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基督教史

第三十三章：中世纪基督教的衰落

远离罪比逃离死亡更为有益。如果你们今天没有做好准备，明天会做好准备吗？明天是未知的。你们怎能知道你们会活到明天呢？

——肯培

中世纪文明于13世纪达到了顶峰。随着英诺森三世的出现，教宗的权力达到了顶点。与此同时，托钵修会开始带领世界归向基督，在大学里发展出令人惊叹的神学体系，在哥特式的艺术中，石头的重量似乎也已被战胜。从理论上讲，欧洲统一在一位属灵领袖教宗和一位世俗领袖皇帝之下。十字军已经夺取了君士坦丁堡，因此，东西方教会的分裂似乎已被弥合。

然而，在所有这些统一的因素中，还有紧张的局势和弱点，它们最终摧毁了中世纪基督教这座气势恢宏的大厦。1261年，拉丁君士坦丁堡帝国灭亡，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为东西方教会带来的假合一不复存在。在14和15世纪，新的经济与政治局势为教宗带来了挑战，并导致教宗丧失了许多权力。民族主义、战争、瘟疫、腐败和侵略击碎了13世纪的梦 想，它们为现代的新秩序开辟了道路。

新局势

在过去两百年中不断发展的货币经济成为中世纪晚期一个重要因 素。信用制度、贸易和生产——按照今天标准来看规模显然还很小—— 令资产阶级的权力日益强大。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封建领主的利益产生了冲突。贵族之间经常爆发小规模战争，贵族对他们领地之外的商品强行征税，大贵族渴望独立，这一切阻碍了贸易，降低了贸易利润。资产阶级强烈渴望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因为这会保护贸易、镇压盗贼、规范货币制度和结束小规模战争。因此，资产阶级通常会支持国王剥夺大贵族的权力。

国王也从他们与资产阶级的结盟中获益。只要君主没有资源供养用于镇压强大贵族的军队，贵族就不会听命于他们的君主。国王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供养军队的资源。因此，在中世纪晚期，银行家与商人的权力不断增长的同时，君主集权制也随之发展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现代国家形成了。法国、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最早统一在一位相对强大的君主之下的国家。西班牙分裂成几个基督教国家和一个在格拉纳达的穆斯林国家，直到中世纪末才获得统 一。德国和意大利统一得更晚。

在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以前，大多数欧洲人自认为是一个城镇的居民。但是，人们现在更多地谈到国 家，例如，法国的居民开始有了一种有别于欧洲其他居民的共识。即使在一些还没有统一在一位强大君主之下的地区，人们也有了这种共识。13世纪末阿尔卑斯山一些村落起义，建立了瑞士联邦（Helvetic Confederation）。14世纪，瑞士联邦继续发展壮大，数次击败了前来镇压它们的帝国军队。最终，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被迫于1499年承认瑞士独立。德国还没有统一，但有许多迹象表明，各个选帝侯领地、公爵领地、自由城市和此类地区的居民开始自认为是德国人，令他们悲哀与愤恨的是，国家的分裂令德国对国外的干涉束手无策。

民族主义又削弱了教宗的普世权力。如果教宗支持法国——他们在阿维尼翁（Avignon）居住时的确是这样做的——英国人就不会听命于教宗，甚至会反对他们。另一方面，如果教宗不愿意乖乖服务于法国人的利益，法国人就会选出一位敌对教宗，全欧洲就会因效忠两位教宗而产生分裂。最终的结果是，教宗制度大大丧失了它的声望与权威，许多人开始希望由教宗之外的其他人来改革教会。

在14和15世纪，主要的政治与军事事件是百年战争（1337— 1475）。虽然百年战争主要是法国与英国的战争，但是还牵涉到欧洲的许多国家；一些历史学家提出，百年战争可以被称为“第一次欧洲大战”。英国的爱德华三世自称是法国国王，但是，当时的法国国王是他的表哥腓力六世，英国入侵了苏格兰，法国支持苏格兰国王戴维（David），这一切导致了战争。通过一系列联盟，皇帝巴伐利亚人路易（Louis of Bavaria）、纳瓦拉（Navarre）国王、波希米亚国王、卡斯蒂利亚国王和其他不计其数的参与者很快就被卷入战争。英国人不断入侵法国，他们在克雷西战役（Battle of Crecy）和阿让库尔战役（Battle of Agincourt）中取得了重要胜利，但最终因缺少军费而被迫撤军。当英国与法国签署和平条约时，西班牙爆发了战争，英国与法国很快就再次开战，两国因它们与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双方的结盟而被拖入了战争。当查理六世成为法国国王时，英国人在战争中占据了上风。法国的新国王出现了发疯的迹象；当必须任命一位摄政王时，出现了两派，这最终导致了内战。英国人支持其中一派，他们再次入侵了法国。当查理六世去世时，英国人和他们的法国盟友正在取胜。查理六世的儿子——法国王太子（Dauphin）——一派在战争中失利，法国王太子宣布，他现在是国王，并取名为查理七世。他被围困在奥尔良，成为法国真正统治者的希望变得渺茫，但是他以前的许多敌人认为，既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 他们现在应当支持他。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听说了圣女贞德（Joan of Arc）——一个来自栋雷米乡村（Domrémy）的年轻少女。

