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山雨-富能仁
第九章 油典酒
孤单的一夜
“你现在可以看顾自己了，我们已经把小孩子带得够远了。”
那个汉人的苦力将婴儿丢在草地上，告诉他的同伴。
“我们现在要我们的钱。”
“但你答应背到山上去的”，洛西抗议地说。
“我们改变了主意，我们现在要钱。”
洛西数了钱递过去。她站在那里，眼看着那些人沿路跑下去。崇山映现，寂然无声，举目四面不见人家。而黑夜快速地降临。
情景之荒凉一时间震慑了洛西。她站着，静静地祷告等候。她已经带着两个女儿走了五天路。发现汉人的苦力友善可靠；现在突然决定不跟她走，完全是她未意料到的。
此行的目的是去找能仁。他在一个汉人的旅店里得了伤寒，虽然有个宣道同工和他一起，但洛西等了几个星期没有消息。决定出来寻找他。
洛西在路边数尺处，找到一块凹进去的地方，树枝压在上面，可以挡风。她想晚上小孩子至少有个栖身之所。她将幼小的一个婴儿抱起来，放到岩石边的一个角落里，再回头去拿被褥与包裹。她用力打开了食物，给她那个牙牙学语的幼儿吃了点东西。
大约一小时后，黑暗完全笼罩了一切。蒙神怜悯，孩子们已经入睡，他们养成了随处可睡的习惯。
突然间，洛西听到声响，看见一只灯沿路摇晃而来。
是善于跑路的傈僳人来寻找她。
他们听说她来找能仁，自动来接她，并不知道她遭遇的危险。
“我真想拥抱他们，”洛西后来说，“他们抱着小孩和其他东西上去，像是他们自己的一样”。
神曾多次这样证明祂多么照顾这个小家庭，多么关心他们的事。
古约翰
能仁无法摆脱疾病的纠缠，至少有两个月之久，长年奔跑和作督察工作所加给他的责任。把健康累坏了。他在中国又过了九年，似乎又该回家，回到英国和美国休息一下的时候了。
他要母亲和他妻子与两个小女孩会面。他写了许多关于小孩子的事，一个出生在上海，另一个两年之后生于缅甸。他一直想要女儿——想得很，洛西甚至害怕第一个会生个儿子。能仁喜爱小孩在傈僳人中是出了名的——杨志英说：“他们总是爬在他的身上。”——他自己的小孩给予他无限的喜乐。
1934年，他母亲过七十九岁生日。第一次看到他的小家庭。她认为能仁看起来老了，也疲倦了。那是她最后一次看到他。
能仁在英国住了几个月，曾在不列颠各岛举行的聚会中演讲，然后他和家人转去北美。在那里，能仁和洛西有段难忘的经历。
他们当然听说过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他属长老会，加拿大人。他在中国北面的省份像河南，满洲及近韩国地方，曾目睹圣灵所显示的非常能力。早在1906年，藉着古约翰的传讲，许多中国人接受了十字架的信息，信奉基督。不但如此，他所到之处，也加深了基督徒对神的认识。
1935年在加拿大，古约翰在一个聚会中讲道，能仁和洛西去了。古约翰当时七十六岁，眼睛完全瞎了，他站起来讲话时，大家深切地感到神的同在，能仁和洛西都很激动。
“不是倚靠努力，不是倚靠才能，而是倚靠我的灵，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古约翰所特别强调的。这个属神的人走到那里，那里就有认罪。他所要讲的东西，开启了一个充满新希望的世界，让基督徒看见那个有着迫切需要的世界，他的事奉使得千万人进入一个新的属灵境界。
这次聚会在能仁和洛西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行政工作
能仁曾经说过，“每一件神的工作，皆有那燎原的星星之火。”
他对办公室的工作特别有这种感觉。他回到总部后，就被困在那里，能仁在上海写了几个月的信。
他之所以没有同意留在一个固定岗位上，是因为他不觉得神要他那样做。他看来是对的。
