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基督教史

第三十四章：探索改革

因此，教宗并不是圣洁的、大公的和普世的教会这一整个身体的头，枢机主教也不是。只有基督是头，他所预定的人是身体，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

——约翰·胡斯

教会在14和15世纪所处的悲惨境地促进了各种改革运动，都有其各自的改革计划。其中之一是大公会议运动，它既希望弥合教会分裂，也希望在不对公认的基督教教义提出实质性质疑的情况下，结束买卖圣职和任人唯亲这样的教会腐败。其他基督徒——如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和约翰·胡斯（John Huss）——认为，不仅是教会生活，教会的教义也必须改革。还有些基督徒表达对末世的期待，这些期待往往成了穷人和受压迫者的盼望。现在，我们就来讲述这些不同的改革运动。但是，读者们应当知道，为了将故事讲述得更加清楚，我们并不会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来进行。因此，让我们讲完我们在上一章所没有讲完的故事——欧洲正在寻找解决教会大分裂的办法，然后再回过头来讲述约翰·威克里夫，他生活在大公会议运动达到高潮之前。

大公会议运动

早在公元4世纪，当君士坦丁看到教会可能因阿里乌之争而产生分裂时，他召开了一次大公会议。在基督教历史上，其他危机也通过类似的方法得以解决。后来，随着教宗获得了权力，大公会议成为服务于他们的政策与计划的工具，如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批准了英诺森三世所提出的许多教令。现在，在“教会被掳巴比伦”和随后教会大分裂的漫长的数十年间，教宗的道德权威衰弱了，因此许多基督徒希望，一次大公会议可以恢复教会的合一，改革教会，从而消灭当时的罪恶。随着大公会议理论的发展，它的支持者认为，大公会议代表整个教会，比教宗更有权威。如果是这样，大公会议就可以最好地解决合法教宗的人选问题，教宗们自己无法解决，因为他们明显难以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阻碍这个简单的解决办法的一大难题是谁有权召开大公会议。如果由敌对教宗中的某一位来召开大公会议，会议的结果始终可能存在偏见，会议的决议总有可能得不到普遍接受，结果教会的分裂就无法得以弥合。

这个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因为两派敌对的枢机主教团都厌倦了拒绝谈判的教宗，他们于1409年共同在比萨（Pisa）召开了一次会议。随后，两位敌对的教宗又各自召开了会议，以取代比萨会议，但是，他们都失败了。两位教宗仍声称自己是合法的教宗，他们都撤到了戒备森严的堡垒中。

当比萨会议最终召开时，它得到了相互敌对的枢机主教团的支持， 也得到了欧洲大多数宫廷的支持。此次会议并没有努力解决合法教宗的人选问题，而是宣布本笃十三世和格列高利十二世都不称职，因此，合法的教宗——不管是谁——和他的敌对者都将被废黜。随后，比萨会议还采取了针对买卖圣职和其他罪恶的措施，而枢机主教最终选出了亚历山大五世，以取代被废的教宗和他的敌对者。随后不久，比萨会议认为，它已经结束了教会分裂，因此休会。

然而，局势现在变得更糟，因为本笃十三世和格列高利十二世都拒绝接受比萨会议的决定，结果现在出现了三位教宗。虽然亚历山大五世被欧洲的大多数国家所承认，但是，他的两位敌对者也得到了足够的支持，他们继续坚称自己是合法的教宗。亚历山大五世在被选为教宗不到半年就去世了，枢机主教选出了他的继任者约翰二十三世。亚历山大五世和约翰二十三世都没能结束教会分裂，动荡的政治局势迫使约翰二十三世逃出了意大利，向德国皇帝西吉斯蒙德（Sigismund）寻求庇护。当时有三个人声称是德国皇帝，他们三个人分别得到了三位教宗的支 持，而西吉斯蒙德只是其中之一；西吉斯蒙德认为，召开大公会议结束教会分裂的时机已经成熟。（读者们这时可能会问，15世纪有一位教宗约翰二十三世，为什么20世纪也有一位教宗约翰二十三世？因为罗马天主教认为，与住在罗马的教宗一脉相承的教宗——即乌尔班六世及其继任者——才是合法的教宗。阿维尼翁的敌对教宗以及两位“比萨教宗”——亚历山大五世和约翰二十三世——都被视为反对派教宗。）

百年战争当时对法国不利，因此，教宗约翰二十三世寻求德国皇帝西吉斯蒙德的庇护，因为他是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他主动为逃亡的教宗提供保护，条件是约翰二十三世同意再召开一次大公会议。约翰二十三世同意了，当此次会议于1414年在康斯坦茨（Constance）召开时，约翰二十三世希望，康斯坦茨大公会议会支持他。但是很快就显明，他的野心和生活方式并不符合此次大公会议的改革精神，他并不能对此次大公会议抱有指望。当大公会议要求他退位时，他逃跑了，逃亡了几个月。后来他的所有支持者都抛弃了他，他被逮捕，并被带到康斯坦茨， 被迫退位。随后，他被判处终身监禁，以防他再次谋求教宗之职。随后不久，罗马的教宗格列高利十二世退位，这是他的承诺：如果他的敌对者退位，他也会退位。在通过了几项改革教会的教令之后，康斯坦茨大公会议继续采取措施，选举新教宗。出席此次大公会议的枢机主教和大公会议所任命的委员会选出了马丁五世。至于本笃十三世——阿维尼翁的最后一位教宗，他在西班牙海岸的潘尼斯科拉（Peñíscola）的一座城堡中避难，还在宣称自己是合法的教宗。但是，没有人过多地理会他， 当他于1423年去世时，再没有选出继任者。

出席康斯坦茨大公会议的主教不仅希望结束教会分裂，也希望开始清除教会内的异端与腐败，而这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是为了清除教会内的异端，他们才以异端罪烧死了约翰·胡斯——我们将在本章后一个部分中讲到他。但是，当触及买卖圣职、身兼数职和擅离职守这样的罪恶时，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只是颁发了几个相当笼统的教令。因此，此次大公会议决心采取措施，继续推进它已经发起的改革，并规定定期召开类似的会议，以确保康斯坦茨大公会议所发起的改革能够继续下去。

根据康斯坦茨大公会议的教令，马丁五世于1423年在帕维亚（Pavia）召开了下一次会议；后来为了躲避瘟疫，此次会议迁到了锡耶纳。出席会议的主教寥寥无几，在通过了几个微不足道的教令之后， 马丁五世轻松地中止了此次会议。

随着下一次会议（1430年）日期的日益临近，马丁五世似乎不愿意召开会议。但是他也意识到，大公会议至高论仍然强大，如果他不召开会议，将会引发一场危机。此次会议在巴塞尔召开，不久之后马丁五世去世，他的继任者尤金四世（Eugene IV）宣布解散巴塞尔会议。但是，巴塞尔会议拒绝休会，与会者甚至提到要审判教宗。这时，皇帝西吉斯蒙德出面干涉，尤金四世撤销了解散会议的命令。直到此时，之前很少有人关注的大公会议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大公会议的权威甚至超过了教宗的权威。甚至还有一些基督徒提出，应当无限期地召开大公会议，由大公会议来直接管理教会。

