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第十八章：宗教复兴运动

1．威尔士宗教复兴大会

1905年，我回到了英格兰。浸礼会决定不再让我担任传教士代表的日常工作，而去中部一些有影响力的教堂中作报告。

在威尔士的宗教复兴运动期间，我被邀请在一个叫做Cymanfa的地方，在露天宗教大会上作报告。主办方在半山腰搭建了一个露天平台，讲台上设置了扬声器，正前方是一个缓坡，就像一个露天环形剧场。这样许多观众坐在台前，可以清晰地听到演讲者的声音。

上台演讲的是三名威尔士籍传教士：W.R.詹姆斯、在印度传教的丹尼尔-琼斯和我自己。詹姆斯先生以热情洋溢的开场白，富有雄辩的演讲口才，赢得了大家的喝彩。但大会上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位矿工的演说，他那朴实无华的讲话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然后他又深情地唱起了圣歌，使人们深受感动。

2．浸礼会的世界大会

这些时日，基督教的内部发生了几件大事，旨在促进几大教会的精诚合作，结果公理会总会、长老会总会和圣公会总会宣告成立。1905年7月，来自世界各地的浸礼会代表在伦敦汇聚一堂，召开大会。我被推选为委员会的委员，并作为中国教区的代表，阐述了中国教区对文字工作的巨大需求，只有做好这项工作，才能更深地影响中国的官方人士。

我讲话结束后，一位女士当即表示，愿意承担翻译工作的资金，以便使我将更多的基督教文化介绍到中国去。从那天开始，十年中她一直慷慨地支持我们，现在，她已蒙主恩召唤，去了该去的地方。

休假期间，我还投入大量的精力参加“和平运动”，此事将在后文详述。

3．在兰贝斯宫招待中国使节

我回英国休假的这段日子里，中国政府派出了一支由五名大臣组成的考察团，前往欧美列国考察学习，期间，他们造访了英国。带队的是庆亲王的儿子载泽爵爷，当他们抵达英国时，我给坎特伯雷大主教去了一封信，向他建议道，作为圣公会的主要人物，如果他能够出面邀请中国考察团前往兰贝斯参观，同时也邀请自由教会议事会的主席一道前往，那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能显示出东道主的风范。在我看来，如果考察团旅英期间，能够与这些四处派遣传教士的宗教团体的首脑人物进行会晤，并受到友好的款待，待到他们回国后，中国政府对待传教士的态度会更加友好，我们传教的工作可以更好地开展。

我的建议得到了大主教的批准，几天后，我便收到了兰贝斯宫的邀请函，请我一道布置接待工作，我想，这是因为我会说汉语，可以充当翻译的缘故吧。

参加接待的还有几位主教，我们在图书馆接待了中国考察团，我则充当翻译。随后，大主教引着客人参观了兰贝斯宫，并着重介绍了宫殿中颇具历史意义的地方。当考察团在签名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时，我正坐在伯明翰大主教的身边。我和他聊起中国政府派遣代表团到世界各地考察先进文明这一开明的做法时，我问这位主教，在英国有许多教士对到中国传教颇有兴趣，他是否认为应该也派出一支五人考察团，前往中国访问。我还建议道，代表团应该有两名英格兰教会的代表，两名非国教的代表，和一名苏格兰教会的代表，以便一同研讨传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噢，不。”他摇头道，“我认为目前来说，这个建议行不通，我们各大教派还需要沟通，暂时无法达成一致。因此，访问中国这件事，需要长期的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我回答说，“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民族，他们很可能会因此而认为，一个连分支教派——即便是在一个国家这样小的范围内，都无法联合成一个整体的宗教，并不适合中国。”

但有些人并不认同这位主教，他们认为，现在是将各大教派整合在一起，求同存异，团结与共，以求精诚合作的时候了。

4．J．B．帕顿博士

我在英国期间，碰到了许多有影响力的人，这里，我需要提一下诺丁汉郡的帕顿博士，他对庚子拳乱之后中国的发展趋势，有着密切的关注，以及独到的见解。

帕顿博士是由帕西-邦廷爵士和他的夫人一起介绍给我的，这二位也对中国的觉醒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们家中，我认识了帕顿博士，并有过多次会晤。