他对宣道工作有些独立的见解。艾莎贝-古恩慨然说他“超越时代五十年”。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他持定他的意见，无论态度怎样温和，总是和传统的作法格格不入。有的地方对他有很多批评，在云南一两个地区里，还导致轻微的反抗。
他另一看法是关于女性的力量。他观察到工作的人中，女性的人数超过了男性，但大部份女性只是管家，在家里做些无关紧要的事。为什么不能大伙儿吃饭，过集体生活，好让这些妇女们可以自由去传道？平素大家抱怨内地会拥有才识的妇女较其他组织为多，我们真是按照神的计划使用他们吗？
他自己对婚姻生活的想法是两人共负一轭，双方一起同工。他要洛西和他一起旅行，一起传道。他会高兴地去河里洗衣服或将婴儿背在背上。他向来对妻子所期望的是一位伴侣和同工，不是一个管家。但是他也得接受，不是每人都和他一样看法。
能仁乐于和人讨论这些事情，但不幸的是他发现有些人的“伤害度”极低，他们能够怀怨很久。他很快看出此事态的严重，因为属灵里的合一对工作重要无比。能仁屡次长途旅行，一去许多天；不是出去传道和教导，而是去与一位持异议的同工修好。他觉得这是个最重要的原则，基督徒同工中完全的爱，比传道更要紧，如果两者真是可以分离的话。
能仁在早期担任云南地区监督的时候，心中已经认定，宣道工作取决放宣教士灵性的状况。随着同工人数的增加，不同的背景与看法愈趋复杂，加以挤在狭隘的地方工作，自然有许多个性冲突的机会，如果在此事上不能得胜，任何别的事上也不会得胜。
能仁对这事思前想后，是否是神有更多的东西要赐给他的子民。而他们还不能承受？
神作工
一九三○年代，中国各处特别是北边诸省，复兴的气氛已在鼓荡着各地的灵性生活。伯特利布道团（计志文和宋尚节等人），于1931年到山西。谣言传到上海，说有些偏激的学说在开始流传。1935年，能仁刚休假回来，就被派去参加山西的御道河（Yutaoho）会议，要他去衡量——甚至于平服——可能有的感情冲动或“怪火”的趋势。
御道河避暑地，坐落在一个美丽的满布水车的谷中，水车一个接一个沿河岸建立，藉河水推动水车的轮子。现在那里是宣教士避暑的居所。
能仁在这里碰到一群基督徒，敞开了心接受神的赐福。祷告会常继续到次日凌晨，强烈地感到神的同在。能仁是大会讲员之一，他讲的题目之一是“圣灵充满”。他清楚地觉察到与这些人在灵里的合一。他们会见了神是不会错的，能仁描写他在这里的这个星期是“我在中国工作最快乐的一个星期。”
因为这个复兴运动影响了他的思想和对他自己工作——特别是傈僳人的工作——的祷告，这运动的特质是值得注意的。能仁将它归纳在一封书信中，保存在他身边。那封信是上回在山西的一次会议之后写的。写信的人要表明，尽管许多来参加会议的人都是多年的宣教士，但当神带着权能临到之时，一个基督徒各方面的经验都改观了，不是一时之冲动，而是永远改变了方向。信上说：
从开始，主就将他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一切启示都合乎圣经的真理。
1）认罪（约一六8）。平常视若无睹的事，当圣灵的光辉照着我们心中的时候，显得罪孽深重，于是承认罪，除去罪。
2）彰显耶稣（约一六14）。让我们看见主的恩典和荣耀！他的十字架变得更为宝贵，他的复活作我们的中保更为实在。他的再来是紧要的真理，是使人洁净的盼望。
3）认识真理（约一六26，一六13）。以前真理仅摸到我们的心，现在真理抓住了我们的灵——我们从前传讲的理论变成我们经历的事实——这些日子里，我才明白圣灵教导的明白真实正确，是前所未闻的。
4）爱的浇灌（罗五5）。我们曾自以为是彼此相爱，也若有其事。但当神的灵向我们显出他的标准，“他们与我们一样合而为一。”我们羞愧地低下了头。（有人粉碎自己，向人认罪，同工中有种新的爱。）
