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完）

第二十一章：我与和平运动

1．王子们的和平联盟

多年以来，我对于能够促进和平的林林总总的方案都深感兴趣。甚至早在1879年，我就在一本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个关于组建世界性的联合政府的计划。但是直到1895年，我才第一次将这个想法告知给政府的高级官员。在一次与赴日和谈的使者张荫桓的会面中，与会者们向他提出了一些建议。而我的提议则是，中国应该谋求与其他强国的联合，组成一个全球性的仲裁法庭，或许可以用来终结国际战争和军国主义。在后来的1898年，张荫桓因支持维新派而被革职流放。

在1897年返回中国之前，我第二次与和平运动发生了联系，我写了一本名为《王子们的和平联盟》的小册子。我的观点是，如今的君主们虽然一意孤行地奉行他们的既定政策，但是我希望新的理念能够比较容易地在年轻的王子们心中留下烙印。有朝一日他们继位掌权，也许能够对世界和平事业有所裨益。于是，我将小册子复印多本，寄给了欧洲所有有资格继承大位的储君们。威尔士王子给我回了信，有他的亲笔签名和赞同之语。在威尔士王子继承王位之后，被世人称为“和平使者爱德华”，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啊！

2．“人类的议会”

参加完1900年在纽约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大会之后，我便去了波士顿。在那儿，我应邀为一个名为“二十世纪俱乐部”的组织举办一次演讲。随后，我又为经过遴选的一小群人作了主题为“人类的议会”的演讲。我的一个朋友伊利教授，就是和帕特里克-格迪斯爵士一同组建国际科学促进会美国分会的人，催促我跟他一起去巴黎，并将我所研究的问题介绍给那些已经对“国际性组织”感兴趣的人们。在演讲中，我提醒大家注意，由于所有国家对政治和工业方面都存有危险动荡的预期，结果导致了军备的不断增长和劳工问题的层出不穷。因此，我们需要成立一个“人类的议会”，所有国家都派代表参加。这个议会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让各国可以用法律的力量来消弭残暴的武力，能够为自然增长的人口提供供给，并且建立起进步的教育系统。事后，我还将这次的演讲稿分别邮寄给了在华盛顿、纽约以及波士顿的领袖人物们。

3．给河野公爵的建议

1903年，我去日本作了一次短期旅行。在与河野公爵的一次会见中，我提出了由十个领先的国家组建一个联合政府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如果十个最强大的国家联合起来保障世界和平，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以压迫另外的国家，或者当强国欺凌弱国以自肥的时候，强国的行径将受到联合政府军队的阻止及惩罚。在这一过程中，各国将削减军备。长此以往，最终将只有联合政府的海陆军被保留下来，用以维系世界的秩序。河野公爵认为，在列强们做好这样的联合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庆亲王

1904年5月，我专程去了一趟北京，目的是为了推动清政府的一些既定改革的进程，同时也想就由十个领先国家建立联合政府的事宜听听中国方面的意见。此时的那桐身兼外务部长和户部尚书两职。5月7日，我就这个问题专门与他会晤。那时日俄战争正酣，而中国存在着一部分国土被侵占的危险。如果中国可以加入由十大强国组成的联合政府，那么它的利益将受到保护。5月14日，我将同样的方案呈报给外务部的另外两位领导人，有一打秘书像老鼠一样仔细倾听了我的汇报直到结束。这两位部长级人物衷心赞同我的方案，但是他们对于这样宏大的方案由中国提出来深表担心，他们想知道其他国家对于组建这样一个联合政府持什么态度。考虑到重大事项的决断权在庆亲王的手里，他们建议我应该单独和庆亲王见一面。我还将方案呈报给了伍廷芳和孙家鼐，后者认为沙皇曾经也提议削减军备但没有被采纳，除非在我的方案中包含了互惠互利的原则。

5月22日，圣临节那天，我欲前往颐和园拜会庆亲王。1点之后，我小睡了片刻，就思忖着在即将到来的会面中如何洽谈。野外风光无限，路上车水马龙，这一方面是因为此路通向颐和园，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是众多善男信女们前往妙峰山烧香拜佛的必经之路。

