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第二十章：晚年时光

1．访问朝鲜

1908年的冬天，我对朝鲜进行了访问。基督教青年会在汉城（译者：今已译为首尔）建成了一座漂亮的大楼，日韩双方的主要政治家和公务人员都答应出席该大楼的正式剪彩启用仪式。我也受到了日韩两方的邀请出席此次活动，并帮忙处理一些火上浇油的棘手事情。庆典一共举办了三天，第一天的出席对象主要是基督徒，第二天出席的主要是教会和公立学校的学生们，而第三天的出席则主要是政府高官。我每天都要在庆典上发言。第三天，当我在伊藤公爵讲完话之后，准备坐下来开讲时，椅子却被机灵的朝鲜基督徒郧素和给抽走了。

在演讲中，我第一次对朝鲜在过去两百年里所遭受的压迫表示了同情。我告诉他们，这令我想起了位于中国北方的一大片土地，那里除了盐碱之外万物不生。种地的人们因为无法承担附着在土地上的税负，不得不抛荒。但是有一天，黄河决堤泛滥，淹没了这片广袤的土地，无数的人们也被淹死。但当洪水退去的时候，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极其肥沃的土壤，那曾经一文不值的荒芜之地，现在却变成了无价之宝。

“而这意味着，”我说，“此刻，当你们似乎明显地感觉到遭受苦难和失去国家的时候，其实你们也遇到了巨大的机遇。当你们长时间地被日本保护时，任何外国势力将不敢再来侵犯。伊藤公爵是连中国的皇帝都希望聘请他当顾问的人，如今已是你们的顾问了。如果你们能好好利用接下来的二十年，你们将成为新的人民，新的民族，发展潜力无限。到那时候，你们会发现，上帝已经将你们的不幸转变为伟大的祝福！”

在我离开汉城的头一天晚上，伊藤公爵邀请了日韩双方的政要和一些外国人参加晚宴。在宴会接近尾声时，他作了一个意义非凡的、传教士式的讲话，这是我此生闻所未闻的。他在讲话中说道，天皇派遣他环游世界，去访问各种各样的国家，并努力学习对日本有用的东西。

漂流海外期间，他认为学到了三个伟大的经验：第一条是，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让它的人民持续改善物质生活水平，就不能算是繁荣昌盛的国度；第二条是，如果没有一种伦理道德作为支柱，人民的财富和社会的繁荣便不会长久；第三条是，在有伦理道德作为支柱的国家中，其背后有宗教支持的国家才是最强大的。因此，他希望传教士们可以把他看作宗教的支持者和同志。

这是我听到这位亚洲最伟大的政治家的最后话语。之后不久，他便死在了一个刺客的手里。

2．孙逸仙（孙中山）的早期生涯

孙逸仙博士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负责人。他的父亲是基督教的皈依者，隶属于伦敦传道会。他毕业于香港西医学校，开始是在澳门行医，后来又在广州成为一位活跃的革命家。但是由于反清密谋东窗事发，他流亡于日本和美国。1896年，他在英国期间，被诱捕并囚禁在位于伦敦的中国公使馆内好些日子。后来，他在康特利博士的营救下被释放。

不久之后，他来到我下榻在伦敦的旅馆拜访我，并对我为中国的赈灾和文化事业所作的事情表示感谢。他夸张地痛斥满族人的暴政和贪腐，宣称他们都是很恶劣的。他的主张是，汉族人急需取代满族人的政权以自立，这样一切都会好起来。而我指出他这样想是错误的。因为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他应该会发现，在满族人的官员之中，既有杰出的，也有卑劣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若只是简单地从满族人手中转换到汉族人手中，而不对政府的权力中枢进行某些根本性地变革，那么这种权力的转换将是徒劳的。这就好比一枚已经锈蚀的钱币，你把它反过来放，它照旧是一枚锈蚀的钱币一样。我的观点是：中国所需要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但是孙已经不能被劝阻，从革命的道路上回头了，他已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精力，用来传播革命的理论了。

回到中国后不久，我访问了南方的一些港口，并给其他传教士们作了些演讲，告诉他们文化工作的必要性。在香港，我遇到了改良派霍凯。他十个非常有趣的人，和康有为很熟悉。他看过康有为著作的手稿，并给康提出过很多自己的观点。后来这些观点出现在康有为变法时，呈报给皇帝的奏折中。霍凯曾经忠告孙逸仙不要倡导反叛，而是“宣扬自由的福音”。

