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山雨-富能仁

第八章 爱的故事

英国休假

家中的银餐具，在雪白的桌布上闪耀生辉，蜡烛在水晶玻璃的反射下引起成百的点点光芒。晚餐是很正式的，由富能仁的母亲主持。她仪态端壮，有条不紊。一个安静的侍女将推车从光亮的地板上推过来，她已吩咐厨子，今晚为能仁回家要做她的拿手好茶。庆祝他们家人重聚。

富夫人通常都叫厨子做些清淡饮食。她脑子里已认定那些是有益于健康的食物。每次有烤肉的晚餐。一定要吃一片白面包，小孩子不宜过饱，止饥即可，总要他在离席时仍觉得可以再饱餐一顿。年幼的小孩子，一定要在厨房里和佣人们进食，待礼貌学周到之后，才能到餐厅里来。

但富夫人却让能仁尽量食用麦片羹，萝卜和马铃薯。能仁说：“只有在我母亲的餐桌上，我才能毫无顾忌地大吃特吃。”

重聚的晚餐上有件美中不足之事。

“能仁，你现在后悔了，是不是？”一个青年人的声音说：“在落后地区荒废你的生命，一点成就也没有。”

语气尖酸，能仁没有回答。他心中伤痛，一个人的家人有时也会叫人扎心，他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但他母亲的眼色安慰了他，能仁和她的重聚令人感动难以忘怀。过了不久，她就把他祷告组的人带来见他。和他交谈，一起祷告，这是他回英度假的重点。他给他们看他的照片，土著民族的服装，和傈僳人的饰物，告诉他们他的计划和希望。

能仁常常有好主意，他写信给一个亲戚说，他要一架手摇的唱机，好的照相器材，一个无线电发报机，他想在木陈坡的总部设个发报站，还要收音机供给所有的傈僳村落。

“那样，我们就能在整个地区广播福音和教导等……你们以为我想得倒是挺美，不是吗？——也可能需要很巨大的一笔费用才能办到。但好主意总是好的，对不对？”

这是一九二二年，他的想法稍微有点超越了他的时代。

能仁拜访了祷告小组，和一些同情他的朋友。相形之下，其他有的聚会是叫人很失望的。

他有些听众认为中国遥不可及，兴趣索然，与他们的生活不发生关系。他们好像在说，他所告诉他们土人归向神的奇妙故事并不重要，但他还是喜欢到处去帮助这些人。

或许是能仁说话不能激发听众，或许是他的故事讲得不够动听。总之，他在英国休假期间，别人对他工作之缺乏兴趣，在他心上留下了一道创痕。他觉得他等了那么久，才来和大家分享这个消息，但极少人愿意听。

当然，也有别人了解。他们拼命设想那个地方和那里的人民的情景，至少也隐约地略有所见。他们立刻抓住机会，认为神在这些部落民族中作工，他们要做他的同工。能仁帮助将他们许多人征召入祷告同工的组织，使每一个在工场上的人的后面，有十个祷告的士兵，在以后的年日里，更成为为数千人的军队，是整个宣道工场上的亲密伙伴。

加拿大与美国

能仁的父亲是来自苏格兰的加拿大人。富家大部份的人仍住在安大略（Ontario），能仁的哥哥戈登，在安大略做制造洗衣机的生意。能仁趁探访亲戚之便，在美国逗留数周。他这次访美，在费尔斯会议（Firs Conference）演讲，艾莎贝尔-古恩（Isobel Kuhn）在那里第一次听到那些部落，觉得神要她参与那项工作。能仁在美国各处，还参加了许多会议和别的聚会，每个地方都预备好了，大家蜂拥地来听他的故事。

他在云南最亲近的同工，大多是美国人，后来他那组人日渐增多，更多的同工来自美国。他始终对美国人和美国的基督徒有种偏爱，一部份是这个原因，同时也是他的天性。他曾说他们那么温暖，那么慷慨，那么热心，对新思想新计划又那样开明！他们不怕反传统！

“我如果有小孩，”能仁说，“我要他们在美国成长，然而，”他抱憾地加上一句。“要受英国的教育！”

他离开去东方之前，最后一封信是在温哥华（Vancouver）用很兴奋的手写大字写成的：

“我于九月八日抵达横滨，九月十二日到上海，九月底回到云南。我现在向文明告别，但感到十分愉快。这里有一大群人要在早上来替我送行……我还没有打点行李哩。”

