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第十六章：创立山西大学

1．建校的缘由

1900年，义和团在山西省对传教士以及几千名本地基督教徒展开大屠杀。1901年，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和直隶总督李鸿章，邀请我一起来协助处理义和团在山西的事件。

中国人担心事态发展会像保定府发生的一样，联军也会进军山西，并处死一些官员以及义和团的首领们。我已经在山西生活多年，又因分发过赈灾物资，为这里的大多数官员所熟悉。因此，他们选定我来跟全权大臣协商相关事宜。我表示，我们传教士协会是不会为了谋取钱财而枉害他们性命的。但是，如此恶劣的罪行已经犯下，对此，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视而不见。就此，我提议，省政府需强制性拿出五十万两白银，以每年分期支付五万两的方式，致力于在太原建立一所与西方同一水平的大学，旨在教育人们消除可怕的无知和迷信，而这就是导致此次外国人被屠杀的主要原因。

这个建议提交给全权大臣和相关负责人以后，他们就把教授的任命、课程的安排以及大学基金的管理等事务都交到我手里，为期十年。十年之后，对这所大学的所有管理权力将归还给山西省政府。

不久，建立太原大学的相关提议就被批准了。全国范围内发布了建立这所省属大学的诏令。1902年春，我和另外两位学者一同来到太原府。他们分别是文学硕士敦崇礼先生和理学士尼斯托姆先生。尼斯托姆先生是位年轻有为的瑞典人，他是化学系的教授，直至后来，他始终和太原大学保持着联络。我们到来后，发现在一个非常排外的官员掌控下，正在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筹建一所和太原大学同类型的学校，并且此人正不遗余力地抵制西方大学在太原的诞生。他曾经去过欧洲，还写过一本相关的书，对他一路行程中所看到的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极尽恶意诋毁之能事。

我意识到在同一座城市开办两所竞争性的学院是不切实际的，更无法实施。于是我就和巡抚大人岑春煊协商，把这两所大学合二为一，融合成一所帝国大学。在经过一些可行性研究和深思熟虑之后，他们同意了。起草的章程中表明，这所大学包括两个部分——中学部和西学部。中学部完全由中国人负责，纯粹进行中国的研究和学习；西学部由我来管理十年，并开展纯粹的西方各科的教授和学习。

2．我对禁止教授基督教章程的反对

在对建校事宜商谈期间，巡抚大人派了一位道台来，想要得到我明确的承诺——章程上需添加一条，永不在此所大学传授基督教。我当即便回绝了这个要求。倘若我真答应了，就等于承认了对那些传教士和本地基督教徒的残杀是正义的，也等于承认了传教士们的信仰和他们教授的内容都毫无意义和价值可言的。

然而，这位道台绝对是一个聪明过人的说客，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试图说服我，在长达八个多小时劝说中毫无倦意。而我早已被他软磨硬泡得身心俱累了，我甚至开始担忧自己是否会冲动地说一些日后会后悔的言辞。因此，我便退回到侧房去，向上帝做了祈祷并求得指示。两分钟后，我思路清晰地回去继续谈。我指出：“对于宗教自由问题，中方已经在好几个条约中与外国几个国家达成一致在先，如果巡抚大人现今得到了一个特权可以废弃之前的条约，我们便可以来讨论禁止教授基督教这一章程。如果并无此特权，那就没有必要在此浪费口舌和时间了。”我再次表明自己强烈反对的态度。就这样，这项条款被废止了，也将永远不再被提及。

尽管基督神学从没有在这所大学被正式教授过，敦崇礼先生对已经拥有的一些机会已经感到很满意了。在他关于文明的讲座里，向大家展示了基督教所带来的有益结果，并在每周日，校长和教职员工在学校里提供服务，传教士们可以自由地在学生当中做宣传和传授工作。

3．巡抚的友好态度

于此同时，在合适的新校舍建好之前，巡抚大人岑春煊把整座城中最好的楼宇借与我作为临时校舍。就在他把这些楼宇交与我为临时校舍那一天，他收到消息说，那个曾经极力反对建立西方大学的官员，也就是负责中方部门的那个人，之前一直忙于写奏折到朝廷逐渐削弱巡抚岑春煊的影响力，并指责他什么都屈服于我，不顾及任何中国的利益和权力。巡抚得知此事大发雷霆，立刻命令那名官员上交所有对太原大学中方部门的管理权，并当天离开太原府。如若多待上一天，后果自负。巡抚如此愤怒以至于没有哪个官员再敢干涉此事。

