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第十九章：大乘佛学
1．佛教的研究
在上海，我被任命为广学会的秘书这一职位之后不久，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摆在了我的面前——怎样彻底改变中国几亿人口的宗教信仰。
那时候，民间有一些传教士们组成的一个小团体，经常聚在一起探讨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原理所在。他们想让我写一篇论文来阐述一下佛教何以在中国能吸引这么多的民众并修建如此多的别具风格的庙宇。为了收集写作素材，我深入研究并翻译了一本佛教书籍《入佛指南》。这本书写得妙趣横生，但我却没有从中得到我想要的。而我在188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的一本非常杰出的佛教著作，我清楚地记得，里面阐述了佛教之所以这么有影响力的秘诀所在。
那是一篇专题论文，名为《大乘起信论》。一位曾由孔子儒家思想皈依佛门的虔诚教徒，后成为佛教哲学的权威级人物，曾答应有空帮我把这本经典著作翻译成英文。到1891年，在他的帮助下，我完成了该书的翻译工作。但直到一本由铃木大拙（Suzuki）翻译的另一本译本面世后，才得以上市发行。
这本书的作者是马鸣（Ashvagosha），他是大乘佛教学派的创始人。这是一个在公元前一世纪末在印度北部产生的一个新佛教派别。它是作为反对小乘佛教及原始佛教而兴起并成长起来的。这个新教派的主要信条是：三世十方有佛无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成度世信持真如佛性得以功德圆满修成正果，慈悲为怀，舍己救人等等。
2．洛宜德教授
我被这本书里所蕴藏着的基督教性质的教义所深深打动了，并且发现了它们相似之处的并非我一个人。1907年，在上海举行的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上，一个朋友借给我一本关于日本佛教的书籍，书中把佛主描述为像基督教中上帝一样的神灵。书的作者是一位名叫亚瑟-洛宜德的剑桥大学毕业生，当时在东京一所有名的大学任教，也曾是传教协会的一员。我俩对佛教的兴趣如此相似，以至于我一直跟他保持着通信联系。第二年，即1908年，我专程去东京拜访了他。
一天，他邀请了数位名流一起共进午餐。一位罗马天主教的教主因故没能出席，其他出席者有希腊正教的大主教尼考莱（Nicolai），圣公会的主教奥德瑞（Awdry），美国圣公会的主教麦肯（Mckin），美以美会的主教哈里斯（Harris），驻横滨的英国总领事卡雷-豪尔（Carey Hall），东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斯布雷格（Sprague），还有驻横滨英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大主教尼考莱一来就在我身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对我说：“80年代你来拜访我时，我只有一份报纸，现在已经有两份了。”我便问他通常是在什么层次的阶级中开展工作。他很谦虚地说：“我的工作对象和反对我的同事们不一样。他们在政界人士、领袖和学生们中间开展工作，而我则是在无知的穷人中间开展。”然而，就我所知，由他转化过来的信徒却是其他所有人转化信徒的总和。
午餐后，在洛宜德教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他的研究室。在那儿，他说我可以向他提问我感兴趣的所有关于日本的问题。我告诉我的朋友们我非常震惊的发现基督教在远东的发展相比较而言太过缓慢，我很想知道大家对于这件事的个人看法又是什么。
总领事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谈论到，作为一个一般信徒，他饶有兴趣地发现传教士和商人对日本人的态度大为不同。前者是支持，而后者是反对。但在他看来，如果传教士们的工作少一些神学色彩，而多注重实际，多关注社会问题，他们才能扩大影响力得到更多民众的认可。斯布雷格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传教士继续留在日本施教传道就是个错误。他们的工作应该有传递性，从一处到另一处，通过不断地离开和到来，才能在日本民众中传播循环基督教真理，这样，基督教的发展进程才能真正得以改善。”
