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加尔文传
《基督教要义》
1536年3月28日，马库斯-贝休斯（Marcus Bersius）从巴塞尔写信给瓦狄亚努斯。瓦狄亚努斯是瑞士东部城市圣盖尔的市长，也是主要的宗教改革运动家。一番寒暄之后，贝休斯进入正题：告知瓦狄亚努斯巴塞尔出版社出版的最新书籍。当中，最使人振奋的书籍包括：西塞罗（Cicero）演说评注、厄克兰帕迪乌斯的《创世记》注释、克里索斯托论保罗书信、布塞论《罗马书》。这份书目无论质和量，都让人印象深刻，它反映了巴塞尔日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出版中心。这份书目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么一句话：“某法国人或别国人所写的教义问答集，献给法国皇帝”。这句简短含糊的描述，是对于树立加尔文声誉的著作的最早的书评之一。巴塞尔印刷商托马斯-普拉特和巴尔塔萨-拉修斯于3月初出版了这部著作。它的拉丁语书名为“Institutio Christianae religionis”，英语书名则一般称为“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这部作品的拉丁语译名有些问题。“Institutio”一词很容易让人以为这部作品与查士丁尼（Justinian）的《法律原理》（Institutes）有相似之处。《法律原理》是古典时期的基本法典，打从加尔文在奥尔良那一段时间起，他就很熟悉这部作品。然而，从结构和内容来看，《基督教要义》和法典毫不相干。伊拉斯谟运用“Institutio”一词来表示“指南”或“入门书”［比如他在1516年完成的《基督教原理要义》（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此书名可能是加尔文为《基督教要义》命名的灵感泉源］。英语单词“institution”很可能表达了加尔文关注的另一件事，即回归到一种比中世纪晚期的基督教更真实的基督教形式。加尔文关心的是创立之初的基督教，而不是中世纪发展出来的（在加尔文看来是扭曲了的）基督教。实际上，虽然拉丁原文有多种意思，大多数英文译本还是把这部作品的拉丁语书名译为“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显然，第一版《基督教要义》模仿了路德1529年的《小教理问答》（Lesser Catechism）的形式。《基督教要义》的结构和内容，皆表明加尔文如何借助这部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家的教学式作品。《基督教要义》的小开本长达516页，总共有6章，前4章模仿路德的教义问答集的形式。然而，加尔文可以比路德更详尽地讨论问题，因为他的著作不是一部必须死记硬背的教义问答集。第1章主要解说十诫，第2章阐述《使徒信经》（Apostles＇Creed）。布塞对加尔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路德探讨信经的内容有3部分（圣父、圣子和圣灵），加尔文则增添了探讨教会这一具有实质性的第4部分，他意识到这问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很重要。说明“律法”、“信心”、“祷告”和“圣礼”之后，加尔文添加了更具争议性的两章，讨论“错误的圣礼”和“基督徒的自由”。
第二版《基督教要义》完成于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时期。这部作品的拉丁语版于1539年出版，篇幅比1536年的第一版长三倍，从第一版的6章增至17章。开篇两章探讨上帝的知识和人类本性的知识，并增加一些资料：三位一体教义、新约和旧约的关系、悔改、因信称义、上帝的护理和预定论的关系、基督徒生活的本质。虽然第二版《基督教要义》保留了第一版《基督教要义》的大部分内容，但这个版本的特色与本质显然已有所改变。它已不再是入门读物，而是基督教信仰本质的明确声明，足以与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相媲美。加尔文写道：“本书的目的是装备与培训神学生学习上帝的话语，从而使他们能较容易认识上帝的话语，并顺利地实践这些话语。”换言之，第二版《基督教要义》是圣经导读，是明白既复杂又深奥的圣经所必备的手册和注释。
