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回首百年殉道血

第十一章

不能摧毁之中国教会

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她。」（太十六18）

教会既是建造在主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身上，世界上没有任何的迫害、残杀，能够摧毁她。在义和团事件后，从不同的典籍遗篇和中国近代史册，均找到不少有关中国教会得以重建、茁长、拓展之记录。兹就教会重建之各方记录，分列于后：

（一）《庚子教会受难记》序言

1901年，季理斐（D．MacGillivray）所编之《庚子教会受难记》中，首页序言：

「自基督降生，创立救世圣教以来，身先受难，而信徒之传其教者，亦皆有受难之时，此固历代所恒有，亦各国所常闻，读圣教史记者，盖莫不知之矣。考古今来逼害教会之人，其情势之汹汹，皆有灭此朝食之意，岂知教会中有永生，决非人力之所能磨灭乎，又岂知教会愈受逼害，嗣后即愈加振兴，历史中，皆确有证据乎，甚至有人称烈士所流之血，不啻为教会之籽种，旨哉斯言，实非无谓矣。

······上年中国北方拳匪作乱，以仇教灭洋为宗旨，匪踪所至，教会咸受其害，不但家财抢掠一空，即房屋亦不免于焚毁。不但教士受其荼毒，即妇孺亦不免于死亡，此等残暴兑恶之行为，乃见于教化文明之中国，有心人怒焉伤之，以为此次变乱，实为中华自古未有之大变也。泰西播道会诸教士，殉道而死者长巳矣，其生者，皆从各省仓皇出走，历尽艰难，类皆自述其避难日纪，着为编帙，以传于世。

·····余惟是书之作，历述拳匪仇教敌道之状，实非欲启信徒记仇志恨之心也。我主尝云，敌尔者爱之，诅尔者祝之，憾尔者善视之，虐遇尔，迫害尔者，尔为之祈祷。（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然则不念旧恶，不咎既往，推爱及敌，岂非信主者所当尽之心乎。又念善人为道殉难，实为无上最美之干证，无论中西教友，皆当垂诸久远，永矢勿忘，以故鄙人纂辑此书之大旨。特欲表明主之施恩于信徒，虽当临危受难之时，仍能默佑之，使之死不忘道。且又有他益，能使后人之读是书者，知中国实有若干真实信主之教友，愿为主之道，受尽凌辱强暴而不辞，虽在拳匪之前，或告之曰，汝等但能烧一炷香，磕一个头，即可免今日之惨戮。然而诸教友于当时，但求速死为乐，不肯悖主之命以贪生，则其得受永生之冠冕，不亦宜乎。

······吾知阅是书者，其初念，或喟然于教士之受难，今犹古若，或令反愈于古矣，但其转念，必当决然于他日教会之更兴，今岂不若古人乎，今岂不当更胜于古时乎，则此书之作，或于教会稍有裨益，未可知矣，是为序。

（二）《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弁言

1911年，柴莲馥编之《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中谢洪赉写下之弁言：

「庚子拳祸，吾华教会之大纪念也。夫自基督新教入华，迄其时正将百年，先后受洗皈依而为信徒者，亦已数万人。苟核其所遭之时代，所处之境况，则此数虽小，不可谓不众矣。顾世之胸具成见者，每好吹毛求疵，以为彼已信主者，皆出于下流社会，彼之所以欲附教士者，何尝有高尚之见解，无非为哺啜计耳。此不惟我华人士言之，即在泰西教会中人，亦每藉此为口实，以反对布道之计划，我国信徒深耻其言，而无以雪也。

乃上主于冥冥中，若预为之谋者，忽于庚子之年，突起拳匪仇教之大祸，凭社会之愚，藉官司之势，遂酿流血之大惨剧。而吾教会宗徒，或男或女，或老或少，笃信善道，至死靡他者，其数千百，无不一一如暗夜之光，灿烂而出矣。当此多数信徒，引颈受戮，舍生取义之日，其忠信诚毅之气象，洵足令人感泣。即事过境迁，而生存者传述遗征，亦无不谈之而动容貌也。风声所及，世界震悚，始知向日所讥评为饭徒者，今乃知其大谬不然，而耶稣之风熏陶所及者，果能立懦而廉顽，起废而振弱。