1900年，当我取道日本回美国的途中，得知孙博士就住在横滨。我去拜访他时，发现他正专注于制定推翻满清统治的计划。他宣称，满清统治者绝不会改变他们的暴政，除了用暴力革命推翻他们。他已经明确地下定决心要提倡革命了——纯粹而简单。我回答说，看来我们已经产生了分歧，因为我所坚信的是，可以用文化的力量来启蒙政府。我看得出，他对伦敦的满清政府公使馆关押他的事一直耿耿于怀。

从那以后，孙博士拜访了住在美国、新加坡和爪哇岛的华人，向他们募集资金用来支持革命。他也访问了巴黎，请求法国政府帮助他在中国的南方建立一个独立的汉族人王国，但是法国并没有把他的提议听进去。

他于是将指挥部放在了日本，那儿大约有一万名中国留学生在探索日本超越中国的秘密。当掌握了一些粗浅的知识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返回了各自的省份，号召本省人起来反抗清廷的统治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1908年11月份，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崩逝。光绪皇帝的哥哥醇亲王被任命为摄政王，而他（醇亲王）的小儿子则被立为新皇帝。除了在日本努力筹备之外，孙博士还与远在欧洲和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保持着通信联系。尽管这些后来者们，在对政府的管理艺术的学习上，与孙博士对于汉族人和满族人统治的相对性的认识上，都存在认知方面的缺陷，但他们都认为“共和”可以引领中国走向繁荣成功，就像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共和政体一样。因此他们的呼声高涨：“让我们走向共和！”在所有的中国海外留学生和他们国内的朋友们都做好了行动准备之际，一面共和国的旗帜在芝加哥被制作了出来。对于那些甘愿攻击任何中国政府官员或者被劝导后愿意皈依共和的学生，孙博士都许诺他们以高官厚爵。

3．爆发革命

1911年10月10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随即蔓延至其他无数政治中心。清廷官员端方刚履新四川总督，就被残忍地谋杀了。10月22日，可怕的流血杀戮降临陕西省治所西安府，一万五千名满族人，无论男女老幼均被屠杀。太原府——这座满族人居住的城市城门大开，为想要逃离的避难者们提供帮助。在福州、杭州、南京以及其他城市，很多满族人遭到了屠杀。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整个中国便由满清帝国变成了共和国。

12月初，摄政王代表他的作为皇帝的小儿子，向隆裕皇太后呈递了退位诏书。她接受了诏书，并将所有政务委托给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当革命的第一声枪响时，孙博士尚在英国，但他很快就回到了祖国。在12月于南京召开的共和议会上，来自十四个省的代表共同选举孙博士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袁世凯为总理。但三个月之后，孙博士便辞去职务，并支持袁世凯接任。孙被任命为铁路交通总长，一个宏大的铁路建设计划开始酝酿。

但从孙博士那里得到有利可图职位的民国新官员们，大多数人不仅被证明是无能之辈，甚至贪污腐化得比满清官员还要严重。这将整个国家带入了混乱的局面。各省都有匪帮流窜，他们杀人越货、无恶不作。面对如此混乱，一些省份企图建立独立的政府。袁世凯对此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他任命了一个在德国受过训的满族人荫昌为讨逆大臣，并为他配备了得力的军官和训练有素的士兵。因为军队改革需要大量的政府资金，于是袁世凯决定大举外债，但孙逸仙以总统违反宪法之名提出抗议，原因是袁世凯的这个决定并没有获得国会的批准。

我被邀请去会见孙博士，并规劝他不要将他的抗议书宣扬到海外。因为袁现在作为民国政府首脑，民众应该给予他信任，而不是干扰他执行深思熟虑的有助于国家强大的计划。当我见到孙博士的时候，他正在阅读他的抗议书的样稿。他将样稿递给我并征求我的意见。我请求他不要公开发布抗议书，但是他听不进我的劝告。

一些革命党人在他们短暂而又声名狼藉的官位上，攫取了数百万两的白银。1913年，他们在进行了一次徒劳的反叛之后便流亡国外。据说他们现在隐匿在日本或其他地方，正在密谋着另一场革命。