我问庆亲王，中国为下一次与外国人开战作了哪些准备。他对这个问题立刻有所警觉，并回答说他不希望与外国人开战。我接过话茬说道，良好的愿望并不能规避战争，但实际的行动却可以。于是我将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方案呈报给了他。

庆亲王聚精会神地听我讲完后，认为这个方案看起来相当精彩，但他首先希望确认的是，其他国家是否能够欣然接受。他担心中国作为一个弱国，首先提出这个方案的话会遭到冷遇。他的回答让我觉得这次的来访并非徒劳无功。

第二天，我就给身在海牙的国际法大会主席起草了一封电报，如果中国外务部觉得合适的话，此电报将通过其发出。电报的主题就是召集一次大会，并由有联盟想法及保障世界和平意愿的十个领先国家派遣代表出席。

5．西园寺侯爵的秘书

不久之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西园寺侯爵访问上海。他派遣了秘书来探访我，并就日本对中国采取的某些政策咨询了我的意见。我借机询问这个秘书，西园寺侯爵对军国主义怎么看，并且我还向他概述了我曾向庆亲王提出过的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方案。这个秘书回答说，由于日俄两国开战，日本国民的税负增加了，西园寺侯爵对此深为关切。他觉得侯爵一定会很乐意接受这个可以早日结束这场可怕战争的方案。但他又补充道，和我袒露心声是完全出自对于我的信任，故而在日俄战争尘埃落定之前，不能让公众得知我们谈话的内容。我回答说，你尽管把心搁肚子里，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前我绝对不会公开你的观点的。

这个方案在远东两个最伟大的国家那里得到了认同，于是我决定将其呈报给欧美和平协会，就此我踏上了归途。

我登上了一艘德国的游轮，在上面遇到了一位三十几岁年纪的土耳其王子。这位王子曾经在英国和德国接受过教育。有一天，我同他讨论起我的计划来。当他初次听到我的想法时，他嘲笑我简直是在痴人说梦。“每个国家现在都只有一个想法，”他说道，“那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好在每一次的国际竞争中胜过其他国家。”

我告诉他，每一个国家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获得地球上更多土地的支配权，而通过联合，每一个政府都可以分享任何一个单个国家的这种控制权。但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最终他承认，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的扩张利益，还是对世界和平所带来的好处而言，我提出的联合政府的方案都是最好的。但是他又评论道，要想教育大众认识到这个方案的益处，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同在船上的还有一位美国的战地记者史丹利-沃什伯恩先生，他父亲是一位参议员。他很快就抓住了我的这个方案的要点并表示全力支持。他宣称这个方案将改变全世界的社会和经济形势，并给全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红利。

6．卢塞恩的和平大会

1905年，当我在伦敦的时候，我遇见我的朋友艾德文-米德先生。他是波士顿的二十世纪俱乐部的主席，并且于1900年为我开具了介绍信，使我能够得以进入华府大门。此时，他正携妻前往在卢塞恩举办的年度和平大会的途中，并且力邀我与他们一同前往。由于可以顺道去热那亚，并赶上德国游轮返回中国，我便欣然接受邀请并出席了和平大会。在会上，我发表了演说。我告诉与会者们，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会见了庆亲王和其他一些中国政要，并在不久后还与西园寺侯爵的秘书作了一次重要的谈话。鉴于日俄双方已经在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我则可以自由地公布会谈的内容。我告诉大家，西园寺侯爵的秘书认为，如果我的方案能够被执行，那么侯爵将十分乐意日本加入这个联盟。

当我在会上讲到这里时，一位来自奥德萨市的代表举手示意，他大声喊道：“这是自从和平大会组织成立以来我们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于是与会者们提议并一致通过，呼吁伯尔尼（译者：瑞士首都）的国际事务局在下一次海牙国际法会议召开之前提交这一议案。