洛宜德教授说，那些传道士们的对当地宗教和各个教派的忽略无知造成了基督教在日本缓慢发展的现状。其他人并没有打算承认基督教发展缓慢这个事实，他们的评论中或多或少有些自我解嘲的成分，内容也并不见得能彰显什么独到之处的。在快要结束时，奥德瑞主教说：“今天一席讨论，受益匪浅，前所未有，前所未有啊。”
几天之后，我应亚洲问题研究会的邀请，做了一次关于孔子思想儒学的讲座。演讲尾声，洛宜德教授特地示意我呼吁听众们，认真地比较研究各种宗教的特点。他觉得这样做更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时洛宜德教授正在热衷于两本有趣的佛教书籍的研读：一本是《莠草中的麦子》，一本是《半个日本的信条》。
3．日本引进佛教
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洛宜德教授对于大乘佛教其他方面研究的重要性，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些相关的历史资料。大乘佛教或者说高级佛教一开始是从朝鲜传入日本的，并对日本随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天皇得知佛教是从中国传到朝鲜的，就派弘法大师和传教大师作为求佛使者来到中国，对佛教做进一步的研究。弘法大师可谓是日本的路德了。使团分乘三只帆船，并要穿越波涛汹涌的中国海。其中一只船途中遭遇台风，另两只船也不幸走散，他们都唯恐其他船只已经遇难了。一路坎坷，艰苦跋涉，最后，三只船竟然都抵达了中国海岸，并顺利前往中国首都。在首都，他们发现居住在那儿的基督教徒、佛教徒、婆罗门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传教士们多达三万人以上。
随同弘法大师一起出使中国的等一大师听说在杭州附近的天台山有一部佛学圣典，就专程去那里寻找这部非同寻常之作——《莲花经》。这部经典功德之作被认为超过所有其他经书。并且，和其他经书不同的是，它不是从陆路而是通过海运被带回到中国来的，可能还是从埃及传进来的。所经的这条海路也是有史可依的。根据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Adams）的著作《新帝国》中记载，早在基督时代之前的三世纪，中国人就已经开辟了通往波斯湾的航线，到公元八世纪，从埃及到印度的航路已经十分频繁了。
弘法大师将《莲华经》带入日本之后，它便成为日本佛教中最重要的经典。时至今日，仍然是流行最广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远东的宗教并不仅仅局限于当地的宗教或教派的发展，而是一种求得在整个远东地区——若不是整个亚洲的话——不断发展壮大的宗教发展。
4．戈登夫人的研究
这个时期，戈登夫人（E.A.Gordon）居住在东京。她曾经帮助过阿奇博尔德-利特尔（Archibald Little）夫人和博西。邦廷爵士从图书馆中搜集最好的英语文学类图书，提供给我们的豪侠联盟使用。戈登夫人把这批藏书带到了东京，献给了官方。统治者非常高兴，并特地修建了一座建筑来收藏这些书籍。戈登夫人很想研究日本的宗教。在她家里，我遇到了“真言宗”的方丈，他送了一本日文译本的《莲花经》给我，这个版本里还附有一个关于教义的中文摘要。读了之后，我感叹于它关于生命、光明和爱的信念同时，也震惊于它与《圣约翰福音》是如此的相似。
第二年夏天，我去了宫崎，在那我又一次遇见了戈登夫人。我便在此开始了《莲花经》的翻译工作。戈登夫人早先在上面已经做了一些注释。我讲述了一次洛宜德教授召集的午餐派对给戈登夫人听，并建议她如果能见一见当地比较重要的牧师们并了解一下基督教发展缓慢的原因的话，那将非常有收获。戈登夫人就照我说的邀请了大约十二个人左右。出席者都鲜明地指出，传教士们不了解日本的哲学、宗教和风俗习惯。因此他们没有赢得那些优秀的日本人的认可，而那些人本来应该非常欢迎基督教的到来的。听到此，我前所未有的强烈感觉到，要是基督教信仰真正赢得远东的民众，并扎根于此，研究当地的宗教显得尤为重要。