一个人的灵魂最终要皈依上帝，这是大多数人的认识，然而除此之外，帕顿博士还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致死不渝地奉行着一个信念，那便是要在大地上建立一个上帝的天国，并将其作为毕生的事业而孜孜不倦地奋斗。在他看来，这意味着所有的种族、民族以及国家的高度发展。为此，他创立了一个名曰“内在会”的组织，引导基督教教会去关注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人类灵性的发展。为此，他组织了全国家庭读书联合会，在遍布世界各地的众多的组织机构中，他被视作精神支柱、灵感的源泉。

同时我还了解到，他是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教育委员会的成员。当年他还积极地投身于印度的发展，为建立一个旨在改善印度农民生活的储蓄银行而四处奔波。

我与帕顿博士讨论了一下中国的发展形势，他对我们在中国所做的事业表示肯定，并提出一个计划，该计划倘若实施，将会大力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于是，帕顿先生、邦廷爵士以及我一道发起了设在中国地区紧急事务委员会。其中十四位成员来自各个教派，另外十四名来自独立教会，我们将建立紧密的联系，在更广泛的战线上展开合作，这样要比以前的各自为战要好得多。

1907年，该委员会派出了一支由五个人组成的考察团，前往中国作调研，这五人分别是：威廉姆勋爵、劳伦斯-塞西尔夫人，医疗行业的代表亚历山大-辛普森先生，剑桥大学的亚历山大-麦克利斯特教授以及教友派代表弗兰西斯-福克斯先生。1907年5月，他们出席了在上海举办的“基督教传入中国百年纪念大会”，从那时起，他们便开始了在中国的考察。

5．上海的纪念大会

本次大会旨在纪念第一个来华传教的新教传教士——伦敦宣道会的罗伯特-莫里森。这是在华传教士第三次大规模的集会，第一次是在1887年，第二次在1890年，这一次，众多在华的教派代表云集一堂，就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做了热烈的讨论，大家彼此和谐相处，似乎完全摈弃了教派之间的分歧。

紧急事务委员会也派出代表，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我是大会的副主席之一，但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全程参加，只进行了几场讨论。

会议代表来自中国各地，其间有许多著名的传教士，大家一道交流了福音学习、教育、文学和慈善工作等方面的心得，并取得了共识：现阶段，需要建立一个整体的统筹机构，以避免重复劳动产生的巨大浪费。会后，我便回到英国，向上级部门作了汇报。

会议讨论的一个结果，是向基督教教会提交十万英镑的拨款申请，申请书是由来自里彭教堂的博伊德博士起草的，并获得了坎特伯雷大主教、阿盖尔公爵、罗伯特-哈特爵士、伦敦城市长的支持。

其中四万英镑将用于师范学校和学院建设，四万英镑用于医学院建设，两万英镑用于文献和教科书的翻译。除了这项专用基金的申请，将基督教引入在大学课堂的计划也得到了认可。我和帕顿博士给英美两国的领导人写了信，希望这两个伟大的国家能够派出十名颇具经验的教育家，来援助中国的新式教育。不久之后，威廉-塞西尔勋爵也开始呼吁，希望能够在中国中部建立牛津和剑桥式的大学。

紧急事务委员会的工作，唤起了更多的人开始关注中国的事务。这成了美国平民信徒运动兴起的动力之一。该运动的组织机构也派出代表，参加了上海召开的纪念大会，这些代表在1910年的爱丁堡大会的筹备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6．浸礼会代表在中国

1907年秋，浸礼会派出代表来到中国。其成员主要有C．E．威尔逊牧师、W.Y.富勒顿牧师。他们考察了我们在山东、陕西以及上海等地的工作。12月初，我在北京与他们进行了会晤，并把他们介绍给了外务部的官员，以及各省的传教工作的展开情况。然后，代表团参观了我们在山东的传教中心。