正如加尔文后来所强调的那样，这一点非常重要，正是这点使《基督教要义》成为加尔文宗教思想的首要资源。从这方面看来，加尔文的其他作品（如圣经注释和讲道文章）虽然大有可取之处，但都不如《基督教要义》重要。如前文所述，1541年出版的法语版《基督教要义》竟然不是从1539年的版本直接翻译而来的。尽管1536年版的一些资料在1539年版当中已被修改，但1541年版却涵盖了这些资料。这点促使有人推测加尔文也许原本打算将1536年版译成法语，但后来他放弃了这个计划，只在1541年版中囊括译自1536年版的资料，但没有涵盖1539年版中修改后的资料。1541年版有很多细微的改动，这些改动也许可以说是为了照顾预期的读者。这一版删掉了可能比较难懂的学术观点（比如所有希腊词语和出自亚里士多德的引言），添加了读者可能熟悉的额外资料（例如法语谚语和习语）。
另一个拉丁语版本于1543年出版，1545年译成法语。这一版扩展到21章，包括探讨教会教义的重要部分。这一部分是该作品最有意义的附加部分。其他细微改变，包括添加了两章探讨立誓和人类传统，也另辟一章论述与天使有关的资料。这一版当中，特别是在探讨教会结构重要性的部分，读者可以发现实际经历显然深远地影响了加尔文的宗教信仰。这一版的优点虽然明显可见，但在1539年版中就已清晰可见的缺点，在这一版更是无所遁形，即结构凌乱。增加篇章时，加尔文没有考虑这些篇章对整本书的结构与条理的总体影响。很多篇章极长，加尔文却没有把它们分成小节。1550年的拉丁语版本与1551年的法语版本把全书21章进行分段，试图补救这一缺陷。1550年版也新增了探讨圣经权威和人类良心的部分。然而，根本的缺陷依然存在：1550年版就像1543年版一样，同样是明显的结构松散之作。
意识到有必要从整体上修订这部作品，也意识到自己的时间有限（加尔文晚年的病情一直反反复复），这位宗教改革运动家决定改写全文。加尔文这次添加的资料少之又少，他所添加的资料一般也不怎么吸引人。这反映了加尔文对他的反对者越发容易动怒，且倾向于对他们展开谩骂与贬低。这一版最明显的改变，是所有内容都经过重新编排。这使得之前支离破碎的内容重新有了整体性。整本书的内容如今分为4“卷”（libri），排列如下：对创造者上帝的认识、对救赎主上帝的认识、参与耶稣基督恩典的方式、上帝召我们与耶稣基督相交所用的外在工具。1551年版的21章如今扩展到80章，为了方便阅读，每一章都进一步细分为小节，并分置于4卷书之中。加尔文可能采用了1543年版的四分结构，对内容进行新的划分。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加尔文注意到并采纳伦巴德在其《四部语录》（Four Books o fthe Sen-tences）中划分内容的四分法。加尔文是否视自己为伦巴德的彼得之后的新教继承人，并视自己的《基督教要义》为伦巴德的彼得的伟大神学教科书的后继？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基督教要义》如今已经稳居新教宗教改革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神学著作，使路德、梅兰希顿、茨温利的作品的重要性黯然失色。
1559年版的《基督教要义》的成功，反映在其卓越的结构上。1521年，梅兰希顿借着他的《教义要点》（Loci Communes），确立了信义宗系统神学著作的权威模式。在初版中它仅仅探讨一些与信义宗宗教改革运动明显有关的课题。然而，为了辩论和教导的需要，渐渐地梅兰希顿不得不扩写此书。梅兰希顿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极为有问题：他只管补充额外资料，却不理会这么做将导致全书结构失去整体性。这种编排内容的方式，很快就显露出作品的拙劣不堪与杂乱无章。16世纪末与17世纪的神学争论要求组织严谨的分析，梅兰希顿作品缺乏条理，根本无法达到这一要求。加尔文既有系统又有条理的结构，不仅完好地符合他那一代人的需求，也至少符合下一代人的需要。信义宗从来没有摆脱梅兰希顿的错误窠臼。改革宗神学家在新教思想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这要归功于加尔文最后一版《基督教要义》的内容和结构。
20世纪宗教出版业的一个特点，就是出现宗教畅销书的“导读本”，这类导读本旨在通过总结与阐述宗教畅销书的内容，以增强读者对这些畅销书的兴趣。加尔文1559年版《基督教要义》的成功，也催生了类似的副产品：《基督教要义》的“总结”或“概要”。即使在16世纪，这部巨著也已经有不少节本在市面上流传，并显然赚得相当可观的利润。1562年，奥古斯丁-马洛拉特出版了一套《基督教要义》的索引，方便读者查找《基督教要义》中的主题和圣经经文。1576年，加尔文早期的传记作者之一尼古拉斯-科拉顿出版了另一种版本的《基督教要义》，书中重要章节的页边上都有简洁的内容总结，大大减轻了刻苦学习的神学生阅读此书的烦恼。后来成为伦敦比较重要的宗教出版商的胡格诺派流亡者托马斯-沃特罗勒（Thomas Vautrollier），发行了两本《基督教要义》的导读本。埃德蒙-邦尼（Edmund Bun-ny）于1576年出版的《概要》（Compendium），旨在为困惑的学生解释加尔文书中简洁的写作风格和微妙的论证手法。