后来，受到土耳其人威胁的君士坦丁堡请求西方援助。为了确保得到西方的帮助，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宣布，东方教会愿意重新加入西方教会，并参加西方教会的大公会议，条件是会议地点迁到距离君士坦丁堡更近的地方。尤金四世抓住这次机会，将此次大公会议迁到了费拉拉（Ferrara）。大多数与会者拒不服从，但是希望结束东西方教会数百年分裂的那些主教却参加了尤金四世在费拉拉召开的会 议。因此，为了解决教宗制的分裂而兴起的大公会议运动本身也分裂 了，现在出现了一位教宗和两个大公会议。

后来，费拉拉大公会议迁到佛罗伦萨召开，此次大公会议得到了普遍认可，因为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牧首迫于形势接受了此次大公会议所颁发的合一宣言，包括教宗至上的宣言。

与此同时，巴塞尔大公会议越来越激进。此次大公会议的大多数杰出领袖逐一退出了会议，加入到尤金四世的会议。剩余的与会者则宣布废黜尤金四世，他们任命了菲利克斯五世（Felix V），以取代尤金四世。因此，现在出现了两个大公会议，两位教宗，而曾经结束了教宗分裂的大公会议运动则再次让分裂复现。但是，这部分与会者和他们所任命的教宗对教会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最后，仅剩的与会者迁到了洛桑，并最终在那里解散。1449年，菲利克斯五世也不再声称自己是教宗。此时，教宗显然已经获胜，从此以后，大公会议听命于教宗，而不是教宗臣服于大公会议。

约翰·威克里夫

为了不打断我们的故事，我们一直在讲述15世纪中期之前的教宗和大公会议运动。在大公会议运动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主要立足于解决道德问题与教牧问题的改革计划，如解决买卖圣职和擅离职守。但是，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其他一些试图改革教会的运动，它们不仅希望改革教会生活，也试图改革教会的教义。在这类改革运动中，最杰出的两位领袖是约翰·威克里夫和约翰·胡斯。威克里夫生活在阿维尼翁教宗时期， 他于1384年去世，也就是在西方教会大分裂开始不久之后。而我们将在本章下一个部分中讲到的胡斯则死于三十多年之后的康斯坦茨大公会议。

我们对威克里夫的早年生活知之甚少。他生于约克郡提兹河畔的威克里夫（Wycliffe-on-Tees）农庄，他的父亲是这个农庄的主人，他的名字就源于提兹河畔的威克里夫农庄。大约十二岁时，他所生活的村庄成为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所管辖的领地。冈特的约翰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的二儿子，威克里夫的生活与他纠缠在一起。威克里夫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牛津度过的。他于1345年开始在牛津大学学习，当时大约十五岁；他最终因博学与缜密的逻辑而闻名于世——并非以他的幽默，这是他完全缺乏的。他在牛津大学得到了同事们的大力支持，但他最终还是于1371年离开了那里，去效忠国王；他先是担任外交官，后来成为了辩士。

当时英国正处于关键而混乱的时期，英国正在确立自己的国家身 份。威克里夫出生时，诺曼法语（Norman French）仍是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员所使用的语言；但在1362年，当威克里夫还是牛津大学的学生 时，英语成为了宫廷语言；在他去世不久之后，英语成为小学的第一语言，但在牛津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中心，拉丁语仍是授课时所使用的语言。当时正值阿维尼翁教宗时期，因此，服务于法国利益的教宗在英国激起了怨恨与反抗。英国的一系列法令（1351年、1353年和1363年）试图限制教宗在英国的势力，英国先是规定教职的选举独立于教宗，后来又禁止人们向英国以外的宫廷上诉。因此，英国当局欢迎威克里夫对“主权”（lordship）或“统治权”（dominion）的本质与界限的论述，这是他在两部重要的著作《论神权》（On  Divine Dominion）和《论政权》（On Civil Dominion）中所详细阐述的。他认为，所有合法的统治权都来自于上帝。但是，基督所做的榜样，是这种统治权的特点：基督是来服侍人，而不是被人服侍。任何用来谋求统治者的利益，而不是被统治者利益的统治权都不是真统治权，而是篡权。所有试图超越自身的权限来扩张权力的统治权也是这样，不管它有多么合法。因此，任何为自身的利益而收税，或试图将其权力扩张到属灵范围之外的所谓的教会权力，都不是合法的权力。

威克里夫的这些观点当然会受到英国世俗当局的欢迎，因为英国当局正是因税收与教宗世俗权力的问题而卷入了与教廷的不断冲突。这些冲突导致了1374年的布鲁日（Bruges）会议，作为英国的代表之一，威克里夫被派往了布鲁日。也许是为了奖赏他的效劳，英国当局将拉特沃思（Lutterworth）教区赠予他；他一直拥有拉特沃思教区，也一直在那里讲道，直到他于1382年和1384年两次中风，而后一次的中风夺去了他的生命。

然而，威克里夫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的，他的逻辑很快就令他指 出，他的教会统治权权限观也是他的世俗统治权权限观。世俗统治权也必须按照世俗政府为其臣民所提供的服务来衡量。结果，威克里夫很快就失去了以前喜欢看到他直言不讳之人的支持。

此时，威克里夫的观点也更加激进。西方教会大分裂的丑闻促进了他的转变，他开始教导，基督的真教会并不是教宗及其可见的教士团， 而是被预定得救之人的不可见的身体，这是他得自希波的圣奥古斯丁的一个观点。虽然不可能确切知道谁被预定得救，但还是可以在每个人所结的果子中看到是否得救的证据，这似乎表明，教会的许多领袖实际上可能是被上帝摒弃而永世受罚的人。到了晚年，威克里夫宣称，教宗也可能是一个被上帝摒弃的人。

威克里夫认为，圣经是教会所拥有的，只有教会才能正确解释圣 经，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拥有圣经的教会是所有被预定得救之人的身体，因此，应当把圣经还给他们，也应当把圣经译成他们自己的语 言。正是因为这个观点，威克里夫才开始将武加大译本译成英文，在他去世之后，他的追随者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一百年之后，卡斯蒂利亚的国王智者阿方索［King Alfonso the Wise of Castile］下令将圣经译成西班牙文，这个命令促成了阿方索圣经［Biblia alfonsina］——西欧最早的方言圣经之一。）威克里夫将圣经译成英文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 象，因为我们已经讲过，英语在威克里夫生前就已经成为宫廷语言；也是在威克里夫生前，约克的大主教约翰·托雷斯比（John Toresby）就已经下令将供神职人员和平信徒所使用的教理手册译成英文。

