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安提阿元素

第十三章、关怀被差者

（本章是本书一个独一无二的部分，因为执笔的人乃是本人的内子。她曾分别以宣教士女儿、宣教士太太和宣教士母亲这三个角色，亲身体验宣教工场的生活，因此，她在本章所提出的挑战，实为本书其中一个至为重要的信息。）

「安提阿元素」的要义在于指出，将福音传到地极并非少数基督徒的责任，而是整个基督身体的工作。当然，并非每个基督徒都会蒙召到宣教工场去。倘若所有人都出去了，哪里还有人留下来作后勤的支援？哪里还有人去把福音传给本土社区内的人？（这责任与到外地去传福音同样重要。）其实，出去宣教的人，真的很需要其他信徒在背后的支持。信徒们可以透过祷告、奉献，以及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支持向差传事工委身的教会。

差传事工若要有巩固的基础，就必须建立团队的精神。所谓团队精神，就是指出去宣教的人与留下来支持宣教的人，都同属一个团队，而不是两个不同的群体，也不是彼此争竞的独立单位。因此，无论是在工场所作的工，抑或是在本土教会内所做的一切，都应有同一的目标，而这目标就是要把主的大使命实践出来：「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祂的见证。然而，笔者在经过多年的亲身体验、观察，以及与其他人的商讨后，却只能得出一个可悲的结论：现实中，这种团队合作的精神简直是凤毛麟角，同时，仇敌亦对这种绝无仅有的团队进行着严峻的攻击。可是，那里有这样的团队，那里就有拯救灵魂的能力。也许，仇敌正是为了要把灵魂抢过来，所以才会对这些团队作出猛烈的攻击。

多年来，外子一直在传讲「祷告、奉献、出去和支持」的信息；后来，他对这题目的理解因着一本书的出现而有了彻底的改变。这本书就是皮鲁路（NealPirolo）所著的《差遣者的事奉》（Serving as Senders）；「世界福音动员会」（Operation MAobilisation）的韦华（George Verwer）曾经形容它是「在九十年代的十年间，其中一本最重要的宣教著作」。这本书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影响力，部分原因是它的对象，乃是留在自己教会作支持的信徒，而不是去到工场的宣教士！我很喜欢引用该书的内容来作为一个跳板，带出我要分享的信息，希望作者不要介意。

作者在「前言」中讲述了一个他个人的经验。某年，他参加一个由基督徒大学学生团契在厄巴纳举办的差传大会（Inter-Varsity＇s Urbana Student Mission Conference），当时，他正坐在观众席上：

「我必须承认，当我开始做白日梦之际，却突然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在世俗的战争中，每个走到前线的人，背后都有九个人在基地透过「通信网络」来支持他。』

这个观念像一枚迫击炮般在我脑海中爆炸！讲员正在将属世的战争，与发生在跨文化事奉中的属灵战争互相比较。他继续说：『我们前线的人员和基地的人员若没有这个比例，我们又怎能期望自己能打胜仗呢？独行侠和宗教明星都不是神要用的人，神要用的，乃是一支以十架作为旌旗的军队。』」

皮鲁路非常感谢神的印证。他虽然对世俗的战争一无所知，但他却早已开始鼓励那些参与跨文化事奉的学生，要在自己身边找九个人，并让他们组成一个祷告小组来支持自己！

「自从那晚聚会之后，我比前更加热切地鼓励劝勉——甚至哀求——所有参与跨文化事奉的人，若他们在出发之前，还未能建立一个稳固和委身的支援小组——一个愿意承担『差遣者』角色的事奉小组——就千万不要出发。」

我很喜欢这个概念：每位到海外事奉的宣教士，背后都有九位愿意留守在家乡，并以皮鲁路所述的一切方法来支持他的同伴。可是，今天在工场中的大部分宣教士，他们的实况却与此概念相去甚远。他们每天在工场上都要面对各种困难，包括因文化差异而出现的各种问题、学习语言的问题、食物和气候的适应、孤单感和思乡病、健康问题，甚至是从教会来的催逼和压力等。尤有甚者，他们还得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他们到海外工作愈久，他们与母会的联系就愈少，而他们也因此愈难感受到教会对他们的支持。许多时候，这种双重的压力真的会把宣教士拖垮。因此，本章的目的，就是要鼓励地方教会依据皮鲁路所提出的九对一比例，建立宣教的支援小组。

「浴缸现象」正是一个形容母会对宣教士关注程度的专有名词，也是宣教士在工场上承受压力的指标，如图一所示。

我们若将「浴缸」的两边用来代表母会关注程度最高的时刻，我们将会发现，首先出现这个时刻的，是宣教士被差派出去和抵达工场的初期。在这段期间，无论对宣教士或对差遣他出外的教会而言，一切经验都是崭新和叫人兴奋的。宣教士会频密地写信给母会，分享他在新教会的体验，以及认识新朋友的经历。接着，宣教的第二阶段便出现了，这时，宣教士开始感到学习语言的艰辛，而现实的生活也使早期的浪漫情怀消退，于是，他们便再没有什么兴奋的「新闻」可供汇报了。与此同时，宣教士的母会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这时，母会内的信徒也开始习惯了宣教士离去的事实，因此，两者的沟通便会逐渐减少，而信徒对宣教士的关注程度也会开始下降。不久，宣教士便意识到自己已滑落到「浴缸底」，知道母会只有很少人会真正为他代祷，或支持他的工作。他感到自己已被人遗忘，可是，他却不知怎样才能在不给人抱怨或批评的感觉下，把问题提出来。