今之人何不若古之人，而东方之人又何不若西方之人欤，于是吾国信徒之耻，遂得大雪，而教会之景象，为之骤有转机，其所呈效果，至十年之后而犹可食，故曰庚子拳祸者，吾华教会之一大纪念也。夫殉道者，既已衣白袍，顶华冠，荣膺上赏于天庭，原无待后人之赞扬也。而其授命之奇迹，则不可不保而存之，留以激后人之观摩，此古来教会史中，所以多述殉道者之事迹也。」

（三）各殉道者之宣教会重建记录（注一）

（1）英国圣公会或安立甘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or 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North China）

早在1862年，香港会督（Bishop of Victoria，Hong Kong）派出一位宣教士，从杭州到北京开始视察筹备，三年后便开创了永清宣教站。其后继续扩展，增建数处宣教站，三十多年后，1899年有会友1，007名，宣教士12名，华人同工8名。本书第三章第一节及第二节，提及英国圣公会三位宣教士，分别在山东平阴和直隶永清遇害殉道。义和团事件后，该宣教会在华重建之情况：

*1902年有会友781名，宣教士6名，华人同工4名。

*1903年有会友940名，宣教士5名，华人同工24名。

（注一）本节所提之各宣教会在1900年以后情况，均取材于A Century of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1807-1907一书之记录。

*1904年有会友1，014名，宣教士6名，华人同工24名。

*1905年有会友1，138名，宣教士15名，华人同工33名。

上面之记录，是包括两个教区的。以1905年为例，一是华北区包括北京、永清、河间和祁州，四处记录共有会友431名，宣教士8名，华人同工13名。另一是山东区包括泰安、平阴、芝罘和威海卫，其记录共有会友707人，宣教士7名，华人同工20名。故1905年全年之记录，就是这两个教区之总和。

（2）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07年，伦敦会之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首位来华之宣教士，故该宣教会共设立了20个宣教站。本书第三章第一节和第八章第三节，提及英国伦敦会两位宣教士，先后分别在北京和其近郊遇害殉道。义和团事件后，该宣教会在华重建之情况：

1905年，有会友14，748名，宣教士80名，华人同工324名。

（3）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or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North）

早在1844年，美国长老会宣教士开始来华传道，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耕耘，建立了八个宣教区：广州区、华中区、海南（岛）区、湖南区、江（苏）安（徽）区、北京区、东山东区和西山东区等。本书第四章第二节提及之八位殉道者，是属于北京区的。义和团事件后，该宣教会在华重建之情况：

*1890年有会友4，720名，宣教士136名，华人同工327名。

*1900年有会友11，314名，宣教士183名，华人同工592名。

*1904年有会友14，889名，宣教士244名，华人同工650名。

（4）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美国公理会于1830年差派宣教士来华，1847年在福建省会福州首建宣教站。到1860年又在天津开始了华北宣教区（North China Mission，A.B.C.F.M.），从此不断向外发展。到1885年，共有天津、北京、张家口、通州、保定府、庞家庄和临清州等七处宣教站。本书第四章第三节所提之三位宣教士，就是在保定府殉道的。1883年再在山西省太谷和汾州两地，增建山西宣教区，其中宣教士多是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之毕业生，也是本书第八章第一、二两节所提之殉道者。义和团事件后，该宣教机构在华重建之情况：

*1905年华北区有会友4，228名，宣教士52名，华人同工34名。

*至于山西区，1900年有会友125名，但到了1905年，会友增至267名，宣教士7名，华人同工6名。

（5）大英浸礼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of England）

1877年山西省大飢荒之时，各基督教宣教机构联合前往赈灾，代表大英浸礼会的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在赈灾工作完毕后，便在山西省会太原府，建立了大英浸礼会山西省的第一处宣教站。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从太原府扩展到阳曲、太原、榆次、寿阳、忻州、定襄等六县。然后又从忻州宣教站继续到定襄、崞县、代州、繁峙和甯武等地。本书所提第五章第六节八位在太原府，以及第八节八位在忻州，这便是大英浸礼会在山西省全部之宣教士，不仅他们全体为主殉道，并且大部分信徒也同时殉难。义和团事件后，山西省宣教站重建之情况：

