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基督教史

第三十五章：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

哦，圣父上帝最大的慷慨！哦，受造物人类最大、最惊人的快乐！上帝已经赐予受造物人类选择与决定的自由！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

在中世纪最后一百年，思想与哲学分道扬镳。一方面，一些神学家继续经院神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回顾过去，在古代智慧中寻求指引与启示，他们促成了文艺复兴。

经院神学的后期历史

经院神学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达到顶峰之后便有了三个特点。第一，它不断提出更细致的问题，并为回答它们而不断做出更细致的区 分，例如，上帝能造出一个他不能移动的石头吗？上帝始终行善吗？或是，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善的，这只是因为它们是上帝做的？此外，经院神学还发展出一种没有神学知识的人所难以理解的缜密风格和专业词汇。第二，神学与哲学的分歧越来越大，通过理性所认识的真理与只通过上帝的启示所认识的真理越来越难以调和。第三，西方的神学倾向于将救恩视为通过人的行为就能实现的一个目标——这种倾向在中世纪晚期达到了顶峰，在中世纪晚期的神学中，参加圣餐甚至也变成了一种配得救恩的敬虔行为。我们将会看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回应中世纪晚期神学的这些倾向。

阿奎那和他的同时代人认为，信仰与理性基本上是有连贯性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正确运用理性，我们可以认识某些启示的真理，如上帝的存在。但是，在这位伟大的多明我修会神学家去世不久之后，其他神学家就开始质疑信仰与理性有一种连贯性的基本假设。

约翰·邓·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是波那文图拉时代之后最著名的方济各修会神学家，他被恰当地称为“精微博士”（Subtle Doctor）。这个称呼意在表示尊敬。但是，它也指明了中世纪晚期经院神学的一个特点，而正是这个特点很快就令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反对当时的经院神学。司各脱的著作晦涩难懂，其中的细致区分精密繁复，只有研习当时哲学与神学多年的人才能读懂。即使是这样，他也明显不赞同他前一代的神学家，他们相信，单单凭借正确地使用理性就可以证明信仰的教 义，如灵魂的不朽和上帝的全能。至于上帝的存在，司各脱既否定了安瑟伦的不证自明的本体论论证，也否定了托马斯·阿奎那基于其他存在物的存在而展开证明的宇宙论论证。司各脱并不否定这些教义，也不否认它们的合理性。他所否定的是理性可以证明这些教义。理性最多可以证明，信仰的教义是可能的。

这种神学倾向在14和15世纪变得更加明显。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是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约1280—1349；Occam经常被拼写为Ockham）和他的追随者。奥卡姆主要因所谓的“奥卡姆的剃刀”（Occam’s razor）或“俭省法则”（Law of Parsimony）而闻名于世。简单地说，奥卡姆的“俭省法则”是指，对于回答一个问题或解释一件事来说，我们不应当假设任何不必要事物的存在；或者换句话说，最简单的解释通常是最好的。尽管这一法则在奥卡姆时代之后被用来论证上帝并不存在，但这并不是奥卡姆的初衷，因为他相信，上帝是真实存在 的，即使上帝的存在只能凭借信仰来接受，而不能被理性论证所证明。信仰不仅承认上帝的存在，也承认上帝的全能。奥卡姆和他的追随者从上帝的全能出发得出结论，人的自然理性绝对无法证明上帝和上帝的计划。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区分了上帝的“绝对能力”（absolute power） 和“命定能力”（ordered power）。上帝是全能的，因此，上帝的绝对能力是无限的。只要上帝愿意，凡事都有可能。没有什么是在上帝的绝对能力之外，理性不是，善恶之分也不是。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必须承认，上帝的绝对能力受到了理性或善恶之分的限制。但上帝只根据“命定能力”合理地行事，并做出良善的事。严格地说，我们不应当说，上帝总能做出良善的事，而是说，无论做出什么，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良善的。是上帝决定了什么是良善，而不是良善决定了什么是上帝。同 样，称上帝必须合理地行事也是错误的。理性并不能决定上帝的行为。