在卢塞恩期间，我非常荣幸地见到了经验丰富的欧洲第一届和平大会的创始人——冯-苏特纳男爵夫人。

7．万德尔勋爵

1906年春天，珀西-邦廷爵士带我去见万德尔勋爵，他是议会内和平联合会的主席。万德尔勋爵提供了联合会的非常有趣的活动记录给我看。之后，珀西爵士大声说道：“新闻界对于和平运动的毫不知情真是咄咄怪事！”“这毫不奇怪，”万德尔勋爵答道，“因为新闻界对于和平运动的失声是达成共谋的。”

当我告诉万德尔勋爵，中国和日本对于加入联合政府的意愿，以及组建联合政府的方案如何在卢塞恩的和平大会上被接受时，他强烈建议我要取道美国返回中国，这样我就可以将这个方案呈递给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当时，罗斯福总统因为干旋日俄两方终使其和解以来，他便获得了世界性的威望。如果能够力劝罗斯福总统在海牙召开另一次和平大会，促使这个方案通过，那么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将毫无猜忌地全盘接纳。我接受了万德尔勋爵的建议，在返回中国的途中造访了纽约。

8.拜访罗斯福总统

在穿越大西洋的旅途中，我在船上遇到了巴罗达（译者：印度西部古杰拉特邦的一个城市，瓦多达拉1976年以前的旧称）的一个王公，我同他交谈了几回。他对于一切有利于和平与各国福祉的事情都充满了同情。

在1900年4月份，作为美国议会内联合会主席的巴托尔德先生，曾为我写过一封致罗斯福总统的介绍信。当抵达白宫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人在那里等候接见，而我则被立即带到了总统面前。但对于组建联合政府的方案，他并未表示十分的赞同。当时，在美国的主要城市里面，哈德逊中将关于扩张海军的鼓吹宣传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启动扩张军备的政策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对于我的方案，罗斯福总统并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他表示如果中国派遣特使来商讨此事，他将给予认真的考虑。这样的答复与我从英国的詹姆斯，布莱斯爵士那里得到的简直如出辙。

9.中国的态度变卦了

在1906年夏天一回到中国后，我便去了北京，向中国的外务部报告了英美两国的态度，并力图说服他们立马安排使节出使这两国。但是外务部的头头是个新人，对建立联合政府的事情毫无兴趣，他们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

尽管中国政府因为过于胆怯，而未能对罗斯福总统的提议做出回应，但是在1907年于海牙召开的国际法大会上，中国的代表却出了风头。因为他问了一个无人能回答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宣战，但被宣战国却不打算抵抗，那么结局会怎么样？

10．与伊藤公爵的会面

1908年1月我去了东京。在哈里斯主教的安排下，我在伊藤公爵位于阿摩里的新官邸与他会了面。我告诉他此次来访的目的，是希望领先国家组建联合政府的方案能够让他产生兴趣。他怀着浓厚的兴致听我从头说到尾，并说这是他从未听到过的最有趣的事情。他希望我能给他一些这个方案的书面材料，以使他能作更深一步的研究。他能接受我的这个方案，真是令人感到无比的喜悦。他认为这个方案是可行的，只不过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了点。

伊藤公爵的身材低于日本人的平均身高，但显得很敦实。他说起英语来不太流利，且每一句话都要深思熟虑，似乎要掂量每一个词语的分量。

在他回国后的早期生涯，他急切地推动各项改革的步伐，其结果是招致了保守派的憎恨而一度被追杀。他不得不东躲西藏。在逃亡途中，有一个故事显得极不寻常。一次他躲进一间茶馆避难，并央求一位女店员将他藏起来。她移开了地上的一些木板，下面露出了一个盛放垃圾的洞。“赶快躲进垃圾箱里！”她说道。当他安全的藏在里面时，女店员便将木板复原，并将木炭火盆（一种盒子形状的火炉，上面用来烧开水）移至其上。追杀者们进来之后，发现这个女店员坐在木炭火盆旁边，就像她平常时一样神情自若。他们问她刚才进来的那个男人躲到哪里去了。她回答他们说欢迎搜查。他们的搜查自然是徒劳的，于是便很快离开去别处搜捕了。为了感谢这位女店员的救命之恩，伊藤公爵娶她为妻，她就是现在的公爵夫人。这是他多么浪漫的婚姻故事啊！