戈登夫人就这样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教派的研究中去了，并出版了《说话的石头》、《莲花经注》等书。在第一本书里她提到了西安的基督教派纪念碑，也涉及了日本的宗教传统跟基督教是多么的相似。她认为，基督教纪念碑是由弘法大师和传教大师在公元九世纪出使中国时带入日本的。戈登夫人的书由著名的梵文学者高楠顺次郎（Takakusu）译成了日文，并发表在了一份佛教杂志上，在日本佛教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此之前，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一直恶意攻击，还造成过激烈的冲突，但自从戈登夫人在书中有史可依的描述出现在他们面前后，日本佛教徒们很感动，于是从中国山西府弄来基督教派碑的复制品，把它立在高野山——空海大师的安眠之处。空海大师在那里等待着佛教救世主的到来。他的坟墓非常简朴，通往坟墓的通道两边矗立着两排高耸云天的柳杉树。通道两边还埋葬着千千万万有名望的虔诚向佛的日本人。他们埋葬在那里，希望有朝一日，传教大师复活了，可以将他们一起复活。
5．访问高野山
在访问高野山时，大家都已经知道我翻译了两本标准佛教经典著作《大乘起信录》和《莲华经奥义》，佛学院的校长和老师们来拜访了我，希望我能在计划停留的四天里每天能为学生们做一个讲座。
我演讲的题目分别如下：
（1）世界各国的宗教；
（2）世界的文明；
（3）世界物质主义的增长；
（4）佛教徒和基督教徒在复兴世界精神宗教中的责任。
讲座做完之后，全校师生一致向我表示感谢。在离开高野山之前，我去拜访了至高无上的大方丈，并且问他在真正的宗教复兴中，他是否愿意合作。他非常肯定的给了我真诚的答复，并阐述了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佛教追寻的是精神上的超脱而不是物质上的快乐；第二，日本人所信奉的大乘佛教不仅追求个人精神的超度，更追求普度众生。离开高野山时，佛学院的院长送了我好长一程路，途中他提到希望我能寄送一部《圣经》给他，他将放置于图书馆内供学生们参阅使用。一回到上海，我便给他寄了一部去。
这种新出现的对于佛教态度有所好转并非单方面的。高野山那所佛学院里的一名学生之前曾翻译并出版过托尔斯泰写的语言故事。几年之后呢，一个名为岩下的佛教徒发现了两种宗教之间的共同性，并就此给东京的佛教徒们做了一系列的讲座，其他僧侣们最初发现他对基督教有好感时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和排斥，但渐渐的，随着了解的加深，他们态度上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前来听他讲座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后来这位僧侣为了能进一步习得关于基督教的知识，专门到上海来拜访我，并在我这里研习了两个月。
6．基督教与佛教在仪式上的相似之处
日本第一座大乘佛教的寺庙建立在古都奈良附近的法隆寺。走进其中一座庙宇，人们一定会惊叹于那栩栩如生的恰似《启示录》中描绘的“四兽围绕宝座”的画像。走进另一座庙宇的殿堂，佛陀被描绘为医治百病的神医，正在为苦难的众生治病超度。还有一座庙宇里，释迦牟尼周围站着十二位全身装备精良的护卫将军，据说这十二位是他的门徒，个个都是有名有姓的。释迦牟尼站在耀眼的琉璃中，日月为他普洒光辉，在举行仪式时，庙里的僧侣们也是在空中画十字符号。
地处下关和神户正中的宫崎，是日本最神圣的一个岛屿。岛上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庙宇，据说是著名的宗教改革推动者弘法大师所建。
