这个字翻译得极好,不但取其音1,而且取其义。“佛”字从“人”字边,而不从“示”字边,表示“佛”是“人”,而非“神”。因为“示”是“祭坛”的意思,所以与“天神”有关的字,如“祝”、“福”、“祀”都从“示”字边。而“佛”既是悟道之人,当然人人可以成“佛”,或至少人人有希望成“佛”。
然而印顺法师曾指出:“佛法是人间佛教,而不应该鬼化、神化。不过在佛法的长期流传中,由于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不免渐渐将之理想化、神化了。”2也因为后人将释迦牟尼神化了,以至于他的弟子没有一个被列为佛的,都只被尊称为“菩萨”或“尊者”而已。至于佛教中有些著名的菩萨,如文殊菩萨、地藏菩萨、观音菩萨甚至阿弥陀佛等人,却都非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只是传说人物而已。由于佛与菩萨都成为佛教徒顶礼膜拜的对象,不仅在大多数佛教徒中间造成混淆,甚至在佛教的领袖中也会产生误解。
此外,很多人可能还听过一些佛教徒说:“基督教的神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佛比神还大!”其实这种说法是不伦不类的对比,也显示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误解。
1.当然现在普通话的“佛”发音为fo,与Buddha的音颇有出入。但是闽南语的“佛”发音为bu,倒是非常相近。可能唐朝时代的官话发音,比较接近今天的闽南话。
2.印顺:《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正闻出版社,1989年,33页。
因为在佛教徒的观念中有“六道轮回”之说,这是由印度教的三道轮回演变而来。在这六道中,“人间道”排第二。往上则有“天道”,其中住的是一些神仙类的“神明”。但是这些神明还在轮回之中,仍有可能堕落,唯有成佛之后,才能跳出轮回。因此佛的位阶比“天道”中的神明还高,这就是“佛比神还大”的出处。但是问题是,天道中的“神明”,就是基督教所说的“神”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有的僧人曾说:“如果依据西方对神的定义,那么应该说佛教是无神论。”他的意思是说,佛教基本上否定有一位创造万物、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存在。因为佛教的宇宙观否定创造之说,对宇宙的起源持缘起缘灭的“因缘论”,也就是说宇宙是无始无终、循环不已的。但是所有的一神论宗教(如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却都坚持有一位造物主,同时认为宇宙是有始有终的。因此,就宇宙时间观而言,佛教乃是延续印度教的周而复始之循环历史观;而坚持有造物神之一神教,则采取有始有终、线性式的历史观。
这两种时间观是两种宇宙观的前提假设,是先验的、自由心证的,也是无从辩驳的。然而20世纪发展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却认定宇宙有一个明确的起点,也将有一个最后的结局。这“宇宙大爆炸”理论在物理学界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它似乎更支持宇宙有始有终的观点,因此将对佛教“宇宙是由因缘而起,而且循环不已”的观点,构成一大挑战。
然而在说到“佛教是无神论”的观点时,也不要忽略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原本应该是无神、“以人为本”的原始印度佛教,后来却渐渐变质了。依据印顺法师的分析,印度佛教三个阶段的发展,到了第三个时期,也就是所谓“秘密大乘佛教”时期,佛教“天神化”的程度最为严重,对鬼神的崇拜也达到最高潮。迄今,藏传佛教密宗(俗称喇嘛教)仍然深受这种印度密教的影响,是满天神佛的,也曾在各地引发许多绯闻。藏传密教与汉传佛教是有明显区别的。
总的来说,六道轮回中的“神明”,最多只是灵界的存在物,仿佛基督教所谓的天使及魔鬼的阶层,却远非基督教中创造万物的至高独一神。所以,说“佛比神还大”的人是对基督教与佛教的“神观”不了解,才会作出这样的比较。
基督教之“神”观
在西方,古希腊的宗教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早期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家,对神祇的态度基本上很接近孔子那种“敬而远之”的观点。到耶稣的时代,希腊地区最流行的哲学思想,主要是“伊壁鸠鲁派”(Epicurean)和“斯多噶派”(Stoic)两个门派。“伊壁鸠鲁派”是物质主义者,他们认为这世界的物质是由“原子”(Atom)构成的,因此很多这一派的人采取“及时行乐”的人生观。“斯多噶派”则相反,他们自律甚严、勤俭刻苦,他们是道德高尚的实用主义者。
