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第十五章：义和团运动

1．访问北京

1899年夏天，广学会的委员会让我去北京，劝说中国政府能够赞同并批准一项教育计划，允许广学会帮助翻译外国书籍。广学会的董事会主席罗伯特-赫德爵士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极其悲观消极，他说任何改革建议一定会遭到政府否决。他劝我不要就这件事与中国政府最高官员作任何交涉，简直一点用都没有。但是我私下里还是拜见了几位政府高级官员，还给荣禄和刚毅写了信，我还见到了李鸿章，当时他正在天津。他有一位助手名叫周馥，后来周担任山东巡抚和南京总督期间，我和他有过多次会谈。他的个性尤其讨人喜欢，是清政府第一个对基督教感兴趣的高级官员。

1899年冬天，李鸿章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在赴任途中，他在吴淞短暂停留，让我和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前往吴淞见面，我们曾经在天津相识。在我的一生中，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总督比他劲头足，他像一个厌学的孩子回家过节一样开心。后来，我猜他一定是知道了即将爆发的义和团事变的某些消息，他为自己及时逃得远远的搞到庆幸不已吧。

2．排外情绪的蔓延

随着提倡与外国人实行友好合作的改革观念的传播，反对派越来越奉行传统的排外政策。1898年，德国政府两名驻山东的传教士被杀，他们随即侵占胶州湾。德国政府的行为加强了他们的排外倾向。因为中国政府忽视保护外国人，遭到了严厉的惩罚，这加剧了保守派的排外倾向。有几个亲王和朝廷的高级官员筹集款额在不同省份搞起了地方武装组织。在山东境内，出现了由一群无知的狂热分子成立的“长枪会”，他们宣称自己能通过念咒语、施法术，做到刀枪不入。长枪会与其他一些类似团体的目的一样：就是要把外国人斩尽杀绝。

3．刚毅组建的团练组织

与义和团有关系的影响力最大的官员当属刚毅。我在山西和1896年在北京期间，就已经认识他了。此刻，慈禧太后授权他筹集款项、组建地方团练组织，这为他赢得了“大敲诈犯”的名声。1899年，他途经上海，派了一位我们两人的共同朋友（此人曾经担任过山西布政使）来拜访我，还指定了个时间，说我可以去看他。在同刚毅见面时，那位布政使朋友也在，他们信誓旦旦地认为，去年是我把康有为带走的。刚毅认为，康有为急于使中国变法图强，其实只是一个幌子，是要掩盖他篡取权力的蓬勃野心，所以他不是个真正的改革者。我回答，对于刚毅来说，现在是实施真正改革的绝佳机会。听到我说这句，那位布政使在桌子下面踢了我一脚，因为他知道，像刚毅这样的老顽固，中国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服他。

4．在世界基督教大会上的呼吁

明恩溥博士和直隶、山东的其他一些传教士们清楚地意识到了经过训练的义和团具有威胁性，形势很危险。明恩溥博士专门写出一篇文章，对当时局势的严峻性提出了严重警告，但是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们只当没听到。

1900年初，我离开中国，去美国出席在纽约召开的全世界传教士大会。在会上，我提出在中国展开传教有关的文字工作的迫切需要，而且这样做很有价值。我坚信，确实有危险存在，威胁着传教士和所有的外国人，所以我随身带着明恩溥博士的报告，交给大会的执行委员会。同时，我向该委员会指出，中国政府对改革者、对本土的基督徒和外国的传教士（他们也提倡改革）持极端仇视的敌对态度，可能会使传教事业在中国中止的排外运动达到极致，而且还会危及所有外国人的性命。我请求各教会的董事会能采取联合一致的行动，避免恐怖事件的发生。但是，执行委员会决定，这种行动属于政治领域，目前的危险属于政治方面的危险，所以根据传统，他们不能“干预政治”。

在波士顿，我受到了迥然不同的接待，我有一位朋友邀请我向俱乐部介绍中国的情况。5月5日，我应邀作了一次报告。他们认识到情况的严峻，看到在即将来临的动乱中，不仅基督教传教事业会被毁于一旦，而且连带被毁的还有中国的最高利益与世界和平，所以他们立即决定让我立刻把情况报告给华盛顿政府。为此，他们给我开了介绍信，这些信将为我打开从国会到白宫的每一扇大门。