相反，决定什么是合理的，恰恰是上帝至高无上的意志，而按照那些指令行事的，则是靠着上帝的“命定能力”。

这就意味着，神学家用来证明教义合理、甚至“合适”的所有传统论证都不再有效了。以道成肉身这个教义为例，安瑟伦和在他之后的几乎所有神学家都声称，上帝在某个人里面成为肉身是合理的，人在上帝面前的罪是无限的，人的罪只能由成为肉身的上帝来补赎。但是，14和15 世纪的神学家却指出，无论道成肉身从我们的角度看来有多么合理，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上帝的绝对能力，道成肉身就是不合理的。上帝可以凭借他的绝对能力免除我们的罪，或宣告人并不是罪人，或将除了基督的功绩以外的其他一些行为算作替人赎罪的功绩。我们被基督的功绩所救赎，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我们必须靠基督得救，也不是因为基督的道成肉身与受难是救赎我们的最好方法，而只是因为由基督救赎我们， 完全是上帝自己的决定。

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要骗自己相信，在人这一受造物中有某些特别适于上帝道成肉身的东西。上帝临在于某种受造物永远是个神迹，这与我们是否有能力承受上帝无关。因此，奥卡姆的一些追随者甚至宣称， 上帝可以在一头驴中成为肉身。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这些神学家是不信派，喜欢专为取乐而提出一些刁钻的问题。相反，我们对他们生活的所有了解似乎表明，他们是敬 虔、真诚的真基督徒。他们的目的是赞美上帝的荣耀。造物主无限地高于受造物，人的心灵无法测透上帝的奥秘。上帝是全能的，在上帝的全能面前，我们必须停止一切理解上帝之全能的努力。

这并不是一种怀疑的神学，只愿意相信理性可以证明的东西。这种神学是，在证明理性并不能理解上帝的深奥之后，将一切交在上帝的手中，并愿意相信上帝所启示出来的一切。我们去相信它们，并不是因为它们有意义，而是因为它们是上帝的启示。

这反而意味着，对于14和15世纪的神学家来说，权威的问题至关重要。理性并不能证明教义是否正确，因此，我们必须基于无误的权威来评判教义的对错。奥卡姆本人相信，教宗和大公会议都可能犯错，只有圣经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在后来，随着西方教会大分裂进一步推动了大公会议运动，许多人相信，大公会议是所有持反对意见的人都必须服从的最终权威。因此，在康斯坦茨大公会议上，著名的神学家让·德·热尔格（Jean de Gerson）和皮埃尔·德埃利（Pierre d’Ailly）要求约翰·胡斯屈服于此次大公会议的权威。如果胡斯被给予了申辩的机会，康斯坦茨大公会议的权威将受到损害。吉尔森和德埃利声称，理性几乎一无是处，因此，再没有什么其他权威可以结束教会分裂、改革教会或规定正确的教义。

中世纪晚期的这些神学家强调信仰的重要性，他们所强调的信仰不仅是相信，还是信靠。上帝为了我们的益处而设立了他权能的秩序。因此，我们必须信靠上帝的所有应许，即使理性可能令我们怀疑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全能高于我们的所有仇敌。信靠上帝全能的人不会蒙羞。这种思想是中世纪晚期的典型思想，它将在后来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那里再次出现。

然而，无论这些神学家有多么敬虔，他们的细致入微和他们对精确定义与细致区分的坚持，还是激起了许多基督徒的回应，他们讨厌复杂的学术神学，痛惜神学已经脱离了质朴的福音。“现代灵修”便是其中的一种回应。受此启发而写成的最有名的著作是《效法基督》，它表达出当时的一个普遍观点：

如果你缺少谦卑，从而不被三位一体的上帝所喜悦，那么，你能深奥地讨论三位一体的道理，对你又有什么益处呢？

高谈阔论并不能使人变得圣洁与公义。但是，道德的生活一定会使人被上帝所喜悦。

如果你能背诵整部圣经和哲学家的所有言论，却没有上帝的仁慈和爱，这对你又有什么益处呢？

虚空的虚空。一切皆是虚空，除了爱上帝与服侍独一的上帝。[1]

总而言之，在中世纪最后一百年，经院神学走上了一条只能激起许多敬虔的基督徒作出消极回应的道路，他们认为，这种神学非但对敬虔无益，反而会妨碍敬虔。人们听到了回归质朴福音的呼声，这一呼声越来越迫切。

古代知识的复兴

当经院神学沿着越来越复杂的道路前行时，其他人试图复兴古代知识的荣耀。这就产生了文艺复兴和它在文学领域中的对应物：人文主 义。“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术语以不同的方式被广泛使用，因此，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一些解释。