七年后，纪尧姆-德劳（Guillaume Delaune）–自取英文名为威廉-罗恩（Williame Lawne）的胡格诺派流亡者——出版了概括《基督教要义》的《摘要》（Epitome），这是一本370页的小八开本。除了概述《基督教要义》之外，《摘要》还附有流程图与图表，帮助困惑的读者理解《基督教要义》的复杂结构。这本书不久以后就有了英语译本，书名为《加尔文著＜基督教要义＞缩略本》（An Abridgement of the Institution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written by M.Iohn Calvin）。卡斯帕-俄利维亚努（Caspar Olevianus）、约翰尼斯-皮斯卡托尔（Johannes Piscator）和丹尼尔-德-库洛格［Daniel de Coulogone，又名库罗纽（Colonius）］分别于1586、1589、1628年也出版了类似的导读本。通过这些媒介，加尔文的著作变得越来越通俗易懂，读者圈也在不断扩大。
加尔文主要是透过《基督教要义》的一系列版本，影响了与他同一时代的人。加尔文的主要思想得以传播和传授，几乎完全是因为这部作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加尔文的声望和影响完全有赖于《基督教要义》。这是因为加尔文也精通写作和演讲，他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用其他三种文学体裁进行创作。这些作品的文学和神学意义相当远大，但应当强调的一点是，它们的历史意义就比较小。这是因为16世纪时，这些作品的影响力远不能和《基督教要义》的影响力相提并论。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加尔文是一个差劲的传道人或注释家，他的众多作品皆足以说明事实正好与此相反。例如，作为一位圣经注释家，他在当时便能轻而易举拔得头筹。更准确来说，承认这一点其实只是为了认可《基督教要义》在加尔文的年代的出奇成功，以及所带来的惊人影响。
最后，本文必须说明信件也是传播加尔文思想的一种工具。人文主义者很早就意识到信件是传播思想和美学观念的重要媒介。信件使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得以字字珠玑地向阿尔卑斯山北部越发敏于接受新思想的人传播并阐释他们的思想。
加尔文则成功地把信件发展成一种宗教和政治宣传形式，将自己的激进观点传遍法国的每个角落。虽然他本人并没有亲临，但他仍然可以与各地支持他的人保持联系，这些地方包括阿热奈、昂古莱姆、布尔日、布里、香槟、格勒诺布尔、朗格多克、里昂、奥尔良、巴黎、普瓦蒂埃、普罗旺斯、卢昂和图卢兹。16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加尔文和中产阶级专业人士阶层如律师、学生和老师等来往密切，他们经常告知加尔文有关国家瞬息万变的宗教形势。31透过内容博大精深的信件，加尔文在法国福音派运动发展史上的决定性时刻，成功地奠定并巩固了自己对这一运动的影响。这是因为他的宗教观点和经济观点越来越吸引那些不满的资产阶级。
而那些宗教观点究竟是什么呢？探讨了传播加尔文思想的媒介之后，我们现在要来看看加尔文所传达的信息。
表7.1 截至1600年,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不同版本
| 日期 | 出版地 | 出版商 | 语言 |
| 1536 | 巴塞尔 | Platter and Lasius | 拉丁语 |
| 1539 | 斯特拉斯堡 | Vendelin Rihel | 拉丁语 |
| 1541 | 日内瓦 | Michel du Bois | 法语 |
| 1543 | 斯特拉斯堡 | Vendelin Rihel | 拉丁语 |
| 1545 | 日内瓦 | Jean Gerard | 法语 |
| 1550 | 日内瓦 | ]ean Gerard | 拉丁语 |
| 1551 | 日内瓦 | Jean Gerard | 法语 |
| 1553 | 日内瓦 | Robert Estienne | 拉丁语 |
| 1554 | 日内瓦 | Adam and Jean Rivery | 拉丁语 |
| 1554 | 日内瓦 | Philibert Hamelin | 法语 |
| 1557 | 日内瓦 | Jaquy,Davodeau and Bourgeois | 法语 |
| 1557 | 日内瓦 | Bourgeois,Davodeau and Jaquy | 意大利语 |
| 1559 | 日内瓦 | Robert Estienne | 拉丁语 |
| 1560 | 日内瓦 | Jean Crespin | 法语 |