震惊

一个痛苦的打击在上海等着他。差会的领袖们，计划以后几年，要派他去中国北部。甘肃发生了问题，他们要能仁去那里协助。

这是他遭遇到的最大的失望之一，并不是因为这事未征得他同意就作了决定，根本没有他人可以差遣。何况将能仁卷进内地会的行政工作，也是他很好的经验。

迈尔（F.B.Meyer）祷告说：“主，我不能说我愿意，但我愿意你叫我愿意。”能仁知道不甘愿的顺从无补于事，他承认神的意念是完善的。他的经验是接受的代价虽大，但总有丰富的收获。他想起他对云南西南的计划上许多失望的事。有次杨志英已万事俱备，训练好了要加入能仁在部落中的工作——总算有个同工——到了时候又被改派去汉人的城市大理。

“我也很失望，”志英说，“我留在大理几个月，心里都在反抗，后来我跪下来向神诉苦，求祂使我在大理为祂所用。当天，总部有信来，放我去部落中工作。”

因此，能仁痛苦地改变计划，放眼展望甘肃辽阔的平原和可畏的高山。他决志张帆驶去，好得到神的赐福。他学习去爱那个新的省份。但他永不能忘记所付的代价，“云南是我的初恋，我的拉结，”他说，“甘肃是我的利亚。”

冷严可怖的甘肃

你需要再查看地圆，才能了解以后数月所发生的事的背景。

三年来，能仁到处旅游，探望中国西北广阔领域间所有的宣道站。甘肃的边界是从戈壁大沙漠，直延到西藏山脉。

能仁的旅游杂记是引人入胜的读物。他骑马行过亚洲一些最寂寂无名和最艰险难行的地区，经过砂砾的荒地，又到了突兀的高山，风雪凛冽，与回纥争战遣留的废墟寂静无声，仅留与风中尘土和间歇的狼嚎。能仁和汉人苦力艰辛地骑马前行，过了很久，极目四望，看不见任何生命的痕迹，荒凉的沙漠，似乎是无穷无尽，偶尔舒一口气，可看到西藏山顶的积雪，在暗空中形成强烈的对照。

实在冷得厉害，他日记中记着：

“穿着厚汗衣，衬衫，毛线衣，内袍，毛皮外袍，棉袍，上罩棉大衣，你以为是够暖和了……甘肃冬天来临时，在外头可不是闹着玩的……昨晚在旅店中，被只横蛮的甘肃狗咬了……他们告诉我，西藏狗更凶，会追跟你好几哩路。据说它们会跳到马背上，咬掉一大块肉。”

有时没有客栈可住，能仁和骡夫就睡在露天。月光皎洁如白昼，他俩在营火旁吃面条，在那一万三千呎冰冻的山上小路旁至少睡过一个晚上，“我纪不得我以前曾在这样高的地方过过夜。”

高山寂寞处，偶然有商队经过，西藏人赶着他们的牦牛，蒙古人驱着他们的骡子。有的甚至远来自土耳其。

和暴风雪争战一整天之后，能仁写道：

“一天完了。寒冷，饥饿，疲倦，来到一个地方，找不到一个舒适干净的房间，没有热水浴，没有暖洋洋的火，没有欢迎的笑脸，也没有一顿好饮食。都没有。踏过泥泞的街道，从一个烂店到另一个烂店……别人都投以怀疑的眼光。最后只好硬着头皮进入了一家客店，黑乌乌地，地上乱七八糟。没有傢具，只有个泥土的台子，没有灯，没有温暖……你和骡夫一起烧了一顿淡而无味的白水煮饭。

“第二天早晨，你又投入那蓝色的天空和积雪的高山之中，忘记了头天晚上的一切烦恼。”

才德的女子

总部曾要能仁调查甘肃的工作，报告政治上的不安情况。

传统式的宣道工作，在许多建立起来的“站”上已忠实地做了多年，能仁在一封家信中评述一个这样的宣道站：

“教堂的建筑蛮体面的，但——我要抱歉地说——完全是用外国人的钱建起来的。你记得我曾在他家住过的M君？就是他捐钱盖了那个教堂，也是他在支持这里的传道人。他是个慷慨的好人，和家乡许多慷慨的好人一样。但是，我却比从前更加相信，我们在宣道工场上用外国人的钱是个错误。”

能仁为有些地方的工作情况困扰不安，但当他遇到米德里-盖波（Mildred Cable），法兰西思佳（Francesca）和伊娃-法兰琪（Eva French）后，又激起了他的热忱。她们整个的生活方式吸引了他。