4．袁世凯的举措

袁世凯坚定地利用强大的武力来抑制各省的混乱局面，并邀请曾经被慈禧太后驱逐出境的维新派领袖们回国。康有为一开始并未接受邀请，但最后还是回国了，不过他拒绝接受任何职务。梁启超回国后则被任命为司法总长。我再一次见到袁世凯，是在1913年冬季的北京。那时他正在为志在研究英语文学的女儿延请英文女教师一事而烦恼。我向他推荐了波顿-史密斯小姐——她是一位舰队司令的女儿，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在同一次会面中，康有为谈及了他关于上帝的父亲身份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仰，并认为终有一天所有的民族将联合组成同一个政府）。尽管民国政府另有教育总长，但实际情况却是，在1915年除了国立北京大学以外，各省都缺乏足够的大学来训练中国的学生进行诸多最高等学科领域的研究。教育是民国最薄弱的一环，因为它已经被从尊奉了很多个时代的神坛高位上给拽了下来。

在教育方面，袁世凯没有落实任何明智的政策。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是前清的一个翰林，这个人在德国完成了学业，吸收了尼采的有害思想，并信奉军国主义的霸权理念。1914年，这个政府官员在上海作了一次演讲，认为除了他自己信奉的那一套以外，宗教已经不再为人民所需要。在我的这本书付梓印刷的过程中，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结束了他动荡不安的一生，故而再作进一步的评论已经没有必要了。

5．与毛拉会面

1910年，我会见了北京的伊斯兰教首席毛拉。在交谈中我问他，出身伊斯兰教的政府官员，例如七十年代在南京遇刺的总督马新贻，是否遵守伊斯兰教教义或者他们在仕途中更加遵循儒家的实践原则？他回答说，恐怕马总督作为一个儒教徒的成分要远远多于一名伊斯兰教徒。换句话说，伊斯兰教采取的是类似于耶稣会的策略，即认为儒教是一种民间信仰而非宗教信仰。

当我问他伊斯兰学校是否还在教阿拉伯语，就像我在1875年发现时的那样。他回答道，教授阿拉伯语主要是针对神学专业的学生。有趣的是，在普通的伊斯兰学校中，学生们则根据政府部门的要求接受现代教育。

6．上海的宗教会议

1911年的革命之后，出现了一个很强烈的公共意见，那就是政府不仅在管理国家方面失败了，而且中国的本土宗教也失败了。维新派的领袖们在上海最大会议大厅里，召集了一次公众大会。李佳白博士和我以及中国的一些演说家被邀请在会上演讲。大厅的地板上坐满了男人，而走廊里则挤满了女人，还有数以百计的人们连大厅的门都没有挤进来。当我们呼吁中国改革宗教和其他社会事务时，获得了听众们最诚挚的反响。

在这之后，佛教徒和道教徒们就在他们的庙宇中定期举行会议，讨论相同的话题。李佳白博士、我和其他一些传教士经常受到他们的邀请，参加他们的晚宴和餐后的会议。那时候，有一位从老家江西来到上海的道教长经常与我碰面。还有一些虔诚的宗教领袖也常常来我家与我谈论宗教问题，直至深夜还意犹未尽。因此，在中国各地重建宗教的公共意见愈发变得有普遍性。

但是，当欧洲大战于1914年爆发时，我们觉得最好中止在李佳白的国际性协会中继续举办会议。

7．在山东召开的英国浸信会大会

1912年秋天，在中国的英国浸信会召开了第一次联合大会，十三名代表来自山东、山西、陕西和上海。会议地点选在了山东的青州府，这里是我在近四十年前开始浸信会工作的地方。这次大会对于我们每个传教的人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激励与鼓舞。此次宗教会议行将结束之际，我们收到了青州城里非基督徒们的一项请求，他们想申请一笔借款来举办一次公共集会，用以表达对基督教会所带来的每一项改革的感恩之情。有超过一千人聚集在大会上，他们中有公立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有社区各阶层的代表，包括伊斯兰教徒和满族人。有一队士兵维持秩序，以免会场因热烈共鸣的气氛而失控。形形色色的官员们都讲了话，其中一位还朗诵了一首专门为这次盛大集会而创作的诗歌。这是一次最令人愉快的场合了！

1913年8月，在我翻译《西游记》这部著名的寓言和史诗般的作品时，我非常渴望探访一下此书作者（一位著名的道士）的家。他在山东东部海角上的各种各样的道观里居住过。要去这些道观，最便捷的方式就是途径青岛。1913年的青岛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现代文明中心，当时正处在德国人的统治之下。承载着很多道观的崂山非常有名气，它在道教徒心目中的地位，和浙江的天台山在佛教徒心目中的地位一样显赫。据说一代伟大帝王秦始皇曾到崂山寻找长生不老药。为了纪念皇帝的这次来访，在崂山道观之首的泰清宫旁边的一块石头上，人们勒石以记。

