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说禅论道：基督教与儒、释、道之对话

第七章、 “出世”与“入世

中国的民族性是比较注重实际的，因此与儒家思想强调“入世”的胸怀，比较能起共鸣。而相反地，所有的宗教，无论是佛教或基督教，似乎都是强调“出世”的。这一种印象，往往成为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宗教产生排斥的原因。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也是宗教对话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儒家的“入世观”

孔子是一位实用主义的道德教育家，他对形而上的哲学及宗教都兴趣不大。所以儒家的“人世”精神，表现在其强调“经世致用”的观念，也就是透过“入世”和为政达到致天下于太平的抱负。这也就是孔子所谓“修己以安人”，“内圣外王”的观念。

关于儒家的“内圣外王”的理想，蔡仁厚认为，“内圣”是安身立命的道德宗教问题，属于终极关怀的方面；“外王”是事功问题，是属于现实关怀方面。2从原始儒家观念来看，“内圣”与“外王”两方面的理想，是同等重要的。特别是孔子兴起于春秋乱世，志在拨乱反正，所以极为关注“外王”的问题，而以“内圣”为实现“外王”的基本步骤。

1．《论语·宪问篇》。

2．蔡仁厚：《儒学的常与变》，收录于《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杜维明主编，正中书局，1997年，87页。

《礼记·大学篇》为内圣外王建立了一个顺序：

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换言之，“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理想，首先要从“修身”做起。然而这“修身”（即成德）的工夫，却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久而久之，“外王”的理想就只剩下一个虚影。

儒家既然主张“人世”，也就积极鼓励知识分子议政甚至参政，强调“学而优则仕”，并要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因此儒家的理想人格，不是圣贤，而是“君子”。因为圣贤是遥不可及的，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相反，君子却是经过道德的实践可以达到的境界。同时，“君子”一词可能有双关语的意味1，他既是道德上令人尊敬之人，也可能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换句话说，儒家的理想人物—“君子”，有政治上的涵义。

然而理想与现实毕竟是有差距的。大多数的读书人既卷入政治的漩涡，就往往难以自拔。更何况当人存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心态去读书、去考功名时，恐怕那种为国为民的胸怀就快要荡然无存了。至于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不是凤毛麟角，也恐怕都饱经挫折。

1．姚新中：《儒教与基督教：仁与爱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37页。姚新中曾讨论“君子”一词的各种不同的英译，如“superior man”（上等人）、“ideal man”（理想的人）、“gentleman”（绅士）等。但是依据中文来说，“君子”乃“国君之子”，所以应该指贵族。因此我认为“君子”应译为“高贵之人”（noble man）。而且“noble”一词的英文既可以指贵族的身份，也可以指因为品格高尚而被视为尊贵的人。

所以，当宋明新儒学诸子都大力提倡“心性之学”时，他们虽然形式上仍继续以“内圣外王”为人生的追求目标，但是在实际上却更加重视“内圣”的修己功夫，而忽视“外王”的事业＇。韦政通则认为，是因为道家及禅宗思想的渗入，才使宋明儒学将“外王”的理想消除了2。

至于当世局纷乱、势不可为之时，儒家又如何应对呢？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3。所以孔子在周游列国却怀才不遇时，也曾不禁发出“乘桴浮于海”的感叹，这就是他自己“无道则隐”的选择。而孟子则进一步地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于身，达则兼善天下。”4

然而正如有人指出的，用“隐”来面对“无道”，毕竟是消极的，有明哲保身的倾向5。这与道家以退为进，采取避世和效法自然的态度，寻求精神自由的人生观，其实相去不远。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常常进以“儒”积极“入世”，退而以“道”无为避世。苏轼也认为儒家与道家“相反而相为用”，所以他“以儒为表，以道为里”。这或许也就是陶渊明退隐江湖之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吧！关于这一点，于丹也指出：

儒家所看重的，永远是大地上圣贤的道德，永远是人在此生中建功立业的信念；而道家看重的永远是更高旷的苍天之上的精神自由，永远是人在最终成全以后的超越。中国儒家思想在社会这个尺度上，要求人担当；但道家思想在生命层面上，要求人超越。担当是我们的一份社会职责，超越是我们的一个生命境界。.····这（生命哲学）不是简单地积极或消极，而是在我们生命的不同体系上，给我们建立起来的一套参照系统。6

1．李焯然：《论儒家的经世精神》，收录于《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杜维明主编，正中书局，1997年，470—471页。

2．韦政通：《儒家与现代化》，水牛出版公司，1989年，20页。

3．《论语·泰伯篇》。

4．《孟子·尽心上》。

5．吴光：《论儒学对知识分子性格的塑造及其利弊》，收录于《儒学发展的宏观透视》，杜维明主编，正中书局，1997年，383页。

6．于丹：《庄子心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9页。

所以洪修平指出1，儒家重的是人的社会性，因而在宗法社会中，它比较强调宗法伦理；而道家却比较看重人的自然性，比较强调个人的自主、独立和自由。在实现人生意义的途径上，儒家讲“入世”—“有为而成圣”，故有“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等一套理论；道家讲“避世”—“无为而归真”，通过效法自然的“无为”来实现人生意义。

佛教的“出世”与“入世”

关于佛教的“出世”思想，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的杨惠南教授在评论台湾佛教（其实也包括国民党政府退居台湾之前的中国佛教）时2，曾提到传统台湾佛教的“出世”性格，至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厌弃本土而盛赞西方世界；二是散漫而无作为的教徒组织；三是甚少参与社会政治、文化事业；四是传教方法的落伍。