当基督教的使徒保罗在公元50年左右到达雅典向希腊人介绍基督教信仰时,他所面对的就是这两派的哲学家。如今我们可以借用保罗当年在雅典的演说稿'来介绍基督教的神观。因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无独有偶地也受到物质主义及儒家哲学两大思潮的影响。而物质主义的思想与当年的“伊壁鸠鲁派”的观点很接近,儒家也与“斯多噶派”哲学相去不远。所以,保罗当年在雅典对那些希腊哲学家的演说,必能给我们许多启发。
保罗的开场白2这样说:
众位雅典人哪!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在逛街的时候,看见一座神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如今我来向你们介绍这位你们所敬拜,却不认识的神。
1.《圣经·使徒行传》17:22—31。
2.《圣经·使徒行传》17:22—23。
希腊人“凡事敬畏鬼神”,这与中国人很相似。今天中国人当中,绝对的无神论者不多,相反地,那种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态度的人,占的比例更高。同时,希腊人大多是多神论者,中国人也是如此。而且希腊人的神祇都有人性的七情六欲,中国人的神祇则很多是由人晋封成为神的,当然也有人性。只是希腊人为了保险,免得挂一漏万,又敬拜“未识之神”,保罗的话题就由此开始展开。
基本上,保罗所介绍的基督教之神有三大特质:一、他是创造之神、天地之主;二、他是赐恩之神、生命之主;三、他是公义之神、审判之主。这三大特质加在一起,可以显示出基督教之神观的独特性,也是与其他宗教迥然有别之处。
一、他是创造之神、天地之主
神是创造者又是万有主宰的概念,在各民族的多神论及民间宗教中,都是付之阙如的,这是当代文化人类学家在考察各民族的宗教观时,共同的发现。其原因也很简单,若有一位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那其他的神明又将置于何地、扮演何种角色?因此有一位“创造之神”,乃是独一神论的特征。因此,“神是创造者”这个概念,就将独一神论(如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与世界上成千上万的多神论、泛灵论宗教区分开来。
那么我们可以经由什么途径去认识这位神呢?17、18世纪的西方科学家们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透过神给人类的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圣经》,这是神主动的、自显的启示,基督教称之为“特殊启示”。另外一本书则是“天书”,也就是这个宇宙,这宇宙蕴含着有关于神的无穷知识。这第二种对神的认知方式,基督教称之为“一般启示”。“一般启示”是人人可以借着观察大自然,科学的研究,或对理性、道德的探索而获得的。科学家牛顿及中国的古圣先贤,都曾借此对神有某种程度的领悟。
1.《圣经·使徒行传》17:24—25a。
然而近代有些科学家,却认为科学已经否定创造之神的存在。其实他们犯了一个方法论的错误,因为他们想以在时间和空间的范畴内所得到的科学知识,去否定超越时空之神的存在。他们已先入为主地把造物之神局限在时间和空间的范畴内,而忽略了一个基本的观念,那就是:若有一位造物之神,他必然是在时空之上。正如庄子指出的“物物者非物”,也就是说,造物者本身必不是属物质的,而是超物质、超时空的存在者。
究竟有没有一位造物者存在?这对于一个人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若没有神,依据进化论的观点,万物乃是通过无数的因缘巧合之盲目进化过程而来的。进化既是盲目的,生命就没有既定的目的,因此也就无所谓“人生的意义”。所以文学家加缪(Albert Camus)说,人生是一场荒谬的闹剧,我们是莫名其妙地被抛入这个世界,最后也将莫名其妙地消失。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名著《外乡人》,就是在描述这样的人生观。法国哲学家萨特(Jean Paul Sartare)也说:“人生是个死谷。”所以,若没有创造的神,人生就失去意义。
相反,若是有创造的神,人类也是他所造的,他又掌管一切,那么万事就没有“偶然”。万事万物都有他的巧思,也有他的美意。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无论是顺是逆,在我们看来是好是坏,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孟子似乎也有同样的体会认同,才会说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的名言来。因此,凡认识创造之神的人,他的人生观总是乐观进取的。他是乐观的,因为他认为凡事有神在掌管;他是进取的,因为他深信神在他身上有完美的计划期待他去完成。