*1905年，在太原府有会友52名，宣教士7名，华人同工4名。

*同年在忻州有会友76名，宣教士5名，华人同工4名。

（6）寿阳宣教会（Shou-Yang Mission）

1892年，毕翰道牧师夫妇（Rev．and Mrs．T．W．Pigott）移居山西省寿阳县，开始了寿阳宣教会，同时，从内地会接手太原府宣教站。本书第五章第二节、第三节及第七节所提，在太原府和寿阳县之殉道者，便是全部寿阳宣教士了。叶守真医生夫妇（Dr.and Mrs.E.H.Edwards）时在英国述职，成为寿阳宣教会唯一的生还者，事件平定后，返回中国安葬遇难之全体寿阳宣教士。安葬礼后，夫妇二人加入了浸礼会。把全部寿阳产业送给浸礼会，继续他们未完成的事工。义和团事件后，大英浸礼会在华重建之情况：

*1905年，全国大英浸礼会有会友4，403名，宣教士49名，华人同工41名。

（7）大英圣书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807年伦敦会差出第一位宣教士马礼逊来华后，因清廷禁止传教，遂转而进行翻译圣经。完成新约后，1813年由大英圣书公会出资印刷了2，000本。经过了将近一世纪之经营，大英圣书公会印刷之圣经，数量越来越多，因为需要也愈来愈殷。本书第五章第五节，便提到大英圣书公会宣教士一家五口在太原府遇害。义和团事件后，该宣教会在华重建之情况：

*1899年，印刷圣经4，751本，新约33，362本。

*1900年，印刷圣经6，844本，新约20，961本。

*1901年，印刷圣经7，985本，新约22，282本。

*1902年，印刷圣经13，460本，新约36，254本。

*1903年，印刷圣经14，899本，新约36，250本。

*1904年，印刷圣经14，974本，新约40，523本。

*1905年，印刷圣经16，488本，新约40，525本。

（8）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1888年，美国宣道会差派宣教士来华，先后建立六个宣教区：华中区、华西（甘肃与西藏边界）区、华北（山西与蒙古）区、北京区、天津与上海区和华南区等。本书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和第四节，均提及长城内外宣道会宣教士中之殉道者，都是全属于华北（山西与蒙古）区的宣教士。

因为华北区之宣教士，除了一些瑞典裔的美国人外，余皆是瑞典人，在这一场灾祸中，差不多全部遇害殉难。义和团事件后，宣道会找不到合适领袖带领这一区的工作，也没有足够的宣教士再回去事奉。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便放弃回归的机会，把五个山西省宣教站,移交北美瑞挪会（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及把另一个甘肃省甯夏府之宣教站，交给中国内地会。

（9）协同会（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in Mongolia）

1895年，史德保教士（D.W.Sternberg）是协同会首位进入蒙古的宣教士。本书第七章第三节所提的七位殉道宣教士，除了两位过访的全部是属于史德保教士领导下，首批在蒙古宣教之同工，不幸全部遇害，只有费安河教士（Mr.N.J.Friedstron）一人逃出生还。义和团事件后，该宣教会在华重建之情况：

1902年，费安河教士带着新婚的师母重返旧地，收回宣教站。其后在1904及1905两年，每年各来了一对宣教士，故1905年有50人来聚会，共有三对宣教士。

（10）瑞典圣洁会（Swedish Holiness Union Mission）

1895年瑞典圣洁会之嘉利孙教士（N.Carleson）开始在朔平府建立了第一处宣教站。本书第七章第二节，记载了10位瑞典圣洁会之瑞典宣教士，在义和团事件前，在山西省长城内的朔平府、左云和浑源等地传道，但在这场灾祸中，皆全部为主在朔平府殉道。义和团事件后，该宣教会在华重建之情况：

1902年，有一位宣教士回到左云，工作了三年，有31人受洗。到了1903年，有两位宣教士回去浑源，有7人受洗。1904年再有一位宣教士回朔平府，有16人受洗。同时在约走一天路程的山区乡村川拱（Chuango）新开展了一个福音堂，已有80人受洗。1906年，共有142人受洗，宣教士增至15名，华人同工8名。