5）赐下能力（徒一8）。神在他的一些儿女的生活中履行他的应许。已不再是渺茫的希望，而是一个显然的事实。
能仁渴望神在云南基督徒中行同样的事的心有增无减，他以后几年一直都有这个负担。
御道河大会后的那个圣诞节，能仁为昆明的宣教士安排了三天的会议，这次小型会议的主题是：圣灵的特质，同在，与能力。聚会有新的深度，有新的严肃的目标。
“他说圣灵中的生命”，杨志英夫人写道，“是我们应该领取的福分。他指出旧约中说死后的生命是加添的福分，原因在此，是将生命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所以我们一旦确实领受了圣灵，我们得到的赐福也日日更新，日日加深。我自此之后就是这样——每日得胜，前所未有的。”
另一人写道：“这是富氏的心态。他是个圣灵充满的人”。
能仁已经观察到在教会事务上人的工作和神的工作的对照。在他生命里最后的几年中，他有一种新的压力，他感到工作庞大而时光苦短。只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就是路易-琼斯博士（Dr．L1ovd，Jones）在他所写的权威（Authority）一书中所说的：“许多人都见证他们在一小时的奋兴会中，学到的关于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东西，比毕生阅读圣经和修习神学得到的还多。”
山居
洛西来到克钦山区费威廉太太的竹舍，她站在屋里，注视着楼下一个房间，黑暗中发现两条腿从楼板下伸出来，正惊讶间，一个壮硕的克钦女人掉到她面前的地板上。
费夫人却一点不觉得奇怪。
“我时常告诉她不要踩在那块地方，她显然是忘记了，她老从那里掉下来”。
他们计划同住的房子是座平房，能仁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有所描述。
“富夫人和孩子们与费威廉夫妇同住，你看到他们大家住在一个竹屋里，一定会觉得非常有趣。屋只一层，竹作地，草为顶。他们有个大花园，在山上最优美的地点，周围是克钦人的村庄（也有傈僳，崩龙和汉人）。下去的六哩路是遮放（Chefang）平原。浪丘（Longchiu）是阿刺克钦的村落，离缅甸边界的十哩……首领和他的家人都是基督徒，还有其他几家人……一共约十家。这是个小小的开端，门户微开，而非敞开，但足使我们畅然进入。
“我不要细说主如何在前为我俩开辟平坦的道路——我们如何找到房屋的架子，大小恰好是我们所盼望的，正等着我们；如何找到那个位置，在村中无人居住的最好的地方，属于那位基督徒的首领，他立刻答应我们用那块地，并住在那里；我们如何为茅草屋顶祷告（我们以平常的办法去弄草来已经太迟）；住在三哩外巴莲（palien）村的傈僳基督徒们，如何来将屋顶盖好，没有花费一文钱；我们如何找到木匠，在难得如此长久的好天气下，将必需的工作做完，然后就下起雨来，等等的事。虽然是些芝麻小事，在我们置身其间的人，这就是宣道生活风趣之处。”
居处有房三间。一间是费家的起居室，一间是富家的起居室，其余一间公用。能仁来来去去，皆以此为基地，而洛西则专心于克钦人的工作。
这是孩子们山中的田园。像是个永远野餐的地方。有充足的羊奶。吃不完的蛋，饭碗里少不了‘铁锅羹’——极目所见皆山。山上风吹日晒，下雨时，水沿斜坡冲下，他们就到屋里读小飞侠（peter Pan）或小胖猪（Winnie the Pooh），家中的书快看完了，能仁自己替他们编撰了一套叫做南瓜女（Pollyanna Pumpkin）的小女孩的故事集。
他五十岁的生日在那里度过，其后去全省各处跑了几个月。有时回来，费家不在，只有洛西和小孩子与克钦人在一起。