刚从中国回国，弘法大师就致力于开展各个教派团结统一的工作了，并致力于引进了他在中国寻找到的他个人认为最好的宗教。在坐落在宫崎的一座山上的庙宇里，弘法大师亲手点燃了圣火，圣火一直燃烧着，直至今日。在这座山的脚下，就是洗礼的地方。在得到允许后，我才得以进入内部参观。我在那里看到一件举行洗礼仪式时才穿的华丽的丝质袈裟。日本佛教直到现在还留存着洗礼的仪式。当我向一个僧侣讲述我在西方看到的洗礼仪式时，他极为感兴趣。我看到在另一座大庙里，僧侣们正在诵经。看到这些场面，我不禁想起了罗马天主教的弥撒。
在一个大堂里，我看到一家人——父亲、母亲和儿女们正双膝跪在靠近门口的地方。一个僧侣端上一盘子糕点和一些酒来到他们面前，一家人便吃掉糕点喝掉了酒，僧侣退回到祭台旁边的座位上。在过节时，这种看似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日本神道教的弥撒或圣餐的仪式将会持续一整天。看到了这一切的场面后，我就不可避免地联想起基督教教堂里举行的仪式。因为尽管仪式外在形式上有所区别，然而蕴藏在其中的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
7．参观朝鲜佛教寺庙
大乘佛教是从朝鲜传入日本的，鉴于此，1913年，我专程去了一趟南朝鲜，是为了研究那里的几座佛家寺庙。朝鲜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佛寺坐落在南朝鲜的通道寺，距离釜山不太远。寺庙里的墙壁上绘有一幅“灵魂之舟”，被描绘得栩栩如生的，观音和释迦牟尼在显眼的位置，而由阿弥陀佛、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组成的神圣的三位一体则被绘在了一个花瓶上。
在参观了一些寺院之后，有一座庙不得不被提及一下，那就是坐落在新罗王国的故都东行半日方可到达的一处依偎着山洞修建而成的寺庙。据传，这座庙宇是在一位漂洋过海来到朝鲜的黑人僧侣的倡导下修建而成的。在他的指导下，朝鲜人学会了捧香礼佛的礼仪。传说中朝鲜国王有一个女儿，得了一种怪病，全国上下没有能人能够治好她的病。黑和尚闻讯而来给公主治病了，国王郑重承诺，如果能治好，他将修建一座寺庙，并塑一尊佛像一尊菩萨像在庙里，以此来感谢黑和尚并表示对其所信奉的佛教的敬意。结果和尚真的把公主的病治好了。于是国王派人从中国专门请来了建筑庙宇的专家来兴建这座佛家寺庙。中国的这些建筑师们以精湛的技术，全身心的投入到建造中，几经数载，终于把庙给修成了。
至今人们仍然能欣赏到这座佛寺，这简直可以称之为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因为庙里矗立着一座雄伟壮观的中央大佛像，这座庙成为远东地区别具特色的仅有的几座佛寺之一，闻名遐迩。一位芝加哥的建筑设计师认为，著名的卡玛库拉的杰作就是由此模仿照搬而来的。
8．令人震惊的神道教仪式
不仅佛教与基督教有许多相似之处，日本的神道教与基督教之间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假设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导致日本天王统治的灭绝，在日本民众心目中还有分支和天王同样神圣并沿袭于天王的统治。这个支系的领导人物是神道教的大祭主，他住在日本西部的伊斯摩。日本人认为，属于天皇的神社是最神圣的，除此之外，就是伊斯摩的神社，它在帝国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我于1908年夏参观了伊斯摩的神道教寺庙。作为一个完全的陌生人，我能受到如此神圣崇高的大祭主的接见感到非常的荣幸。他还派了个宫司带着我的几个外国朋友和我参观了一周并做了讲解。在一个房间里，我看到一个保存完好的复制木钻，据说是古人用来钻木取火用的。还是那间房，里面还有一件宝贝，是一幅佩戴长剑的古代天神像，据说他就是神道教大祭主的祖系。参观完神社之后不久，我拜读了莱夫卡狄欧-海耶林（Lafcadio Hearn）对伊斯摩神教的描述。就在几年前，此人作为首位拜访首席大祭主的外国人曾去做过专访。
我很好奇地注意到神道教举行的膜拜仪式中到处都能看到古老的犹太人拍手的习俗。一年中某个特定的季节里，会有七八万的进香者来到这里膜拜神社，参加过这样巨大规模的人说，那浩大的场面，如雷的拍手声就像瀑布的轰鸣声。在举行拍手礼仪式时，大祭主身穿纯白色的法衣，场面非常庄严。神社一般都是建立成三排，有两进院落的建筑里，其门都是用草帘或布帘隔着的。在各个院落里，或是石制或青铜的水槽或是漂亮的黄铜盆（朝拜之前用来洗手的）。《旧约-诗篇-第24章》里说：“只有那些双眼和心灵都洁净无埃的人，才能站在他的圣所。”