有位高医生（Dr．Kao）在肃州（Suchow）牧会，被人诬陷，关在牢里。这三位女士要求能仁去营救他出来。高医生是位好传道，但能仁批评他“一点教导的恩赐也没有。”三位女士来到这个地区布道，看见高医生的需要，正如能仁所说，就像“一把钥匙放进锁中”那样适得其所。

这几位女士倒都是第一流的圣经教师，能仁写道：

“我想你在整个内地会找不出比盖波小姐更能干的老师——无论教那门课。后来山定基督教大学（Shanting christian University）给了她一个职位。她教高医生的青年们的圣经，其彻底的程度令人咋舌！她要他们读整本圣经——不加省略——小先知，启示录，统统要念。你该看看他们那厚厚的笔记簿，和盖波小姐要他们自己去找寻答案的那些问题。许多一般的宣教士，只要中国的基督徒对圣经有点皮毛的知识，就满意了。但在这里——在中国一个最遥远的角落，却有一群青年人，在神的话上扎根，国内其他地方很少人这样做，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晚餐桌上，气氛融洽。

“我记不起在任何宣教士的餐桌上听过这样清新睿智的谈话——从金字塔谈到爱因斯但的相对论。盖波小姐会问你正在读什么书，如果说你不在读书，她要知道你为什么不读。

“高医生对于教会事务应该如何管理，有些大胆独创的想法。他自己行医为生，不以为一个人‘替主做任何事’应该接受酬劳。凡帮助主工的人，都可住在他家，但都得自己料理生活。这医生是位灵性很深的人。能仁和他在狱中消磨了许多时间，当时并没有看见他得释放，至今仍觉得他的工作在那一省中是最健全的。”

那位医生对救济的工作心肠特软，他把无家可归被人遗弃的人都收留在家。他的厨子遭活埋，他亲手把他挖出来。能仁遇到一个又聋又哑的孩子陀普施（Topsy），当时还是个小孩，他写道：“那可怜的小孩子的脚被狗狠狠地咬伤了，她只能扶着墙走路。”她被遗弃在街上，盖波小姐将她领回家，后来变成了她的养女。

1927年，所有外国人必须撤离，能仁在甘肃及以后在陕西的年日，到此结束。欧洲人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地区。通往海岸的路程是危险的，能仁和一群人乘筏从黄河逃走，历经险滩急流，幸免于土匪的侵犯，最后到达上海。他们发现中国内地各处的欧美人士在领事的劝告下都集中在此，而后来的震荡，更将外国人全部驱散。工作上的亟需日益迫切。

暂歇上海

“我们不是需要沿岸观光的轻快的邮船。”何斯德对能仁说，“而是需要驶去深海中的战舰。”

何斯德有计划要留能仁在上海，同其他的人，以增强总部的力量。总干事辩称，在傈僳山中所用关于信心和坚忍的原则，在行政工作上也同样用得着。能仁现在四十岁，在上海总部他的经验可能很有价值。

有好多次，能仁在早晨与何斯德一起祷告。各地的需要庞大无比。有的地方基督徒同工们，彼此不能融洽相处；有的地方异象尽失，一无进展，一无盼望；有的地方教导偏差，流于极端，造成一个一个的分裂。还有亿万中国人，从未听说过耶稣基督。“每月有百万人”死去，没有听过救恩的道理，在戴德生首次发此惊人之语七十年，情形依然如故。

能仁在总部住了数月，他从不以为神曾预备他担任那种工作。他的心仍然深恋着云南西南部的人民，他觉得他的恩赐和呼召，都是为了他们。但他也承认上海的需要。谁宁愿整天守在办公室中。而不要上山去呢？

何先生认为能仁是该替自己找个妻子的时候了。他的外表有时不大讨人喜欢，真有合适的女子要嫁给他吗？当何斯德向他提出可能的人选时，常会听到总干事房门后传来压低的笑声。

至于他不修边幅的外表，能仁的看法很简单，“我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坦白地说，“我想：我看起来像什么样子根本不要紧——反正没有人认识我；如果在一个熟悉的地方，我想：我看起来像什么样子也没关系——因为那里每个人都已经认得我。”

他总之是没有问题。

增援

能仁离开傈僳已五年，总算可以回去了。他这次是回去当云南内地会的监督。他发现情况变了。有好几对青年人，几乎全是美国人，已在部落中安居下来——古恩夫妇，哈利生夫妇（Harrisons），费威廉夫妇（Fitzwilliams），卡斯托夫妇（Castos），弗勒夫妇，高曼夫妇和杨志英夫妇，还有更多的青年工人到来。

