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第十七章：变革中的中国

1．慈禧太后颁布光绪帝的诏令

1895年，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遭遇失败，被朝野视为奇耻大辱，因而引发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同理，1900年的庚子之变，使清廷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耻辱，改革的呼声再度响起，上海的学生首先成立了进步团体，北京等地也相继成立各种学会，新的活力出现在上海的学界——广州人和宁波人开办了各种新式学堂，宣传西方思想。总之，改革的呼声在教育界是愈演愈烈。

甚至于清政府也开始倾向于改革，1901年8月1日，慈禧太后发布了一条法令，下令改革考试制度，重点考察各种西式学科，比如政治经济学、宪法法律等，而旧的考试内容，例如弓马骑射，搬举石锁等武举考试必考的内容，则被一一废除。到了9月份，太后又发布了第二条政令，命令所有的学堂都必须教授西方的现代科学，每个省会都要建立一所大学。几天后，第三条法令再次颁布，令天下的总督、巡抚们都要以张之洞和刘坤一为榜样，派遣聪慧的年轻人到国外去学习西学。实际上，这本是1898年戊戌变法时光绪帝下发的诏令。

光绪帝曾发布过另一条法令，便是要求满族的亲贵大臣到西洋各国去考察，这条法令曾一度带来了恐慌，但依旧强行进行实施，满族贵族们迫于形势，也只得如此了。光绪帝的弟弟醇亲王（光绪、慈禧死后，他便做了摄政王）便被派往德国，处理庚子拳乱中德国外交官被杀的善后事宜。要知道，在这之前，中国的亲王从未被允许离开京城四十里外，或是在城外过夜。这被视为一种破天荒的事件，尽管其任务是向德国赔礼道歉。次年，庆亲王的儿子载振被派往英格兰，参加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随后又有众多的亲王贝勒被派往日本、欧洲、美国执行公务，甚至还参加了美国圣路易斯举办的世界博览会。

1902年，慈禧太后发布上谕，下令废止缠足，这项约束妇女的陋习虽然没有被彻底根除，但却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时也看出太后革新政治的决心。

2．访问朝中官员

（1）周馥

1902年的春夏之际，我在北方驻留了四个月，大部分时间是在太原度过的，因为我要帮助山西的官员筹办新式大学。在回上海的途中，我拜访了直隶总督袁世凯，为的是能得到他的支持，为翻译教材提供资金。他手下的布政使叫周馥，庚子拳乱后，他在处理与外国的善后事宜中，表现出了高明的手段，所以被上级赏识，很快被提升为山东巡抚。

他不仅积极地为山东引进电报、铁路，而且是清朝官员中第一个对基督教表现出极大兴趣的人。我去拜访他时，他正准备到山东去上任，他告诉我，他对传教士们翻译出版的书籍一直不满意，因为他们没有把握住官方的立场、心态。他告诉我，他搜集了能找到的所有的关于基督教的书籍，整理出一大箱。前不久，他的一个下属因为丁忧守制，有了一些空闲。周馥便把这箱书交给他去研究，让他从中国官方视角，重新审读编纂。

后来，我在北京再次见到周馥，那位官员的新作已经完成，周馥请我通读一遍，看看能否公开发表，我发现，由于受到中国官方思潮的影响，这篇大作记载了很多关于地方教案的内容，显然对基督教没有多少赞誉。我便向周馥指出，这是一篇探讨基督教原理的作品，但作者却引入许多教案来抨击基督教，就好像中国人在撰写儒学经典时，却引用儒生们作奸犯科的事例一样。自然，这本书后来没有出版。

（2）拜会荣禄

我在北京时，曾经专门拜会荣禄。我们谈了约有一个小时，期间他就很多重要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就处理政务的能力来说，我认为他和李鸿章更加接近，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远远超过一般的中国官员。会谈结束后，他问我是否愿意和鹿传霖谈一谈。我想，他之所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是因为在清朝的诸多官员中，鹿传霖以排外而闻名，我回答道：“如果鹿传霖愿意见我，我愿登门拜访。”荣禄遂点点头道：“明日下午五点，鹿大人将在家中相候。”