| 1560 | 埃姆登 | 不详 | 荷兰语 |
| 1561 | 日内瓦 | Antoine Reboul | 拉丁语 |
| 1561 | 伦敦 | R.Wolfe and R.Harison | 英语 |
| 1561 | 日内瓦 | Conrad Badius | 法语 |
| 1561 | 日内瓦 | Jacques Bourgeois | 法语 |
| 1562 | 伦敦 | R.Harison | 英语 |
| 1562 | 康城 | Pierre Philippe | 法语 |
| 1562 | 不详 | 不详 | 法语 |
| 1562 | 里昂 | Louis Cloquemin | 法语 |
| 1562 | 日内瓦 | Jacques Bourgeois | 法语 |
| 1563 | 里昂 | Sebastien Honorati | 法语 |
| 1564 | 日内瓦 | Thomas C ourteau | 法语 |
| 1565 | 里昂 | Jean Martin | 法语 |
| 1565 | 里昂 | Pierre Haultin | 法语 |
| 1566 | 日内瓦 | Francois Perrin | 法语 |
| 1568 | 日内瓦 | Francois Perrin | 拉丁语 |
| 1569 | 日内瓦 | Francois Perrin | 拉丁语 |
| 1572 | 海德堡 | Johann Meyer | 德语 |
| 1574 | 伦敦 | Widow of R.Wolfe | 英语 |
| 1576 | 伦敦 | Thomas Vautrollier | 拉丁语 |
| 1576 | 洛桑 | Francois le Preux | 拉丁语 |
| 1577 | 洛桑 | Francois le Preux | 拉丁语 |
| 1578 | 多德雷赫特 | P.Verhagen and C.Jansz | 荷兰语 |
| 1578 | 伦敦 | Thomas Vautrollier | 英语 |
| 1582 | 伦敦 | H.Middleton | 英语 |
| 1584 | 伦敦 | Thomas Vautrollier | 拉丁语 |
| 1585 | 爱丁堡 | Thomas Vautrollier | 英语 |
| 1585 | 日内瓦 | Eustache Vignon and Jean le Preux | 拉丁语 |
| 1586 | 赫博恩 | Christoph Raben | 德语 |
| 1587 | 伦敦 | H.Middleton | 英语 |
| 1587 | 爱丁堡 | 不详 | 英语 |
| 1589 | 赫博恩 | Christoph Raben | 拉丁语 |
| 1592 | 日内瓦 | Jean le Preux | 拉丁语 |
| 1593 | 莱顿 | J.P.Jacobsz and J.Bouwensz | 荷兰语 |
| 1595 | 莱顿 | J.P.Jacobsz and J.Bouwensz | 荷兰语 |
| 1596 | 布莱梅 | Jean Wessel | 法语 |
| 1597 | 伦敦 | Richard Field | 西班牙语 |
| 1599 | 伦敦 | A.Hatfield | 英语 |
| 1585 | 日内瓦 | Eustache Vignon and Jean le Preux | 拉丁语 |
| 1586 | 赫博恩 | Christoph Raben | 德语 |
| 1587 | 伦敦 | H.Middleton | 英语 |
| 1587 | 爱丁堡 | 不详 | 英语 |
| 1589 | 赫博恩 | Christoph Raben | 拉丁语 |
| 1592 | 日内瓦 | Jean le Preux | 拉丁语 |
| 1593 | 莱顿 | J.P.Jacobsz and J.Bouwensz | 荷兰语 |
| 1595 | 莱顿 | J.P.Jacobsz and J.Bouwensz | 荷兰语 |
| 1596 | 布莱梅 | Jean Wessel | 法语 |
| 1597 | 伦敦 | Richard Field | 西班牙语 |
| 1599 | 伦敦 | A.Hatfield | 英语 |
本表是对欧洲重要图书馆的藏书调查研究，结合M-安塔尔-洛克（M.AntalLökkös）于1986年在日内瓦公立大学图书馆（the Bibliothèque Publicque et Uni-versitaire）搜集到的资料为依据。洛克搜集资料以纪念《基督教要义》第一版出版450周年。McNeill／Battles译本（《基督教要义》，第2卷，1527-1529年）中的列表并不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