他回到本地后的头一年，是他最快乐的一年。凡是省里有基督徒工作的地区，他都去探访过了，使他能够亲眼看到成长迅速的部落教会。他发现萨尔温江上游高地。有大量的基督徒，使他吃惊。十四年前，他曾偕宇巴梭和格斯先生调查过那个地区。卡尔高曼鼓励信徒信主之后立刻传道，于是十字架的信息就自动自发地传播开来，越来越深入山中。

木陈坡已经有宣道工作的聚会。基督徒的土人聚在一处，读他们派出去的人写给他们的信。他们差派一些人出去，支持他们，也为他们祷告。有两个傈僳人来到腾冲，带能仁上山去向达莫君的住处。他这次旅行感触甚多。他们会面后，一起出发去木陈坡，欢迎的场面非常感人，能仁从来没有受过别人这样的欢迎。“三哥”终于回到他个中间来了（叫他老三是因为能仁在家里兄弟中排行第三）。能仁和那些人同住了三星期，这次是听得多，教得少。教会在他不知道的各地区成长。杨志英夫妇，高曼夫妇，还有其他的人，目睹这样快速的扩张，要使圣经的教导不至脱节，已忙得“喘不过气来”。

爱情

能仁第一次听到别人提到洛西-狄曼（Roxie Dymond）的名字的时候，他的心就不由自主地交出去了。

听到那一生从未听过的名字，但立刻觉得神对他说了什么。那是在云南首都昆明，他正和一位朋友谈话时，偶然提到了她的名字。那位朋友只是问能仁是否知道美以美差会（United Methodist Mission）的弗兰克-狄曼有个女儿要来昆明？

几天之后，他见到她，他的心又交出去了。她二十三岁，他四十二岁。这年龄的差别真是一个障碍？她属于另一个宣道机构，一个内地会的监督和一位“身分不称”的人结婚好吗？再有，她非常美丽，娇小文弱，看起来不像是能适合这样的生活。

他又怎样去制造一个会晤的机会？

“你家有钢琴吗？”过了几天，能仁尽量满不在乎地问洛西的姐姐。

“没有，大概没有。”

所以，此路不通。但他可以在青年会对所有的欧洲人举办一次音乐会，一定要狄曼一家人参加。受邀请的领事，商人，宣教士们，全都来了。洛西终于也来了。她到得晚，挤在后排，音乐会结束时，她点头表示感谢，然后就走了。

要和她会面显然是很困难的。但他越是在这事上寻求神的带领，越是知道洛西是神替他安排的那人。

他不久找到一处彼此会晤的地方，他未来的新妇并不觉得怎样，洛西后来回忆：

“我现在看见：阳光从屋顶的缝隙中泻进来，到处是蜘蛛网，有几张中国的直背椅子。在这屋里，他告诉我，他去过西藏，给我看库库诺儿（ko Ko，Nor，即青海）的照片，告诉我攻击他马的那些凶狠的西藏狗。他还告诉我他在甘肃和云南各处的旅行，他亲爱的母亲，和数不尽的其他的事。但他从来没有一次提到他和傈僳人相处的情形……他是一个善于谈话的人。他热爱生命，发现世界上充满了趣味。他阅读广泛，到处游览，心思敏锐……很有幽默感。很少人会忘怀他仰头大笑的那个神情。……

“他有天说：‘洛西，我希望你已经是我的妻子，这里就是我们的家。’我记得，我看看天花板和蜘蛛网间的缝隙，然后看着他，如此温文儒雅，如此无睹于物质舒适的一个人。‘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他又热忱地说：‘就是我的妻子骑一匹骡子，我骑另一匹，把我一切俗世的家当放到第三匹骡子上。’”

洛西给他表现出来的力量，和男子气概，吸引住了。但年龄的差别是否太大？她能否作一个“监督”夫人？到处奔跑她应付得了吗？

能仁又禁食祈祷。“如果你不要我，”他写信给她，“我又会是中国最寂寞的一个人。”

洛西的父亲弗兰克-狄曼有他自己不平凡的故事。他和美以美会的人来中国时才十九岁，因为他一头红发，加上一对深蓝色的眼睛，中国人马上称他“洋鬼子”。弗兰克和他的朋友山姆-波纳尔（Sam Pollard）在敌意深重的环境下，冒险进入中国内地。