圣女贞德声称，她得到了圣凯瑟琳（Saint Catherine）、圣玛格丽特（Saint Margaret）和天使长米迦勒（Michael）的异象，他们命令她率领王太子的军队从奥尔良突围，然后在兰斯（Rheims）——加冕法国国王的传统地点——将王太子加冕为法国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查理七世召来了贞德，但是他明显不相信贞德，他也许只是在为自己找乐子。但贞德说服了他，他命令贞德将急需的补给从储存地布卢瓦（Blois）运进奥尔良。贞德成功了，她穿越了敌军的防线。后来，她被获准率军突围，她再次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关于这位身披铠甲的年轻少女的传言开始在敌营中传播：贞德每天都出城作战，她每天都能夺取敌军的一个要塞。贞德最终率军突围，敌军撤退。这位“奥尔良少女”——人们当时这样称呼贞德——禁止王太子的军队追击撤退的敌军，她指出那一天是星期天，是祷告的日子，不是战斗的日子。从此以后，战争的进程改变了。疲于内战的法国人涌到王太子麾下，贞德陪伴他胜利进军到兰斯。长久以来反对王太子的兰斯和其他城市向他敞开了城门，最终， 他在兰斯大教堂被加冕为法国国王，而那位“奥尔良少女”就站在圣坛旁。

贞德希望回到栋雷米，但是查理七世没有允许，她不得不继续浴血奋战，直到被俘。她被卖给了英国人，以前的盟友抛弃了她，查理七世似乎都不愿意为赎回她而尝试谈判。英国人将贞德以一万法郎的价格卖给博韦的主教，这位主教希望以异端罪和女巫罪审判贞德。

审判在鲁昂（Rouen）进行。贞德被指控为异端，罪名是她声称得到了天上的命令，并坚称这些命令是用法语下达给她，以及她像男子一样着装。她同意收回自己的言论，被判处终身监禁。但是她后来声称， 圣凯瑟琳和圣玛格丽特再次向她说话，她们斥责她收回了言论。结果， 她在鲁昂的老集市广场（Old Market Square）被活活烧死。她对陪伴她的神父提出的最后要求是，高举十字架，高声宣讲救恩的信息，以便她可以在咆哮的烈火中听到这些话。二十年之后，查理七世来到鲁昂，他下令调查对贞德的审判，不出所料，贞德蒙冤昭雪。1920年，本笃十五世追封贞德为罗马天主教的圣徒，但是在此之前，她早已成为法国的民族英雄。

贞德于1431年去世时，查理七世已经在内战中占据上风。法国的内战很快就结束了，到了1453年，英国与法国的战争已经降至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当两国于1475年最终签订和平条约时，除了加来（Calais）之外，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所有领地都落入法国人之手（加来于1558年成为法国的领土）。

漫长的百年战争对教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将在本章余下部分中讲述。在百年战争的一段时期之内，教宗住在阿维尼翁，生活在法国人的操纵之下，因此，英国人将教宗视为敌人。后来，在西方教会大分裂（Great Schism）时期，西方所有教会因效忠于两位敌对教宗而产生了分裂，在西方国家选择它们想要效忠的教宗时，百年战争所造成的盟友与敌人，成为每个国家选择教宗的一个因素——百年战争本身就令西方教会的大分裂更难以弥合。最终，在法国、英国和苏格兰，持续不断的国际战争增强了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削弱了教宗的普世权力。

在中世纪晚期，另一个影响教会的事件是1347年爆发的大瘟疫。现在，历史学家将当时的气候变化称为“小冰川期”。气候变化降低了农作物产量，导致饥荒，让人们更容易生病。我们现在知道，黑死病是由寄生在黑鼠身上的跳蚤传播的。贸易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在热那亚人（Genovese）击败摩尔人之后，他们为基督徒的船运打开了直布罗陀海峡。因此，北欧与地中海接触不断，当大瘟疫在黑海爆发，并传播到意大利时，瘟疫很快就传到了北欧。在毫无明显病因的情况下，人们突然开始出现奇怪的症状：通常是以热病开始，随后，热病会导致丧失身体平衡和巨大的淋巴肿瘤，通常还伴有痴呆。到了第五天，出现这些症状的大多数人都会死去。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大瘟疫就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且从1348年持续到1350年。根据一些学者的估算，三分之一的欧洲人死于这场瘟疫和这场瘟疫所引发的相关疾病。三年之后，大瘟疫开始减退，尽管这样的瘟疫每隔十年或十二年会重新爆发一次。在后来的瘟疫中，受难者主要是年轻人，这显然是因为老人已经对这种疾病有了一定的免疫能力。

大瘟疫有着深远的影响。从经济上讲，整个欧洲陷入了瘫痪，集市全部消失，失业人口在死亡率较低的地区急剧增长。这造成了政治动 荡、暴乱和进一步的经济停滞，令欧洲在几百年之后才找到保障人口与经济稳定的措施。

大瘟疫也对宗教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后来爆发的瘟疫中，大多数受害者是免疫力尚未发育成熟的年轻人，因此，在一些人看来，死神似乎更钟爱年轻人。受到瘟疫袭击的似乎是完全健康的人，这令许多人开始怀疑，先人们的宇宙是否真是理性有序。这也令知识分子开始怀疑，理性是否真有理解生存奥秘的能力。这还在普通人中助长了迷信。死亡随时都会降临，因此，生命就是为死亡做准备的。许多基督徒踏上前往圣地、罗马和圣地亚哥的朝圣之旅。穷人难以负担长途跋涉的朝圣费用，他们就到当地的圣地朝圣。虽然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明令禁止，但是，对所谓的圣徒遗物的崇拜和买卖都在迅速发展。恐惧无处不在：对瘟疫的恐惧、对地狱的恐惧、对至高审判者的恐惧，许多人要比预想的时间更早来接受审判。