那天中午，巡抚邀请了一些达官显贵设宴为我送行。在宴会中，我起身感谢了巡抚大人的美意，并祝贺那些官府人员他们拥有一个好巡抚，他开创了太原府史上最伟大的两个事业：一是建立了一所现代化的大学，从此以后可以在教育上与其他国家齐头并进；一是着手实施了山西铁路的建设，这条铁路将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益处。说到此处，巡抚起身打断我的话，他大声说道：“不不，这两项伟业都归功于你，如果没有你在此，它们怎么都不可能真正实施的！”

当关于新大学的章程条款签署完毕，被送到朝廷且加盖印章之后，当时属于官方报刊的《京报》，就立即致力于这件事的报道，并发到了全国的官员手中。

1902年，所有计划都达成了最终的一致。一份关于教学、行政用房的建筑合同也得以最终签署。建筑项目包括：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博物馆、招待用房以及供工程学、绘画、化学、物理、实验、医学、数学、法律和文学学科的教室。学校安排设置了为期三年的预备课程的学习。在此期间，所有教授的课程都与伦敦大学入学考试的必考科目相一致。接下来三年设置了毕业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选择法律、科学、医学、工程学、语言学或文学中的任何学科进行研习。在毕业考核中获得毕业资格的学生将被授予政府认可的学位证书。获得毕业学位的学生享受和中文部毕业生（不管他是秀才还是举人）同等的待遇，并由学校行政部门或本省的巡抚选拔任用。每位学生每月都将会得到二至八两不等的生活经费补助。这些资金补助并非来自西学部本身，而是来自省财政。我规定所有的教学用语为中文，这样才能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收获最大的成效。

为了解决教科书问题，我在上海成立了翻译部。这个部门由十名中方翻译人员、作者以及一名日本籍翻译人员组成，由一名叫约翰窦乐安的外国人监督管理。这个部门给山西大学准备的教材如下：

《中国历史年表》——（从周朝开始）

《神奇的世纪》——罗素-华莱士——并附有图表

《通史》——梅耶——并附有大量的图表和地图

《欧洲商业史》——文学博士吉本

东京师范学校系列教材：两册算术，两册代数，植物学，矿物学，动物学，生理学，物理学及教学法。并附有大量的图例。

《二十世纪普通天文图集》附有彩色卷头插画和二十二张美观的大幅钢板印刷的插图。

《物理学地图》附有二十四张彩色大幅地图。

从剑桥的《名人传记辞典》中选取的一千个名人传记。

《世界的故事》辛之

这个翻译部一直持续工作了六年，后因资金的缺乏而被迫关闭，但它却做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

山西大学成立之后，我东下拜访时任保定府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我告诉他，因为我面临关于大学的最主要困难就是中文教科书问题，我打算每年从山西大学的基金中拨出一万两来致力于教科书的贮备。袁世凯赞许这不失为一个绝好的主意，并且表态他愿意捐赠出一万两并动员朝廷教育大臣张百熙也捐出同等数目来。他还信誓旦旦地承诺山东省和湖南省的巡抚也将各出一万两来。这样一来，学生很快就能有足够的教科书上课了。只是这个十分高尚的承诺一直没有兑现。

我关于建立一所现代教育的大学，以永久真正意义上解决东西方之间存在的隔阂与纠纷的观点，得到全权大臣的大大赞许。三个月后，朝廷诏书下令在全国的每个省会城市都建立一所现代化的大学。更令人惊奇的是，拨给各省建校资金总数竟然和我建立山西大学所要求的数目等同。

这一时期，整个中国都对未来充满希望。西学热潮遍布全国，很多寺庙也被改建成了各种学校和学院。但是，要想使世界上一个最封闭落后的国家一下子改变她拥有几千年渊源根深蒂固的古老的教育体系，形成一套现代的国外教育体系，那是毫无可能性的。尽管也曾有几百名官员匆匆对日本进行过考察；尽管也曾派出过三万留学生去海外接受过教育和政府管理学问方面的短期课程培训，然而还没有过一位中国领导者去国外深入研究先进西方国家的教育体系。