很多道观分散于崂山之上，但是它们与天台山的佛教寺院相比，无论在建筑外观的美感上，还是在本教杰出人物的雕塑表现力方面都远远不如。这些道观看起来更像是间间农舍，相距十几里分散而立。除了华严寺属于佛教寺院外，其他的都是道观。

在靠近青岛的崂山之巅，有一个名叫“梅克伦堡”的疗养院，德国人经常去那里。其他国家的人去那里住的开销要稍微高一些，我在那里逗留了几晚。白天我参观附近的道观并阅读里面的宗教典籍，但这些道观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我决定去参观崂山的首席道观——泰清宫，而泰清宫的道长则掌管着山上所有的道观。泰清宫距我有点遥远，道阻且长、酷暑难当，一天之内根本无法到达，于是我选择乘坐一顶轿子前往。去那里时是8月的最后一天，尽管有轿子的保护，但很高的气温仍然把我手背上的皮给热塌掉了。

黄昏时分，我首先抵达了佛教的华严寺。从它的建筑规模来判断，它曾经一度香火鼎盛，但如今它风光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我在这里住了一宿，而枕头是一截木头。我没有见到华严寺的住持，因为他和手下的和尚们都被地方官吏捉拿去了，原因是有人告发他们吸食鸦片。寺里的佛教经典因无人照料，多为老鼠所啃并落满灰尘，但《莲华经》因受人关注而保存较好。

8．泰清宫

第二天，我踏着起伏不平铺满碎石的道路开始了通向泰清宫的行程。道长正好在家，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告诉他我正在翻译《西游记》，并且渴望在作品出版发行之前，来看一看崂山的道观。他领着我来到一个安静的庭院里，并向我展示了一个小的封闭的研究室。那儿存满了道教书籍，对我来说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关于革命、宗教和教育，我们长谈许久，在这些话题上他所阐述的观点，对我启迪颇深。他认为佛教徒和道教徒被要求的独身生活不应该继续下去，教徒们还应该被授予世界上所有宗教的知识。

泰清宫有十二个院子组成，每个院子里都有道士们居住的屋子。这里共有一百多个道士和一些劳工，后者在道观拥有的土地上进行耕作。大约五六里外的山地间有一个小村落。那里的村民看上去似乎并没有什么土地可供耕种，无法想象他们是依靠什么生活的。每天退潮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妇女和小孩路过泰清宫的大门去海滩，捡拾牡蛎、玉黍螺和其他贝类。还有一些人会到泰清宫讨要一碗小米稀粥，来填补他们的辘辘饥肠。

当我赞扬道长的慈善义举时，他说道：“与你近四十年前，在山东的大饥荒中作出的赈灾贡献相比，我现在所做的不值一提。我们这里有一位老道士，当时正好在重灾区青州府，他把对你的所见所闻都告诉了我们。和我们的邻居们相比，我们道观要富裕一些，如果我对于需要帮助的贫困的人们袖手旁观，那我简直就是铁石心肠了！”

9．乘坐木筏返回青岛

在我获得了所需要的所有资料以后，我便开始打听返回青岛的最佳捷径，因为我可不想把来时的炎热苦楚再经历一遍。道长告诉我可以选择木筏，这儿经常有装载着山草和木头的木筏，穿越海湾到青岛。一天早晨，我和道长一起下山来到港口探听情况，正巧遇到当天下午2点将有一个木筏顺着海流去青岛。道长作了安排，让他们把我当做旅客给捎上。午饭过后，厨师又为我准备了一些刚出笼的馒头带着路上吃，随后我们就来到了港口。共有六位年老的道士为我送行，并在港口与我依依惜别。

木筏上装满了山草和木头，有二十几英尺那么高。我借助梯子向上爬了一段，然后又借助绳子爬到了顶上。在“柔软的床上”，大海和天空的美景一览无遗。晚上10点，木筏工们开始吃饭休息。我整晚都躺在以前从未躺过的如此之厚的草木垛床垫上，仰望满天繁星。在美美地睡了一觉之后，风平浪静的旅程抵达了终点，第二天黎明，青岛出现在眼前。对于这个轻松舒适的返程之旅我感到非常开心，于是多付了木筏工们所期望得到的旅费，他们非常满意。