用于某一历史时期的“文艺复兴”或“重生”这个名词，意指对此前一个时代的负面评价。最早使用“文艺复兴”一词的学者，就是要表达这个意思。他们将罗马陷落之后的一千年称为“中世纪”，因为他们看到，古代知识在中世纪这一千年中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他们将中世纪最优秀的艺术称为“哥特式”艺术，这样做同样表现出他们的偏见，因为“哥特式”一词本身就意味着那是野蛮的哥特人的艺术。同样，他们将于14和15世纪在意大利爆发并传到欧洲其他地区的知识与艺术运动称为“文艺复兴”，这样做也表现出他们对过去一千年的偏见，他们声称，正在进行的这场运动是此前被遗忘的古代知识的一次光荣重生。实际上，文艺复兴在从古代智慧那里吸取营养的同时，也在从过去的那一千年中获 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深深植根于哥特式艺术；圣方济各和西塞罗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观所产生的影响同样巨大；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深受中世纪行吟诗人的诗歌所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将这场运动称为“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相信，同古代相 比，过去的一千年是一段颓废期——也许现在仍是，因此，他们尽其所能地促进古代文明的复兴。

“人文主义”这一术语使用得更含糊不清。它通常是指这样一种倾向：将人置于宇宙的中心，让人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但是，“人文主义”也研究人文科学——我们今天所说的“文科”。中世纪末和16世纪的许多学者使用“人文主义”的这种含义，他们自称是“人文主义者”，因为他们致力于文科研究。他们当中的许多学者的确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因为对古代知识的研究使他们心中产生了一种对人类创造力的敬畏感。但是，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因为许多人文主义者深刻地感受到罪和人类成就的局限性。因此，当我们在本章中提到“人文主义”时，它只是一场试图重返古代文学源泉并模仿其风格的文学运动。

许多人先后在意大利和全西欧倡导复兴古代知识。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Petrarch）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年轻时就用意大利文创作出十四行诗，但是，他后来更喜欢模仿西塞罗的风格，用拉丁文写作。他很快就赢得了许多追随者，他们也模仿古代文学。许多人开始抄写与传播古代拉丁作家的手稿。还有人来到君士坦丁堡，并带回了希腊作家著作的抄本。当土耳其人于1453年攻取君士坦丁堡时，拜占庭的逃亡者带着他们的古希腊文学知识涌进了意大利。结果，一次文学大觉醒始于意大利，后来又传入了西欧。

对古代的兴趣也体现在艺术中。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在古代的异教艺术中寻找灵感，而不是在刚刚过去的数百年的基督教艺术中寻找灵感。当然，他们并没有完全抛弃自己的传统，因此，哥特式艺术的确影响到他们的作品。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许多意大利艺术家的理想是重新发现古代的审美标准，并将其应用到他们的作品中。

在人们重新对古代知识产生兴趣的同时，约翰·古腾堡（Johan Gutenberg）于1439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长久以来，印刷一直是通过木刻印版进行的：将木刻印版涂上墨，然后再在纸张上印刷。古腾堡发明了铅字的活字印刷，他用可移动、可被不断使用的字模来印刷，因此，用于印刷某版面的活字也可以用来印刷其他版面。古腾堡的发明对人文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起初，印刷术并不被视为普及文学作品的一种方法。相反，早期被印刷出来的大多数书籍都很难阅读，它们是拉丁文或希腊文书籍。此外，印刷排版努力模仿手写的书籍，包括抄写员当时经常使用的缩写。（古腾堡本人并没有公布他的发明，因为他的目的是印刷大量书籍，然后再将它们作为昂贵的抄本出售。为此，他并没有简化印刷版面，而是让它与所有的传统手稿一样复杂。）对于早期的人文主义者来说，印刷术是学者用来交流或复制古代著作的好工具，却不是用来普及他们思想的好工具。学者的思想仍是知识精英的专有财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印刷术并不用来向大众传递信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之后的宗教改革。

即使这样，印刷术还是影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书籍现在更容易得到，学者越来越意识到，同一部著作的不同抄本存在差异。虽然前人已经意识到这些差异，但是，他们只能做到更加仔细地抄写抄本。但是，人们现在可以通过印刷术将一本书印刷出几百本，在印刷过程中也不会出现新的错误。如果一位学者通过比对不同的抄本，从而得出一部古代著作一个可靠的文本，他可以监督这部著作的印刷，这部著作将具有永久性的价值，因为不必再交给在抄写过程中可能犯下新错误的抄写员。因此，“文本批判”（textual criticism）这一学科应运而生，它的目的是比对现存的抄本，运用一切历史研究资源来恢复古代著作的原貌。很快就出现了一批学者，他们致力于西塞罗、哲罗姆和新约的勘校工作。