然而，对于朝廷来说，很难找到这么一个人，既要有丰富的知识来掌控新形势，又能有效的来驾驭它。

中国政府能想到的最合适的人选当属张之洞了。在他被任命的一年时间里，拟定出一部完整的新式教育体系。他的计划，体现在一个长篇报告中。这个巨幅报告也是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权威基础。他的体系中，存在着两个明显的错误：第一，他没有把原先学校的学生作为新式学校的候选生源来利用，因此实际上放弃了中国最好的资源；第二，他探寻的从原有课程基础上建立的现代教育体制，学生们若按此完全被训练有素，至少要花费十六年的时间。

我在北京最后一次和张之洞会谈是在1909年，几个月之后，他便去世了。他为中国拟定的教育体系完全仿照了日本的体制。我向张之洞提出自己的意见说，如果能提供出各省要用的课本，那这个教育计划就圆满了。他说这个相当难。我便提议说，既然已经有很多已完成学业归来的留学生，不如挑选出各专业成绩优秀的学生来编写教材，这样能保证教材的一致性，也是相当行之有效的方法。

对此，他摇头道：“这些留学生是可能已经非常精通外语了，但却对中文了解甚少，不会写出适合的课本来的。”再后来，他让我来负责教材编写工作，并承诺将承担一切相关经费。在我起身告辞时，看到他虚弱的身体，我一再恳请推辞他不要送我了，他还是坚持陪我穿过几个庭院。最后他说：“我非常想看到教材的编写工作能实施起来，你就多操操心，费用方面我来。”我无奈地指着一头灰白头发说：“此项工作应该交给年轻一代来承担了。”然后，我们便作了别。

山西大学西学部的第一任校长是敦崇礼牧师。他来自格拉斯哥，是一位文学硕士。山西大学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归功于他满腔的工作热情，永不枯竭的工作精力，他对中国人和汉字的丰富知识和他对管理的无限智慧与实际指导才能。所有人都尊崇他为无畏、诚信、能干的管理者。

1905年，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次年八月，敦崇礼博士因病辞世，年仅四十五岁。所有认识他的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来悼念他。朝廷追授他一品光禄大夫，赐赏红宝石顶戴。在有合适人选继任西学部校长之前，由文学硕士、法学士路易斯-毕万暂代校长。在他任职期间，也就是1906—1907年之间，学校招生人数达到历史最高三百三十九人。那一年，山西大学还派出二十五名学生去英国学习铁路建设和采矿工程。这当中有二十三人的留学经费全部是由省政府承担的。对这一充满希望的迹象，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山西人民未来的福祉将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交通运输方式的完善。

4.1907年重访太原府

1907年秋，之前在温州传教的苏慧廉牧师被任命为山西大学校长。当地有一名官员同时也是翰林的人态度非常谦和，也对大学所做的工作给予高度的支持和赞赏。1908年，我重访山西之际，他时任山西省议会议事长。有一天，他召集所有学校在市博物馆广场上集会。每所学校的学生们穿着他们各自学校的校服，在大鼓和横笛合奏的乐声伴奏下整齐一致的迈步到广场。他和另一位官员邀请我到博物馆二楼观礼。从那里，我能够一览广场上列队的各个学校。那么多的学生穿着各色服饰，整齐的排列着，那真是一幅壮观的景象啊！

议长之后发表了讲话，他提到，今天到这里来的两千多名学生中，有些是来自军事专业，有些是来自农学专业，有些是来自于不属于山西大学的师范学校，因为他们中所有的骨干教师都是山西大学毕业出去的或者曾经在山大进修过。山西大学的带头作用激励了教育事业的发展，类似的一座座学校正在太原或山西其他城市被建立。

同年，我又欣喜地看到1902年我所倡导修建的铁路已经竣工了，太原通往北京的定期列车也正式开通了。

5.辞去名誉校长的职务

1910年11月，我收到了山西省巡抚和议会长的邀请函，诚邀我在取道上海返回欧洲之前务必去一趟山西大学。甫抵山西，议会长和政府要员们便在公共会议室热情接待了我。期间，他们高度赞扬了山西大学对全省做出的巨大贡献。鉴于我深信现代教育已深深地扎根于此，不会轻易被消除了，我想对官府和学生们表态，不打算把对这个学校的管理权持续到最后一刻的1911年春了。因此我决定当即就把山西大学的管理权移交给中国政府。1910年11月13日，我实行了山西大学管理权的转交。中国政府允诺之前与教授们的合约继续有效，并且将持续扩大学校的规模。当时的教学工作，总共是在八名外籍教授、十四名中国教授和教员共同协作下开展起来的。