如是者，过了两至三年，教会在通讯中宣布宣教士即将回来，并会安排他在小组中分享他的工作。于是，突然间，信徒又会再度关心起宣教士来。面对这种情况，宣教士便难免产生一种感觉，就是母会最关注的，始终是地方教会——他们的「耶路撒冷」——在「此时此刻」所发生的事。在最初那段日子之后，宣教士在「地极」的工作将不再列入教会的代祷事项内。现实中，教会根本就没有「团队合作」的观念。在远方进行的宣教工作，在地方教会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占有任何的地位，因它只是发生在一个异族世界内的事而已。

皮鲁路认为这情况并不妥当，我对他的看法是完全同意的。罗马书十章13至15节已经清楚表明：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祂，怎能求祂呢？未曾听见祂，怎能信祂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罗10：13—15）

皮鲁路透过这段经文指出，今天世上，仍有约二十亿五千万人，是从未听过别人以「本色化」的手法，向他们讲述福音的。信徒若因这情况而感到扎心，他们不妨透过两个不同的层面，来参与宣教的工作。第一个层面与「传道者」（被差遣出去的人）有关（15节）；第二个层面则与「差遣者」（负责将传道者差出去的人）有关。

「传道者和差遣者乃是同一个跨文化宣教团队中的两个单位。他们两者的地位都同样重要，因在履行大使命的责任上，我们不可以缺少其中一方。他俩要紧密地合作，并同心向着相同的目标迈进。而且，他们必然能凯旋而归，因为与神同工的人都是胜券在握的！ 」

我们渴望今天的地方教会和当中的信徒都能牢记上述的观念。皮鲁路以「学生义工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为例，来说明他的话的可信性。这个学生运动在1886年由100个人发起，之后，这运动便差派了20，000名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同时，这运动亦动员了超过80，000名有宣教抱负的大军，他们都承诺会留在本地支持外出的宣教士。

然而，这比例仍未能符合九比一的理想，不过，从支持的热切程度和信徒的委身程度而言，它当然比我们在今天的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我们的经验中，现代教会通常会将关顾宣教士的任务，交给一个小组负责，小组成员又往往是教会中的「大忙人」他们肩负的责任实在太多，因此，他们能够做的，很可能就只是每个月为教会差出去的宣教士举行一次祷告会而已。这样的祷告时间，当然比他们为本土工作的祷告时间少得多。这么少的时间，又怎能给予宣教士足够的支持？他们的做法，实在令人费解。可是，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却偏偏也在以下几方面出现。

皮鲁路指出宣教士至少需要六种不同的支持，它们分别是：

1、心灵支持——与宣教士同行。

2、后勤支持——处理各种琐碎事务。

3、经济支持——金钱、金钱、金钱。

4、祷告支持——打美好的仗。

5、沟通支持——书信、录音带等。

6、回国支持——鼓掌欢迎以后的行动。

宣教士宣教士夫妇或宣教士家庭在工场上的需要，会随着情况和时间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宣教士长期获得支持下所作的工，一定比一或两个人拼命地「孤军作战」所作的工要多。此外，一个小组也不宜支持超过一位宣教士，或一个宣教士的家庭，否则，他们便会超出负荷。因此，最理想的安排，就是以一个支援小组来支持一位宣教士或一个宣教士家庭，小组应由特别关心他们和有负担支持他们的弟兄姊妹组成。当然，小组若要顺利运作，也得要有一位委身的领袖。此外，由于组员很可能会有相同的负担和恩赐，所以他们给宣教士提供的支援往往会互相重叠。为了避免这情况的出现，组员们必须要作出细密的分工安排。

把这观念介绍给我们的夫妇，他们本身的经历，正好是这观念的可靠性的最佳证明。这对夫妇在印度某间国际学校工作多年后，便重返印度读经会（ScriptureUnion）事奉。此时，他们发现，若要令事奉更有果效，他们便必须尽快建立一个全备的支援系统。由于他们曾经借阅《差遣者的事奉》这本书，并依稀记得书中的建议，于是，他们便依据书中建议，在恳切祷告后，便开始联络母会的几对夫妇、家人和朋友，邀请他们成为他俩的「差遣者」而那几对夫妇也欣然答应。结果，这几对夫妇便组成了一个支援小组，并成为这小组中的核心成员。作为核心成员，他们的责任包括：管理宣教士的财政、寄发代祷资料（包括宣教士的代祷信），以及筹组青年短宣体验团等。这几位核心成员不单单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他们也把一切与这对宣教士夫妇有关的消息，特别是宣教士急须代祷的事项，告诉其他成员，务求各人都能同心合意地支持他们。

这个小组至今已运作了大约五年，尽管期间经历了不少起伏，但已经引来了许多人——包括了我们——的羡慕。不过，整套观念的精髓乃在于：对一个家庭行得通的方式，对在另一个处境中的家庭却未必行得通，因此，每对夫妇和每个小组都要因应不同的处境来寻求神的引领，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找到支持宣教士的最佳方式。总言之，没有一个支持方法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证明宣教士确实需要这类支援小组的其中一个有力论据，乃是来自一个令人忧虑和可悲的问卷调查，调查的对象正是那些未能在工场上「取得成功」的宣教士47。而问卷所问的，乃是：宣教士的失败，是宣教士自己的责任，还是其他人的责任？大部分的宣教士，都是蒙神呼召的，因此，他们不单单期望弟兄姊妹会大力的支持他们，也期望自己能为所到之处带来改变。可是，当初期的「浪漫情怀」逐渐减退，而在他们最需要鼓励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却往往只是「浴缸底」的经验而已。作好战斗准备的宣教士，在最需要其他人与他并肩作战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原来早已被人遗弃！这感觉绝对是不好受的。当然，每个宣教士的经历都是不同的，但在现实中，确有不少无功而还的宣教士被标签为「不适合的人选」，但其实，他们所欠缺的，只是那些原本承诺支持他们的人的实质支持而已。