发现古代文本中的错误令人们开始怀疑一些文本的真实性。抄本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因此，一些所谓的非常古老的著作难道不可能是后人所作吗？中世纪最重要的一些文献在经过历史研究方法的检验之后被证明是伪造的。《君士坦丁赠礼》就是这样的文献。人们当时相信，伟大的皇帝君士坦丁在《君士坦丁赠礼》中将西方的管辖权赠予了教宗。学者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研究了这份文献，他得出结论，这份文献的风格和词汇都表明，它是在君士坦丁时代之后很久才写成的。同 样，瓦拉也给出强有力的论证，驳斥了这个传说：《使徒信经》是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各写一条而成的。

这些研究对教会生活的影响，可能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直接和彻底。瓦拉是教宗的秘书，教宗似乎并不在意瓦拉的研究和结论。其中的原因是，这些研究的结论只在知识精英中传播，他们并不重视用他们新发现的知识来影响大众。当时的基督教不再是从前的基督教，返回其本源是必要的，但是这个思想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普及。这个思想是促成新教改革的因素之一。

新的实在观

意大利正经历一段繁荣时期。意大利的主要城市都有用于修建雄伟建筑且饰以艺术品的资金。雕塑家、画家和建筑师涌入这样的城市。贵族和富裕的资产阶级是艺术的赞助人，因此，这一时期所创作的大多数艺术品并不是赞美上帝的荣耀，而是赞扬艺术赞助人。因此，此前几乎专门用于基督教教导和荣耀上帝的艺术，开始将目光转向人类的光辉。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品中，有一些是赞美人类这个受造物的，而在中世纪艺术中，这一受造物似乎已经被人们遗忘；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和雕刻家开始用颜料和石料来赞美人类。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大教堂中所画的亚当，从上帝的手指间领受了统治受造物的能力，这个亚当与中世纪抄本中那个软弱的亚当大相径庭。他体现出文艺复兴对成为完全人的理解：生来就要创造，就要被世界所铭记。

莱昂纳多·达·芬奇成为了这一观念的化身。很少有哪种人类活动不曾被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天才所刻苦钻研。虽然他今天主要作为画家和雕刻家而闻名于世，但是他在工程学、珠宝制造、弹道学和解剖学领域也进行了重要的研究与工作。他的目标是成为“全才”（universal man）——这也符合他那个时代的理想。他计划开凿河道、制造新式武器、潜艇和飞行器，但是这些宏大计划从未实现。他的许多绘画未能完成，甚至才刚刚勾勒出草稿——它们现在被视为伟大的艺术珍宝。尽管他的一些工作和作品均未完成，但是莱昂纳多·达·芬奇却成为了文艺复兴的目标“全才”的化身和象征。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对人类的观念是，人类既有向善、也有向恶的无限能力，这是他的重要主题。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他认为，上帝赐予我们各种各样的种子，因此，我们可以决定在自己的里面种下哪粒种子，成为什么样的人。选择“植物性”种子或“动物性”种子的人，只能成为一株植物或一头野兽。然而，所有选择了“理性”种子并在其自身予以培养的人，“将成为上帝的天使和孩子”。如果不满足于仅仅成为受造物，这样的人可以转向他们灵魂的最深处，“他们的灵魂将与处在他们灵魂幽静之处的上帝一同超越这一切。”这一切令米兰多拉惊呼道：“有什么办法？只能赞美我们这只奇怪的变色龙！”这句古怪的赞美之词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类的潜能观。

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宗

虽然文艺复兴对意大利来说是一段极为繁荣的时期，但这也是一段动荡不安的岁月。教宗在阿维尼翁的“巴比伦之囚”和随后的西方教会大分裂对意大利的影响，比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更直接。意大利几乎一直都是相互敌对的教宗和分别支持他们的贵族与共和国的战场。在文艺复兴时期，老贵族与共和精神冲突不断，因此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这样的城市中不断爆发动乱，动乱经常在这些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引发武装冲突。此外，尤其是法国和德国这些国外势力，始终在阴谋争夺各自在意大利的影响力。