在青岛，我去拜访了我的老朋友奥尔默先生，他是德国的海关税务专员。他对于我们广学会倾力提供合适的文化书籍，以帮助中国进步的事业充满了兴趣。他在参观了我的同事怀特莱特先生在济南府建立的精美的博物馆之后，正仿效其在青岛建立一个类似的博物馆，欲收集和展览山东省的重要文物。奥尔默先生嘱托我帮助他为其图书馆搜集最好的中文书。

10．湖南省会长沙

很多年以来，湖南是清帝国最排外的省份。对于基督徒和外国人最恶毒的诽谤就出自这个省。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一个叫周汉的官员写的一部作品，其中的造谣中伤之词遍布于官方文献《经世文编》里面。在他的书里，他威胁道，如果有哪个外国人胆敢进入湖南省，将被碎尸万段并被众人分而食之。十九世纪早起，长江流域发生了多起排外暴乱，与周汉书籍的谬种流传有很大关系。不管怎样，随着后来广学会的作品在官员之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先前的敌意逐渐消解了。

1896年，广学会最知名的作者被长沙一所改革派的学院邀请去开讲座。湖南还在戊戌变法中起到了带头作用。1898年变法失败后，一名湖南籍变法官员身首异处，其余四个维新派领袖也是由湖南巡抚推荐给光绪皇帝的。因为这次过错，湖南巡抚被革职终身。另一位受到惩处的改革者是湖南学政，他被谪贬，终身不能升迁。对改革者的同情激起了人们对外国人的友好，传教工作在1897年得以开展。1901年，湖南有了传教士开办的第一所学校、教堂和医院。同时，一些著名的中国大家族，比如曾家和聂家，在过去二百五十年里一直非常显赫，他们的一些家族成员已经转化为基督徒，并在长沙市的基督教工作中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

11.1914年的出行

这次长沙之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联合福音会的杜卜思博士新开办的教堂道喜。我于1914年6月抵达那里。此时的长沙和湖南其他一些城市正遭受着可怕的洪水，而我登陆地方的受灾之严重程度此生未见。入城街道的水位有三英尺高，男人们涉水推着小船沿着街道行走。商行和商店的底层已浸没于水中，人们只能生活在楼上。妇女和孩子们从那儿向下望去，只见苦力或行人扛着或背着他们的包裹艰难前行。

登陆后行进的第一个五十码，我们乘坐在船里，接下来我们改坐黄包车，而车轮却深陷在水中。更远些时，我又乘坐一顶轿子进入到城里面。当我乘船离开长沙时，洪水涨得更高了，以至于经过城门时，人们一抬手便可碰到城门洞的顶子。这的确是五十年一遇的大洪水！

那个晚上，有几个有趣的人士被邀请来与我会面。其中，聂先生是著名将军曾国藩先生的外孙；华伦斯先生则隶属于卫斯理会。聂先生的父亲担任过上海道台，后来又升任浙江巡抚（参见第九章）。

湖南都督姓谭，他统治着大约两百万人口。他的哥哥在北京任民国的教育总长。在长沙的第二天，我拜会了湖南总督、内务部长和教育厅长以及各种教会的头面人物——比如卫斯理会、耶鲁大学会、中国内地会、美国圣公会，他们对我都非常的热情。

12．与佛教徒和教育工作者的交往

另一天，长沙最大佛教寺院的住持及一些和尚、俗家弟子前来拜访我。我提醒大家注意过去所犯的错误，那就是基督徒倾向于谴责只虔诚于自己的立场的非基督徒，而非基督徒也易于诋毁基督徒。但对于那些对双方经典都熟悉的人来说，二者的理念有很多共通之处。在我的阐述结束之时，一位中国律师以佛教徒的名义，感谢我将两部最重要的佛教经典翻译成了英文，从而让大家远离误解。他的口才雄辩滔滔令人信服。

在我离开长沙之前，这个寺院的住持邀请我进行一次参观。会面时有一位姓吴的先生也在场，他是前清的一个翰林，并在1895—1898年属于强学会的一员，因此他对我有所了解。在辛亥革命期间，他担任过贵州都督。他在佛教经典上的造诣很深厚。在讨论《金刚经》的时候，我请教他们如何理解第六章上面关于预言的段落（参见第十章）。吴先生和其他在座的和尚们都认为我对此作出的阐释是可以接受的。我力劝住持与和尚们重新探讨这段预言的意义，以为了宗教在中国的复兴而精诚合作。