对于犹太人来说，不仅是大瘟疫带来了死亡，暴力更是导致他们死亡的原因。很多基督徒无法理解，为什么瘟疫似乎在他们周围的犹太人中传播得更慢。今天一些学者提出，犹太人中养猫的更多，老鼠更少， 但基督徒始终将猫与巫术联系在一起。不管怎样，基督徒当时对瘟疫的解释非常简单：犹太人向基督徒的饮水井中投毒。结果便是暴力和屠 杀。那是一个恐怖的时代，有恐怖，就有恐怖的牺牲品。

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也是前途未卜。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和随后的拉丁帝国削弱了君士坦丁堡。当拜占庭帝国复生时，一些在与拉丁入侵者斗争中从君士坦丁堡独立出来的地区仍保持着独立。虽然拜占庭帝国这个名字仍然响亮，其实只不过是君士坦丁堡及其周围的一小部分地 区。土耳其人对拜占庭帝国的威胁有增无减，阻止他们入侵的，是他们更紧迫的敌人——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和东方的蒙古人。1422年， 土耳其人包围了君士坦丁堡，但当他们受到其他敌人的攻击时，他们被迫放弃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到了15世纪中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伟大梦想显然是夺取君士坦丁堡，并将他帝国的首都设在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别无选择，只能向西方求助。教宗提出的条件是教会和解，这在1439年的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Council of Ferrara- Florence）上实现了。但是，这并没有帮助到拜占庭帝国，因为教宗没能说服西方的基督徒去解救被围困的君士坦丁堡，可是，此次大公会议的表现却令拜占庭帝国的许多臣民相信，他们的领袖在异端面前屈服了，不应当再保护他们。1443年，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和安提阿的牧首拒绝接受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的决议，因此，他们与君士坦丁堡决裂了。俄罗斯人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因此，君士坦丁堡成为孤家寡 人，当时的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只能继续他与罗马和好的计划，他希望西欧会对他有所帮助。1452年年末，在相互革除教籍四百多年之后，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了罗马天主教的弥撒。

君士坦丁堡的末日即将来临。1453年4月7日，穆罕默德二世包围了君士坦丁堡。古老的城墙再也抵挡不住穆罕默德二世的大炮，而这些大炮曾经是基督教的工程师为谋求利益而造的。被围攻的臣民奋勇抵抗， 但是，君士坦丁堡的古老城墙却坍塌在他们周围。5月28日，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了庄严的崇拜。5月29日，君士坦丁堡陷落。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帕莱奥洛古斯（Paleologus）战死沙场。土耳其人破城而入，君士坦丁堡被洗劫了三天三夜，这正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对他将士们的承诺。随后，穆罕默德二世正式占领了君士坦丁堡。现在，东方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中回荡着先知穆罕默德的名字。君士坦丁的基督教新罗马的梦想破灭了，最终，这座以君士坦丁命名的城市被更名为伊斯坦布尔。

受控于法国的教宗

我们刚刚讲述的是发生在13和14世纪的一系列事件，教会就是在这些艰难时代中前行。现在，我们要回到13世纪末的1294年，这一年，卜尼法斯八世被选为教宗，上一章中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贝尼狄托·加埃塔尼（Benedetto Gaetani）成为教宗，取名为卜尼法斯八世；他与前任教宗西莱斯廷五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莱斯廷五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极其单纯的他并不懂得必须应对之人的奸诈与诡计。卜尼法斯八世却能够自如地应对国王和权贵，他在外交生涯中深刻地了解到欧洲的宫廷中无时无刻不在酝酿的阴谋。西莱斯廷五世和卜尼法斯八世都真诚地希望改革教会。但是，西莱斯廷五世想通过方济各修会的简朴来改革教会，而卜尼法斯八世却试图通过强权政治做到这一点。在历任教宗中，西莱斯廷五世是最谦卑的一位，而卜尼法斯八世是最傲慢的一位。

并不是所有人都满意卜尼法斯八世被选为教宗。希望控制教宗的除了强大的意大利科隆纳（Colonna）家族之外，还有极端的方济各修会的修士——“小兄弟会”，许多基督徒团结在他们周围，共同支持西莱斯廷五世。许多小兄弟会相信，西莱斯廷五世的当选是费奥雷的约阿希姆所预言的“圣灵时代”的开始，一些社会底层的基督徒也是这样认为的，开始一个新时代，是他们的唯一希望。对于他们来说，西莱斯廷五世的退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许多人难以接受，他们声称，是卜尼法斯八世强迫西莱斯廷五世退位。其他基督徒声称，即便西莱斯廷五世自愿退 位，教宗也无权退位，因此，西莱斯廷五世还是教宗，即使这有悖于他自己的意愿。当西莱斯廷五世去世时，这些基督徒传言称，卜尼法斯八世虐待西莱斯廷五世，并导致了他的死亡——这些话或许并不可信，至少是严重夸大了事实。