我们本身多年的宣教经历，正好帮助上述事件的真确性。我与外子在1975年结婚的时候，那时，他已在台湾当了六年的宣教士。我们结婚后，还继续在台湾事奉了四年。后来，主带领我们回到英国，并在那里展开了服侍中国信徒的事工。当时，我们都一直接受着英国北部某间教会的支持。在之后的十五年，主都没有带领我们回到宣教工场去。在那段期间，外子不单单在英国植了一间新堂（他有好几年时间在那里作主任牧师），也开展了两项新的中国事工。在1994年，当我们决定再次踏足海外，前往新加坡的时候，因着过往的经验，我们竟假定了教会必然会全力支持我们，因此，我们只顾埋首处理搬家和为海外的事奉建立国际基地的事宜，以至没有留意到我们的母会原来是不认同、甚至不明白我们的异象的。结果，一个让我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作之工—–」（徒14：26）的「差遣礼」，便变成了一个「欢送会」，因弟兄姊妹都以为我们快要移民，并且永远不再回来了！

我分享这件事，并非要指责任何人。一方面，因那间教会确实为我们成立了一个祷告支援小组，时至今日，这小组仍忠心耿耿地为我们及我们的事工代祷。另一方面，随着我们的年事渐长，我们也开始愈来愈明白事理。我们现在知道，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多么明显的事情，都未必可以透过「默示」的方式来向教会传达。在出发上工场之前，我们必须把各项事情拿出来与教会讨论，以及厘清彼此的期望，否则，就必然会出现误解和伤害！倘若我们能够透过本书——尤其是本章——使其他人能够避免我们所受的伤害，那么，我们便得着我们最大的回报了。

我们必须仔细思想「支持」的问题。那些蒙召作支持者的人，必须明白在这持久而艰苦的宣教工作中，他们究竟需要付出什么，就如那些蒙召去到宣教工场的人，也必须先行「计算代价」一样。

回到我们的事例，当我们为着回到工场的时间，以及工场的地点而寻求主时，主便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的「指示」。这「指示」在往后的日子中，不单单继续成为我们的方向，也成为我们的鼓励。这个「指示」来自我们会的一位好友；她告诉我们，她感到主要带领我们「在狮子的坑中建立一座堡垒，它将会稳如磐石——即使在狮子的口中」。那时，她并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新加坡又被称为「狮城」。这时，刚巧我们亦在想，神是否要带领我们到新加坡去！因此，你可以想象那位姊妹的话是何等有力地证明了神的带领。然而，这句好像预言一般的话，亦表明了往后的工作将会是异常艰巨的——我们之所以不被消灭，完全是因为神的「拯救」。由于我们当时正忙于准备出国的事宜，所以并没有细心思想那位姊妹的话的含意，我们当然也没有料到，原来我们在抵步后，便要立即参与激烈的属灵战争。我们也以为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房子、办公室，以及孩子的入学安排），但是，在到达新加坡后的几个星期，问题竟接踵而来，如：外子找不到足够人手处理行政工作，我们被迫要在一位朋友家中暂住，并要在她的寓所中处理一切日常的工作。虽然我们都受着极大的困扰，但我却发现，我们孩子所受的困扰可能比我们还要厉害。

我们所经历的争战，并非与新加坡这个地方有关。因我们既然听从「去到地极」的呼召，并带着一颗服侍中国和中国教会的心去到宣教工场，那么，无论我们是否在新加坡，我们也都会受到攻击。新加坡因着一个优良的政府架构，以及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已经令困难变得较易忍受。新加坡也真的是一个非常安全和「净化」的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我和外子都是有经验的宣教士。外子在宣教工场已经有十年的事奉经验，而且还经常出门公干。至于我本人，因父母是非洲宣教士的缘故，所以自小便已有强烈的宣教心志。此外，我亦有四年在宣教工场事奉的经验。若然我们在面对这类争战时，也感到支援不足，那些没有经验的人，当进到「狮子坑」的时候，将会怎样呢？这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我看来，撒旦对我们的攻击至少有三方面：

*第一、正如前面提过，他会给我们一浪接一浪的冲击，使我们不禁怀疑，主若真与我们同在，我又怎会处处碰钉？

*第二、他正致力削弱我们在大后方的支持系统，要我们得不到任何鼓励，使我们失去留下来的勇气。

*第三、尤有甚者，他令我们开始对某些弟兄怀恨，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竟在我们最需要时离弃了我们。这时，我们的属灵生命便陷入了与撒旦妥协的危机中，而一个希望与撒旦妥协的人的事奉，必然是毫无果效的。我必须承认，曾几何时，只有外子一人坚持要留在工场！我一直为此事懊悔不已，但那刻我确实是绝望的，我甚至绝望到一个地步，求神让我死去，因我知道，若我抛下丈夫和工作不顾，就只会令他蒙羞，当然，我更不想看着自己和两个女儿挣扎着生存下去。在那段期间，外子虽然与母会保持「公事式」的联系，可是，当我们写信回去，诉说我们的挣扎时，信件却都彷似石沉大海似的—教会差不多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回应！因此，让我在此郑重呼顺：教会务必要明白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当宣教士收不到教会的「消息」，就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在那段期间，确实有好几个人与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系。我们知道，他们不单单热切地为我们祷告，也鼓励其他人为我们祈祷。我真的相信，我们之所以能够熬过这段「磨难的日子」（弗6：13），并最终还能站立得住，完全是因为他们的代祷和支持。他们对我们的忠心支持，愿主亲自的报答他们。他们的祷告尽管重要（我将会在下面对代祷的重要性作深入的讨论），可是，我也得指出，这几位好友对我们心灵上的支持，也是我们得以继续支持下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着这几位「巴拿巴」的支持，我们得以重新肯定我们的呼召和异象。他们把一切「困厄」视为敌人对我们的攻击，而他们的责任，就是要藉着祷告把敌人击退。他们的态度与其他人是截然的不同！因着他们的帮助，我们才得以逐步渡过难关，而我们也开始明白，原来每个挫折都是主对我们呼求的新答案。于是，我们便一步一步的，在「狮子的口中」把堡垒建立了起来！