（3）拜访鹿传霖

鹿传霖是土生土长的直隶人，在荣禄的安排下，我与他得以会面。我曾经问他：“你认为现在的中国是否比六十年前更好？”

“不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他摇摇头，拒绝回答，“比以前坏多了，可以说是每况愈下。”

其实，这个问题是我布置的一个陷阱，引他入彀，于是我继续问他：“既然如此，是否可以这样说，坚持那些使中国陷入困境中的陈规陋习，才是聪明的做法？”

鹿传霖立刻意识到我在给他设套，当即老到地摆脱我的追问，反问道：“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你会怎么做？”

他这样讲，恰恰给了我一个表达意见的机会，我将自己的关于改革的想法一一说出。在分手的时候，他就货币问题征求我的看法。我回答道：“这个问题，你应该向银行家咨询，他们比我要更加专业。”但是他坚持要听取我的意见，我想了想，对他说道：“如果所有的国家都是用金本位体制，而中国继续使用银本位的体制，从汇率上讲，中国便会受到影响，如果中国也能采用金本位体制，将会获得更多的利益。”

数年之后，我再次见到鹿传霖，那是1910年，他告诉我，他在户部任职时，便开始着手向金本位过渡，但是在这项工作完成之前，他的职务便被另一个人取代了，货币改革便被搁置，这个延迟，使中国付出了极重的代价。

鹿传霖代表着中国的守旧派官员，顽固的坚持自己的见解，然而爱国之情毫不逊色。正如别人所说的那样，他对西方事物带有很大的偏见，使他无法对外来事物形成正确的认识。

（4）肃亲王

在这段时间内，我遇到了一位政治家——肃亲王，他给我讲述了一个令人玩味的故事——他是如何利用他的府邸来庇护那些基督教难民的。

义和团祸乱北京的时候，在华的各国人都将他们的大本营设置在英国大使馆的周边。正对英国使馆，隔着一条河流和一条街道，便是肃亲王的官邸。当时基督教教堂和外国人的房子都被烧毁了，詹姆斯先生以前是浸礼会的传教士，然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他去找肃亲王，说如果他愿意搬到别处去，把王府腾出来给外国人避难，那可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由于肃亲王惧怕义和团，便商量道，希望外国难民从前门进来，他则带着家人从后门逃出去，做出一副被赶出家门，落荒而逃的样子，这样义和团便不会怪罪于他。詹姆斯先生便按照他的意思，将教民安置在王府里，然而，就在返回的路上，他落到了义和团手里，最后被残忍地杀害。

肃亲王现在负责京城的治安与防卫，已经开始着手清理街头巷尾，在政治上，他力赞改革，而且把三女儿和五女儿送到女子中学去读书。

3．被清政府委任为新教的代表

这时，外务部在和天主教北京教区的主教樊国梁（Favier）先生商讨，以期制定一套规则，使中国政府与罗马教会之间能够更好地沟通。

早在1898年3月，清政府便颁布政令，对天主教传教士的身份作出承认和规定。当我在政界的朋友把这个《条例》告诉我后，我指出，新教的传教士应该享受同等的待遇，并且再一次提出1896年由六名新教传教士起草，我和沃瑞博士进京呈递请愿书的事情。

外务部问我，能否代表新教教会，就有关教会规定的问题进行磋商，我回答道，有一个由传教士大会任命的执行委员会可以代表新教，但是我很乐于促成二者的合作，并一同制定教规。

然而，7月3日，朝廷发布政令：谕内阁、外务部奏：西人传教分天主耶稣两门。现在总理耶稣教会事务李提摩太因事来京。请旨办理一摺。李提摩太学识优长。宅心公正。深堪嘉尚。着外务部即将既拟民教相安规条。一并与之商议。以期中外辑和。百姓亲睦。有厚望焉。

后来，外务部官员通知我，慈禧太后希望在我离开前召见我。我回答道，如果太后允诺她承诺过的改革措施付诸实践，那么我将第一个向她表示祝贺。然后我又告诉他，明天我便要回到上海。我希望这种回答比一次无谓的见面更能刺激慈禧太后，使她加快改革的步伐。