尽管遭到这样的反对，卜尼法斯八世在早年任期内还是相当成功 的。他认为自己得到了平定意大利的呼召，在这一方面，他取得了很大成功。在意大利，他最强大的对手是科隆纳家族，他向该家族发动了一场宗教战争，夺取了该家族的领地和城堡，并迫使他们逃亡。在德国， 哈布斯堡家族的阿尔伯特（Albert of Hapsburg）造反，杀死了拿骚的阿道夫（Adolf of Nassau）。卜尼法斯八世将阿尔伯特称为反叛者和弑君者，阿尔伯特被迫与卜尼法斯八世和解，和解的条件提升了卜尼法斯八世的威望。英国与法国可能开战（这其实是百年战争的序幕），卜尼法斯八世决心令两国言归于好。当法国的腓力四世和英国的爱德华一世拒不听从卜尼法斯八世的劝解时，卜尼法斯八世采取了更强硬的措施， 1296年，他颁布了通谕《神职人员-平信徒》（Clericis laicos），禁止神职人员在没有得到教宗批准的情况下向世俗统治者交纳任何赋税。他希望以此给英法两国的国王施加经济压力，但是，他们采取了针对神职人员和教宗的措施，并想继续进行战争。然而他们的对抗没有任何效果， 因为他们都不能在战争中取得绝对的优势，最终被迫接受了卜尼法斯八世的调停——尽管腓力四世清楚地表明，他接受的是贝尼狄托·加埃塔尼的个人调停，而不是教宗的调停。与此同时，面临被英国人入侵的苏格兰则宣布，苏格兰是教宗的领地。虽然英国基本上没有理睬这项举措为苏格兰带来的所谓保护，但是卜尼法斯八世认为，这进一步确立了教宗的普世权力。

1300年，卜尼法斯八世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他宣布了一个大赦年， 许诺完全赦免所有到圣彼得墓朝圣之人的罪——这就意味着，朝圣者不必再花时间洗净他们以往必须在炼狱中洗净的罪。罗马挤满了朝圣者， 他们不仅来朝拜圣彼得，也来朝拜他的继任者，卜尼法斯八世似乎成为了欧洲最重要的人。

然而，卜尼法斯八世与法国的关系却不断恶化。斯洽拉·科隆纳（Sciarra Colonna）是卜尼法斯八世最痛恨的一位仇敌，但腓力四世却支持斯洽拉·科隆纳，并给予他庇护。腓力四世向卜尼法斯八世再次发起了挑战，他没收了教会的土地，并将他的妹妹嫁给了已被卜尼法斯八世谴责为篡位者与弑君者的德国皇帝阿尔伯特。法国与罗马的通信近乎相互辱骂。卜尼法斯八世痛恨法国派驻罗马教廷的大使，腓力四世也在抱怨卜尼法斯八世的代表同样令人讨厌。1302年年初，卜尼法斯八世的一份通谕当着腓力四世的面被烧毁，同一年，腓力四世召开了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即法国议会），目的是寻求议会支持他对罗马所采取的政策。此次会议的召开意义重大，因为除了贵族和神职人员这两个传统的“阶级”之外，“第三个阶级”——资产阶级——第一次出席了议 会。此次会议向罗马发出了多份支持腓力四世政策的公报。

卜尼法斯八世的回应是通谕《唯一至圣》，我们在上一章中引用过这份通谕，它标志着教宗对普世权力——教会权力和世俗权力——的要求达到了顶点。他随后召集法国的主教到罗马开会，讨论如何来处置腓力四世。腓力四世颁发禁令，没有他的批准，任何主教不准离开法国， 否则将受到没收全部财产的处罚。同时，他也匆忙与英国爱德华一世签署了和平条约。卜尼法斯八世为避免麻烦，忘记了德国皇帝阿尔伯特作为篡位者与弑君者的身份，他与阿尔伯特结成同盟，并命令德国的所有贵族必须承认阿尔伯特是皇帝。在法国的三级会议上，腓力四世最亲密的顾问威廉·诺加雷（William Nogaret）指控卜尼法斯八世是异端、鸡奸者和假教宗。三级会议按照国王的意愿，要求身为“信仰捍卫者”的腓力四世召开一次会议，审判“假教宗”。为了确保自己能在此次会议召开之前得到神职人员的支持，腓力四世颁发了“改革法令”（Ordinances of Reform），再次肯定了法国神职人员所有的古老特权。

卜尼法斯八世的最后武器是他的前任们在对付其他顽固统治者时使用的革除教籍。他将自己最亲密的顾问召到了家乡阿纳尼（Anagni）， 他们在阿纳尼起草了一份革除腓力四世教籍的通谕，并准备在9月8日发出。但是，法国人意识到战争一触即发。在意大利，斯洽拉·科隆纳和威廉·诺加雷正在为战争做准备，他们从意大利的银行中取出了腓力四世的存款，并组建了一支武装小分队。9月7日，就在革除腓力四世教籍的通谕发出的前一天，他们进入阿纳尼，绑架了卜尼法斯八世，与此同时，这伙暴徒也将他与他亲戚的家洗劫一空。

诺加雷的目的是迫使卜尼法斯八世退位。但是，这位年迈的教宗态度坚定，他声明，如果他们想要杀死他，“我的脖子和脑袋就在这里”。诺加雷殴打、羞辱了他，强迫他倒骑着马在阿纳尼游街示众。

只有两位在阿纳尼的枢机主教坚决支持这位受到羞辱的教宗，即西班牙的彼得（Peter of Spain）和尼古拉斯·博卡西尼（Nicholas Boccasini）。最终，博卡西尼感动了一些人，他们抗议对教宗的羞辱， 救出了卜尼法斯八世，并将法国人和他们的党羽赶出了阿纳尼。