雨季
差不多就在这时，能仁为倾盆大雨所困，几乎丢了性命。
他从边界的山上过来，面前大雨如注。他以前大雨时也常在外边，但这次的雨，大得要将人从马背上打下来。雨声震耳，他没有听到傈僳同伴的喊声。
他突然发现自己在往下沉，他跳离马背，以为到了河中，觉得有道寒冷的吸力接近，将他往下拉。原来水面下是个深陷的要命的烂泥坑。他直往坑里掉，无法抗拒那股吸力。他然后感觉有几只手抓往了他，那时泥浆已快封住了他的头顶，幸而他的傈僳同伴们反应得快，身子平躺地在泥浆上游过来救了他，像在水中游水一样。
他们拼命将他救起来，终于拖到了有石头之处，他的坐骑却再也见不着了。
傈僳文新约圣经
听到杨志英和贵灵译完傈僳文新约圣经的那天，是个大日子。那是件浩大工程，他们付上了极大的代价。现在要能仁去卢达帮忙修订，然后是打字（多半由河湄Homay担任，她是杨氏夫妇调教的一个傈僳女孩），再到缅甸照像制版。杨宓贵灵写到能仁：
“他和我们在卢达过了几星期，天天和他一起工作，希腊文的经文全看过了。我们不只是得到他在翻译上的帮助，他每日晨祷时的信息也令人鼓舞……他工作能量惊人，在繁重工作下，他始终表现得清新有力，不发脾气，对人体贴，是个无瑕可击的君子。
“他来了，我们的家庭生活丰富了很多。他阅读广泛，谈吐风生，有时他坐在那里弹奏我们的小风琴——弹萧邦的波兰舞曲和贝多芬的珍宝——弹奏出荣美的音乐！很多傈僳人挤进来听。
“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有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就是他对生活各方面的良好控制。他节制自己的一切活动，他不只是想要过一个清心寡欲的生活，为基督受苦，他真能照着去行，将生活顺理成章地达到他那高越的理想，他是那样一个躬行实践的人。
“举例来说，他的信件很多，我知道他彻夜不眠地在写回信，但他不让此事干涉他白天修订翻译的工作。收到信件之后，他把需要回覆的信装进写好收信人名址的信封里，放在桌上以待处理。
“他乐于与人相处，他要写信或研读的时候，就下来和我们一块做，而不愿单独一人留在房里。
“无论多忙，他总不省去早晨的家庭敬拜。他常常和我们一起祷告读经到九、十点种，先是杨先生与我和他一起，后来彼特生（peterson）和卡尔生（Carlson）也来参加。富先生很愿意将他宝贵的信息讲给我们听，如同对多人传讲一样。我们真是享受他的信息，因为我们已经离开自己语言的事奉很久了。
“敬拜时总会唱圣诗。富先生老挑选那些陈旧的老歌，似乎是得其所哉——他弹着小风琴，带我们唱诗。他最喜爱的一首诗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会宣布说“让我们来唱一首三千年前写的圣诗吧。”
卢达的基督徒已超过一千人。早年他们曾遭受严酷的迫害，但教会已经成熟扩张了。
能仁喜欢翻译的工作。“这工作多有趣”，他写信给他母亲，“我多么喜欢翻译圣经和教圣经——这两者都浇灌着我的心灵！”
同译的傈僳人摩西（Moses），通晓傈僳人的发音和习用成语，能仁有很丰富的希腊文的知识，杨志英夫妇对翻译有经验；彼特生和卡尔生又来了，有更多专家的帮助。
白天他们坐在山边的阳光下，时而观赏六千呎下的壮阔景色。黄昏时分，冷风吹来，他们就将小桌子移到屋里炉火的旁边。
几星期后，洛西带着孩子们来了。全家人和翻译人员都搬到坝地（Oak Flat），古恩夫妇曾居住在那里——他们目前正在休假。能仁和洛西时常去竹造的小教堂祷告片刻——有时一去数小时，杨宓贵灵自愿替他们看管小孩。他们要有这段祷告时间，不是出于责任感，而是出于需要。他们四周围绕着傈僳的基督徒——这事实本身就是祷告的得蒙垂听——他们觉察到基督徒中还需要有种更深的蒙福工作。“一个人称义之后，”再引用卫斯理的话，“可以选择上行或是下行的道路……追求圣洁的操练……或流于基督徒的下游。”能仁为这些信徒祷告，使他们“充满了神的丰满。”