4．樊国梁主教

7月4日，在周馥的陪同下，我造访了樊国梁主教。在和外务部交涉之前，他就草拟了一条章程，上呈给罗马教皇，请求批准。我建议，首先是罗马的天主教会和我们的新教教会达成共识，然后再起草一个通用的规章制度。樊国梁对这个建议表示赞同，当时，他的助理、驻昌图府的主教、奉天的主教以及新上任的山西教区的主教都在场，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

不幸的是，事情刚刚有了起色，樊国梁主教便病逝了。后来，我起草了七条处理教会与民众关系的条例，得到了已升任两江总督的周馥的认可。1905年我回英国休假的时候，便把这个条陈呈递给罗马天主教在威斯敏斯特的枢机主教。

其条例如下：

（1）任何传教士不得散发轻渎中国文化宗教的文字，违者予以撤职。

（2）任何中国官员不得怂恿诋毁基督教文字的传播，违者予以撤职。

（3）任何传教士不得干涉中国的司法审讯，违者予以撤职。

（4）任何中国官员必须对基督教教徒与非基督教教徒一视同仁，违者一律撤职。

（5）各教会的负责人每年需向中国的巡抚提交报告，明晰教堂、学校、专业学院、医院的数量，以及其辖下的教会从事文化和慈善工作的情况。

（6）巡抚每年都应邀请其治下的三名教会首领进行会谈，商讨如何使教会的工作更有益于社会。

（7）巡抚或总督应每三年向中央报告其辖区内教会的发展情况，以便使朝廷能够获得准确的信息，以免被无知或居心不良的人提供虚假信息而进行误导。

听完我所拟定的七条规则，枢机主教叹道：“倘若这些政策早些提出并付诸实施，便不会有传教士遇害这种事情发生了。如果你愿意给我留下一份复件，我将呈递给教皇，并建议将来在中国施行。”

5．在中国建立公学

我回到上海后，除了忙于广学会的日常工作外，还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去帮助中国在租界内建立一所公学。

1899年，租界市政委员会的秘书向我表示，如果我能够拟定一份针对租界内的中国人的教育计划，并上报给租界市政委员会，相信是能够得到批准的。但这件事情刚刚着手，便爆发了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有关排外的传言甚喧尘上，于是，这项计划只好被迫终止。

当义和团被各地政府镇压平息之后，办学的事宜再度被提上日程，广学会的三位成员又起草了一份计划，呈交市政委员会批准。这三人分别是卜方济（Hawks pott）博士、弗格森（Ferguson）博士，还有我。后来我们收到答复，委员会对这项计划很支持，如果中国人能自己筹集三万两银子作启动资金，他们将拨给我们办学用地，以及每年一千两白银的赞助。

1901年，我邀请了上海的三名华商领袖——楚先生、轮船招商局的董事兼经理陈梵廷，贾丹马西森公司的买办童克勋先生，来与两位合作人见面，我们把委员会的建议和条件告诉了他们，三名华商领袖答应负责筹集兴建学校的资金。

后来，在购买土地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到1902年年底，市政委员会拨款及土地都已经到位了。次年，足够容纳四百多人的漂亮学校便建立起来了，外籍教师的宿舍也相应到位了。除此之外，还成立了由三个外国人和两个中国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在学校步入正轨之前，我暂时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学校构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现如今，这所学校已名闻上海滩。

6．访问日本

（1）河野公爵

1903年的5月，为了给山西的大学筹备教科书，我曾短暂地出访日本，想聘请日本学者与中国学者一同翻译。这期间，我拜会了日本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男爵、帝国大学的校长、教材部负责人和教育界其他一些人物，他们待我非常热情。

我印象最深的是河野公爵，他是众议院的议长，也许可以被称作日本的俾斯麦。河野曾就读于伯恩大学，当时还是学生的德皇威廉二世曾对他的将来做过预言，这些材料都依照传统，被学校精心保存着。河野的政治理念是：让日本成为黄种人的领袖，领导整个亚洲，与西方进行抗衡。当他代表日本政府出使中国的时候，他曾提出建议，让中日两国建立联盟，以联合亚洲的力量，对抗西方。他的方案得到了外务部的认可，并建议他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谈一谈。听完河野的意见后，张之洞兴奋异常，因为多少年来，张之洞都渴望振兴图强，一洗历次战败而遭受的屈辱。河野出访中国的一个结果，是促进了东亚同盟的初步建立，这件事情被刊登在广学会的《万国公报》上，这是日本影响中国的开始，也是日本对华政策的滥觞。