然而，伤害已经造成。回到罗马后，卜尼法斯八世不再能像以前那样受人尊重。他在阿纳尼的这次事件不久之后去世。他的敌人散布谣言称他是自杀，但他似乎是在自己那些最亲密顾问的陪伴之下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枢机主教们匆忙地将博卡西尼选为下一任教宗，他取名为本笃十一世。他是出身卑微的本笃修会的敬虔修士，希望采取和解的政策。他将卜尼法斯八世所没收的科隆纳家族的土地归还给他们，除了诺加雷和斯洽拉·科隆纳之外，他赦免了卜尼法斯八世的所有敌人，此外还主动向腓力四世求和。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腓力四世坚持召开一次会议，审判已故的教宗卜尼法斯八世。这是本笃十一世所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将沉重打击教宗的权威。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基督徒指责本笃十一世对攻击过教宗的人做出了太多妥协。任期极短的本笃十一世（1303—1304）去世之时腹背受敌，受到敌我双方的指责。很快就出现他被毒死的传言，双方都指责对方是凶手。但是，我们并没有本笃十一世被毒死的真实证据。

选举下一任教宗并非易事，因为双方都决心将他们当中的一员选为教宗。最终，亲法派找到了一个借口，他们得到枢机主教的同意，选出了克莱门五世。克莱门五世之所以能被选为教宗，是因为他表面上维护卜尼法斯八世的名誉，实际上却与法国人保持着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选出的教宗不可能是坚定刚毅的典范。在他的整个任期（1305—1314）之内，他从未到过罗马。尽管罗马人坚决要求他住在罗马，但腓力四世始终令他住在法国，以便牢牢地控制他。在克莱门五世担任教宗期间，他任命了二十四位枢机主教，其中只有一位不是法国人。此外，其中几位枢机主教还是他的亲戚，这导致并助长了任人唯亲，而任人唯亲在16世纪之前一直是教会的一大罪恶。

克莱门五世不再尽力地维护卜尼法斯八世的名誉。他也拒绝召开法国人所希望的会议。其实，这样的会议是不必召开的，因为克莱门五世一点一点地毁掉了卜尼法斯八世所做的一切，他赦免了诺加雷和他的同伙，甚至宣称，腓力四世在整个事件中都表现出“令人钦佩的热诚”。

然而，软弱的克莱门五世做出的最可耻的事是逮捕与审判圣殿骑士团。圣殿骑士团是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建立起来的军事修会之一，因此，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障碍。但是，它有钱有势。当腓力四世有一次确认他对古老贵族的权力时，圣殿骑士团的权势与财产成为他实施集权政策的一个障碍。圣殿骑士团是修会，因此，他们并不受世俗统治者的直接统治，于是腓力四世决心指控他们是异端，并强迫软弱的克莱门五世镇压圣殿骑士团，以便其大部分财产可以流入法国国库。

在法国的所有圣殿骑士都意外被捕。一些圣殿骑士在严刑拷打之下被迫承认，圣殿骑士团实际上是一个反基督教信仰的秘密修会，他们在崇拜中拜偶像、咒诅基督、亵渎十字架，他们是鸡奸者。虽然仍有许多圣殿骑士在酷刑中坚守信仰，但那些软弱的圣殿骑士承认了他们被要求承认的罪行，这足以令继续审判整个圣殿骑士团有充足的借口。圣殿骑士团的团长雅克·德·莫莱（Jacques de Molay）也屈服了，他可能相信，对圣殿骑士的指控荒谬透顶到没有人会相信。

圣殿骑士希望克莱门五世会保护他们，抗议他们正在遭受的不公 正。但是，教宗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当他收到腓力四世的官员给他的圣殿骑士的认罪报告时，他下令逮捕所有不在法国的圣殿骑士，从而避免了这些圣殿骑士可能采取的一切反对他们被关押在狱中兄弟的行动。当他得知圣殿骑士的认罪是严刑逼供的结果时，他下令停止刑讯逼供，并宣布他将亲自审判圣殿骑士，世俗权力无权审判他们。但是，受到指控的圣殿骑士仍被关在狱中，克莱门五世没有做出任何释放他们的努力。后来，腓力四世指控克莱门五世是圣殿骑士所谓恶行的煽动者，这一次，软弱的克莱门五世再次屈服，他同意召开会议，审理此案。

腓力四世和诺加雷希望，此次会议会顺从他们的意愿，但是事实证明此次会议的立场比克莱门五世更要坚定。也许，主教们对其领袖的软弱无能感到羞耻。他们坚持重新审理，给予受控骑士为自己辩护的机 会。最终，在此次会议处理其他事务的同时，腓力四世与克莱门五世达成了一项协议。此次会议并没有因圣殿骑士的所谓罪行而审判他们，克莱门五世的行政决议解散了圣殿骑士团，它的财产被移交给另一个军事修会。会议因不再有权审理这起案件，也就随之解散。至于圣殿骑士团的财产，腓力四世夺取了大多数，他开给克莱门五世一张此次审理花销的巨额账单，并坚持要求他必须先支付这笔巨款，然后才能考虑对圣殿骑士团财产的其他处理。

许多圣殿骑士的余生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雅克·德·莫莱和他的一个同伴被带到巴黎圣母院当众认罪，以此平息一些人的谴责，因为他们声称，有人对圣殿骑士犯下了滔天大罪。雅克·德·莫莱和他的同伴后来收回了以前的认罪，他们宣布，对圣殿骑士团的所有指控都是谎言。就在这一天，他们被活活烧死。