然而，在威克里夫的教义中引发最大争议的是他的圣餐观，即他对基督临在于圣餐中的理解。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已经正式公布了变体说的教义。威克里夫在他的论文《论圣餐》（On the Eucharist）中否定了变体说，因为他认为，变体说否定了体现在道成肉身中的原理。当上帝与人性联合在一起时，神性的临在并没有摧毁人 性。同样，在圣餐中所发生的事情，是基督的身体的确临在于饼中，但是，基督的临在并没有毁坏饼的实质。通过一种“圣礼的”和“神秘的”方式，基督的身体临在于圣餐中。但是，饼也仍然存在，它并没有被毁 坏，也没有消失，它仍是饼，但是，它也是基督的身体。

到了1377年，威克里夫不断受到攻击，一个原因是他的神学，另一个原因是冈特的约翰不再像以前那样坚定地支持他。1377年，教宗格列高利十一世针对他颁发了五份通谕：一份发给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 一份发给了牛津大学，另外三份同时发给了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和伦敦的主教。威克里夫的教义与教会当时的官方教义相悖，因此，他被牛津大学的许多教授宣告为异端。他回到了牛津大学，但是，世俗当局越来越不喜欢他。虽然他被监禁了一段时间，但他的威望足以令他继续研究与写作。

1381年，威克里夫最终回到了他的拉特沃思教区。他拥有一个教区，是国王为奖赏他的效劳而赠予他的，这一事实表明了改革家们所极其痛恨的罪恶在整个教会蔓延的程度。即使是威克里夫——教会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也是用他教职的收益负担他在牛津的生活费。后来，当他需要现金时，他用他的教职换取了一个报酬少一些的教职和一笔现金。

1381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瓦特·泰勒（Wat Tyler）领导了这次起义。威克里夫支持农民的一些要求，因此，他被指控煽动叛乱，显然他并没有这样做。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威廉·考特奈（William Courtenay）长久以来一直反对威克里夫，他于1382年召开了一次会议，审查威克里夫的著作与教义。在此次会议期间发生了一次地震，与会双方都声称，这是上帝不喜悦对方的表现。最终，威克里夫的十个教义被宣告为异端，他的著作被禁，威廉·考特奈开始向威克里夫的追随者施压，他的许多追随者放弃了信仰——尽管威克里夫此时已经赢得了后世所说的“罗拉德派”（Lollards）的普遍支持。（“罗拉德派”是一个轻蔑的称呼，起源不详，也许是指他们喃喃地祷告。）但是，威克里夫仍有极大的威望，以至于他可以继续保留他的教区，而没有被革除教籍。

威克里夫于1384年死于中风。他在教会举行圣餐时去世，因此，他被安葬在教会。但是，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后来谴责了他，他的骸骨随后被掘出焚烧，骨灰也被扔进了斯威夫特河。

威克里夫在世时，他的一些追随者就开始传讲他的教义。我们并不清楚这是否出于威克里夫的鼓动，也并不清楚最终被称为罗拉德派的人是否真的都是威克里夫的追随者。但是不管怎样，很快就出现了许多这样的人：他们所持有的信仰类似于威克里夫的信仰，他们开始将圣经译成英文，并传讲他们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他们相信圣经属于人民，圣经应当被还给人民，牧师不应当担任世俗职务，崇拜圣像、强迫神职人员守独身、朝圣和其他类似的陋习都是上帝所憎恨的。他们还否定变质论的教义和为死人祷告。就其中许多教义而言，他们是新教改革的先驱。

起初，罗拉德主义在贵族中拥有大量信徒，但很快就成为一场平民运动。他们曾努力令议会修改关于异端的法律，但是失败了，他们自身的处境也并不安全。贵族中的大多数罗拉德派放弃了信仰，回到了国家教会。少数罗拉德派仍坚守信仰，1413年，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Sir John Oldcastle）领导了一次失败的起义，结果他被俘并被处死。随后，罗拉德运动失去了大多数贵族的支持。但是，这场运动继续在社会底层发展，在底层民众中变得更加激进。罗拉德派的一个阴谋是希望改革教会与颠覆政府，但是这个阴谋于1431年败露。尽管罗拉德主义不断受到逼迫，但始终没有消失。到了16世纪初，罗拉德主义有过一次复兴，许多罗拉德主义者被处死。最终，剩余的罗拉德派成为英国的新教徒。但是，威克里夫的教义在此前很久就已经影响到遥远的波希米亚。

约翰·胡斯

波希米亚位于今天的捷克斯洛伐克，它成为了另一场教会当局所没能镇压的改革运动的发源地。这场运动的领袖是约翰·胡斯（1362— 1415）。胡斯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1393年，就在赎罪劵之争爆发之前不久，他用大部分积蓄为他的罪购买了一张赎罪劵。他当时还是布拉格大学的学生，可是他并不突出。但作为勤奋的工作者和雄辩的传道人， 他于1401年成为布拉格大学的哲学系主任，1402年被任命为伯利恒礼拜堂的传道人。伯利恒礼拜堂于1391年建成，它是供牧师用方言讲道的中心。

当时，捷克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他们认为德国在他们国家的势力过于强大，并普遍对这种情况感到不满。他们的国王是文策斯劳斯（Wenceslaus）或称瓦茨拉夫（Václav），是西吉斯蒙德同父异母的哥哥，他并不是颂歌中所称赞的好国王文策斯劳斯。（Good King Wenceslaus，好国王文策斯劳斯其实只是波希米亚的一位公爵，生活在三百年前。）西吉斯蒙德已经废黜了文策斯劳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皇 位，但他仍然声称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当时正值西方教会大分裂， 罗马和阿维尼翁的两位敌对者都声称是教宗。罗马的教宗本笃九世支持废黜文策斯劳斯，因此，文策斯劳斯支持阿维尼翁教廷。他煽动捷克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只是他的一个手段，目的是为他的政治赌博增加筹码。

当时，布拉格大学的捷克教授和学生与牛津大学的捷克教授和学生联系紧密，英国国王理查二世娶了一位波希米亚公主。由于这些关系，许多在英国学习的捷克学生将威克里夫的著作带到了波希米亚。威克里夫的著作在布拉格大学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尽管最初争辩的焦点是威克里夫哲学的理论问题。布拉格大学分裂成德国派和捷克派，分裂很快就反映在每位教师对威克里夫哲学的观点上，因为捷克教师接受威克里夫的哲学，而德国教师否定威克里夫的哲学，大多数德国教师声称，威克里夫的哲学已经过时了。后来，一些德国学者将这场哲学争辩扩大到威克里夫信仰正统性的问题上，这令捷克教师陷入一种艰难的境地：他们在为一个神学受到质疑之人的著作辩护，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并不完全赞同威克里夫的神学。尤其是胡斯，当他维护学者有权阅读与讨论威克里夫的著作时，他就基督临在于圣餐中的问题与威克里夫产生了分 歧，他支持传统的变体说教义。最终，在波希米亚国王的支持下，捷克教师占了上风，德国教师离开了布拉格，目的是在莱比锡创建自己的大学。他们在离开布拉格时宣布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布拉格已经成为异端——尤其是威克里夫那些异端教义——的温床。因此，关于威克里夫著作的争辩促使世人有了这样一种印象：捷克人是异端。