在和河野会面的时候，我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涉及到建立一个国际性的联盟，其目的仅仅是维护世界秩序。河野说，他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成熟的想法，而且纵观整个世界，各国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要建立国际联盟，还需有很长的路要走。他的这些话，明确表明了他的态度。

（2）庆亲王参观贵族女校

在众多的教育机构中，我特意参观了位于东京的贵族女子学校。恰巧，我在那里碰到了前来参观访问的庆亲王载振。随他一同来日本访问的，还有大臣那桐等十余名大臣。早在北京时，我便与载振、那桐相熟了，如今相见，他们热情地向我招呼。

我们观摩了高年级学生的体育课，她们在跳一种田园舞，又参观了她们的宿舍和画室，观看她们学习绘画和刺绣，还旁听了一节阅读课。幼儿园的孩子们则在《约翰布朗》的音乐声中，为我们表演了幼儿体操。

学校的校长下田女士，是一位美丽温柔、举止优雅，极富魅力的人，她在英国接受过高等教育。临别之时，她引我们来到一座花园中，摘下一朵白色的玫瑰和一朵粉红的玫瑰，送给载振。载振显得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接受女士的鲜花是否合乎礼制，但下田女士坚持把花递到载振面前，最后他尴尬地接受了。载振的拘谨约束与下田的落落大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日本的野心

在返回上海的轮船上，我遇见了十一个日本教授，他们是应张之洞的邀请，前往武昌去的。我和其中一个化学教授攀谈，问到他们去中国的目的，他说他们是应邀前去教中国人知道欧洲究竟在什么地方。“他们的位置在这里，在我们的脚下！”他跺着甲板，肆意地大笑着。

后来到了晚上，他亲自来向我道歉，说白日酒喝多了，一直在说胡话。但我看得出，那是他和日本人的真实情感，也许，这才是真正的黄祸。

7．丧妻之痛

1903年3月，饱受癌症折磨的理查德夫人去上海的医院动手术。我们希望通过手术可以延长她的寿命。但她已然是病入膏肓，7月10日那天，她告别了这个世界，接受上帝的安抚。

在我看来，没有哪个传教士的妻子比她更忠诚于上帝，更富有奉献精神。在太原时，她筹建了六十所孤儿学校，并在几所乡村学校里教学。在《圣徒传记》的翻译工作中，她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在日本教授的日本学生中，有三人成了基督徒。她还曾到曾纪泽府上担任过家庭教师，负责教授其家人，影响很大。在天津，她教过一个妇女读经班，经过一个冬天尽心尽责的授课，两名学员各自带来了一百名心向上帝的女性学员。在我们回家休假的时候，作为外派的传教士代表，她依然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

她的写作能力对于广学会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在艾德金斯博士休假的时候，是她承担起广学会的秘书工作，并担任《教会通讯》的编辑工作。还与芬驰（Finch）女士一道，编纂了《远东妇女工作》一书，在她逝世的前一年，她还在编辑英文版的《远东》杂志。在基督教妇女联合会开办的西门街中学里，她投入了很大的精力；1898年，维新派开办了上海女子高级中学，她被推举为校长，而且担任了学校里唯一的一位外籍董事；即使在重病缠身之际，她还为一些中国官员的家眷开设英文课。她完成的工作量使人震惊，是“一般妇女的十倍”。

当她去世之后，许多人无论亲疏，都表达了无比的惋惜，有人这样评价她：“她是这个世界为数不多的一种女性，她的才能、虔诚和奉献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文学作品，将作为她对中国的爱的见证，永远流传于世。而比文字更加重要的，是她在千千万万的人心中留下了不朽的风范，以及永久的怀念。”

8．在满洲建立国际红十字协会

在1904年初，日俄战争爆发。虽然这场战争爆发于日俄两国之间，然而战场却是在中国的东北，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清政府对此束手无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强在自己的土地上肆意蹂躏。见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个叫做沈敦和（在山西筹建大学时，他曾见为我提供过巨大的帮助）的道台前来拜会我，希望我能够与他一起筹办救助工作，来帮助东北的难民。我欣然接受他的建议，于是，一个由中国、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各国人一起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成立了。沈先生担任中方秘书，我则作为外方秘书，各省官员以各种形式为我们提供了帮助。