1314年，克莱门五世去世；他在任期内的作为预示着教宗的未来。

1309年，他开始住在阿维尼翁——法国边境的教宗城。近七十年的时间里，虽然教宗仍自称是罗马主教，但是，他们普遍住在阿维尼翁。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阿维尼翁教廷”（Avignon  Papacy）或“教会被掳巴比伦”（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教宗不住在罗马，而且甘愿成为服务于法国政策的工具。

在克莱门五世去世之后，枢机主教并没有就下一任教宗的人选达成一致。他们最终选择了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他们希望，这位高龄教宗的任期是短暂的，他们可以在他短暂的任期内达成一致。但是，这位年迈的教宗——他取名为约翰二十二世——却因为他的生命力和长久的任期（1316—1334）震惊了世界。在法国人的帮助之下，他试图在意大利维护教宗的权力，因此，意大利卷入了持久的战争。为了支付战争和他自己在阿维尼翁教廷的开销，他推出了一套详尽的教会税收制度，这激起了普遍的憎恨，尤其是反对他亲法政策之人的憎恨。

本笃十二世（1334—1342）向罗马人许诺，他会回到罗马，但是， 他却下令在阿维尼翁修建一座巨大的官邸。他还违背了曾向罗马人许下的诺言，因为他将教宗档案馆迁到了阿维尼翁。他将教宗的全部资源都提供给法国国王使用，当时正值英法百年战争，因此他的政策疏远了英国及其主要盟友——当时以德国为中心的神圣罗马帝国。克莱门六世（1342—1352）试图调和英法两国的关系，但是，英国人显然将他视为法国人的同伙，因此，他的努力并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在他担任教宗期间，任人唯亲盛行，阿维尼翁教廷的虚华与奢侈可以与世俗大领主相媲美。当时爆发了大瘟疫，因此许多基督徒相信，这是上帝对教宗不住在罗马的惩罚。下一任教宗英诺森六世（1352—1362）开始准备重返罗马，但他在实现这个理想之前就去世了。乌尔班五世（1362—1370）是一位有着改革精神的教宗，他过着严格律己的生活。他对阿维尼翁教廷进行了改革，并赶走了不效法他简朴生活榜样的教士。1365年，他回到了罗马，罗马人举行盛大游行，欢迎教宗的回归。但是，他最后并没能保住罗马臣民的忠诚，整个意大利再次陷入混乱，他决定重返阿维尼 翁。下一任教宗格列高利十一世（1370—1378）在十七岁时就被他的叔叔克莱门六世任命为枢机主教。就是在他被选为教宗之际，锡耶纳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Siena）出现了，她呼吁教宗重返罗马。

卡特丽娜·德·依卡波·迪·贝尼卡萨（Caterina de Icopo di Benicasa），现在被称为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她小时候就喜欢修道生活。她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家人并不希望她成为修女，想说服她放弃这个念头。但是，尽管面临恳求、威胁和惩罚，她还是坚持自己的喜好，并拒绝考虑结婚。她的姐姐波那文图拉（Bonaventura）——她的父母生下了二十五个孩子——的去世最终改变了凯瑟琳的生活。她的一个亲戚是多明我修会的神父，她在这个亲戚的指导之下进入了“圣多明我苦修姐妹会”（Sisters of the Penance of St. Dominic）或者多明我第三修会（Third Order of the Dominicans）。这是一个非常灵活的组织，它的成员可以继续在家里生活，但却必须过全心忏悔与默想的生活。两年之后，她得到了一个异象，耶稣与她缔结了“神秘的婚姻”，并命令她去服侍别人。随后，她开始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二个阶段。在这段时间里， 她花大量时间去帮助穷人和病人。她成为一位教授神秘主义的著名教 师，在她周围聚集了一群男女，其中许多人比她受过更多教育，她教授他们默想的方法与原则。在这些学生中，一些是精通神学的多明我修会的修士，她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足够的神学，这足以令她避免其他受到教会谴责的神秘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1370年，格列高利十一世被选为教宗，同一年，凯瑟琳又有过一次神秘经验。她有四个小时静止不动，她的朋友认为她已经去世。但是， 她后来醒了，宣称她得到了一个异象，并开始了一场令教宗重返罗马的运动。为了让格列高利十一世重返罗马，必须扫清意大利的障碍。意大利的战争不断，这会令教宗在意大利的生活不安全。为了扫清这个障 碍，凯瑟琳开始逐个城市地游走，每到一个城市，都会有大量群众涌来见她，在他们当中流传着关于她的许多神迹故事。她一直在给格列高利十一世写信，态度谦卑却很坚定，称其为“我们可爱的父亲”，但是，她也向他抱怨，教宗长期住在阿维尼翁“得罪了上帝”。我们无法知道，这对格列高利十一世的决定产生了多大影响。但是不管怎样，1377年1月17日，格列高利十一世在罗马人的欢呼声中进入了罗马。教宗在阿维尼翁的漫长逃亡结束了——但是，还将发生更糟糕的事。

格列高利十一世回到罗马三年之后，凯瑟琳去世。一百年之后，她被追封为罗马天主教的圣徒，1970年，保罗六世将“教会博士”的头衔授予了她——她是得享这一殊荣的两位女基督徒之一。