一如既往，我们的争战不单单涉及个人的问题。如今设在新加坡的基地，已经为中国的教会带来不少的祝福。回望过去，我们发现，仇敌试图在最初的阶段便把这项事工摧毁，那时，若我们真的放弃这事工，那必然是中国的一大损失。因此，我们若说，那些没有鼓励宣教士，甚至令宣教士心灰意冷的教会，必须要在神面前承担他们失职的责任，虽然过于严厉，但却并不过分。

皮鲁路又正面地以下列的一段话，向宣教的支持者发出挑战：

「若神呼召你作差遣者，你的生命就必须充满活力，就如你所差遣的人一样：若你要立定志向，你的志向就必须坚定不移，就如你所差遣，从事跨文化工作的同工一样：若你要负起差传的责任，你的责任就必须是举足轻的，就如你所差派，在工场上事奉神的同工所负的责任一样

若你真的能做到上述几点，你便能与忠心事主的宣教士一样，把众多失丧的灵魂带进神的国。」

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那样的高，故此，我们只可绝对的顺服神，而不可作「骑墙派」！

我在前面曾引述皮鲁路所列的几项支持宣教士的方法，让我们现在就对这些方法作更详细的了解吧！

对他们来说，这绝对是个不易作的决定，但他们还是因我们的缘故，而离开了工场五年之久。在这期间，他们一边教导我们如何把许多困扰着我们的问题克服过来，另一边则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在一切问题解决后，他们才回到非洲的「读经会」，重新展开一段叫人兴奋的事奉旅程。我相信，这正是他们人生中最惬意的时刻。

我们面对的问题虽然与他们当年所面对的相似，但主却对我们有不同的带领。我们在生育儿女之前，外子从主那里领受了一个应许，就是我们只要一生跟从主的带领，我们儿女的教育便可放心交由祂去安排。但在过去几年，这个应许却一直受到严峻的考验，庆幸的是，主仍一直的保守着我们，并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方法来供应我们的一家。此外，我们的孩子尽管经历了人生中的起起跌跌，但他们却从来没有要求我们或希望我们永久回国居住（也许，除了在新加坡生活的初期以外）。

皮鲁路指出，「心灵支持乃是一切支援系统的基础」，而「跨文化同工从你那里所感受到的态度，与你所作的工是同样重要的」。当宣教士感受到你对他的重视，并知道你并不认为他是你的滋扰或负累，以及你会以他的忧虑为自己的挂虑时，他在压力或困境中的感觉，便会完全不同。这种感觉甚至会影响他在工场上事奉的成败。多年来，不少事例都证明了这个推论的真确性。

2、后勤支持——处理各种琐碎事务

按皮鲁路的看法，对宣教士的后勤支持，可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我们相信，这是支援小组的组长所要承担的工作。若小组组长真的要支持宣教士，他就必须先对这两个层面有充分的了解和掌握。第一个层面，就是要以牧者的心肠去了解宣教士在工场上的需要；第二个层面，就是对宣教士老家的一切需要，提供实质的帮助。

第一，以牧者的心肠，给予工场上的宣教士关怀和提醒。若要给予宣教士这样的支持，我们便得就宣教士的生活条件、个人需要、礼物分配、家庭问题、子女的教育方法等项目，与他们的差会或母会保持联络。负责联络的人，必须要有一个善于体察别人需要的灵，又要懂得发问的技巧（在处理一些与文化差异有关的事情时，这技巧将大派用场）。此外，负责的人还可给宣教士寄上培灵录音带或书籍等，鼓励宣教士在灵性上成长。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支援小组必须对自己的工作和角色有清楚的理解。本章一直指出，每位宣教士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支援小组，在老家为他们打气，以及用众多不同的方法来帮助他。然而，这并非暗示支援小组有任何实际的「权力」，可凌驾于差会或工场主管之上。正因如此，我们才要求小组的组长要「有一个柔细和善于体察别人需要的灵」，因为这样，支持者才不会不适当地「强行闯入」某些他们不该关注的地方。换言之，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正如第八章所谈及的，正是「巴拿巴」式的支持——当宣教士努力履行他的召命和异象时，他必须要知道自己也正在受到别人的关怀和肯定。

第二个层面，就是要照顾宣教士老家的一切需要。这层面的支持，包括帮助宣教士处理物业（如把原有的物业出租）、税务、书信、账单、退休金等，或又为宣教士们寄上他们所需的物品。这些杂务虽然可由一个人来处理，但若交由几个人来分担，则更为理想，否则，久而久之，即使那人是多么的乐意承担这工作，但也会开始认为这工作过于繁重。因此，我们不妨因应支援小组各成员不同的恩赐而安排工作。在小组中，有人会喜欢负责较简单的任务，例如搜寻某件重要的汽车零件或计算机配件，但对另一人而言，这工作却会为他构成重大的压力！有些做事有系统的人，会觉得处理定期的代祷信，或地址档案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某些人却会认为这是极之繁重的工作。