但是，当我们首次提出向难民提供救助的时候，日俄两国都明确表示出拒绝，尽管清政府也提出外交交涉，但他们依然拒绝，并说自己治下的红十字会有足够的能力来庇护难民。这使我们陷入尴尬的境地：手头有大笔的款项，却无法派上用场。于是我想到了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是苏格兰长老会满洲分会的传教士韦伯斯特（Webster）先生。我给他去了一封信，告诉他因为日俄两国的阻挠，我们无法前往东北救助难民，如果他能够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将会感到非常高兴。

于是，韦伯斯特便在私下里拜会了俄国的将军，他们有点私交，恳请道，如果不能向中国难民提供援助，那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结果，俄方允许我们在俄国占领区向中国难民提供救助。韦伯斯特又致信给日本军方，说俄国已同意国际红十字会在俄占区展开救济工作，想来日本一定不会在人道方面落后于俄国。日方立刻表示同意。这样，北京政府无法做到的事情，韦伯斯特先生短短几天便顺利解决了。他立即发出电报通知我们，几天之后，捐款汇到了他在牛庄的账户里。后来他又发出电报，希望在两个礼拜内筹集到一万套棉衣，我回电说：“棉衣一定准时送达。”

战争期间，中国人筹集了四十五万一千四百八十三两白银（约五万六千英镑）捐给国际红十字会，慈禧太后自己贡献出十万两白银（约一万二千五百英镑）。

9．在山东召开掌门人大会

在这里，我要说一说在山东青州召开的宗教大会。可以说，这次大会召开得非常圆满，琼斯先生和我都认为，邀请中国各教派的掌门，并在一起商讨各教派共同发展的事宜，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巡抚周馥从济南派出了一名学政——此人是孔子的七十三世孙，一位知府和另外三名官员，作为他的代表出席会议。大会上，有三十多位官员应邀前来，其中包括一名满族将军，除基督教教士外，到场的还有一百多位其他教派的掌门人。大会召开了四天，晚上则是宴会以及社交聚会，许多非基督教的上流社会人士也参与了讨论。其中一人建议道，以传播宗教为主旨的传教士应当编纂一些宗教读物，以供政府开办的学校使用。

大会结束后的几天，我便去了济南，拜访一下巡抚周馥。他极尽地主之谊，派一名官员带我游览了济南的名胜，还提供轿子，抬着我的四个女儿游览了大明湖。在大明湖，他为我们准备了华丽的游船和精美的茶点。之后，他又举行了宴会，邀请了省里的高官前来参加，以欢迎我们的到来。当然，宴会期间的主要话题便是宗教。

周馥一开始便聊起了当年他在天津时，如何开通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提到那时发送电报必须铺设线路，而如今已经有了无线电报，时代进步，令人叹为观止。他认为，中国需要一本阐述上帝以及上帝和自然科学之间关系的书，如果谁能写出这样一本书，那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另一件让我难忘的事情，是为了庆贺慈禧太后的生日，我参加了在戏院里举办的晚宴。我的座位在正对舞台的一个包厢里，同座的还有巡抚周馥，罗马天主教主教和他的助理；我西边的包厢里坐着山东的藩台（布政使）、臬台（提刑按察使）、粮道以及其他官员；东面包厢里坐着新建大学的官员和教授，以及一些外国人。

宴会期间，人声鼎沸，喧闹无比，周馥便把我带到后院，这里非常安静，我们展开一番长谈，他向我提出了两条极有价值的建议：

我以巡抚的名义给山东的所有传教士写信，请他们推选出三名代表，与官方一同商讨山东的教务问题。

由我购买一些《圣经-新约》，周馥下发给治下的所有官员，以此来引起他们的重视，让他们认真阅读。

回到上海后，我拜会了圣书会在上海的代理。他给了我两百套精装本《圣经-新约》，我将这些书送给了周馥，让他分发给属下的官员，以便加深对基督教的理解。

不久之后，周馥升任两江总督，很快又专任两广总督，在我所结识的中国官员中，他是最可亲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