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第十四章：二度休假（1896—1897）

1．与李鸿章结伴旅行

在返回欧洲途中，我打算去一趟印度，首先想去那边看一看印度基督教学会的秘书默多克博士。他的经历对于我来说很有价值；其次，我也想亲眼看看印度的传教工作进展如何。我此次旅行的旅伴是浸礼会驻扎陕西省的A.G.夏洛克牧师。作为一名牧师，他能力非凡，而且为人诚实可靠。我俩乘坐的是一艘法国游轮的二等舱，与另外四位基督牧师共享一个隔间。因为他们对英语很不精通，而我们也说不了他们的方言，所以我们用汉语交流。

船上最重要的旅客是李鸿章，他此行去欧洲主要是出席俄国沙皇的加冕典礼。我和他谈过几次话，他说自己感觉很惊讶，像我这种在教会工作，而且在中国改革中地位如此重要的人竟然会乘坐二等舱，他说自己的秘书们旅行坐的都是头等舱呢。

2．访问马德里

离开锡兰，我们前去马德里，默多克先生的总部就设在那里。自从印度发生大叛乱（19世纪50年代的反英民族大起义）以来，他一直在那里开展工作，他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了教会事业。他热情大方地接待了我们，对我们照顾得无微不至，简直像父亲照顾自己的儿子一般。他向我们介绍了他所有的工作方法和思路，让我们参观了所有的工作记录和他的私人书籍，他认为，正是那些书籍开启了他行动的内在力量源泉。

我们参观了印度的教会学校，这些学校比中国的同类学校的建设早五十年，我们还发现它们在规模上是中国教会学校的十倍。当时中国的教会学校平均在校生六十名，而马德拉斯学校当时却有六百名学生。

看到米勒博士开办的基督教学院，我们大开眼界、感到振奋人心。教学楼的一楼是小学部，二楼是从事的教育，我们不妨可以称之为中学教育，三楼住的是大学预备科学生，四楼培养的是学士和硕士，最顶层是研究工作机构。整个建筑物就像一个巨大的人类“蜂箱”。

米勒博士经受着严厉的品格考验，有人不断对他进行意志攻击，说作为传教士，他从事教育工作就是不务正业。这不免让我想起自己在1893年担任《教会通讯》主编期间，中国的传教士们也一直感到焦虑不安，因为别人对他们进行教育工作的反对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但是，米勒博士能成功地从别人的攻击中摆脱出来，还被苏格兰自由教会任命为宗教会议的议长，这证明了他这样做是正确的。

3．印度之旅

我们计划离开马德拉斯后前往加尔各答，然后横跨印度，经过贝纳拉斯和德里前往孟买，三周后在孟买还乘坐同一艘法国游轮。正值5月，我们在马德拉斯的朋友们坚决反对我们这次旅行，因为当时加尔各答霍乱肆虐，即使长期在此居住的传教士也没人想要在这样酷热的季节旅行。夏洛克和我相互看看，说：“这一次如果放弃，就再也没有下一次机会了。我们现在能有机会在印度看看，我们必须抓住。”于是，我们坐上了开往加尔各答的汽轮。在加尔各答，夏洛克感染了严重的霍乱，他差点就送了命。

一天傍晚六点，我们坐火车离开加尔各答，第二天下午三点到达那贝拉斯，我们投奔扎洛斯先生，他是一位犹太基督徒，来自南威尔士的卡马逊郡，是印度女王的代理，妻子是著名传教士凯里的养女。

因为粗心大意，我们下错了火车站点，没有人来迎接我们，没办法，我们只好乘上一辆马车，穿过整个城市。空气酷热，我们感觉自己处在一个巨大的火炉中，仿佛自己正在吸入火苗。等我们到了拉扎洛斯家，女主人老太太开口对我们说：“你们疯了吗？在一天中这个时候穿过城市！快点上床，等天凉爽下来才能外出，到时候我会叫你们的。布扇！仆人，赶快去拉布扇！”天气凉爽下来，她请我们喝下午茶，还用她的车带着我们到处游玩。第二天，她女儿带着我们去恒河看印度人洗澡，还去看河岸边火葬死人以及寺庙做礼拜的场景。

4．德里

我们在亚格拉参观了世界奇迹泰姬陵，但是对我来说，最神奇壮观的景观当属德里附近著名库特巴塔楼。

在回德里的路上，托马斯先生对我们讲了一个与圣墓有关的传说，听来相当奇异。那个坟墓埋葬的是以神奇幻术与奇迹闻名的圣人，他的权力跟帝王有一拼。一次，皇帝外出，皇子设计阴谋陷害父亲，请求圣人给予帮助。皇帝听说这个阴谋，发誓回来报复，但是圣人宣称自己永远不会返回德里了。皇帝取得了战役胜利，传出话来，说他回来后，会对叛乱者施加最严厉的惩罚措施。但是那位圣人从外地捎回消息，说：“回德里的路漫漫无期！”每天，皇帝都向首都靠近一点，随时叫报信人把这个消息通报给城里，他每天都只能得到同样的回答：“回德里的路漫漫无期！”最后，皇帝在首都郊外驻军，但是他得到的回答仍然是：“回德里的路漫漫无期！”接着所有皇子与各位大臣出城迎接皇帝凯旋归来。在欢迎仪式结束时，众人离开他，帐篷突然崩塌，皇帝被压死在下面：回德里的路依然漫漫无期。

在孟买，晚上10点左右，我外出时，发现自己在马路边上的人行道几乎没法行走，因为上面都躺满人，都在乘凉睡觉呢。由于天气炎热，人们只好在露天睡觉。第二天，我们登上了法国游轮，我觉得当时的天气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好像自己差一点就晕过去了。在通过红海时，天气变得很冷，我们实际上都穿上了厚厚的外套。