6月17日，教育厅长、公立大学和学校的校长以及一些编辑齐聚于教堂。这大约五百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看到他们的面孔我感到异常的高兴。聂先生主持这个会面活动，他张贴了一首赞美诗并主持大家祷告。赞美诗主祷文都是用很大号的字写的，因此每个人都可以跟着唱念。根据赞美诗和主祷文的内容，我拟定下演讲的主题：“你的天国正在降临”。

在演讲中，我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指出，十六年前的维新派所追求的目标，与现在最优秀的人物所秉持的理想是不能相比的，尽管他们在学习世界最先进国家的文化方面的愿望是高尚的。当今的有识之士追求的不是军备的扩张并与他国开战，而在于促使先进民族的联合以组建一个世界性的中央政府。我对这五百名教育工作者指出，要想实现这个理想，就必须在所有国家的学校和大学里对学生开展这方面的教育。我呼吁他们，如果大家相信这个理想是对于全人类最有益处的一项事业，那么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站出来并努力践行。令我非常高兴的是，他们都起身站了起来，以对建立一个世界性的中央政府这个观点表示赞同。两个月之后，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

另外有一天，教堂里坐满了社会各阶层的妇女和儿童，自都督夫人以下有一千多人。在演讲中，我提到了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夫人所从事的伟大工作，那就是帮助数以亿计的中国妇女从缠足的恶俗中解放出来。我请她们保证制止这种恶俗的反复。我告诉她们有一份怀特女士主编、广学会出版的《妇女杂志》，旨在启蒙中国的妇女。

在另一个场合，我为六百个人作了一次演讲，他们中有牧师、福音传道者、妇女读经班成员和小学校长。我向他们宣扬了完美教育的四要素：即横、竖、博、专（横向比较，既知西方又知东方的教义；竖向学史，既知过去又知现代；博集广宇，对宇宙万物的常识有所知晓；专门研究，对于某些专科要努力成为专家）。

演讲结束后，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走进了会客室。他是聂先生的表弟、曾国藩的孙子。会客室里大约有五十个人，他与他们交谈起来，详细阐述了我演讲中的观点。他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也是一个独立教会的领导人。

还有一次有趣的经历发生在长沙教育协会为我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中有一位很知名的电学权威，他曾经跟随端方的使团周游世界。在招待会上，我谈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中国摆脱混乱的唯一方法。同样，对于这个充满罪恶和战争的世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世界性的中央政府，才能为人类带来持久的和平。在招待会结束时，聂先生的表弟对我在中国开展的工作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此次长沙之行的最独特之处在于：中国过去两百多年来最声名显赫的家族的两位子孙，在他们的演说中传达了对我的善意。他们指出了我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在中国从事的所有工作的价值，这让我倍受鼓舞。湖南发生的巨大变化是多么令人欣慰啊！

13．我的第二段婚姻

1914年8月，在经历了十一年的鳏居生活之后，我又一次幸福地走进了婚姻。新娘叫埃塞尔-川博，她是一名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她来自布里斯托尔一个知名的非国教信仰家庭，曾作为一个自费的医学传教士，为伦敦传道会在厦门和上海工作了近二十年。

1914年12月，我和妻子离开上海赴爪哇岛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访问，目的是为了了解传教士们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传教的确切情况。

我发现这片岛屿受到了八种不同文明的影响：土著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葡萄牙文明、荷兰文明、法国文明、英国文明和中国文明。

土著文明的遗风在婆罗洲和西里伯斯岛的部分地区仍然保存着，比如猎头风俗和土地公有制。任何人都可以在一块无主的土地上定居并宣告其归于已有，但离开的时候则要将它归还给当地的永久性居民。

爪哇岛的土地非常肥沃，来自印度南部的殖民者大概有两万人。他们带来了大米种植的技术，也带来了印度教，伴随着对婆罗门、毗湿奴、湿婆和种姓制度的崇拜。这些人在他们的殖民中心，即现在靠近日惹的地方建立起了寺庙。后来，信奉佛教的印度殖民者也来到这里。他们不相信种姓制度而信奉人类之间的兄弟之情，并在印度殖民中心婆罗浮屠附近居住。这两派印度人彼此和平共处，马来人为他们提供服务。印度人将两部著名史诗《摩诃摩罗多》和《罗摩衍那》翻译成了当地的卡维语。直到今天，这些文学遗产还被爪哇人吸收进他们的历史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