总而言之，教宗长期住在阿维尼翁，对教会生活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当时爆发了百年战争，教宗是服务于法国政策的工具，因此，与法国开战的国家习惯于将教宗视为外国势力，在这些国家中，民族主义很快就与对教宗的憎恨联系在一起。阿维尼翁教廷及其不断卷入的战争与阴谋需要大笔资金，因此，约翰二十二世和他的继承者们想出了各种获取金钱的方法。当某个教职空缺时，这个教职一年的收入就归入阿维尼翁教廷。如果这个教职空缺得更久，这笔收入仍属于阿维尼翁教廷。因此，在频繁出现的教职空缺中，教宗有着他们的既得利益。这损害了教会的牧养工作，教职经常长期无人担任，这令教会的牧养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此外，教会中还出现了买卖圣职的行为——这正是格列高利七世和其他教会改革的倡导者所痛恨的。教职实际上是一种获得收入的好方法，所以，一些神职人员同时拥有数个教职，因此，他们经常失职。这些罪恶通常被称为买卖圣职、身兼数职和擅离职守，更加糟糕的还有教宗带头发起的任人唯亲——任命他们的亲戚担任重要的教职。到了“教会被掳巴比伦”结束时，许多基督徒强烈要求改革教会。教宗制度本身就需要改革，因此，在改革教会的呼声中，经常会听到要求限制教宗的权力，或将教宗的权力完全限制在属灵事务方面的声音。

西方教会大分裂

当格列高利十一世将教廷带回罗马时，锡耶纳的凯瑟琳的梦想似乎实现了。但是，导致“教会被掳巴比伦”的政治局势却依然存在。难题很快就出现了，以至于格列高利十一世开始考虑是否可能重返阿维尼翁，要不是他的去世打断了这个计划，他很可能就回到了阿维尼翁。就是在这时，一种比“教会被掳巴比伦”还要糟糕的局势正在缓缓形成。

面对教宗之职空缺，罗马人担心，枢机主教会选出一位愿意回到阿维尼翁或至少愿意再服务于法国利益的教宗，就如以前的多任教宗所做的那样。这样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法国籍枢机主教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意大利籍枢机主教，其中一些枢机主教已经表示，同罗马相比，他们更喜欢阿维尼翁。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枢机主教可能在法国人的保护之下离开罗马，在其他地方选出一位愿意住在阿维尼翁的法国籍教宗。关于枢机主教可能逃走的传言导致了骚乱。一伙暴徒闯进了枢机主教秘密选举教宗的会场，他们彻底搜查了整个会场，在确保枢机主教无路可逃之后才肯离开。在选举教宗的整个过程中，会场内外的暴徒始终在高呼选出罗马籍教宗，至少是选出一位意大利籍教宗。

在这种情况之下，枢机主教不敢选出一位法国籍教宗。他们在漫长的商议之后选择了巴里（Bari）的大主教，他是意大利人，取名为乌尔班六世。全部枢机主教——包括法国籍与意大利籍枢机主教——出席了乌尔班六世盛大的加冕仪式。在1378年的复活节，乌尔班六世被加冕为教宗。

乌尔班六世的加冕似乎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出身卑微，生活简朴，显然会承担起许多基督徒正在呼求的改革。但是，在改革教会的过程中，他明显会与许多过惯奢华生活的枢机主教产生冲突，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教职是谋取财富和扩张家族势力的一种手段。在实施急需的改革过程中，即使是最谨慎、头脑最清醒的教宗，也会遇到巨大的困难。

然而，乌尔班六世既不谨慎，头脑也不清醒。他渴望结束神职人员的擅离职守，他宣布，在他的教廷中，不在自己教区的主教就是背叛基督，犯有违背誓言罪。他在讲坛上严厉斥责枢机主教的铺张，他后来规定，只要主教收受礼物，他就犯有买卖圣职罪，因此必须被革除教籍。为了从法国籍枢机主教手中夺回权力，他决定任命大量的意大利籍枢机主教，使他们在枢机主教团中占据绝大多数席位。后来，他在实际实施这个计划之前就草率地向法国人宣布了这个计划。

这一切正是许多基督徒所希望的改革。但是，乌尔班六世针对枢机主教的行动令许多人相信，他的确疯了，而他对这些传言的反驳令他们更加确信。同样，在他宣称自己希望改革教会的同时，他还在任命他的亲戚担任重要的教职，这就让他很容易受到任人唯亲的指控。

越来越多的枢机主教反对乌尔班六世。法国籍枢机主教和许多意大利籍枢机主教先后从罗马逃到了阿纳尼，他们在阿纳尼共同宣布，他们是被迫选出了乌尔班六世，这样的选举是无效的。此时，他们适时地忘记了，他们在选举之后都参加了乌尔班六世的加冕仪式，对其当选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此外，他们也忘记了，他们数个月来始终属于乌尔班六世的教廷，从未怀疑过乌尔班六世被选为教宗的合法性。

乌尔班六世的回应是，在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中任命了二十六位新的枢机主教。这令他的支持者在枢机主教团中占据了绝大多数席位，因此，叛逃的枢机主教宣布，一位假教宗任命的枢机主教并不是合法的枢机主教，选举合法教宗的时候来到了。

还是那群当初选出乌尔班六世并曾效忠于他的枢机主教——除了其中一位，他们召开教宗秘密选举会议，选出了一位新教宗。他们声称， 这次选出的教宗是圣彼得的合法继任者。出席选举的意大利籍枢机主教退出了选举，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抗议。