洛西生在中国，在英国受教育，从布里斯托大学（Bristol University）历史系毕业。

“我不能约她出来，”她的一个同学最近还说，“洛西和我同年学历史，她是大学里的绝色佳人，男孩子总是邀请她跳舞，她却无动于衷。她似乎早拿定主意，从未去过。”

洛西在她生命中易受感动的年纪，受基督徒学生的影响很大，她承认除与基督有关的事情外，她都没有时间，或是没有兴趣。“我像是看到另一个世界，”她后来解释说，“我永不会再是同样一个人，以后我觉得人在世上只是一个客旅。”

婚姻生活

在中国偏荒之地筹划一个婚礼是一种艺术。西方婚礼中的陈设不易办到，譬如说，叫中国师傅做一个婚礼用的蛋糕。

回答是：“我们不会做婚礼的蛋糕，做个甜饼行不行？”

他们于1929年十月结婚。那是个阳光普照的日子，充满了欢笑。婚礼在一个花园中举行，以便接待众多的朋友。在能仁的记忆中，那是他毕生最快乐的日子。何斯德先生写了封信给洛西。祝她幸福，“嫉妒她的伴侣”，那位她即将与之长相厮守的人。

新娘无家可归。两三天后，他们就踏上去大理的路。要走两星期，然后在山中住了好几个月。

洛西描写早期婚姻生活的经验：

“结婚几天后，就开始我们五个半月的旅程，去到云南西部的各部落之中；有的是曾经有人去过的，有的是从未有人去过的。当年的云南西部，甚少为外人所知，滇缅公路未通，商队所经之路，都是回环曲折，陡峭难行。我最初旅行是坐山轿，不久改为骑骡，多半的时候。我们都是骑着两只大骡子，因为它们脚下比马还稳。在汉人的地区旅行时，我们经常睡在马店的草棚里，往往老鼠多，但绝对比一般客店干净。能仁非常强健，常跟在我骑的骡旁跑，从岩石跳过，爬上乱石堆，一路和我谈天说地。像他这样在蛮荒之地住了很久，养成了对衣着毫不介意的态度（婚后他必须稍微改变一点！他引以为乐）。他即使住在比猪棚好不了多少的地方，仍然是个彬彬君子。无论任何地方。只要能召聚几个人，他会在晚上带着风灯向他们传道。回来后，总会有段长时间的祷告。

“走了几星期后，我们抵达极西边傈僳人中能仁的老地方。到了有的村庄，他们鸣枪欢迎，大喊‘三哥’来了。我记得有次在山里走了一整天，在很陡的山坡间上上下下，黄昏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傈僳人的村庄。握手寒暄一阵，之后吃了一顿粗食，就去一个小教堂敬拜，一直继续到深夜。我太困倦了，在教堂的后面丢个枕头到地上，倒在上面很快睡着了。本来没有人注意到我，但当我醒来时，发现可爱的傈僳人亲手把一些肥猪肉和萝葡放在我的枕头上，好叫我睁开眼来时欢喜。

“傈僳人爱唱歌，他们有音乐天才，很快学会了四部合唱。他们活泼好玩，对他们的信仰觉得亲切。他们不但是弃绝了过去一切的罪，还决定背起十字架跟随他们的主。在傈僳人早期基督徒的生活中，能仁即不断强调主的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教导无疑是他们大力的泉源。许多人贫苦中极力奉献甚至有人愿意奉献生命，将福音带到萨尔温江上游。

“我们和傈僳人一起旅行了几星期，到过些新地方。我们常常在靠近溪旁或其他水源之处露宿，躺卧在繁星之下，生活单纯。傈僳人带着米，用弓箭射猎飞鸟，猿猴，松鼠为肉食。我们通过野佤人（wild wa）的区域，进入缅甸北部掸族之地。汉人很怕佤人，他们是猎人头的。但傈僳人携带着喂毒的箭，佤人大多恐惧，因为死时痛苦不堪。

“许多人从未见过外国人。我记得他们为我安放张凳子在山边，要我坐在那里，他们好来看看第一个白种女子。

“我们后来从云南省南部回去，花了十八天的时间，路过许多土人的村庄和汉人的小镇，没有宣道站，也无人为基督作见证。

他们在木陈坡过圣诞节，数以百计的傈僳人来此过节。最庞大的一个外国助手的队伍就在这里，他们积极地从事教导，劝勉和巩固的工作，而向外扩张的事务则完全交在傈僳人手里。过不久，傈僳教会也产生了领袖和教师。他们一再强调外人的帮助只是暂时性的。能仁劝告外国同工，“不要在任何地方呆得过久”。后来外国同工全部被迫离去，在今天回头看来，神的灵很清楚地从开始就在指导这个工作。