5．在华盛顿和纽约呼吁

第二天，我出发前往华盛顿。为了避免口头交流会产生任何误解，我把自己的声明与要求用纸打印出来。在汕头传教的美国浸礼会的威廉姆-阿什莫尔博士在我向美国政府提交的请愿书上署名了，但是不能和我一起去华盛顿。我首先把报告呈递给国务卿约翰-海因先生，他对于我的观点深表赞同。但是，他说，如果没有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议员支持，政府是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的。

我又去拜访了参议院的议长霍尔先生。听完我的情况，他同样非常感兴趣。当我把国务卿的话转告他时，他则说，如果没有获得主要城市的支持，参议院也无能为力，而纽约是所有城市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然后，我到纽约拜见了该市的商会会长莫里斯-K.耶索普先生，在他那里待了一晚。莫里斯先生的答复是，他担心华盛顿不会单凭一方意见采取行动，不管意见多么强势有力。如果没有杀戮事件发生，没有任何事情能为即刻行动提供站得住脚的理由。

对于我请求美国政府能够采取行动防止义和团灾难的所有希望，这是最后的打击。因为我与美国政府交涉两周后，我就收到了电报，说义和团已经开始展开屠杀行动了。

6．回到中国

我启程返回中国。登陆横滨十分钟后，我从报纸上了解到山东传教士九死一生的惊险经历。听说从直隶开始的动乱正在逐步向其他省蔓延，我震惊不已。我下一步怎么办？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因为北京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信息沟通已经中断。就在此时，上帝给了我一个点子。我从神户给英国驻上海的总领事发了一封电报，请他转告沙士比雷爵士，转告中国各省总督和巡抚，英国政府需要巡抚们作出承诺，说他们将对所在所辖区的英国臣民的安全负全部责任。电报是匿名发送的，它可以完全凭自身的价值获得对方的重视。当我抵达上海后，晨报登载了路透社电讯，意思是沙士比雷已经能够告知伦敦的中国驻英国的使节，向他们声明，英国政府认为中国各省的巡抚和总督个人会对辖区内的英国公民的安全负责。

为了浸礼会传教士们的安全起见，我立即把路透社的电讯稿发给了陕西省首府西安和山西省首府太原的传教士。因为我知道，在当时，所有发给外国人的电报都必须先给各省的巡抚过目一遍。对于太原来说，电报到得太迟了：在臭名昭著的山西巡抚毓贤对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大开杀戒几小时后，电报才到达。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我如同五雷轰顶。谁会料想，这样的悲剧竟然会发生在这样的城市里！在这里，我工作多年、同许多官员和士绅都有友好的关系。

在陕西省没有生命损失，因为我的电报到得正及时。陕西省巡抚端方，是位满洲人，后来成了南京总督（译者注：两江总督）和四川总督，在革命初期被人暗杀。他派出军队，护送传教士离开陕西，逃往汉口方向。

7．周馥采取的行动

四川省采取了行动保护外国人，听来十分有趣。当时周馥是四川布政使。早年在天津，当时他还是李鸿章的助手，我就认识他了。他对广学会出版的书籍很感兴趣。当其他省份有外国人遭屠杀的消息传到四川时，很多官员都奉劝巡抚（一个叫奎俊的满洲人），让他把外国人都集中到成都、重庆和遂宁三个城市，一起把他们杀了。

其中只有周馥坚决谴责这个计划。他说：“当你们使得全世界都反对你的时候，杀了少数几个外国人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他的影响力很强，劝说巡抚采取行动保护外国人。要求杀死传教士的诏书一道接着一道从北京发来，巡抚全部一一塞入自己的高靴子里，不让排外的官员看到。就这样，因为周馥的努力，四川的外国人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8．与庆亲王及李鸿章会面

1901年，虽然我曾在维新变法运动中起过领导带头作用，正是这场运动使得清政府逃亡到陕西，我还是受到了庆亲王和李鸿章的邀请，他们曾被任命为和平大使，他们让我协助处理陕西省传教士被杀后的理赔问题。

经过我们的慎重考虑，山西大学建立了，整个筹建过程将会在下一章详细介绍。我同这位伟大总督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一个周日。见面时，他周围有四五位助手和秘书陪伴在一旁，其中一个名叫周馥，此人后来当了两江总督，再后来当了两广总督。通常，李鸿章刻意避免同我谈到宗教问题，但是那一天，他别的什么都没谈，而且我后来再看这个事情，感觉他的所有问题都像是经过了刻意安排。显然，他的助手对于我给出的有关基督教会的目的与方法的回答都已经有所了解。

可以肯定的是，他理所当然是我所见到的许多中国官员中最伟大的一位。从外表看，他的身材比绝大多数人高大；智力方面，他也在众人之上，他能够比别人看得更高、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