在我离开之前，伊藤公爵十分友好得带我参观了官邸里的一个大厅。内阁成员定期在那里聚集，设计宪法的框架，对于宗教自由的条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在《大乘佛教》那个章节中介绍过这个故事）。

一些天后，日本和平协会的秘书鲍尔斯先生，带了十余位有名望的日本人来探望我。其中，有日本驻巴西公使和帝国大学的国际法教授。我向他们扼要地介绍了自己为和平事业所做的力所能及的事情。

11．卡耐基先生在市政厅的演讲

1910年5月，我应邀出席了于伦敦召开的和平协会年会并作了发言。恰好在同一天，卡耐基先生在伦敦市政厅里，当着众多的听众，发表了他著名的“和平演讲”。他宣称，塔夫脱总统主张，凡是不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的国际争端，都要付诸国际仲裁，而不像迄今为止一直被遵循的风俗那样，国家的荣誉仅仅建立在对内事务的处理上。如果美国接受了这种政策，而其他国家紧随其后，那么我们将在世界和平的道路上迈出明显的一大步。

次日，《晨报》就卡耐基先生和我的观点，发表了一篇社论，并认为我“已经深入触及到了整个和平问题的根基”。

我在和平协会上讲话的主要观点包含在了如下的文字之中：

让全球十个领先国家，在互惠互利和机会平等的基础上结盟。把所有国际难题都交给由国际联盟所组建的最高法庭去解决。保留一支海陆军，来确保最高法庭的裁决得到执行，从而保障世界的正义与和平。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不愿意加入联盟的国家征收高额关税，而加入联盟的国家则实行自由贸易。

12．仲裁协定

1911年4月29日，在伦敦市政厅举办的一次会议上，英国首相阿斯奎斯先生提议，前首相巴尔弗先生附议，主张英美两国共同签署一份仲裁协定，用来规避将来二者发生战争。这是我们通向世界和平所迈出的坚实的一步。过去把国家荣誉建立在仅仅处理内部事务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通过国际仲裁决定未来的时代第一次到来了！

13．欧洲大战

在1907年召开的海牙和平大会上，并没有讨论国际联盟的建立，而是由德国代表团提出了一个学术性的问题，那就是“强权是否代表真理”。伴随着1914年爆发的欧洲大战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强权的道德性问题依然众说纷纭。

当看见几乎所有国家都深陷战争泥潭，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确信，未来只有国际联盟才能消弭战争。于是，我写了一份宣传稿，题为未来唯一确定能够避免战争的途径。我将宣传稿寄给了英国、美国和远东国家的领袖人物们。当我开始写作它的时候，我发现我国的那些有思考力的头脑，比如爱伊特、罗兹-狄更斯、阿克顿勋爵，以及数不清的仁人志士，都曾经思考过同样的问题。英美的主要期刊都曾大力倡导过，要建立一个中央权威，认为这才是解决战争的不二法门。

早在1870年，格兰斯通先生就说过，“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成就，是公共权力这个观点成为欧洲的主流政治理念。”而1915年9月，阿斯奎斯先生在都柏林的一次演讲中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在我们的视野可及的范围内最重要的，是“公共权力的观念”。他的话意味着，“取代武力、取代野心角逐导致的冲突、取代狭隘的联合与结盟、取代脆弱的政治平衡而确立起来的，是真正的欧洲伙伴关系。而这种关系建立在对平等权力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并被一种共同的愿望所确立、所强化。”

但是仅在欧洲建立一种伙伴关系还远远不够。要想带来世界性的和平，还必须包括美国、中国和日本之内。而这一切的实现，必须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基础：即上帝是人类事务的最伟大的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