杨志英还记得，能仁劝他离开卢达（Luda）。“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申二3），能仁告诉他，“这些人开始倚赖你。”

“我们走后（志英在1981年回忆往事时写道），卢达人开始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更完全地信靠主。村中没有一个宣教士，然而他们变得更坚强。……神从他们当中兴起领袖来，他们开始向未得救的人传福音。富先生对我们的劝告确有神的带领，他对于自养，自治，自传的看法，都是神用以建立强健教会的方法。这些教会存留至今，没有宣教士留驻其中。”

他们“蜜月”旅行的第五个月，能仁和洛西发现杨志英夫妇在弗印山（Fuhinshan）新站，办了一所有一千多基督徒的圣经学校。有两个星期，这两对夫妇同住一屋。房屋高踞在山脊之上，极目望去，萨尔温江和湄公河间黑压压的山峦尽收眼底。能仁在帮忙志英和贵灵（Leila）教授圣经速成。洛西只懂汉语，趁机努力学习当地语言。

在他们东去红河（Red River）的三十五天的时间中，洛西才真正看到宣扬基督需要的迫切。他们足迹所至之处，有的是山边空阔荒芜的地方，但他们也经过许多城镇和无数村落，从无人将耶稣基督的信息带给这些地方的人。事实上，洛西对于西云南工作最初的印象，不是那些拥挤的教堂，而是千千万万等待着将福音传给他们的人。

能仁和洛西在晚上一有机会，就把灯搬出去，用汉语向他们传福音。洛西有副好嗓子，她是个天赋的传道人，很容易吸引来一大群人。说到用汉语讲道，能仁自叹本事不及洛西。

能仁回到云南的首府昆明。将工作省查了一番，他现在的工作不止牵涉到西南部的山区，他对汉人的城市也有很大的关注和责任，但他们还不能接受基督的信息。可是同时候，部族中的工作却在稳定地成长。从他不久后写的一封信中看得出来。

“杨先生现住在上萨尔温江，刚送信告急，要我们从这里派些志愿的传道人去——要走十四天路——因为放弃拜鬼的家庭越来越多。你知道我们就要派遣三位青年女子去附近一个村庄教导他们。你会觉得这事很有意思，因为这还是我们工作上破天荒第一次。她们的年龄是十六岁，二十岁和二十一岁，她们自愿一起前去，似乎非常认真。费威廉和我还有当地的执事们，决定让他们去试一试……我们要他们接受一个正规的傈僳传道人和他妻子的指导……我真愿意你看到他们到我书房来时那副害羞和女孩子气的样子——三人中两人才被第三名最大胆的女孩动人的耳语所说服。她们坐在那里一会儿，稍微扭捏了一下才说出来意，但她们显然是非常诚恳。请有时为她们祷告，她们的名字是大比大，撒拉，和路得。……

“你一定要晓得，傈僳人的工作完全是自立自养。一切用来支持我们正规的传道人的金钱，他们的食物和他们家人所需的食物，都由傈僳人自己供给，是他们庆祝秋收的时候奉献来的。自愿作传道的人，是没有钱拿的，家人也没有，他们在哪个村子住宿，村子里的人就养活他们。工作也大部份是自理，重要事情是在他们每年十二月举行的年会中，由会区的执事们来决定。还有这分区的执事年会……通常是由我们那位按立的保罗牧师主持，带有立法会议的性质！他们订立规章，作成会议记录等，无论宣教士是否参加都照章办理。

“我希望你能听到我们傈僳人的歌唱。杨志英夫妇是我们的宣道士音乐家，一直教他们分部合唱——他们学唱，连架风琴也没有。真是感人，我禁不住眼泪盈眶。在老家，在英美，我很少听到会众唱得这样感人。他们自己喜欢歌唱，你在星期天晚上临睡前，听到邻村一个家庭还在分部合唱甜美的圣诗，你会感觉如何？

“哦，我多爱听他们唱，‘当我生命的工作完毕，我要横过那泛滥的潮水！’我决不夸张——但我知道一个小传道人的心中正泛滥着热情与赞美，倾听着中缅边境上这些山胞们发自内心的悦耳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