（11）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

1865年6月25日，创办中国内地会之戴德生先生（Mr.J.Hudson Taylor）在他的圣经上，写下他的祷告：「祈求24位甘心乐意而又技巧灵活之工人。」1866年5月26日，戴氏一家六口及其他15位宣教士，乘搭「兰茂密尔号」从英国启程前往中国，就是首批中国内地会之宣教士。经过了三十年进入中国内陆辛劳传播福音，1895年内地会之纪录有8，018名受洗，641名宣教士，462名华人同工，260个宣教站和福音堂，259座会堂中，有154间正式成立之教会。

本书第六章从第一节至第十六节，记载了79名内地会宣教士和亲属，在这场风暴中殉道，为各宣教机构中最大的一批殉道者。义和团事件后，内地会在华重建之情况：

1905年，有21，648名受洗，849名宣教士，1，282名华人同工，837个宣教站和福音堂，827座会堂中，有475间正式成立之教会。虽然经历了这一场烈火流血的试炼，但把1905年与1895年作出比较，十年间受洗人数增加了1.7倍，宣教士增加了32％，华人同工增加了1.77倍，会堂多了2.19倍，教会多了2.08倍。

从1919年之中国内地会月刊英伦版《亿万华民》中，有一个非常明显增长的图表。

（四）中国教会之长成—中华基督教会年鉴

1914年由「中华续行委办会」（该会为1913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议会组立）出版之第一本《中华基督教会年鉴》，载有1913年许多中国教会的记录，足以证明自义和团事件后，中国教会逐渐长成。

*中华续行委办会（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中华续行委办会共有64位委办员，其中约有20位中国信徒，如诚静怡、丁立美、张伯苓、张祝龄、谢洪赉、石美玉、孔祥熙等，其余三分之二由宣教士担任。

*全国华人牧师

全国华人牧师统计，直隶（今之河北省）有59名，东三省22名，山东48名，山西1名，河南8名，四川15名，湖北22名，湖南10名，江西21名，安徽15名，江苏56名，浙江49名，福建133名，广东107名，广西11名，台湾5名，补遗52名，共634名。

*各公会信徒人数

据1913年，以全国八个大公会来算，分别统计数字如下：

（1）圣公会有英、美、加等五个差会，宣教士626名，华牧（圣品）99名，华人同工1，814名，信徒约36,000名。

（2）浸礼会有英、美、瑞典等十个差会，宣教士567名，华牧80名，华人同工1，527名，信徒约32，000名。

（3）公理会有英、美等两个差会，宣教士263名，华牧35名，华人同工1，244名，信徒约28，000名。

（4）路德会有德、瑞士、瑞典、挪威、美等二十差会，有华牧30名，宣教士及华人同工不详，信徒约36,000名。

（5）美以美会有英、美、加等八个差会，宣教士403名，华牧234名，华人同工2，816名，信徒约59，400名。

（6）英美会有宣教士161名，华人同工345名，信徒约31，000名。

（7）长老会有英、美、苏格兰、爱尔兰、纽西兰、加拿大等十三个差会，宣教士898名，华牧148名，华人同工3，831名，信徒约101，000名。

（8）内地会融合各宗派，是唯一差会总部，设在上海而非外国，宣教士1，076名，华牧17名，华人同工1，551名，信徒约36，000名。

（五）中华归主（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中华归主》一书，是中华续行委办会于1922年在上海出版的一部巨著，其第二章之分题：「近二十年来中国基督徒运动的改革与进步（1900—1920）」，首先提及「义和团暴乱成为旧中国与新中国的转折，其真正意义到今天才表现出来。」于是从思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等各方面，分别讨论义和团事件之影响，本文仅就其对教会有影响的记录，开列如下：