这本傈僳文新约的完成，是一群工人多年辛苦工作的果实，后来在译界中称为富氏稿本。能仁在此事上投入的精力不及别人，但他分享到最后成品出来的兴奋。最初的印刷费是满洲的基督徒支付的。
直到1968年，才有整本傈僳文的圣经，部落中人能真正大量拥有这些圣经还是更后的事，但傈僳族之所以能在亚洲区成为带头的基督徒的团体，主要是由于他们能够自己阅读和学习神的话。
安娜–克利丝汀生
能仁知道神的风已在中国其他各地吹起，他亟于想要看到教会奋兴降临云南。他说有的中国教会死睡沉沉，还依然存在，“但勉强得很。”
他曾听不少人谈起一个丹麦女子，安娜-克利丝汀生（Anna Christiansen），和她在中国人中事奉的良好成绩。她从前到过云南，现在能仁要在中国教会中为她安排一些聚会。
她在1938年春天来到云南。
克利丝汀生的信息明白了当，是关乎信徒的罪：明显的罪，隐藏的罪，私心里的罪。圣灵使用她的信息，她所传讲的地方，“全教会都甚惧怕”（徒五11）。洛西后来回忆，有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全身战抖。多少年后的今天讲起来，她还使人想起当初每人心上的恐惧感。
“我们从来不知道的教会中的一些事情被揭开了，领导的人痛哭，承认所犯的可怕的罪，好像是将盖子掀开来了。许多基督徒第一次体会到神是轻慢不得的，他的同在，宛如眼前。我从未见过人这样苍白，惶恐。圣灵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为罪为义为审判的真理上，大家奉耶稣的名要他们的心得着洁净，你想像得到那随之而来的喜乐和勇气吗？”
效果之一就是一些忽冷忽热的基督徒，突然如释重负地确信他们为神所生。查理-彼特生（Charles Peterson）当时也在那里。他写道：
“心灵与神之间建立起新的关系，错误矫正了，罪承认了，许多人领受到新生的确据。听她讲道的傈僳人，大大地蒙福——约伯（Job）的心被打动了，他在此之前，确已“重生”，但真理尚未掌握住他。这事以后，截然不同了，他回到坝地（Pade），在四月圣经研习周中，鼓励老师们要确信已获新生。神的赐福并非止于此地，也临到雨季圣经学校。那段时间中，整个星期晚上的敬拜，都集中传讲那个题目，并且还要求我们每个学生，把那题目带到实习传道的课堂上去。他们心中萦绕着那个题目，将那蒙福的真理传遍了坝地。
因为克利丝汀生小姐在别处的宣道工作，傈僳人也蒙福。在保山之南有六天路程的孟加（Menga）地方（潘氏夫妇Mr．and Mrs．Payne被派驻那里），至少有三十个傈僳人住在当地，他们都得到了帮助。
常常见到路加（Luke）老师同样的经历，他听到关于隐藏的罪的信息，就找张大纸，将所犯的一切记得起来的罪，都列举出来，然后再下面写：
“但我全部向耶稣承认了，他赦免了我的罪，洗清了我的心，我深知我已得重生。”
经由这些聚会，南部大多数的傈僳区域都得到了造就。六个多月之后，傈僳人还谈到克利丝汀生小姐，和他们在她主领的聚会中所领受的福分。
以后的几个星期，安娜，能仁和洛西带着他们较小的一个孩子（大的一个在烟台内地会学校上学）各处走动，或是骑骡，或是坐轿，晚上则在路边小店草堆上过夜。类似的情形屡见不鲜。洛西记得心里想着下个地方就不一样了——他们有特殊的问题，很难感动，可是安娜的信息，和那些画着黑心，红心，白心的图片，在每个地方都产生同样的震撼。凡她所到之处，认罪随之而来。