6．巡抚岑春煊

我掌管山西大学期间的第一任巡抚是岑春煊，他是江苏人。他曾经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从北京逃离流亡西安时，陪同在他们身边。后因为他的忠心耿耿，被任命为山西省巡抚，成为了整个帝国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他的治理才能，他的廉洁公正，他的勇气和胆识闻名遐迩。据说对于清政府对他的各种任命，他官场上的对手们没有一个反对的。但同僚都暗想他有朝一日身陷僵局从而削弱他的权势。在任职期间，他成功地平定了太原的屡次反叛。不久之后，四川省局势动荡，一次大反叛的镇压迫在眉睫。岑春煊即被调派去做总督。就任仅三个月，整个四川省就恢复了正常秩序。

之后，他又被调至广州。当时两广局势动荡不安，时有动乱，很多之前的官员都没有能够成功的平息并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就是在岑春煊调来之后也没能轻易平息。后来，岑上奏朝廷说，如果朝廷任命的广西巡抚只对政府负责，他就无法施展在此的治理。之后他立即被朝廷授予了全权治理的权力，两省之间经过他的治理很快恢复了良好的秩序。

岑春煊的方法和那些著名的军事家的方法大同小异。哪里只要稍有动乱，便下令立刻捉拿首领并斩首示众，以做效尤。因此再也没有人敢谋反，否则会引来同样的杀身之祸。他被公认为中国现今最有魄力的仲裁者。后来他进京那次也充分体现了他非凡的勇气和魄力。一些官府要员贪污腐败，他毫不犹豫的废除了他们的权力。他是整个官僚统治下的中国中唯一敢于弹劾朝廷最高权威的人。他曾迫使庆亲王在慈禧太后面前下跪认错。当时很多官僚联手搁置他的弹劾，他便辞去职务，隐居上海，享受他的天伦之乐去了。

1913年，孙中山、黄兴联合起义推翻袁世凯的共和政府。岑春煊在被唆使下支持起义军。起义失败后，他就和义军们一起消失了。

继岑春煊之后，由赵尔巽接任山西省巡抚一职，他是汉军正蓝旗人。敦崇礼校长发现此人对与山西大学有关的一切事务都极其感兴趣。后来，我在他要去做总督的前一个晚上去拜访了他。当时他还是武昌总督。在我们交谈中，我遗憾地说，中国目前其实没有任何真正的总督和巡抚，整个中国因此处于真正的危险之中。对于我的说法，他感到非常的震惊，要我作进一步的阐述。然后我解释道，因为总督和巡抚在中国调动变换得太频繁了，通常就是小几个月就调离，尽管他再有能力，也无法对当地的情形得以透彻的了解，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实施改革措施，所以收到的效果就如同没有政府管理一样。

山西另一位巡抚名叫寿恩，满洲人。他对山大非常好，曾说服山西财政拨出一万两来为山大增设器材。在我担任山大名誉校长期间的最后一位山西巡抚是丁宝铨，这一位是最友善的。除了对大学的关注，他还在整个山西省全力加强师范学校的建立来培训越来越多的教师。

如果要我对这些与我有些关系的官员进行总结的话，我要说，他们对我管理大学的事务从未有过任何干涉，每年政府五万两支付给学校的日子一到，政府就会准时支付给学校，从未有过拖欠。当我把对大学的管理权交还给政府后，他们表现出出乎意料的欣喜和感激。最后，为了表达他们对敦崇礼校长对学校所做贡献的肯定和感激之情，他们还在大学校园里为他建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雕刻有赞美他的诗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巡抚丁宝铨的继任者被刺杀，大片城市遭破坏沦陷。但革命者们并没有触碰山大，也没有破坏校园。学校财务部门一位姓高的负责人，是一位基督教徒，以前是理查德夫人的写作助手，在各个教室和教学楼的门上贴上了外籍教师的名片。暴徒们不敢轻易摧毁外国人的任何财产。革命处于一片混乱中，因为没有额外基金，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所有的教授和学生都没有得到安置，零落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