9．出使天国
我在翻译中国的文学名著《西游记》时，深深感觉到了里面所蕴含着基督教哲学基础。翻译工作一直进行到1913年，我以《出使天国》为名出版了这部书。这本书里的取经使者——师傅，是一个有浓重基督教色彩的人物，他一路救苦救难，在这个使团的途中，他起着重要的角色，也是每个徒弟成员转变的关键所在。经过他的点化，那只高傲自负浑身本领的猴子转变成一位虔诚的忏悔者，他的聪明才智才得以充分发挥；那个品位低俗而有贪图享乐的猪后来变得乐于奉献自我；那个自大的水怪变得谦逊；就连一条愚昧的小白龙也转变成有用之才了。
每个徒弟都用自己的生命来普度众生，最后都修得德行被佛国接纳，并得到佛祖的恩赐。我可以非常确定的讲，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所追求的与基督教徒在中国所做的事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要把这个思想为所有民众所感，还须假以时日。
10．伊藤公爵对宗教的态度
我的读者们对于听说日本的一些著名政治家们对宗教的态度这个方面可能会大感兴趣。
1908年1月，对于我所拟定的建立十强国联盟的方案，我同伊藤公爵进行了一次专门会谈。我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亲切会谈，在我起身告辞时，他一边打开一扇门一边对我说：“你也许会对这间房间感兴趣。”我们便进了这个很大的房间，但里面除了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之外，可以说什么也没有。
公爵告诉我，这里是起草日本宪法的地方。天皇成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内阁，他们每隔半个月在此碰一次面，来商讨制定宪法的纲要。每次天皇实际上都是参加的，只是他本人坐在另一间相通的房间，旁听他们讨论的每句话。
“这可真是件大事啊！”我感慨道，并问他当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在哪儿呢？他说，或许他们在讨论到宗教自由这一条款的时候进行的讨论是最激烈的。进而他又告诉我一些官员原本是反对这一提案的，他是怎样一步步让他们赞同的。在成功处理这个大难题的过程中，他的策略和技巧可见一斑。他描述道，在他第一次提出这个宗教信仰自由的议案时，其中一个内阁成员黑着脸决绝地表态，他将永不会同意这项议案，而有一位内阁却选择支持他。
看到这两个人坚决持反对意见，伊藤公爵随即表示当天不再继续讨论此议案。并表示，在下次开会之前还有充裕的时间给大家作进一步的思考，他也会再补充提供一些理由。公爵说宗教自由问题已困扰他多年了。在与会维也纳会议时，他曾与一位博士就此话题进行了探讨。一席谈后他有了顿悟：如果一个民族反对宗教自由，会导致不同宗教间时有冲突。时间长了，便会发展成为政治上的不和甚至导致内战，而窝里斗势必削弱一个民族的综合国力，到时，强国必将乘虚而入，最终导致整个民族的沦陷。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宗教自由得到了保证，不同教派的宗教徒及他们的追随者们就会忠于当政者的统治，国泰民安，各行各业各教派之间只会在有益的事务上相互竞争，这样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以发展和加强，最终实际上是在不断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
伊藤公爵指出，现如今，内阁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贯彻一种政策来保障国家和平稳定繁荣发展还是选择一条会导致冲突与分裂并可能导致国家走上毁灭的道路。当再次相聚在内阁，他询问大家这段时间有没有进一步思量上次他所提出的宗教自由的议案。之前带头反对的那个人说：“从上次内阁会议到现在，这段时间我除了日日夜夜反复的斟酌此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去做，最终我的结论是：我们还是最好先试试再说。”另一个反对者也随之附议。这项条款就这样一致通过了。