5．巴黎

经过马赛前往巴黎，妻子和四个女儿来迎接了我，女儿一直在巴黎念书，其中两个已经十年没见到我了。我们在一起待了两个礼拜后，我妻子带着女儿们去汉诺威上学，我去了伦敦。正当我们就要离开巴黎时，发生了一场罕见的大灾难。一场大风暴席卷了这座城市，把巨大的大马车连同笨重的马匹像卷起羽毛一般，掀翻到地上，向路边的店铺摔了过去。这场灾难导致多人死亡，众多人在灾难中受了伤。虽然灾难发生时，我恰巧在坐车去火车站的路上，由于风暴涉及的范围很小，所以我对当时恐怖的情景一无所知。一直等我到了伦敦，我才了解到当时的发生的一切，伦敦当地报纸上充斥着相关消息。

6.浸礼会委员会的接待

回到英国，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浸礼会委员会汇报我在中国的传教工作。根据惯例，回国的传教士需要在欢迎仪式结束前对委员会作一些说明。除了夏洛克先生与我，还包括其他从传教区回来的四五个传教士。我并没有发表什么经过精心准备的演讲，我拿出了一个盒子，里面装了许多中文书籍，一部分是我自己出版的，一些是自从我上次回国休假到现在为止经常翻看学习的书籍，这些书包括作为礼物送给慈禧太后的银裱封面的《新约圣经》，我自己翻译、麦肯锡先生写的八卷本《泰西新史揽要》，我自己撰写的《救世教益》、《时代评论》《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连同《时报》（我在天津主编的中文报纸）的年度合订本，还有《时代评论》的一些样报。委员会的人认为，从我上次在这儿见到他们以来，这些就足以证明我这期间足够勤奋。

浸礼会的秘书被内斯先生对我相当关心，特别安排我在2月份在浸礼会的秘书联合会议上作演讲。我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巨人的觉醒》。在报告中，我特别强调了在广学会的作品启发下产生的改革运动，我呼吁他们能够派出更多人员从事这样的传教工作。他们的反应强烈，说他们已经认识到这种工作方式的重要，他们保证，如果我能够向其他教会提出类似申请，他们一定会大力支持。最终，其他教会作出了类似保证。教会传教协会派出了文学硕士一吉贝特，华尔士牧师，帮助我们在文字方面的工作；卫斯理会派出了W.A.考纳比牧师；伦敦教会申明，他们派不出合适人选，但是他们保证每年可以向广学会提供一笔基金作为资助。

7.向宗教书刊学会的其他呼吁

英美两国成立的圣经会的宗旨是在全世界传播《圣经》。我强烈呼吁在发放《圣经》的同时发放解释性的小册子，只有这样，传教的效果才能明显提高。结果，只有苏格兰圣经会对我的呼吁表示赞同。英格兰和美国的圣经学会的答复是，他们各自的学会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在同宗教书刊学会联系时，我遇到了类似的困难。宗教书刊会刚开始成立时的宗旨是在基督国家和地区发放宣传基督教义的小册子。当传教士们在印度、中国和日本宣传教义时，他们发现，以基督教原理为基础的普及读物对传教事业很有帮助。所以，印度大叛乱发生以后，印度基督教学会开始着手向印度国内提供具有教育意义的文学作品；同时，在中国也成立了广学会，目的是启蒙领导阶层。虽然这种宣传效果相当显著，催生了中国的改革事业，但是宗教书刊却无动于衷，拒绝给予他们帮助和支持，是他们的章程限制了他们的作为。他们为印度的基督教学会提供了大批量的纸张。因为广学会的工作方式的特殊性，我们希望能得到其他方面的帮助，尤其在出版基督教著作和宗教作品的普及方面。

8．其余工作形式

不仅我要当代表，也就是作为联合王国各地的浸礼会和广学会的代言人，我夫人也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工作，我也为中国的觉醒所导致的危机这个不寻常的问题与一些人士通了信，比如坎特伯雷的大主教——科荣勋爵、格莱斯通先生和斯蒂德先生。关于国家建立联邦的体制问题，我精心准备了一本小册子，送给了和平会以及几位地位显赫的政治家们。在1897年夏季，我为年轻的政治家们写了小册子，给他们需要时使用。

初秋，经过美国返回中国的途中，我遇到了几位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我把几本小册子发给了他们。十年后，平民运动的多位领袖来到中国访问，其中一位是银行家，来自华盛顿，他在上海对我说：“你以前曾经送给我一本小书，我还一直带着，就是这一本。”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已经很破旧的书，正是我为年轻政治家们准备的那本册子。

9．参观加拿大

曾经见到过季理斐牧师编写的《中英词典》，当他在1896年经过上海时，我曾经跟他谈到加入广学会及其扩大影响力的可能性问题。季理斐先生是一位文学硕士，他属于加拿大长老会。我们两个人曾就这件事进行了讨论，还一起做了祷告。最后，他说，如果加拿大长老会的委员会同意派他做这项工作，他将很乐意加入我们。

现在，1897年，在从美国回中国的途中，我去了多伦多，拜见了长老会委员会的秘书，向他描述了基督教文学的光辉前景。第二天，他邀请了其余委员会的六位秘书在他办公室与我见面，以便我能够向他们强调一下文字工作的重要性。六个人全来了，我讲了大概一个小时，呼吁他们能派出传教士从事这方面的相关工作。麦凯博士同意季理斐先生来到中国开展工作，因为他认识到这方面的工作被严重忽视了。我离开时，感到在多伦多花费的一个小时很有成果，太值了。我们刚刚征收的“志愿兵”从一开始的表现，就如同一个富有成效的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