我们可能需要委任某人（小组组长可能又是最佳人选），成为宣教士财务的合法管理人。这人更可能要承担监护人的角色，照顾回国念书的宣教士子女（较年轻），或对回国念大学或工作的宣教士子女（较年长），给予支持和免费住宿（这事需要极大的忍耐和决心！）此外，我们还要常常探望宣教士年迈的双亲，或作紧急事故的联络人等。

若工场上的宣教士知道有人为他打点这一切，一定会感到分外的安心。试想想，若你要在三千英里外，处理这一切日常事务，而且除了这些事务外，你还要处理工场上的另一份日常事务，你想你会有多烦恼？若这样的压力还不足令信徒为你成立一个支援小组，恐怕便再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令这小组成立了！

由于后勤支援确实是一件耗时不菲的工作，所以，若没有适当的人来负责，这工作便会成为教会沉重的负担，甚至令负责的同工感到厌烦。对于如何处理上述的一切，不同的小组可能会有不同的决定，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对这些事务作出经常性的检讨。经验告诉我们，若整个系统没有经常性的检讨，便会予仇敌破坏这个宝贵的支援系统的机会。负责后勤支持的同工，可能会以为别人视自己的付出为理所当然；在工场上的宣教士，则可能觉得自己是别人的负累，以至在自己真的需要别人帮助时，也不愿开口告诉别人。为避免这种误解和伤害继续出现，我认为，支持和被支持的双方，都必须学习坦诚的沟通、分享。

3、经济支持

对于这一部份，皮鲁路给予的小标题是：「金钱、金钱、金钱」，可是，这正是我不同意他的少数地方之一！事实上，不少人都误以为我们所争取的，乃是金钱上的支持！其实，纵使信徒愿意在经济上支持宣教士和宣教的工作，但这并不表示他要自掏腰包，为宣教士提供他所需的一切资助。信徒要做的，乃是协助宣教士厘定经费的数目，然后与宣教士一同商议筹募的方法。好些时候，双方必须在筹募经费一事上取得共识，并以比较激进的手法来筹款。譬如说：小组若决定为宣教士购置一辆汽车而筹款，那么，在筹款之前，小组的成员便不妨尝试弃用私家车，而改用步行或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来过活，这样，他们便能对宣教士的苦况感同身受，而祷告也会因此而更为迫切了！

由于篇幅所限，以至本章不可能讨论为宣教士提供经济支持时，所要注意的各项事情。而且，不少作者也早已对这个题目作过详细的分析——请参看皮鲁路在《差遣者的事奉》中论及这点的章节。我亦大力推荐宣教士和他们的支持者一读巴贝蒂（Betty Barnett）的《筹募友谊》（Friend Raising）。正如书名所示，是书的基本信念乃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一切的支持都源于友谊，而不是金钱。在讨论的点时，我会尝试从另一个崭新的角度来探讨有关的问题，只是那些从未在工场上生活过的人，很可能未能立时明白我这位宣教士的观点与角度。

宣教士在出发上工场前，通常都要在经济和祷告这两方面，获得某程度的支持。这可能会令出席宣教聚会的人有所保留，因他们会觉得「这人最终只是想要我的钱」。因此，宣教士（甚至他的妻子）在筹募经费时，总会感到极之尴尬。对于要用别人无私奉献的金钱，他们可能会感到愧疚；而对于自己没有按正常方式来赚取生计，而要靠别人的「接济」来生活，他们又很可能会因此感到自己是个「二等公民」。许多时候，这种感受更会因别人故意或不经意的言论（这情况较常见）而得到强化。

我清楚记得一件对我困扰多年的事。时为1980年，当时，我们已从台湾回国好几个月，并清楚知道自己不会立即回到亚洲去，因此，我们需要一间新的房子。我们当时住在一间准备重修的房子中；房子充满潮湿的霉味，而且没有暖气设备，我们只能用煤生火来熬过整个冬天！这时，我们的次女即将临盆，我们因此想到，我们是不可能带着一个学走路的幼儿和一个手抱的婴儿，在这房子再熬多一个冬天的。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女士表示愿意在出国期间，让我们暂住她的房子。这消息真的令我们喜出望外。那房子的地点适中，对我们来说，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安排。然而，当我们去参观那所房子时，我言出无心地问户主，我们在暂住期间，可否移走一些物品，以便腾出空间放置我们的一些家具。那位亲爱的姊妹突然大怒，厉声拒绝我说：「乞丐是无权选择的！」这句话深深的伤害了我。数天后，她未信主的丈夫致电给我们，表示不再将房子借给我们。说真的，他的电话正好给我们解脱的机会，因为我们无法想象自己可以在那种态度下，借用他们的房子。幸好，这故事的结局始终是美好的，因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另一所更好的房子，当我们被拒绝后，这个更好的房子便在我们眼前出现了！

「乞丐是无权选择的！」难道这真是宣教士需要认同，并让他们的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学习接纳的心态吗？耶稣当然不是这样说。他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29至第30节中便清楚指出：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可10：29—30）

我们多么需要倚靠这应许！经文并非说，宣教士要过寒酸的生活。虽然当中提到了「逼迫」（30节）——做宣教士的代价是高昂的——可是，经文却完全没有暗示宣教士要在寒酸或愧疚中生活。

许多经文都鼓励我们要「凭信心生活」，并视此为一个冒险的旅程，因这样的生活，能让我们明白天父是如何的供应我们的需要。正如有人说过，它（有时）可以是一种「祂手喂我口』的生活方式！至于那些以正常方式赚取生计的人，也应该同样相信神是供应他们一切需要的神。此外，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祂给我们的恩惠。正因如此，我一直都认为经济上对宣教士的支持，并不单单是一项筹募经费的事工那么简单，在我眼中，它其实是每个信徒都应负的责任。