*宣教工作大大扩张

1900年以前是基督教的创业时期，传教事业虽然力量很弱，但已遍及全国各省。近20年内设立之宣教站，等于前93年的总和，即1900年以后，开设了宣教站337个，占全国宣教站之48％；全国五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除18个城市外，均有基督教宣教事业。直隶（今之河北）、河南、湖南、江西、贵州、云南诸省的宣教站，约有3／4是建立于1900年以后的，这20年间，从356个增至693个宣教站。目前会堂之总数接近一万间。

宣教工作发展最快的七个省：湖南、河南、云南、直隶、广西、江西和贵州等。平均每省宣教站增加了75％，以湖南最多，达93％，最少是贵州65％。除直隶和江西两省外，其他各省均属初创。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增加了两倍，其他全国各省则增加一倍，可见增加最多是华中一带。

*宣教机构（Missions）之增加

随着宣教站之增建，宣教会也增多了，1900年有61个，1906年67个，1920年增至130个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全国性的机构：男、女青年会。女青年会始于1905年，今已发展到全国之第四位；而男青年会更极其兴旺，其发展居全国第三位。男青年会目前发展到33个城市，女青年会则在7个城市建立会所，两会均以社会事业为目标。像女青年会产生不少女界领袖，大大提高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救生艇」是另一特殊宣教机构，不仅推行宣教工作，并且救济社会上的贫民。

*中国教会领袖的增长

1907年全国宣教大会时，参加会议的宣教士达1，000人，其中500人为选派之代表，却没有一名中国职员。到了1913年大会时，会议中有150名代表，中国代表占了其中之1／3。1919年中华归主会议（China for Christ Conference），中国代表占了半数。到了1922年5月的全国大会，中国代表的人数，与1907年参加大会之宣教士数目总和相等。这样，随着中国代表逐渐增多，在全国大会中，宣教士的代表便逐渐减少了。

*信徒人数的增加

1907年以后，宣教士由3，445名，增加到6，250名，受餐信徒约由180，000人，增至366，000人，兹列出数十年来之记录如下：

*1889年，受餐信徒之总数是37，287人。

*1900年，受餐信徒之总数是85，000人。

*1906年，受餐信徒之总数是178，251人。

*1910年，受餐信徒之总数是172，942人。

*1913年，受餐信徒之总数是207，747人。

*1914年，受餐信徒之总数是235，303人。

*1915年，受餐信徒之总数是268，652人。

*1916年，受餐信徒之总数是293，139人。

*1917年，受餐信徒之总数是312，970人。

*1919年，受餐信徒之总数是345，853人。

*1920年，受餐信徒之总数是366，524人。

（六）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从《剑桥中国史》中之第十二册《中华民国史上篇》，载有两张表格：第31表格「中国基督教会之增长」，和第32表格「1919年中国基督教各公会之实况」，记录颇详细，现抄录如下：

*中国基督教会之增长

*1889年，宣教士1，296名，华牧211名，全部华人同工1，657名，受餐信徒37，287人，16，836名学生。

*1906年，宣教士3，833名，华牧345名，全部华人同工9，961名，受餐信徒178，251人，57，683名学生。

*1919年，宣教士6，636名，华牧1，065名，全部华人同工24，732名，受餐信徒345，853人，212，819名学生。

*1919年中国基督教各公会之实况

（1）圣公会有宣教机构4个，宣教士635名，宣教站79个，受餐信徒19，114名，医院39间。

（2）浸礼会有宣教机构9个，宣教士588名，宣教站68个，受餐信徒44，367名，医院31间。

（3）公理会有宣教机构4个，宣教士345名，宣教站34个，受餐信徒25，816名，医院32间。

（4）路德会有宣教机构18个，宣教士590名，宣教站116个，受餐信徒32，209名，医院23间。

（5）循道会有宣教机构8个，宣教士946名，宣教站83个，受餐信徒74，004名，医院63间。

（6）长老会有宣教机构12个，宣教士1，080名，宣教站96个，受餐信徒79，199名，医院92间。

（7）内地会有宣教机构12个，宣教士960名，宣教站246个，受餐信徒50，541名，医院17间。

（8）其他宣教机构有63个，宣教士1，492名，宣教站315个，受餐信徒20，603名，医院29间。

总数：宣教机构130个，宣教士6，636名，宣教站1，037个，受餐信徒345，853名，医院326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