与此同时，在附近的伯利恒礼拜堂的讲坛上，胡斯正在倡导类似于当时大公会议主义者正在提倡的改革。起初，他无意改变教会的传统教义，只想按照基督徒生活的最高理想来重建基督徒的生活，尤其是神职人员的生活。他言辞激昂的讲道尤其针对神职人员的腐败，他将神职人员称为“耶和华的肥羊”，指责他们通奸、擅离职守和以人民为代价来谋取自己的财富。他对买卖圣职的抨击直指教会的最高层，因为众所周知，1402年，大主教兹比涅克（Zbynek）在二十五岁时买来了他的教职。在这场运动中，胡斯所做的一切是在继续一场深深植根于捷克人中的运动，因为大约在三十年之前，主教杨·米利奇（Jan Milic）领导了一场运动，将民族主义与对教会改革的要求结合在一起。米利奇是一位富裕的主教，他为所提倡的教会改革而放弃了自己的财产。胡斯在伯利恒礼拜堂讲道，实际上，伯利恒礼拜堂是米利奇的一些追随者创建的，牧师在伯利恒礼拜堂中用本国语讲道的惯例，反映出这场运动的特点：民族主义。

当争论在波希米亚如火如荼地进行时，西方教会的大分裂也愈演愈烈。比萨会议试图结束西方教会的大分裂，但结果出人意料，现在出现了三位教宗，而不是两位。国王文策斯劳斯现在支持比萨教宗——先是亚历山大五世，后是约翰二十三世。兹比涅克最初抵制文策斯劳斯的命令，但最终缓和了他的立场，他也支持比萨教宗。后来，他请求比萨教宗亚历山大五世帮助他对付胡斯。应兹比涅克的请求，亚历山大五世下令调查威克里夫的教义在波希米亚的传播，还下令神父讲道只能在主教座堂、教区教堂和修道院中进行。伯利恒礼拜堂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 因此，亚历山大五世的教令实际上相当于让胡斯闭嘴。胡斯在深思熟虑之后认为，他不能服从命令，要继续讲道。兹比涅克的回应是焚烧了威克里夫的著作；但是，捷克人反应强烈，他不得不逃出布拉格，在一座城堡中避难。1410年，教宗命令胡斯去罗马，对他不服从命令及随后的其他行为做出解释。胡斯拒绝去罗马，1411年，他被革除了教籍。但 是，他得到了波希米亚国王和人民的支持，因此，教宗的绝罚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兹比涅克向布拉格发出了禁令，他希望禁止布拉格举行圣 礼，会迫使他的对手屈服。但是，王后索菲亚始终支持胡斯，她力劝她的丈夫不要动摇，还写信给比萨教宗约翰二十三世，敦促他允许胡斯继续讲道，实际上胡斯一直在讲道。

随着这些事件的发生，胡斯与比萨教宗的冲突令他有了更激进的观点。他先是宣称不应当顺服不称职的教宗。他并没有质疑比萨教宗的合法性。他所质疑的是他们的权威，因为他们显然是在谋求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为了教会的福祉。因此，胡斯认为，圣经是评判教宗和所有基督徒的最终权威。不应当顺服不遵守圣经的教宗。

到目前为止，较为激进的大公会议主义者还可接受胡斯所说的一 切。但是，约翰二十三世后来对那不勒斯发动了一场宗教战争，他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因与意大利的政策有关，他决定通过发售赎罪劵来为战争筹款（购买赎罪劵可以减少在炼狱中洗净罪与因罪而受罚的时间）。胡斯在二十年之前买过一张赎罪劵，但是他现在认为，只有上帝才能赦 罪，兜售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是在篡夺上帝的权力。这一次，胡斯还被流传在基督徒中的一种战争观激怒了：战争之所以是圣战，是因为它满足了教宗的野心。

国王文策斯劳斯需要教宗约翰二十三世的支持，他命令胡斯停止抗议。但是，胡斯的观点此时已经家喻户晓，群众爆发了示威，抗议约翰二十三世对捷克人的剥削。约翰二十三世再次革除胡斯的教籍，这一 次，这位改革家离开了布拉格和他的讲坛，他不希望让整个波希米亚卷入争论。他退隐到乡下，继续撰写论改革必要性的著述。他在乡下得 知，一次大公会议将在康斯坦茨召开，文策斯劳斯同父异母的弟弟西吉斯蒙德——他也是匈牙利的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邀请他出席会议为自己辩护，并给予他一张参加会议的安全通行证。

康斯坦茨大公会议有望为教会带来一个新时代，因此，胡斯并没有拒绝西吉斯蒙德的邀请。也许，他可以为此次大公会议将要进行的重大改革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胡斯一抵达康斯坦茨就清楚地意识到，约翰二十三世希望绕过大公会议来直接审判他。胡斯被带到约翰二十三世的教会法庭，并被命令放弃他的异端邪说。他的回答是，如果有人能证明他是异端，他非常愿意放弃他的信仰。在这次激烈的对峙之后，他被囚禁了，先是在他的寓所，后是在主教官邸，最后是在各修道院的小牢房中。皇帝西吉斯蒙德抗议这些行径干犯了他给予胡斯的安全通行证。

但是，当他意识到胡斯的事业并不受欢迎，而他自己将成为异端的捍卫者时，他精明地从整个事件中脱身。据说，当约翰二十三世从康斯坦茨逃走时，他将胡斯牢房的钥匙交给了西吉斯蒙德，因此胡斯可以被释放出来；但是西吉斯蒙德认为，释放胡斯将妨碍他的政治野心，实际上，他将胡斯转移到一间更安全的牢房。在去世之前不久，胡斯写信给一个朋友，指责西吉斯蒙德的软弱与谎言让他面临死亡，他祈求上帝赦免西吉斯蒙德。

1415年6月5日，胡斯被带到了康斯坦茨大公会议上。几天之前，已经逃离康斯坦茨的约翰二十三世被作为囚徒押解回康斯坦茨。人们有理由希望，康斯坦茨大公会议会将胡斯视为约翰二十三世的敌人，并撤销对他的指控。但是，此次大公会议同西吉斯蒙德一样，希望成为正统信仰的坚定捍卫者。因此，当胡斯出现在会场时，他被囚禁起来。会议领袖希望胡斯屈服，他们宣布，他只需放弃他的异端邪说。他坚持认为自己从未信奉他们指控的教义。他们反驳称，胡斯必须放弃他的异端邪 说。但胡斯并没有放弃他的信仰，因为如果他放弃信仰，就是在承认他自己、他的捷克朋友和追随者都是异端。他最终相信自己不会在与会者那里得到公正的听证，他宣称：“我向全能、完全公义的耶稣基督上诉，他是唯一的审判者。我将我的事业交在他的手中，因为他会按照真理与公义审判每一个人，而不是按照虚假的见证和错误的会议。”随后，他被押回监狱，许多人去那里请求他放弃信仰，因为康斯坦茨大公会议的领袖希望他放弃信仰，这可以确认大会的权威，而不是定他的 罪，这会让许多人质疑大会是否明智。