支援小组的责任，乃是要关心被差往国外的宣教士、宣教士的家庭，以及宣教士的工作。换言之，组员们要向别人说明宣教士的需要，好让宣教士无须经常为自己的财政状况而忧心。这意味着组员们要好好安排自己的家庭时间，务求自己能抽出时间来了解宣教士家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又或宣教士本身有没有特别需要关心的地方。组员们也要在金钱供应一事上，对圣灵的带领特别敏感，并要有一颗慷慨和充满想象力的心，因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感受宣教士的劳苦。这也意味着组员们要在财务管理一事上，给予宣教士实际的帮助，并致力让宣教士的资源不断增加。有关这一切的问题和其他的需要，双方都要在主面前坦诚地讨论、祷告和处理。

我们可以亲身见证神是信实守约的神——外子踏上宣教的路，已有超过三十年的时间，当中尽管经历了不少的考验，但我们总是一无所缺。反之，神丰厚的供应，却经常令我们喜出望外！因着神丰富的供应，我们便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于是，神便不单单供应了给我们，也藉着我们供应了别人，换言之，神给我们的，乃是双重的祝福。

4、祷告支持——打美好的仗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想我是不可能在此对它作出详细的讨论的。幸好，本书的其他地方已对它作过不少的讨论。我们必须紧记的是：没有任何东西，比祷告的支持，更能强化宣教士和支援小组之间的关系。正如皮鲁路在讨论这题目时所用的标题所示，宣教士正在属灵争战的「前线」作战。他的事奉愈有战略性，在仇敌眼中他就会愈加「危险」，因此，他的家庭和事奉就愈要备受攻击。根据我的经验，每当我预期我的工作将会在属灵上取得重大的进展时，古怪的事情便会突现出现。明显地，这正是撒旦对我们的攻击。

在属灵的争战中，仇敌当然想令我们受伤和泄气，以至我们的工作无法取得任何的进展。仇敌会运用种种恶毒的方法来攻击我们。可是，有些人却能在攻击之下，取得重大的突破；而有些人却只能在攻击之下，泄气消沉。这两者的分别，乃在于前者为着他的事工献上了恳切的祷告，而后者却没有。事实上，好些时候，代祷都能为当事人带来如释重负或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

我的姊姊是中非国家卢旺达的宣教士，有一次，她致电给当时在英国的我，告诉我她和妈妈正受到仇敌的攻击，并因此而遇上了不少阻滞。她们所遭遇的困难，都是一些实际的问题，如：在工作和人事压力之外，还接连地出现计算机和电力故障及其他问题。我们即使在英国这个文明的地方，当遇到类似情况时，也会感到巨大的压力，何况是身在非洲的她们呢？「这一刻究竟有没有人为我们祷告？」她问我。我立即致电给他们的支援小组，向他们说出她们的需要。

翌日，她送来一张传真：

「代祷真的能把事情扭转过来！昨天从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回程的路上，我的内心出现了多日以来从没有过的轻省感觉。昨天更是极棒的一天—–」

接着，她便一一细述，她要求我们代祷的事情，是如何的得蒙应允。我发现，原来代祷真的可以把事情改变。虽然，困难或问题很可能不会立即消失，但我们的身边却好像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防撞栏」，当攻击来到时，它们也不能伤害我们！

当然，我们是否能及时为宣教士祷告，也得看宣教士是否经常把他们的代祷需要告诉我们。此外，他们也得把祷告得蒙应允的事告诉组员们，让组员们得着激励。我有一句帮助自己专注的格言，它就是：「消息乃代祷之母」。我们若希望别人为我们的需要祷告，那么，我们便得把我们的需要告诉别人。这乃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虽然有些人在没有具体的消息下，也能为人代求，但这情况并不多见。

在上述提及的那段黑暗时期，每当我感到自己在老远的新加坡，以至很难有机会与老家的弟兄姊妹分享时，在英国的一位代祷之友总会主动致电给我们，因她已透过代求，获悉了我的困难。像她这样一位能藉着祷告，明白别人的经历和感受的人，着实不多。对绝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得靠我们所寄发的代祷资料及通信才能有代祷的感动、才能明白我们的境况，才能知道工场上各项事工的进展。此外，支持者也可藉着通信来认识宣教同工及其他同工的姓名，这样，他们便能以点名的方式，为每位在工场上的同工献上祷告。其实，每当代祷者询问工场上的最新情况时，宣教士都会感到无限的欣慰，因这表示，他们真的在留意事工的进展。反之，支持者若连宣教工场上一些最基本的情况也毫不关心，宣教士就会有莫大的挫败感！

虽然一般信徒也会为宣教工作而祷告，但支援小组各成员的主要任务，是要承担一些较为私隐，不方便向公众分享的代祷需要。例如，有关宣教士的家庭问题，工场上的工作或人事上的困扰（为避免破坏信徒的信心，所以不方便公开），一些敏感和私人的问题，以及将来的计划等等。支持者除了要在心灵上给予宣教士支持，以及以迫切的态度为这些事情祷告外，他们也要诚恳地为当事人寻求神的回应。宣教士的背后若真有一群这样的信徒支持着自己，就真是有福了！我们在施恩座前所支取的力量，是世上其他力量无法比拟的，而神早已应许我们，只要我们愿意为别人代求，我们便能支取这种力量。