内阁成员们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商榷，最终拟定出了令人满意的日本宪法。天皇把这间内阁开会的屋子赠予了伊藤公爵成为他的私人住所。
11．大隈重信伯爵
大限重信伯爵是新日本另一位杰出的开创者。他见多识广，思维宽泛，心胸开阔，整整要比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先进了一代人。其人卓越之处体现在：他不仅希望日本能繁荣富强（这是所有热爱祖国的人的最高目标），他同时也期望所有的民族都能够繁荣富强。
改革初期，一起共事的人一致公认他的才能就推荐他为外事部长。任职期间，他大力倡导并推动对外贸易，从原来的只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发展到了开放整个国家。保守派们几乎难以相信眼前的改革，更加难以忍受这样大刀阔斧的力度，于是他们决定秘密干掉这个人。有一天早上，他在去外事部上班的途中，有人向他的马车里投掷了一枚炸弹，炸飞了他的一条腿，但他却奇迹般的幸存下来了，至此，他只能靠假肢行走了。
后来，由于内阁成员频频阻挠，导致他的改革无法及时得到实施，这样渐渐挫败了他的信心。最后，他在失望中辞去了职务。从此之后，潜心致力于在东京建立一所私立大学。他怀想着用自己的方针路线来教育这所学校的学生，这样，等他们完成学业后便能够真正把他一直主张的政策付诸实施。他筹建的这所大学的学生数量超过了公立大学招收的学生数量，高达七万多人。
1908年1月，我又一次访问日本。这一次来到大限重信筹建的大学，我发现有七百多名中国留学生。我应邀为学生们做了一个讲座。我感到大家对我讲的内容表现出真挚的热忱，从阵阵喝彩声中，我觉得大家都深深认同我的观点。我告诫他们，现在一心完成学业，不要想着回国去参加政治活动，否者于国于己都将毫无益处。
讲座结束后，公爵约了几位教授和我一起到不远处他的住所进一步交谈。谈话期间，我了解到他已经把宗教研究的比较引进他的大学课堂，就问他日本政府会不会也有可能性把类似的课程引进到公立中学中去呢。在教育这个领域，无论日本有什么动作，中国都会跟着模仿。如果宗教比教研究的课程被引进到中国大学课堂，中国政府和基督教会将会达成更好的理解。他并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只对日本人对于宗教的态度做了一些说明。他说，当儒家学者从中国来到日本，天皇对他们的教义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也因此各地的大名们都开始信奉儒教了。后来，当佛教被引进到日本时，大名们追随天皇也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大兴土木，修建宗教庙宇。
最后，他总结道，“在宗教事宜上，我们这个国家主要还是追随最高统治者的意志的。”他还是想让我自己得出结论。
12．北京的日本银行里的一次晚宴
1910年，我去参加爱丁堡大会，沿途经过北京。横滨金正银行的经理邀请了老兵马丁教授和我一起参加在他家举行的晚宴。他还邀请了当时日本公使馆成员，两三名记者，和一名北京一所日本教堂里的牧师。用完膳，我们来到一间画室，一起进来的还有几名日本女士。在一位女士手风琴的伴奏下，牧师先是唱了一首神曲，唱完后就开始祈祷。
马丁教授跟我们交流了他在中国生活了六十年的所见所闻。我后来也和大家就基督教与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是佛教后来发展出来的一个新派别，在日本占宗教的主导地位）的关系作了交流。记者对于我们的发言作了很高评价。晚会在赞美诗和祝福声中宣告结束。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夜晚，更受益匪浅，这是北京的任何一家其他银行都举行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