1415年7月6日，胡斯最终被带到了主教座堂。他穿上圣衣，随后又被扒掉。他被剃成光头，戴上了一个装饰着魔鬼的纸王冠。在赴刑场的途中，押解人员领他路过了他的著作被焚烧的柴堆。当他被绑在火刑柱上时，他得到了最后一次放弃信仰的机会，他再次拒绝。随后，他高声祷告说：“主耶稣，为了你，我平静地忍受这样残酷的死亡。我祈求你宽恕我的敌人。”在他被烧死的过程中，人们听到他在背诵诗篇。几天之后，他的同事、布拉格的哲罗姆（Jerome of Prague）也被烧死。布拉格的哲罗姆是威克里夫的观点在波希米亚的主要支持者，他决定在康斯坦茨与胡斯站在一起。行刑者将他们的骨灰收集起来，扔进了康斯坦茨湖，好让这两位异端头子什么都不会留下。但是，一些捷克人带回了胡斯被烧死之地的几撮泥土，以纪念教会当局在康斯坦茨所犯下的罪行。

波希米亚人义愤填膺，他们几乎一致否认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四百五十二位贵族举行庄严的会议，宣布他们支持胡斯，不应当顺服不称职的教宗。康斯坦茨大公会议的回击是，下令解散布拉格大学，命令造反的贵族去康斯坦茨，并宣布波希米亚国王怂恿异端。

在波希米亚，一些不同派系共同反对康斯坦茨大公会议。最初的胡斯派（Hussites）主要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但他们很快接受了源自社会底层的更加激进运动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是塔波尔派（Taborites）， 这是一场带有末世色彩的运动，早在胡斯之前就已经在农民中开展。塔波尔派否定一切在圣经中找不到依据的东西，而真正的胡斯派愿意保留一切圣经所没有明确否定的东西。另一场类似于塔波尔派的运动是何烈派（Horebites），但是，他们的末世论较为温和。

武装干涉的威胁令这些不同派系接受了《布拉格四条》（Four Articles of Prague），而《布拉格四条》很快就成为波希米亚人抵抗的基础。第一条是上帝的道要在整个波希米亚被自由地宣讲。第二条是平信徒可以领受“两种”圣餐——即平信徒不仅领受饼，也领受酒。这是胡斯在他晚年得出的一个结论，并很快就成为了所有胡斯派的主要吁求之一。第三条是所有胡斯派都同意剥夺神职人员的财产，他们应当“像使徒那样贫穷”地生活。最后，第四条规定，重罪与公开的罪——尤其是买卖圣职——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

后来，波希米亚国王文策斯劳斯去世了（1419年），他在波希米亚的合法继任者是西吉斯蒙德——那个在康斯坦茨辜负了胡斯的德国皇 帝。波希米亚人要求他同意《布拉格四条》，给予崇拜自由，并承诺不任命德国人担任公职。西吉斯蒙德难以接受这些条件，应他的请求，教宗向胡斯派发动了一场宗教战争。西吉斯蒙德和他的军队向布拉格附近进军，但他们被作为主力的塔波尔派的波希米亚军队击败。小贵族约翰·杰士卡（John Zizka）已经加入塔波尔派，并将塔波尔派组建成一支武装力量。他的主要武器是装上刀片的农用小车，以此作为令人望而生畏的战车。在第二场战争中，西吉斯蒙德的十字军残余被彻底消灭。一年之后的1421年，一支由十万十字军战士所组成的军队在杰士卡的战车前望风而逃。第三支十字军于1422年解散，他们甚至还没有与敌人交战。随后不久，在1421年的战争中失去一只眼睛的杰士卡离开了塔波尔派， 加入了何烈派，因为他极不喜欢塔波尔派的末世论。他于1424年死于瘟疫。但是，波希米亚人继续战斗，并于1427年和1431年两次击败了另外两支十字军。

此时，巴塞尔大公会议已经认为，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对波希米亚问题的处理并不明智，并邀请胡斯派参加新召开的巴塞尔大公会议，解决他们与大公教会的分歧。但是胡斯派担心类似于审判与处死胡斯的事件会再次上演，他们要求巴塞尔大公会议作出保证，但这令大公会议感到被冒犯。大公教会再次向波希米亚发动了宗教战争。但是，他们又被击败了。

这最后一次战败最终令大公教会相信，他们必须与波希米亚人进行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波希米亚的教会重新加入了西方基督教王国的教会，但是，波希米亚的教会被允许保留“两种”圣餐和《布拉格四条》。对此，许多胡斯派，尤其是贵族中的胡斯派表示同意，最终，西吉斯蒙德成为波希米亚国王，尽管他在十六个月之后去世了。

然而并不是所有波希米亚人都接受这项协议。许多人离开了波希米亚教会，并最终成立了联合弟兄会（Union of Brethren，或Unitas Fratrum）。在波希米亚和附近的摩拉维亚（Moravia），联合弟兄会的信徒数量迅速增长。16世纪新教改革期间，他们与新教建立了紧密联 系，并一度可能成为路德宗信徒。随后不久，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 罗马天主教的坚定支持者——开始逼迫他们。他们被驱散了，联合弟兄会几乎彻底消失。他们的领袖约翰·阿莫斯·夸美纽斯（John Amos Comenius，1592—1670）主教在逃亡中鼓励他们，替他们辩护，希望被残酷砍断的树木有一天会再次开花结果。这些希望在他去世很久之后实现了，我们将在以后的故事中看到联合弟兄会的残余——当时被称为摩拉维亚弟兄会（Moravians）——的影响。联合弟兄会的另一部分残余成为接受加尔文神学的众多教会之一。

吉罗拉默·萨伏那罗拉

1490年春末，一位多明我修会的托钵修士站在佛罗伦萨的城门之 外。他就是费拉拉人吉罗拉默·萨伏那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在三十三年的生命中，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习和灵修中度过的。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到佛罗伦萨，因为他曾在这里居住过。佛罗伦萨人敬佩他的圣经造诣，但并不喜欢他激烈的讲道和他的费拉拉“外国”腔。著名的哲学家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将他推荐给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伟大的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 the Magnificent），现在，他应洛伦佐的邀请重返佛罗伦萨。