这就形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局面。以往不只有一个人声称自己是合法的教宗。但是现在，第一次出现了由同一个枢机主教团所选出的两位教宗：一位是乌尔班六世，一位是克莱门七世。乌尔班六世被选出他的枢机主教废黜，他随后又建立了自己的枢机主教团。另一位，即被称为克莱门七世的，得到了那些延续了传统的主教们的支持。因此，西方所有的基督教国家必须在这两位教宗之间做出选择。

这样的选择并不容易。乌尔班六世已被适时地选出，尽管他后来遭到了选出他的枢机主教的反对。他的对手取名为克莱门七世，他正是以此宣告，他愿意继续阿维尼翁教宗的政策。但是，乌尔班六世一点也没有表现出在如此艰难的时代领导教会所必备的智慧，而克莱门七世则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尽管正如他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他肯定不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

克莱门七世刚被选为教宗，就向乌尔班六世开战，向罗马发起了进攻。在被击退之后，他住在了阿维尼翁。结果，出现了两位教宗，一位住在罗马，一位住在阿维尼翁，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教廷和枢机主教团，每一位都希望被欧洲各个宫廷所承认。

不出所料，法国选择了阿维尼翁教宗，法国在百年战争中对抗英国的老盟友苏格兰也支持阿维尼翁教宗。这意味着英国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因为阿维尼翁教廷威胁到英国的利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佛兰德地区、匈牙利和波兰也支持乌尔班六世。在德国，皇帝是英国对抗法国的盟友，他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但是许多反对皇帝的贵族和主教公开支持克莱门七世。葡萄牙在乌尔班六世与克莱门七世之间摇摆不定。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最初支持乌尔班六世，但最终决定支持克莱门七世。在意大利，每个城市和每位统治者都各自为政，有势力的那不勒斯王国更是一再改变自己的效忠立场。

锡耶纳的凯瑟琳将她余生仅有的几年献给了乌尔班六世的事业。但是，支持他的事业并不容易，尤其是在乌尔班六世决定为他的侄子建立一个公国，并因此卷入一系列毫无意义的战争之后。当他的几位枢机主教建议他改变这项政策时，他将他们逮捕；直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死因。

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导致了西方教会的大分裂，因此，教会的分裂并不取决于乌尔班六世和克莱门七世是否还活着，当这两位教宗去世 时，他们各自的继任者又被选出，欧洲仍有两位教宗。当乌尔班六世于1389年去世时，他的枢机主教选出了卜尼法斯九世。新教宗取这个名字表明他将继续法国国王大敌卜尼法斯八世的政策。但是，卜尼法斯九世放弃了乌尔班六世改革教会的计划，他在任时买卖圣职的做法重新抬 头。的确，分裂本身就助长了买卖圣职，因为两位相互敌对的教宗都需要与对手相抗衡的资金，为了获得资金，出售教职是一个便利的方法。

1394年，巴黎大学的神学家向法国国王呈交了一份提案，该提案概述了弥合教会分裂的三个方法：第一，两位教宗都辞职，重新选出一位教宗；第二，通过谈判与仲裁来解决问题；第三，召开一次全体会议来解决教会的分裂。在这三个解决方案中，神学家更喜欢第一个，因为其他两个都会遇到难题：谁是仲裁者，或谁有权召开会议。国王查理六世采纳了神学家的建议，当克莱门七世去世时，他要求阿维尼翁的枢机主教不要选出新教宗，因为他希望罗马的教宗会被劝服退位。

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因法国的利益所造成的教会分裂，现在有了它自身的生命力。阿维尼翁的枢机主教担心，如果没有新教宗，他们的处境会很不利，于是匆忙选出西班牙籍枢机主教佩德罗·德·卢纳（Pedro de Luna），他取名为本笃十三世（罗马天主教将这位本笃十三世视为敌对教宗，请不要将他与18世纪的另一位教宗本笃十三世混淆）。如果查理六世坚持自己的解决方案，强迫两位教宗都退位，他必须面对两个拥有各自教宗的枢机主教团，而不只是一位群龙无首的阿维尼翁枢机主教团所反对的罗马教宗。查理六世采取了他所制定的新措施。他的大使试图说服欧洲各个宫廷向两位教宗施压，迫使他们退位。在法国，一次全国会议撤销了法国对本笃十三世的效忠。法国军队随后包围了阿维尼翁。但是，本笃十三世挺住了，直到不断变化的政治局势迫使查理六世放弃了他的计划，他再次宣布支持阿维尼翁教宗。

这些事件表明，基督教国家正在衰落，如果两位敌对教宗不结束教会分裂，其他人则会。因此，本笃十三世和罗马的教宗——先是卜尼法斯九世，后是英诺森七世，最后是格列高利十二世——开始使用各种伎俩，以表明他们正在努力结束教会分裂，是其他人拒绝谈判。这些伎俩达到如此程度：本笃十三世和格列高利十二世同意于1407年9月会晤， 但是，他们到了第二年的5月还没有见面。这两位敌对的教宗只有数里之遥，本笃十三世最终来到事先约定的会晤地点，但是格列高利十二世却拒不前往。

看到格列高利十二世拒绝与本笃十三世会晤的罗马枢机主教意识 到，欧洲越来越厌烦存在两位敌对教宗的局面，他们与自己的教宗决裂，开始与阿维尼翁教廷谈判。法国随后不再支持本笃十三世和他的教廷，并再次开始了结束教会分裂的努力。已经发展了多年的大公会议运动（Conciliar Movement）即将登上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