5、沟通支持——书信、录音带等

良好的沟通是整个支援系统的支柱，若信徒之间没有良好的沟通，整个支持系统便会崩溃。未曾到过宣教工场的人，是很难明白宣教士接到老家来信或包裹的感受的。在电邮发明之前，书信是宣教士与老家之间的重要联系（某些地方至今仍然得依靠书信的往来）；前往邮局取信，正是每天最令宣教士兴奋（或最令他失望）的例行公事。当然，这是一条双向的轨道——连我们的幼女也明白这点！她早年在印度寄宿学校念书的时候，就学会这个游戏规则：她写很多的信，为的是确保有很多的回信！我童年是在寄宿学校念书的，长大后，也曾在德国留学一年，因此，在踏上宣教工场之前，使已学会了写信这功课。可是，忙碌与压力往往会令我提不起劲来写信，幸好，我们现在已可用电邮来沟通了。

任何人都知道，若要与人保持良好的沟通，就必须能自律地保持写信的习惯。可是，每天紧张的生活，确实使我难于执笔写信，更遑论去邮局寄信了！为了改变这个陋习，我便把写上地址和贴上邮票的信封，贴在告示板或家中的冰箱上面，于是，任何有时间写信的家人，便可以在写好信件后，随时取用这些信封，把信件寄出。而在家人把信件写好以前，这些信封便是我们要恳切祷告的提醒。某位师母的榜样一直深深的感动着我：每逢主日早上，当会友鱼贯进入教会的时候，她都会递给他们一个航空信封，上面已写上了宣教士的姓名和地址，以及该周的日期，于是，所有接过信封的人便都得在该周内写信给那位海外宣教士了。

同样，若神给你的责任，乃是要你为宣教士祷告，那么，你就该求神赐你能鼓励宣教士的说话或经文，好让你能在祷告中，对宣教士的处境作出恰当的回应。此外，当你有所领受时，你也不妨写信与你支持的宣教士分享，因你的分享，很可能就是他们在困境中的「救生索」！当然，当工场上的宣教士知道你对他的关心，愿意分担他的重担，你们之间的友谊便必然会更为深厚。

除了信件外，我们也可把教会的周刊，讲道录音带、照片，以及能令宣教士得知母堂最新动态的东西寄上，这做法不单单可避免「浴缸现象」的出现，也可让宣教士在回国述职时，更容易适应教会的环境。此外，我们也可在周刊内刊登宣教士的代祷摘要，然后再宣布，任何有兴趣的人士可向你索取书信的复印本。要知道，将宣教士的消息在教会中「散播」，正是使人——特别是牧者和领袖们——记得他们的秘诀。教会若设有电邮的连锁通信（emailchain），就得随时发放宣教士的代祷事项，特别是那些紧急（非私隐）的事项，而当祷告得蒙应允后，也记得尽快通知各人。

6、回国支持

每位宣教士在上工场前，都应已在某程度上作好了面对文化冲击的准备。可是，却没有多少宣教士，能在回国前作好面对「回国文化冲击」的准备。回国的冲击乃是宣教历程上的另一个「危险时期」，其危险性甚至可与「浴缸底」所造成的危机相提并论。宣教士在回国后，可怕的事便会陆续发生，如：渴望自杀、精神崩溃和失去信心等，这些现象之所以出现，乃因回国的宣教不能适应离开工场后的生活，以及对回国后被冷淡对待所至。幸好，今天教会对宣教士回国后所出现的文化适应问题的警觉性，已大大的提高了，有关此主题的书籍也陆续的面世，而相关的讲座亦时有举办，此外，愈来愈多差会会在差派宣教士上工场和离开工场时，举办不同的讲座，务求帮助宣教士们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今天，一般人都认为宣教士要为回国一事作好准备，而且最好是在离开工场前便开始准备。在宣教士回国后，地方教会得继续帮助他适应当地的文化，而支援小组也必须紧密的参与其中。支援小组的组员们要主动关怀回国的宣教士和他们的家人，并帮助宣教士面对因在外地宣教多年而引起的各种问题。他们得预计宣教士会遇上的问题，然后以正面和谅解的态度去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因此，组员们得预先阅读大量有关的书籍，这样，他们便能事先作好心理准备，面对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以下是其中两本极之有用的书籍，大家不妨一关：佐敦彼得（Peter Jordan）的《回国》（Re- Entry），以及由霍尼（MarjoryF.Foyle）所写的《克服宣教的压力》（Overcoming Missionary Stress）。

导致宣教士回国后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不过，我们却要在问题出现之前，付出时间和精神去识别有关的征兆，并尽量防止问题的出现。以下是一些导致问题出现的原因：

*一切都变了——不单单宣教士本身因着过去的经历而有所改变，他所认识的人，也早已习惯了他的离去，所以，他们能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如常地生活下去。

*其他人已很习惯和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他却感到很陌生（例如：大型的商场、互联网的广泛使用等）。

*宣教士会感到自己不再属于这里，甚或不想再属于这里，因为他们已不能再接受本地教会的价值观了。他们也会经常比较工场和母会的生活，并认为工场的生活才是适合他的。此外，宣教士还会觉得自己在「工场内」才是一个有用和被欣赏的人，相反，他们留在母会，只是一个无用和无法与人沟通的人。

*一方面，宣教士离开工场之际，眼见当地还有很大的需要，因此他们会因自己的离去而内疚；另一方面，他们亦会因本地信徒的冷漠态度而愤怒，特别是当宣教士发现信徒对他的分享丢以轻心时。

因此，支援小组必须要有醒觉性，留意宣教士的各种症状，并要愿意随时聆听宣教士的分享，常常在他的身边鼓励他。除了为回国的宣教士代祷外，组员们更可与他们一同祷告。宣教士回国之后所获得的接待（试看看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1至第28节所记，安提阿教会是如何的接待保罗和巴拿巴），将大大影响他们的适应。