萨伏那罗拉在他所在的圣马可修道院（Convent of San Marco）开始向修士同伴讲解圣经。其他许多基督徒很快就来听他的讲座，他们从花园搬到了教堂，讲座变成了讲道。到了1491年的大斋节，他已经非常著名，因此，他被邀请到佛罗伦萨最重要的教堂讲道。当他讲到当时的罪恶以及真基督徒的生活与迷恋奢华的差异时，他激怒了许多掌权者。尤其是洛伦佐·德·美第奇，他特别生气，雇了另一位传道人来攻击萨伏那罗拉。他们失败了，因为佛罗伦萨人支持萨伏那罗拉，那位传道人决定到罗马策划针对萨伏那罗拉的阴谋。

当萨伏那罗拉被选为圣马可修道院院长时，一些修士告诉他，新院长通常会借此机会拜访洛伦佐，感谢他对修道院的支持。新院长的回答是，他应当感谢上帝让他担任了院长，而不是感谢洛伦佐，因此，他会在祷告中感谢上帝。随后不久，他卖掉了修道院的大量财产，并将其收益分给了穷人。他也改革了修道院的内部生活，以至于人们开始谈论托钵修士的圣洁与服务精神。后来，其他修道院要求加入他所发起的这些改革。甚至洛伦佐在临终之际也将这位圣徒般的托钵修士召到了他的病榻前。

洛伦佐的继任者彼尔特罗·德·美第奇（Pietro de Medici）失去了佛罗伦萨人的尊敬。法国的查理八世正向南进军，想要夺取那不勒斯的王位。查理八世进军途中要经过佛罗伦萨，彼尔特罗不愿意、也无法领导人民保卫佛罗伦萨，他想收买查理八世。佛罗伦萨人被激怒了，他们派出了自己的使团，由萨伏那罗拉领导。与此同时，他们将彼尔特罗逐出了佛罗伦萨。当查理八世进入佛罗伦萨并提出无理要求时，萨伏那罗拉再次出面斡旋，他与查理八世达成了更合理的协议，结果佛罗伦萨成为了法国的盟友。

当查理八世和他的军队离开时，萨伏那罗拉的威望令佛罗伦萨人向他请教组建哪种政府。按照他的建议，他们建立了共和国，并采取措 施，恢复佛罗伦萨已被中断的经济生活。与此同时，为了给穷人提供食物，他还建议卖掉教会的金银。

就是在这时，萨伏那罗拉的改革达到了高潮。虽然他经常被描述成狂热无知的修士，但是他相信，学习应当成为教会改革的中心。因此， 在他的带领之下，圣马可修道院的托钵修士开始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和迦勒底文。但是他也相信，当时的奢华和富人所极其看重的一切都是浮华之物，贪求浮华之物是他所痛恨的罪恶之源。因此，在他的领导之下，人们会定期焚烧浮华之物。大广场上搭建起一座巨大的木制金字塔，在它的下面堆满了带有火药导线的稻草和木柴。在这座木制金字塔的台阶上，人们放上了他们的“浮华之物”——服装、珠宝、假发、华丽的家具和其他类似的东西。然后，在以列队高歌等各样方式庆祝的人群中，整座木制金字塔被点燃。就在大斋节开始禁食之前，这巨大的篝火取代了传统的庆祝活动，因为传统的庆祝活动已被萨伏那罗拉和他的追随者所禁止。

萨伏那罗拉的改革呼声也在附近的城市得到了响应。锡耶纳共和国是佛罗伦萨的敌人，它请求萨伏那罗拉的帮助。他带着二十位托钵修士来到锡耶纳，他所提倡的改革一度很兴旺。但很快就出现了抵抗，抵抗者的领袖是一些曾被萨伏那罗拉逐出修道院的修士。最终，萨伏那罗拉愤然离开了锡耶纳。他在当时处于佛罗伦萨统治之下的比萨更加成功，他将一些修士逐出了圣卡特里娜修道院（Santa Caterina），因为他们反对他的严格要求。萨伏那罗拉的改革从圣卡特里娜修道院发展到附近的其他修道院。

政治局势导致了萨伏那罗拉的垮台。教宗亚历山大六世——有史以来最差的一位教宗——结成了一个包括意大利许多地区、德国和西班牙在内的反法同盟。如果加入亚历山大六世的同盟，局势会对佛罗伦萨有利。但是，萨伏那罗拉坚守他对查理八世的承诺。亚历山大六世的回应是一系列先后针对萨伏那罗拉和整个佛罗伦萨的严厉措施。许多佛罗伦萨人很快就清楚地看到，由于他们的传道人坚守诺言，他们失去了大量生意。富人越来越反对萨伏那罗拉和他的政策。支持他的人越来越相信他是先知，他们要求他行出神迹。当他的一些预言实现时，他们更加狂热了。但是，当他没能行出他们所要求的神迹时，他们也开始反对他。

最终，一伙暴徒闯入了圣马可修道院。萨伏那罗拉拒绝保护自己， 也不愿意让朋友为救他而以武力对抗他们的佛罗伦萨同胞。他被这伙暴徒带走、审讯和殴打，他们将他交给了当局，而当局的一些人正是这起阴谋的策划者。

现在必须证实对萨伏那罗拉的一些指控。他被酷刑折磨了几天，但他的行刑者最多只能令他承认，他并不能预言未来——不管怎样，他从未声称他可以预言未来。亚历山大六世派特使参加了对萨伏那罗拉的审判，他们也对他施以酷刑。然而，他们也只能得到他计划向大公会议上诉的“认罪”。萨伏那罗拉自己也承认，他要求改革的做法可能太骄傲了，他说：“主啊，如果被你施与许多恩赐与恩典的彼得都彻底失败了，我还能做些什么？”法官不再希望对他提出更多、更具体的指控， 他们最终决定将萨伏那罗拉和他两位最亲密的同工斥为“异端和分裂 者”，但是并没有说明他们具体是哪种异端。他们随后被交给“世俗权力”处死，因为教会不可以杀人。他们得到的唯一宽恕是，先吊死他们，再焚烧尸体。他们三人都英勇殉道。他们的骨灰随后被扔进了亚诺河（Arno），以消除人们对他们的所有记忆。但即使这样，还是有许多人保留了这位圣洁的托钵修士的遗物。当罗马于若干年后被日耳曼人洗劫时，一些人认为，这实现了萨伏那罗拉的预言。从那以后直到今天， 始终有罗马天主教徒认为，这位多明我修会的托钵修士是圣徒，他应当被正式追封为罗马天主教的圣徒。

神秘主义者

虽然充满了众多罪恶，但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些罪恶，在14和15世纪出现了许多神秘主义者。许多杰出的神秘主义者来自西班 牙、英格兰和意大利，他们的著作激励了未来的几代基督徒。在德国和莱茵河畔的低地国家，神秘主义最为兴盛。