第二年，圣教书会派出了A.R.伯克兰德牧师和查尔斯-塔瑞英爵士来到中国，其目的是扩大他们的服务规模。这说明国内的基督教教会开始着重关注中国的实际需求。

7．穆德博士在中国

1907年11月，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颗新星，他就是穆德博士。他召集了一次集会，邀请了中国各教派的负责人——他们分别来自东部、西部和中部许多地方，大家齐聚南京，共商大业。

一开始，他就亮出了一个宏大的计划。早在和他一起乘船航行的时候，他便告诉我，他摸索出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方式，已经得到各省官员和学者的认可。我督促他派出工作人员，在文字工作方面和广学会合作，但没有得到他的认同。在南京的会议上，他拿出一本厚厚的笔记，上面记载了他在传教过程中思考的种种问题。他依次向每一位传教士咨询，以求获得满意的解决方案。我愈发清楚地看出，这是一个专断的人，是不可能和任何人合作的，但他却别出心裁地提出自己的工作计划，要求其他教派帮助他实施。

随着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穆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到了极致。他的这份才智，无论用到哪一个行业，都会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基督教青年会所主张的传道理念，与美国最成功的商业机制一脉相通。穆德也取得了英美两国学生志愿者运动的控制权。通过这一途径，他可以接触到最优秀的基督学院的学生，并从中挑选出上帝认定的男女选民为其工作。凭着强有力、富有蛊惑性的演讲，以及极具魅力的人格，他神奇地获得了英美学子的强烈拥护。

我在太原时，曾采取过讲座的形式，宣扬基督教。怀特-莱特先生先后在青州、济南开设了博物馆和研究院，宣扬基督，这不失为一个独特的办法。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曾将我们的经验介绍给穆德。

基督教青年教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罗伯逊教授的管理经营，他的卓越的组织才能，使得该教会得以迅速地成长壮大。而穆德博士的最大成就，则是在1910年的爱丁堡大会和1912成立的永久委员会上取得的。

8.爱丁堡大会上的永久委员会

当我还在英国的时候，中国和印度的传教士们便产生了联合行动的想法。但在英美两国，这种想法曾经有过尝试，例如当年在利物浦与纽约两地分别召开的全球基督教大会，就是要表明基督教的各大教派求同存异，精诚合作的愿望。在这些联合大会中，穆德博士担任主席的爱丁堡大会筹办得最为精心、取得的效果最为显著。

由于出席的代表很多，所以不可能让所有的与会代表都发表长篇大论，因此，无论是主教还是普通教士，都被要求将发言限制在七分钟以内。我的发言围绕着中国社会对基督教文化书籍的需求，我特别指出，我们在传教过程中暴露出了薄弱的环节，那就是严重缺乏关于基督教的文学艺术作品，来适应中国的社会。

爱丁堡大会闭幕的时候，大家都意识到，传教士在全球的合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我们已然迈出了第一步，为将来的发展莫定了基础。因此，经大会讨论决定，成立一个永久性的机构，并由穆德先生担任机构的负责人。

在担任负责人其间，穆德博士出访了印度，并在那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后来他又到了中国，召开了五次地方性的会议和一次全国性的大会。在其中一次会议上，穆德博士说道，他在若干年前就曾经申请二十个工作人员进行基督教文字工作。他为我感到愧惜，因为教会并没有回应我的建议，在本职工作中出现了疏忽。

在永久委员会的会议上，我曾做过发言，特别强调两点。首先，我希望改变传教基金的发放办法，因为迄今为止，用在福音、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资金非常充裕，而分配在文字工作上的资金却非常少。其次，我希望传教士协会能够坚持原来的传统，每年就出版的书籍和在社会上产生的反响进行统计，并提交年度报告，以便发现哪一种书籍效果最好。

近些时日，我很高兴的发现，永久委员会在文字工作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