倘若宣教士是永久性的回国定居，没有计划再回到海外工场，那么，支援小组就得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回国可能会为宣教士带来种种的困难，若有必要，宣教士或许需要接受专业的辅导。反之，若宣教士只是回国休假几个星期，那么，我们就只需让他们休养生息，或给予他们进修和装备的机会，好让他们能重新得力，继续在海外事奉神。

若宣教士是回国休假，支援小组便得帮助宣教士在休息、与家人及朋友相聚，以及到不同教会分享之间取得平衡。宣教士为了善用回国的时间，往往会接受不同教会的邀请，向不同的信徒分享。因此，宣教士的回国休假，便往往会变成了事工的巡回介绍。然而，我们要记着，在没有喷射客机的年代，宣教士通常是乘船回国，航程即使没有一个月，也要好几个星期。宣教士在船上主要是饮食，休息、阅读，或透过讨论和祷告来处理某些问题和事情，因此，他们在抵达家乡前，身心灵都已得到充分的休息，并对探望亲人和探望支持自己的教会的紧密行程，作好了心理准备。但今天，宣教士已没有这段可供他休息的时间，故此，他必须以审慎和冷静的态度来安排探访的行程，否则，后果可以是非常严重的。在离开工场前，收拾行装和安排工作等琐碎事务，很可能已令宣教士十分疲累，再加上时差和「重回旧地」的适应问题，宣教士很可能已饱受情绪上的困扰——除非有人关注和重视宣教士本身的需要，先让他有「充电」的机会。

我们在关心宣教士，希望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的同时，也要同样对宣教士的子女表达我们的关怀。虽然，他们的「问题」可能与他们的父母不同，但问题的严重程度，却很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请记着，成年人是自愿投入跨文化的宣教工作的，但他们的孩子却是被迫要跟随父母投入这工作，因此，他们未必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去处理负面的情绪和不愉快的经历，当然，这也与他们的年龄和属灵程度有关。此外，我们也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宣教士的子女因为长时期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文化缺乏归属感，但与此同时，他们对宣教工场的文化亦没有归属感，因为他们的外貌和语言都与当地人有别。正因他们对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两个世界都感到格格不入，于是，他们与其他同样在「无根」状态下生活的人便很容易彼此吸引，并因而形成了「第三文化」。这类「第三文化」的儿童特质是：适应力强和喜爱游历、冒险。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感到自己像个怪人或与众不同，当他们回到自己所属的文化领域中，这负面情绪将会更为显著。

我清楚记得，我在1963年随父母回到英国时，「披头士」乐队正在当地掀起一股热潮，可是，我却不能理解，为何与我同龄的少女一看见他们，便会发出尖叫，并且一拥而上。我还记得，那时我因为自己的无知而深感自卑，同时，更为此而恼怒父母和神！事实上，那个时期的我，是一个长期愤怒和「自我放逐」的人。你也许会说，大多数踏入青少年期的儿童，都会有这种情绪。是的，但宣教士的孩子却还有另一个沉重的感觉，是其他青少年没有的，这就是感到自己跟同龄的孩子完全不同，而且知道无论自己如何努力，这感觉也是不可能消失的无奈感。后来，当我真正悔改信主，并与神、父母，以及我的过去复和时，我才开始以正面的角度来看过往的许多困难，至少，我能以这些经历为我往后人生的装备。可是，当时的我，实在是痛苦万分的！

要支持年青人面对回国的压力，父母和朋友都不应否定或淡化他们的感受，反之，他们要接受及帮助他们明白为何自己会有此种感受。也许，宣教士得预先知会孩子将要入读的学校，孩子可能会因课程与过往所读的有别，又或可能在程度上出现差距而需要特别的关顾。在最初的适应阶段，若有人突显他们与其他人的不同，又或刻意突出使他们与人格格不入的地方，都会为他们带来无比的痛苦。

当然，若他们要独自回国继续学业，问题便会更加严重。在这情况下，亲友的支持便会更加重要。亲友若将交流的主动权交给宣教士的儿女，嘱咐他们保持联络或「随时欢迎你来住」，都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无论年青人多么渴望别人的支持，他们都是不会主动联络别人的。他们要你主动来接触他们，带他们到你的家吃饭，或邀请他们周末到你的家度假或一起出外购物。当你发出邀请时，他们可能会推却，但你得坚持下去。他们如此别扭，因年青人总是特别敏感的，他们非常介意别人认为他们是没有朋友和需要特别照顾的！然而，在他们这个脆弱的人生阶段，你若能提供一个真诚而安全的环境给他们，你就真的是帮了他们的父母——你的宣教士朋友——一个大忙了。

结论

我们若相信，差遣和支持宣教士，与去到宣教工场是同样重要的一件事，那么，我们就得把我们的心态重新调校过来！我们是否认为支持宣教士的工作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若是的话，我们不妨换另一个角度来看看此事：差遣者与宣教士的九对一比例，其实就只指用是九个人来支持一个在工场上的宣教士而已。教会若能制定一个既能差派工人出去，又能要求会友支持出去的人的政策，你认为教会可以打发多少名全职工人，在本地或海外从事宣教的工作呢？倘若地上有更多的差遣者，而他们也与被差的人一样，愿意委身于宣教的工作，那么，我们在面对普世宣教的挑战时，便不会再轻言放弃了！

我和外子到世界各地分享宣教的工作时，经常都会遇见一些正面对种种困难的宣教士，他们正在等候我们的支援。神若使用本书，藉此书来兴起更多信徒成为基督的精兵，支持工场上的宣教士（每位宣教士都有九位支持者在背后），那么，我们这一代的宣教工作便将会出现重大的突破！

主啊，求你使这愿望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