德国神秘主义的伟大教师是霍赫海姆的埃克哈特（Eckhart Von Hochheim），他通常被称为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他生活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他的神秘主义教义基本上是新柏拉图主义的， 因为其教义的目标是默想上帝，那位不可名状者。埃克哈特认为，关于上帝的所有语言都是不准确的，因此严格地讲都是错误的。“如果我说：‘上帝是良善的’，这并不正确。我是良善的。上帝并不是。”此类言论容易产生误解，给人留下埃克哈特不敬重上帝的印象。实际上，他的目的恰恰相反。他当然不是要表达上帝是邪恶的，而是关于上帝的所有语言都只能是类比的，因此都是不准确的。不管怎样，他的话表明了他神秘主义思想的特点，他希望说明人类的所有概念都不能描述上帝，因此，对上帝的真正认识是非理性的，是直觉的。他希望以此荣耀上帝。上帝并不能通过研究或理性的论证来认识，但可以通过神秘的默想来认识；人在神秘的默想中最终会与上帝合一。

一切受造物永恒存在于上帝里面。在创世之前，上帝这位伟大的设计师的思想里就已经有了万有的理念。这也是所有柏拉图哲学传统和埃克哈特所信奉的新柏拉图神秘主义所特有的思想。他基于这些思想指出：

上帝的真本质高于万有，无法用“特性”来界定，在上帝的真本质中，我已经存在。在那里，我决定我自己，我认识我自己，我愿意创造我自己。因此，就我的永恒“存在”—— 不是暂时的“成为”——而言，我是我自己的起因。[1]

这和其他类似的言论令许多人将埃克哈特视为异端。他们说，他教导世界和一切受造物都是永恒的，将上帝与世界混为一谈，从而成为了泛神论者——相信一切受造物都是神祇之一部分的人。他尤其被指责相信灵魂或灵魂的一部分不是受造物，而是永恒的。埃克哈特不断抗议， 这些指责是基于对他教义的误解，他的确努力避免泛神论和灵魂具有神性的教义。但是，他的表达经常让人对他产生更多的误解。他在职业生涯的晚年被正式指控并被定为异端。他随后向罗马上诉，但是，案件还没审理完他就去世了。

虽然对埃克哈特教义的许多解释或是过于简单，或是过于夸大，但是，在他的新柏拉图神秘主义与明谷的伯尔纳及阿西西的方济各以基督为中心的神秘主义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差异。伯尔纳和方济各在默想历史的耶稣——在某段时间与某个地点成为肉身的上帝——的过程中获得了灵感。另一方面，埃克哈特并不特别关心圣经事件的历史时间与地理位置。他说：“耶路撒冷距离我灵魂的距离，与我此时所站的地方距离我灵魂的距离是一样的。”他这些话的意思是，人可以通过内心的默想来直接认识上帝，“让自己被上帝抓住”，从而“不需要媒介”就认识了上帝。

虽然埃克哈特生前被指控为异端，但是，他在死后却赢得了许多追随者，尤其是在他所在的多明我修会。其中最著名的是约翰·陶勒（John Tauler）和亨利·苏索（Henry Suso）。尽管他们不像自己的老师那般博学，但是，他们能以没有受过神学训练的人更能理解的方式来阐述埃克哈特的观点。通过他们的著作，埃克哈特的神秘主义被普遍接受。

在莱茵河的下游，生活着佛兰德神秘主义者吕斯布鲁克的约翰（John of Ruysbroeck）。虽然他可能读过埃克哈特的著作，并接受了德国这位大师的一些观点，但是，他的神秘主义却更加实际，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这种神秘主义被另一位佛兰德神秘主义者格哈德·格鲁特（Gerhard Groote）进一步发展，他深受吕斯布鲁克的约翰的影响。

吕斯布鲁克的约翰和格鲁特共同塑造并普及了所谓的“现代灵修”（Modern Devotion，或devotio moderna）。“现代灵修”主要在于训练一种以默想基督的生活与效法基督为中心的灵修生活。这一学派最著名的著作是托马斯·厄·肯培（Thomas à Kempis）的《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历代以来，《效法基督》是最被普遍阅读的灵修著作。

吕斯布鲁克的约翰、格鲁特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也认为必须否定“自由之灵弟兄会”（Brethren of the Free Spirit）的教义。自由之灵弟兄会也是由神秘主义者组成的，他们声称自己可以直接经验上帝，因此，他们不需要像教会和圣经这样的媒介。一些自由之灵弟兄会的成员甚至声称他们是属灵的，因此可以自由地放纵他们的私欲。

也许，格鲁特的最大贡献是创建了共同生活弟兄会（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他放弃了挂名领薪的神父职位。他与当时的许多神职人员一样，曾依靠这样的职位获取收入。他开始抨击教会的腐败，号召他的追随者重拾圣洁与敬虔的生活。但是，格鲁特同其他许多倡导类似改革的基督徒不同，他并没有号召追随者过修道生活，而是坚持认为，他的追随者必须坚持他们的呼召——“共同生活”，并在共同生活中遵守现代灵修的原则，除非他们真的得到了修道呼召。即使这样，他的许多追随者最终还是过上了修道生活，并采纳了《圣奥古斯丁修道规章》。但是，他们始终关注并没有得到修道呼召的基督徒的“共同生活”。因 此，共同生活弟兄会建立了出色的学校，不仅要过修道生活的人在这里接受训练，许多生活另有安排的人也在这里接受训练。共同生活弟兄会的学校既强调学术，也强调灵修，它们成为教会复兴的中心，因为大多数毕业生都具有批判与改革精神。其中最著名的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他是16世纪的一位领军人物。

德国和佛兰德的神秘主义者都避免过度狂热，很少有例外。在他们看来，神秘默想并不会导致难以控制的情感，而是会带来内心的平静。这并不是通过波动的情感刺激得到的，而是通过内心坚定的理性默想。

在致力于信仰和默想的众多基督徒中，诺威奇的朱利安夫人（Dame Julian Norwich，1342—约1417）值得我们特别关注。1373年， 在三十岁左右时，她在一场重病中得到了十五个关于基督和圣母的异 象。第二天夜里，当她开始怀疑自己此前的经历是否属实时，她又得到了一个异象，这证实了她此前的那些异象。与其他神秘主义者不同，她只得到了这些异象，再没有其他异象；但是，她的余生始终在默想它 们，探究它们最深奥的意义。她住在与教堂毗邻的一个小房间里，在那里度过了余生。这个小房间只有一扇通往一座封闭花园的门，通过小房间的窗户，她可以与她的一个仆人和众多来访者交谈，在教会举行圣餐时，她也可以通过这扇窗户仰望教会的圣坛。虽然有许多基督徒来征求她的建议，寻求她的安慰，但她还是特别因她的《启示》（Showings） 而闻名于世。《启示》有两个版本，一个较长，一个较短，她在其中探究了那一系列异象的意义。她大胆使用比喻，她的比喻和神学智慧令她的著作成为中世纪最受赞扬、讨论最多的灵修著作之一。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lle，1290—1349）和马格丽·肯普（Margery Kempe，1373—1438）也是英国著名的神秘主义者。