但-史密斯（Dan Smith）是大理的一个青年宣教士，安娜-克利丝汀生来到大理，他们有几次出去旅行是由他作陪。他在自传中记述安娜所面临的困难，她身材壮硕，不惧于山中旅行的劳累。她在一次旅途中感到心脏不适，于是找来一顶轿子，由中国苦力抬着；但因为过重，苦力受不了，趁夜里逃跑了。整队人马被留困在一个荒僻无人的地方，好久之后，才找到能抬她的傈僳人，但他们不习于抬轿，需要许多苦力帮忙。他们东拉西扯，狼狈不堪，那是安娜一生中最可怕的旅程之一。
滇缅公路开通后，云南才出现在地图上，汽车路现在可从上海通到仰光。但因中日战事紧急，英国坚持封锁缅路三个月，造成边界上的反英情绪。
有天但-史密斯正护送安娜去一个地方，一个中国军官很傲慢地拦住他们问，你们是英国人吗？
“我来自丹麦。”安娜回答。“那是啥地方？”“是个被纳粹践踏的小国家。”
“你呢？他转身朝着但，“你从那里来？”“我是从苏格兰来，”但说道。
“那是啥地方？”“是个被英国人践踏的小国家。”
“哦！我们都是被压迫的民族。来，我请你们吃饭。”
能仁在中国西南旅行多半是单枪匹马，不过当他和安娜的一队人旅行时，但-史密斯就有机会在旅程中所遭遇的各种困难上，细心观察这个资深宣教士长者。
“富先生是个彻头彻尾的君子，绝不轻浮妄动。他充满智慧，礼貌周到。我们和克利丝汀生小姐一起旅行时，我记得这些事情多么地引起我的注意。他是污秽肮脏透顶的中国小店中的彬彬君子，你试问克利丝汀生小姐，她对此人惊叹不置，我也是如此。他恪守礼仪，待人亲切，他在基督里内在生命的深邃，都在他尽心造福他人的许多小事上表露出来。”
旅途中的冒险犯难，绝对没有削弱安娜灵里的力量。她简单扼要的信息，在晚上的聚会中效果显著。能仁描写她来昆明访问的情形：
“克利丝汀生小姐在这里的聚会很蒙福，许多从未清楚有过基督徒经历的人，都因而得救了。
“我们每天聚会的人数约有三百五十人，几乎挤满了教堂。有的洋人和中国人来自城里其他宣道机构——像英行教会（CMS），循道会和灵恩派。最大的效果，或者可以从德国修女办的盲哑学校，和奴婢收容所的女学生看出来，他们有人为罪烦恼，甚至于吃不下饭。
“他们认了一些可怕的罪，没有人想得到他们会犯这些罪。克利丝汀生小姐走到哪里都是这样。这是圣灵的能力，没有别的。她传讲罪，绝不放松，结果证明讲道要简单明了。这是约翰-卫斯理的方法，也是每一个以悔改为目标而赢得灵魂悔改的传福音的人的方法。
“这不是大规模的灵性复兴，但却是神能力的一个美好记号。这些聚会，在汉人和土著民族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有助于接受时间考验，和各种苦难的灵性的经历。十二年之内，在中国西南，成百的信徒就要因为他们的信仰面对牢狱和死亡，有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启七14），而他们也在其中。”
轻装旅行
能仁开始显得，由一个人督导像云南这样大的一个省，是忙不过来的。上海总部同意他的看法，云南东西需要分开来管理，能仁只照顾云南西部那一半的工作。这一来减少了许多旅行的时同，使他有多一点的家庭生活。
他计划以保山为家。那里有个电报局，在滇缅公路上，最好的是，他离土著民族仍然很近。他暗自盼望着，只待印好的新约圣经寄到，他能再在山里的教会中帮忙教授圣经。
但在保山的家未安顿好之前，能仁仍然到处奔走。他写信回家，详细描述他从保山去大理的旅行，那是他最后旅程之一，也是当时在中国任何旅客常有的经历：
“我现在旅行都是雇用牲口。你远记得我自己的两匹骡子，在十八个月前得口蹄病死了。不晓得你是否想知道，我目前如何旅行法……我给你报导一天的事，作个例子。