正是在繁荣、阴谋、动荡和文艺复兴理想这种背景之下，生活着宗教改革之前的最后几任教宗。我们上次讲到教宗时，尤金四世最终维护了他对巴塞尔大公会议的权威。他热衷于装饰罗马，并为此召来了许多艺术家，如弗拉·安吉里柯（Fra Angelico）和多那太罗（Donatello）。这是教宗拥有文艺复兴精神的一个早期迹象。从此以后，直到新教改革之后的一段时间，大多数教宗都有着与文艺复兴同样的目标与理想。他们热衷于艺术，利用自己的权力将最优秀的艺术家吸引到罗马，并用与作为基督教国家的首都罗马相称的宫殿、教堂和纪念碑来装饰罗马。一些教宗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在扩充教宗图书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所有艺术事业中，尤其是在修建圣彼得大教堂这项庞大的工程中，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宗投入了教会的大量资金。许多教宗对此还不满意，又想出了获取钱财的新方法，以便继续扩充罗马和罗马的艺术。

然而，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教宗都热衷于艺术。一些教宗更像是军阀，他们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军事战争中。还有一些教宗试图通过阴谋和外交来扩张他们的权力。总而言之，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教宗都被当时的时代精神冲昏了头，这可以在他们对铺张、专权和肉体享乐的狂热中看出。

尤金四世的继任者是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1447—1455），他在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努力为罗马获取统治意大利其他国家的政治权力。他的目标是将罗马建设成欧洲的知识首都，为此，他试图将最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吸引到罗马。他的私人图书馆被誉为欧洲最好的图书馆。他对胆敢挑战他权力的人残酷无情，处死了一些反对他的人。君士坦丁堡在他的任期内沦陷，他希望借此机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宗教战 争，以提升他在整个欧洲的威望。但是他失败了，因为他的号召无人响应。

尼古拉五世的继任者是卡里克斯图三世（Calixtus III，1455— 1458），他是西班牙博尔哈家族（Borja）——在意大利被称为博尔贾（Borgia）家族——的第一位教宗。文艺复兴的理想对他的影响，只是让他梦想成为一位伟大的世俗王子。同他的教牧职责相比，他更关心军事战争，他的借口是这对抵抗土耳其人可能发起的进攻和统一意大利是必要的。在他担任教宗期间，任人唯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被他推上高位的众多亲戚中，他将自己的孙子罗得里格（Rodrigo）任命为枢机主教，后来，罗得里格成为了臭名昭著的亚历山大六世。

下一任教宗庇护二世（Pius II，1458—1464）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一位尽忠职守的教宗。他委任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拟定改革教会的计划，但是，对教会的改革最终失败，这主要是因为枢机主教和其他高级教士的反对。庇护二世的成就并不是很大，但是，他至少没有将教宗之职变成扩张他个人及其家族权力的工具。作为一位学者，他开始编辑篇幅浩大的《宇宙学》（Cosmography），但未完成这项工作。后来，《宇宙学》中的世界观令克里斯托夫·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试着向西航行，并抵达了印度群岛。

保罗二世（1464—1471）是个机会主义者，他一得知自己的叔叔（尤金四世）被选为教宗，就认定担任教职比他目前的贸易工作更有前途。他的主要兴趣是收集艺术品，尤其是珠宝和银器。他对奢侈品的贪恋家喻户晓，他和情妇的交往在教廷中众所周知。他的主要事业是修复罗马的异教建筑和纪念碑，并为此倾注了大量的财力和精力。根据一些编年史家的记载，他因缺乏节制而死于中风。

西克斯图斯四世（1471—1484）通过向枢机主教许诺礼物和特权而买来了教宗之职。在他担任教宗期间，腐败和任人唯亲更加严重。他的主要政策是为他的家族增添财富，尤其是为他的五个侄子。在他的五个侄子中，朱利亚诺·德拉·罗维尔（Giuliano della Rovere）成为了后来的教宗尤利乌斯二世。在西克斯图斯四世的统治之下，教会成为了家族企业，整个意大利被卷入一系列战争和阴谋，而这一切的唯一目的是增添教宗侄子们的财富。他最喜爱的侄子彼尔特罗·里亚里奥（Pietro Riario）在二十六岁时被任命为枢机主教、君士坦丁堡牧首和佛罗伦萨大主教。西克斯图斯四世的另一个侄子吉罗拉默·里亚里奥（Girolamo Riario）策划了对美第奇家族一员的谋杀，在后者作弥撒时将他杀死在圣坛之前。当死者的亲属进行报复，并吊死了谋杀他们亲戚的神父时， 西克斯图斯四世将整个佛罗伦萨革除了教籍，并向佛罗伦萨宣战。为了资助他的阴谋以及支付他侄子和其支持者的巨大开销，他开始对小麦征收重税。他为填满他的金库而卖掉了最优良的谷物，而罗马人只能食用品质最差的面包。即使这样，后人还是忘记了西克斯图斯四世的大部分罪行，而主要因以他命名的西斯廷大教堂而记住了他。