神秘主义运动本身并不抵制教会与教会领袖。尽管一些神秘主义领袖批评高级教士滥用权力，尤其是他们的铺张浮华，但是，大多数神秘主义者满足于灵修带给他们内心的平静，认为没有必要反对教会当局。但是，另一方面，神秘主义往往会削弱腐败的高级教士和建制教会的权威。的确，如果我们直接通过默想就可以与上帝合一，一些传统的恩典管道就失去了其自身的意义，如圣餐、讲道，甚至圣经。14和15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很少得出这样激进的结论，而一些激进的神秘主义者则被大多数神秘主义领袖和教会所否定，如自由之灵弟兄会。但是，神秘主义者的教导播下了一粒怀疑的种子，它将在未来越来越削弱教会领袖的权威。

平民运动

我们此前讲述的，主要是爆发在富人与知识分子中的改革运动。因为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现存的大部分文献都是关于这些运动的。穷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能写书论述他们的梦想，当他们与掌权者爆发激烈的冲突时，他们只能在史书中寻找他们的梦想。不过，到了中世纪晚期，许多普通人都有这样的梦想。

威克里夫的教导得以在牛津大学的学者、赞成他教导的贵族和走村串巷宣讲福音的罗拉德派中流传下来，但是，罗拉德派所宣讲的福音与村民从教会当局那里听到的极为不同。的确，如果牛津大学教授的教义能表达普通人的许多梦想，罗拉德派就不太可能在普通人中赢得追随 者。起初，胡斯派主要是贵族和学者，他们得到了塔波尔派的最大支 持，但是，塔波尔派可能早于胡斯派，他们的许多教义并不是源于胡 斯，而是源于穷人普通的敬虔与末世的盼望。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女基督徒中。对于她们来说，修道生活其实是令她们能够完全独立于父亲、丈夫或儿子的唯一方法。因此，很多女基督徒涌进了修会，如方济各修会和多明我修会。很快，这些修会的男领袖就开始限制女基督徒进入其女分会的人数。但是，这并不能抑制女基督徒的修道动力，一些女基督徒开始组成小团体，一同过着祷告、灵修和较为贫穷的生活。这些女基督徒被称为贝居安会女修士（Beguines），她们的修会被称为贝居安会（Beguinages）。尽管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名字的起源，但是，它们显然是贬义词，可能与她们被怀疑信奉的异端邪说有着某种联系。虽然少数主教支持这场运动，但它却被其他教会领袖所禁止。在13世纪末和随后的一些年，教会明令禁止这种修道生活，因为它并不属于正规修会，也经常令正规修会感到蒙羞。当男基督徒过上类似的生活时，他们被称为“贝格哈德男修士”（Beghards），他们也受到了怀疑。

另一场平民运动是鞭笞者（Flagellants）的运动。他们最早出现在1260年，但其人数在14世纪开始增长。为赎罪而自笞并不新奇，因为这在许多修道院中非常普遍。但是，自笞现在变成了一种平民狂热，它几乎与建制教会没有任何关系。各行各业成百上千的基督徒相信末世近 了，如果人类再不悔改，上帝将毁灭这个世界，因此他们鞭笞自己，直到鲜血涌流。

这并不是一时或毫无组织的歇斯底里。相反，这场运动有着严格 的、有时甚至是仪式主义的纪律。希望加入这场运动的人先尝试加入三十三天半，在此期间，他们绝对服从他们的上级。在最初这段时间之后，虽然他们可以回家，但是鞭笞者每年都要在耶稣受难日鞭笞自己。

在成为鞭笞者的最初三十三天里，他们必须遵守特定的仪式。他们每天两次列队向当地教堂行进，站成两排，一边行进，一边歌唱赞美 诗。在教堂中向圣母献上祷告之后，他们还要歌唱赞美诗回到公共广 场。在公共广场上，他们脱掉上衣，围成一圈，跪下来祷告。在祷告之后，他们跪着重新唱起赞美诗，并用力鞭笞自己，直到后背鲜血淋漓。有时，他们的某位领袖会向他们讲道，信息通常是关于耶稣的受难。在鞭笞之后，他们起来穿上衣服，再列队离开。除了每天两次的公共鞭笞之外，他们还有一次私下鞭笞。

起初，教会领袖并没有在这场运动中看出任何的危险。但是，当鞭笞者开始宣称他们的仪式是“第二次洗礼”——就如初期教会对殉道的态度——和一种赎罪的方法时，他们被指控试图篡夺只给予圣彼得及其继任者的“权利钥匙”。他们在一些国家受到了逼迫，最终放弃了公共鞭笞。但是，这场运动继续秘密进行了许多年。（即使到了21世纪，我们仍可以在美洲看到中世纪鞭笞者的仿效者，例如，活跃在新墨西哥州的苦修会修士［Penitentes］。）

汉斯·博姆（Hans Böhm）所领导的另一场运动说明了时代的气息。在维尔茨堡（Wurzburg）教区的尼克劳斯豪森（Nicklashausen），一尊圣母像成为朝圣的中心。在1476年的大斋节，一个名叫汉斯·博姆的年轻牧羊人开始在朝圣者中讲道。那几年并不是好年头，因为庄稼欠收， 维尔茨堡的主教在用高额赋税压迫穷人。起初，博姆的讲道主要是关于悔罪。但是，他很快就被听众的贫穷感动，他的信息变得更加激进。他抨击神职人员的贪婪与腐败，指明这些恶习有悖于福音的诫命。他后来宣称，人人平等和没有剥削的一天终将到来。最终，他敦促他的追随者——当时已经超过了五万——为那伟大一天的到来提前行动起来：拒绝交纳赋税和什一税。他定下了所有人共同武力夺取他们权利的日期。

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博姆打算如何夺取主教的权利，因为在预定日期的前夕，主教的士兵逮捕了他，他们用大炮驱散了群众。博姆被当作异端烧死。但是，他的追随者继续在尼克劳斯豪森聚集。主教宣布，禁止整座村庄举行圣事。但是，他们还是来了。最终，美因兹（Mainz）大主教出面干涉，他下令毁掉了村里的教堂。博姆的追随者没有了领袖和集结中心，他们解散了。但是，他们极有可能促成了16世纪另一场激进的运动：再洗礼派运动。

这只是众多类似事件中的一例。中世纪的最后几年动荡不安，社会运动与宗教不满和盼望结合在一起。教会当局从现存的秩序中获益，他们通常支持掌权者，镇压每一场抵抗运动。在这样的氛围中，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兴旺发展，它的灵感基本上来自古代对公义的盼望，而不是源于现代的世俗化潮流。

[1]Sermon on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