“我是住在只有两三间房屋的小山村里……我在一间阁楼上睡得很香甜，可以从桌上的短梯爬上来。我的行军床真有意思（我婚前未曾用过）。我黎明即起，听见他们在楼下爆炒蔬菜。我出去看看骡夫起来了没有，人在哪里。大理和保山间的距离，差不多像从伦敦到雪非尔（Sheffield）那样，但山地十倍难行。他们按规矩要走八天，这次我要他们六天赶到。我骑一匹骡子，把东西放在另一匹骡子上。赶骡子的人到时候起来了。我们每天吃同样的食物，毫无变化，总是1．煮饭或是蒸饭；2．一种略带苦味像白菜一样的绿色菜蔬，我很喜欢；3．两个炒蛋；4．可能有点中国的豆荚泡菜；然后有一小杯中国茶或热开水；我无所谓。
“一会儿，我们吃过早饭……就上路了。大约还不到七点钟，太阳出来了。我用床单包着我的打字机，裹在一块油布中，放在骡子的一边。我的包裹和行军床则在骡子的另一边。提包装有盥洗袋，换洗的衣服，袜子……书籍，圣经，纸张，绳索，护照等物……我的“佣人”提着灯。
“我们骑上去。我通常喜欢在寒冷的天气里走一两哩路，活血取暖。但我们开始上山。我那漂亮的易普威治（Ipswich）出产的马鞍在吸引我……我们往上爬。已经爬了一千五百呎，又爬了一千呎……看不见一个人影……
“我一面看书，我老爱在骡背上看书。这次我是在读施达德的生平（我1906年认识他）。你记得剑桥七杰去中国时引起的轰动吗？最令人鼓舞的一生。我继续阅读，一章接一章。然后回头一看：哦，大理雄伟的山景远远在望……在灿烂的阳光下，景物如绘，尽收眼底……
“下午一点钟的时候，每个人都饿了。看到第一个房子，我们就进去，想要他们烧顿饭给我们吃。不行！女人们找出各种藉口：没有锅碗，没有蔬菜，没有米，太忙等等。后来我出去找村里的马店，找到了一个，将骡夫和东西都带过来。这里的那个女人很客气，给我们吃了一顿好饭。在预备饭的时候，我在厨房里和妇女们闲聊，问他们听过福音没有。他们就是听过，但还不是基督徒……
“我们继续旅行。翻过一个山脊，看到整个永平（Yungping）平原。从西面下去，到了一个小镇。夜晚降临，骡子踏在碎石路上发出得得的声音。但有月色，啊！今夜月光明亮。我的“佣人”带我到一个小店，我发现那位店主非常友善。
“他把我安插在亭子间，满布尘灰。他们在下面烧东西，又无烟囱……我的头必须当心碰到那根低低的屋梁和屋主的腊肉，一厚块一厚块地挂在横放在房里的竹杆上。他问我要不要吃腊肉，我当然是要把蛋换为腊肉，但肉带着皮——请他预备早餐时将皮去掉——好啦，好啦……我铺好了床——也没有什么好铺的，只是把自己裹在棉被里。我用厨房大盆子里的水洗了一下，在黑暗中换过衣服，将衣服挂在盛满豆子的竹篮上，倒头便睡，毫无牵挂。你们文明英国那些失眠的人啊！把他们给我送来，放在骡背上，在云南山中跑上个三十哩路，到夜晚八点钟睡觉的时候，再看他们感觉如何……”
家在西边
此行目的是去会晤在大理的洛西和他俩较小的一个孩子。基督徒的同工们就要在那里聚会。洛西开始觉得没有一个根据地的压力，期盼着能仁在保山为家人筹建的那个房子。能仁发现他的信件很多。他需要时间和一个合适的地方写东西，而且，他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年终时，第三个孩子又要来了。
更重要的是，他要安定下来，紧迫地为他在这个区域和别处的工作祷告。洛西那时不大舒服，她记得他为祷告上的负担感觉不安的样子。“我多想但-史密斯在这里一起祷告！”他有一天喊着说。不久之后，他决定邀请但-史密斯来——他那时正好有空——和他一起有三天的祷告。
这些日子里——他生命中最后的日子——能仁用许多时间禁食祷告。他重读约翰-卫斯理的书，他在逝世前一月写道：
“我常思想，极少有人能像约翰-卫斯理一样，藉着严格的自律（时下已不流行），准备妥当，终生为神所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