他提到中国佛教在明朝，只剩禅、净二宗。但是到了清朝，尤其是雍正皇帝，除了个人倾向喇嘛教之外，还刻意地打压禅宗，提倡净土宗的念佛法门，使禅宗迅速没落。以至于到了清末民初，中国佛教不问其宗派如何，都以念佛为本3。而以阿弥陀佛为中心的西方极乐世界之净土思想，基本上就是一个主张厌弃世间（婆娑世界），而切慕往生净土的“出世”思想。在这种思想里，往往强调先成就自己，再利益众生。因此，除了一心念佛之外，很容易荒废了其他的利世实务。

这种“出世”心态，曾引起著名儒者如韩愈等人的严厉批评。但是到了明朝，儒、道、佛三教经过长期的冲突、交融之后，佛教在中国与儒家和道家形成了独特的互补现象4，甚至有“三教同源”的说法。换句话说，若是世态险恶，以儒家“入世”不得，以道家“避世”也不成，则有佛教的万法虚幻、唯心净土、即心即佛、轮回报应及天堂地狱等说给人以精神安慰。所以儒、道、佛三教彼此分工配合，正如禅宗大师憨山所说：“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5

1．洪修平：《儒道佛人生哲学的互补》，收录于《对话二：儒释道与基督教》，何光沪、许志伟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31页。

2．杨惠南：《当代佛教思想展望》，东大出版社，1991年，1页。

3．杨惠南：《当代佛教思想展望》，7页。

4．洪修平：《儒道佛人生哲学的互补》，收录于《对话二：儒释道与基督教》，何光沪，许志伟主编，138页。

5.《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三十九。

事实上自明朝开始，佛教就提出“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的说法。至此，讲求“出世”的佛教在中国终于“入世”而面向人生。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台湾佛教，更有走向“入世”的倾向，似乎令人耳目一新。其实台湾佛教界的走向，应该可追溯自民国初年太虚法师的“人生佛教”。太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宗教思想的冲击下，对当时佛教的腐败及佛教的“出世”精神，都做了深刻的批判与反省，因此他大力提倡以人生为中心的“人生佛教”。然而梁漱溟在由佛转儒之后，却攻击太虚的改革，坚持佛教追根究底还是“出世”的宗教。

因此，太虚在有生之年并未能看见中国佛教的改革开花结果。但是他的弟子印顺法师，后来却在台湾进一步推动“人间佛教”，并且蔚然有成。印顺法师以学术见长，曾以《中国禅宗史》一书在1973年获得日本大正大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第一位获博士学位的比丘（和尚），在台湾佛教界可以说是一言九鼎。

印顺认为中国佛教衰微的根本原因是思想的缺陷1。因此他从天台宗、禅宗到净土宗，逐一批判传统的中国佛教，尤其对净土宗，言词更是严厉。而印顺自己所提倡的“人间佛教”，基本上是人文主义式的2，也特，别强调社会关怀。这可能与禅宗自慧能开始就在发扬“入世”的精神有关3。

目前在台湾的佛教界，号称有四大山头，就是星云法师的佛光山系统，证严法师的慈济功德会，圣严法师的法鼓山系统，以及惟觉法师的中台山系统。这四大系统都全力发展教育、文化及慈善事业，兴建大学、医院，拥有电视台及新闻媒体。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大系统都是禅宗的成分居多，圣严与证严更直接或间接与印顺有关，都尊称印顺为“导师”。圣严近年来全力推动“人间净土”运动，证严则以慈善事业闻名于世，两人都是实践佛教“入世”精神的代表。

1.杨惠南：《当代佛教思想展望》，121页。

2. 杨惠南：《当代佛教思想展望》，115页。

3，杨惠南：《当代佛教思想展望》，166页。

基督教系“入世”或“出世”？

有人误以为基督教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出世”宗教，因此曾有人说基督教有“他世”情怀，儒家却肯定“现世”。其实基督教没有佛教“轮回转世”的观念，强调“仅此一生”。因此基督徒特别重视在有生之年善用自己的光阴、钱财在济世助人的事上。

所以，有“他世”情怀的基督教，在社会改革、慈善救济、捐资兴学上的贡献，却比一般社会大众高出许多，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反倒是肯定“现世”精神的儒家，却逐渐失去了救世的热情，不是存着“学而优则仕”的私心，就是逐渐转为“出世”了。

关于基督教究竟是采取“出世”或“人世”的人生观，可能耶稣自己的话最有代表性。耶稣曾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基督徒有服务社会、扭转世界败坏之潮流的责任，这就是耶稣所指出的基督徒是“光与盐”的意思。圣徒保罗也曾进一步地说：

······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2

1．《圣经·马太福音》5：13—16。

2．《圣经·腓立比书》2：15—16。

然而，虽然基督教强调“来世”的赏罚，但“来世”的赏罚却是以“今世”的贡献为基准的。因此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耶稣离世前，在最后的晚餐中，他以下面这样的祷告，结束他对门徒最后的劝勉：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罪恶。他们不属世界······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怎样差他们到世上。”2

所以基督教不能够以简单的“入世”、“出世”二分法来界定，因为基督教既非“出世”，亦非“入世”。以耶稣的话来说，基督徒应该是“身在世界，心却不属这世界”。换句话说，基督徒应该是心中另有所属（即属乎神），却又被差派到这世界来的人，正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一样。

1．《圣经·马太福音》7：21。

2．《圣经·约翰福音》17：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