基督教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竭力追求认识这位创造天地和万物的神,他是每个人生命的设计师。正如要将计算机用得淋漓尽致,完全发挥它设计的功能,你必须详读计算机的操作手册,甚至直接向设计师讨教一番。同理,唯有透过神,人们才能真正认识自己。也只有透过他,人们才能完全发挥神所赋予每个人的生命潜能。
二、他是赐恩之神、生命之主
保罗说:“他离我们不远。”2穆斯林所敬拜的阿拉神,是高高在上、远离人间、凛然不可冒犯,也是难以亲近的。对穆斯林而言,人们只能对神顶礼膜拜,而“爱神”却是一个近乎亵渎的观念,因为人不配爱神。可是基督教却强调这位神不但是赐恩的神,而且是乐于亲近人类、希望与人建立亲密关系的神。这样的观念是独特的,也是基督教有别于伊斯兰教之处。
1.《圣经·使徒行传》17:25b—28。
2.《圣经·使徒行传》17:27。
我们中国人常常觉得“天意难测”。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在他看来,天是沉默的,是难以捉摸的。因此,孔子以务实的态度说:“敬鬼神而远之。”在他的言论中,他论及“仁道”(即“人道”)远多过于“天道”。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在缺乏“特殊启示”的情况下,“一般启示”虽能使人隐约感受到神的存在,却无法窥其究竟、知道神与人的关系。
对基督徒来说,神不但赐下生命、气息、万物给人类,他更主动来寻找人,希望与人重建亲密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已经因为人类犯罪而破裂了,造成人与神疏离,以至于人无法体会、认识神。但透过耶稣基督的降世为人、舍身流血、复活升天,人们得到一个新的途径,得以与神恢复关系,那就是借着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能成为神的儿女,得以支取并享有神的性情与生命。这种新的神人关系,是穆斯林难以接受也是犹太人难以体会的,然而这正是基督教信仰的精髓。
基督教认为只有借着这个途径,人才能与神和好,也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基督教虽一方面强调神是“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却也同时指出神“住在众人之内”的事实。'因此,对基督教而言,真正的“天人合一”之实现,乃是当人们能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2的时刻。到这时候,基督徒也能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
三、他是公义之神、审判之主3
1.《圣经·以弗所书》4:6。
2.《圣经·加拉太书》2:20。
3.《圣经·使徒行传》17:29—31。
然而,基督教认为神不仅是创造之神、赐恩之神,他还是公义之神、审判之主。这与19世纪的自由神学家所提倡的“普世得救论”有别。自由派神学家认为,神既是慈悲为怀的,就不会将恶人下放到地狱里,所以人人都会得救。但是这偏离了正统基督教神学,也使得耶稣“上十字架为人赎罪”成为多此一举的行动。
神的公义与神的慈爱,构成一个看似矛盾却又充满无上智慧的“悖论”,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关于这一点,在本书第二章《卧佛与钉十字架的基督》的最后一段“十字架的真谛”中有详细的阐述,在此就不再赘言。
当然,有人不喜欢“神将审判人”的观念,他们往往滥用神的慈爱,糟蹋神的恩典,更有意无意地忽略“神是公义的”这个事实。然而神的本质既是公义的,就必有赏有罚。他也定了一个公平又有恩典的“游戏规则”,要人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得永生。或许有人认为神的“游戏规则”既不公平又缺乏怜悯:为什么只有信的人才能到天堂,不信的人却要下地狱?为何不人人上天堂?这是非常典型中国人的想法。中国人的好客心态,使我们习惯于勉强别人接受我们的好意。但是神却绝对尊重人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既然所谓的“天堂”乃是永远与神同在的所在,而“地狱”却是永远与神隔离的地方,那么你能想象一个人在有生之年坚决拒绝与神同在,死后却“被迫”永远与神同在的景况吗?所以,我们必须为我们所做的抉择负责任。而在现今这个抉择的时刻,你的选择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