在被选为教宗之前，英诺森八世（1484—1492）许下了庄严的誓 言：任命他家族成员担任高级教职不超过一人，并恢复罗马教廷的秩 序。但是，他一被选为教宗，就立即宣布教宗的权力至高无上，因此他并不受自己誓言的约束，尤其是被迫许下的誓言。他是第一位承认他几个私生子的教宗，并给予他们极高的地位和巨额的财富。在他一个儿子的管理之下，销售赎罪劵变成一种无耻的生意。1484年，他下令在基督教国家清剿女巫，结果，数以百计的无辜女性在清剿中丧生。

在英诺森八世去世之后，罗得里格·博尔贾（Rodrigo Borgia）买来了枢机主教的选票，成为了教宗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在他任职期间，教宗的腐败达到了顶点。他是一位强横无情的教宗，据说，他当众犯下了全部七宗罪（Capital Sins），除了暴食——因为他消化不良。一位编年史家声称，这位教宗经常说：“亚历山大情愿卖掉教权、圣坛甚至是基督。这是他的权利，因为这些都是他买来的。”当欧洲在土耳其人的威胁面前恐惧战兢时，他却与苏丹秘密地进行交易。他的情妇都是他教廷中其他教士的合法妻子，她们为他生下了几个孩子，而他公开承认了这些孩子。其中最著名的是恺撒·博尔贾（Cesare Borgia）和卢克雷齐娅·博尔贾（Lucrezia Borgia）。即使关于这个家族最坏的传说可能并不属实，但那些无可否认的事实仍足以定亚历山大六世的罪：腐败和对权力的无限贪恋。由于他的阴谋和战争，意大利生灵涂炭，意大利人愿意相信关于他的最坏传言，教宗的威望因此蒙受了损失。

亚历山大六世意外去世——有人说他误服了自己为别人准备的毒 药。他的儿子恺撒希望自己可以在父亲去世之后成为教宗，但是，他不得不卧床，忍受与他父亲同样的疾病折磨，无法将他的计划付诸实践。因此，庇护三世（Pius III）被选为教宗，他是一位具有改革精神的教宗，肩负起平定意大利的艰巨使命。但是，他在被选为教宗二十六天之后去世，新教宗是亚历山大六世一位称职的继任者。

尤利乌斯二世（1503—1513）被他的叔叔西克斯图斯四世任命为枢机主教，他取这个名字是要表明，他的榜样并不是基督教的圣徒，而是尤利乌斯·凯撒。他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教宗一样，也赞助艺术。就在他担任教宗期间，米开朗基罗完成了西斯廷大教堂的壁画，拉斐尔（Raphael）用他著名的壁画装饰了梵蒂冈教廷。但是，尤利乌斯二世最喜爱的娱乐活动是战争。他重建教宗卫队，他们身穿华美的军装奔赴战场——据说他们的军装是米开朗基罗设计的。他的军事与外交才能异常出色，以至于一些人认为他可能最终统一意大利，成为意大利的领 袖。法国和德国反对这些计划，但是，尤利乌斯二世在外交中和战场上都击败了它们。1513年，死亡终结了尤利乌斯二世的事业，他的同代人将他称为“可怕的尤利乌斯二世”。

尤利乌斯二世的继任者是伟大的洛伦佐的儿子吉奥瓦尼·德·美第奇（Giovanni de Medici），他取名为利奥十世（1513—1521）。他同自己的父亲一样，也赞助艺术。他还希望巩固尤利乌斯二世所取得的政治与军事成果。但他失败了，1516年，他被迫与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签署了协议，而这份协议令弗朗索瓦一世在法国的教会事务中拥有了巨大权力。同对基督教或教牧工作的热爱相比，他更喜爱艺术，他的伟大梦想是建成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为这项工程筹款是发售赎罪劵的目的之一，而发售赎罪劵激起了路德的抗议。因此，当新教改革开始时，教宗利奥十世难以招架摆在他面前的挑战。

建议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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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mitation of Christ I. I.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