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巴刻谈清教徒0-2

四

对于持续不断的教会生活而言，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清教徒最为重要的贡献无疑莫过于他们那些传世的属灵著作。之前我们看到清教徒极为看重文字事工的影响，同时他们也发现了英国国内对灵修作品的需要。因此，在十六世纪末，清教牧者中拥有写作恩赐的人便奋力笔耕，以此来满足当时信徒的需要。威廉·帕金斯便是这方面的先行者，而在他之后清教徒的写作阵营中更是人才辈出。在我们结束对清教牧者的素描之前，让我再来对他们的著作进行一些介绍。

首先要说的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断断续续地，教会中不时地响起推崇清教主义的声音，大量清教徒的作品被印制出来。众多清教牧者，其中包括理查·巴克斯特、约翰欧文（John Owen）、汤玛斯·古德温（Thomas Goodwin）、理查·西比斯（Richard Sibbes）、斯蒂芬·查诺克（Stephen Charnock）、本仁约翰、汤玛斯·曼顿（Thomas Manton）、约翰·弗拉维尔（John Flavel）、威廉·古诺（Wiliam Gurnall）、约翰·豪依（John Howe）的作品，经过修订摆上了当代信徒的书架。清教徒书籍的再版者以修订清教徒作品中的文字语法为己任，尽管这样做会对原著的风貌造成一些表面的改动，但却极大地方便了现代读者了解清教牧者的思想，因此我们理应对这群出版者的努力报以感谢。

这些清教牧者全集版本的出现让一些曾经不可能做到的事成为可能，这包括评论每一位清教牧者的著作，研究贯穿于他们著作的关键主题，以及为他们的著作添加大量的互相参照的注释。这些工作为相关的研究论文准备了第一手的材料，时至今日已有大量这方面的研究著作问世。

尽管这类研究非常有价值，然而它却容易使人忽略一个事实，即绝大多数清教牧者的作品都有具体针对性。如果我们不完全认同清教牧者的著作都是他们业余时间所写的，那么至少可以说他们的写作都是在首先满足传讲福音、关怀会众，以及应对各种教牧紧急事务的情况下，顺带完成的。清教牧者并非职业作家，在他们看来写作意义在于为会友的牧养提供支持，可以视其为他们牧者职分的一种延伸。

其次，经过研究，人们发现大量的清教徒灵修著作都是由他们最初撰写的讲章简略修改而成。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国教（从那时开始）要求所有的传道人都要撰写讲章，并记忆其内容，因此传道人在台上有如背台词的演员一般，在讲道时要背诵讲章。这样的讲道中，传道人也会有片刻的情感流露，但传道人的证道辞却不是凭着个人即兴的感动，他们所说的都是凭记忆回想之前撰写好的讲章。清教牧者并没有打破这种模式，但显然他们会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绕过这些定式。据了解，格林汉姆在德赖德雷顿时，会每周五天在上午六点向会众证道。为此，他需要四点就起床为讲道做准备。当他在讲道中激情四射时，可能思路会变得不那么清晰；显然他当时是凭借一个笼统的提纲，甚至更为简化的文字，向那些乡村的会众布道。理查·巴克斯特在他六十多岁时，要求所有有志于成为牧者的信徒，首先去作那些有经验乡村传道人的学徒，从后者那里认识自己所要委身的事奉，并通过实习，使自己在教导会众的即兴表达方面做到清晰、有力。尽管如此，对于教会的城市讲台而言，在整个清教运动时期，牧师和演讲者（有些地方因为没有传道人，或为了顶替不称职的传道人，雇用了演讲者作为传道人）还是需要将他们的证道全部写成文字。并且，这些牧者通常习惯于针对某节、某段经文，或某个主题进行系列的证道。于是，在他们完成讲道之后，许多的证道著作便应运而生了。这为之后的清教灵修著作的成书铺平了道路。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清教牧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将大量讲台教导的材料出版成书。

然而，这还不是事情的全貌。清教徒的教理问答，以及诸如亚瑟·丹特（Arthur Dent）所著《平信徒步入天堂的道路》（The Plain Men’s Pathway to Heaven,1601年出版，1704年第四十版）这样的教理问答类作品，就是专门为出版而作。本仁约翰的寓言类作品（最为著名的有《天路历程》，1678年出版了第一部分，1684年出版了第二部分；1682年的《圣战》(The Holy War);1680年的《恶人的生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Mr Badman〕），并他几乎所有别的著作也属于后一类。一些学者型的清教牧者，如约翰·欧文和理查·巴克斯特，也会针对其他人的著作进行辩论并写作相关的书籍。清教徒的著作尽管有不同的成书方式，然而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这些书籍不仅都以圣经为基础，还以拓深信徒对于圣父、圣子、圣灵的认识为要旨，为要让读者在蒙恩路上更得造就。可以说，这些特点形成了清教著作的独特风格。

清教牧者在神学上有着同质的思想，这是显而易见的。若有人想要去了解这些指导他们思考、激发他们火热爱主的思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考察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1648年苏格兰教会总会把这本著作描述为“一本专为那些信仰上较弱之人撰写的教理问答指南”。“信仰上较弱之人”，意即孩子和那些因各种原因在信仰上还停留在初信阶段的成年人。这本书有107个简洁的问答，加上支援经文，所有内容的长度按照通常书籍版式的编排不会超过三十页，然而正是这本短小的著作却构成了清教神学的精华。这本小教理问答论及上帝的属性、创造、护理、人的罪、恩典之约和主耶稣基督（祂对我们道成肉身的救赎，作为我们的先知、祭司和君王，甘心降卑却最终被上帝所高升），又谈到上帝对信徒的有效呼召、得救之人在恩典中的生命、作为伦理基础的十诫、信徒的信心与悔改、教会的圣礼与祷告（特别针对主祷文做出了阐释）。这些论述构成了清教徒救恩论的框架，它们同时也是“热忱且务实”的清教牧者不断考察的真理范畴。他们深信这些教义是圣经教导的精华所在，圣经正典的所有内容都在反映着这些真理。从这些真理中人们会看到福音的核心，新、旧约对此也给予了一致的见证；对于那些愿意向上帝敞开自己心灵的人而言，这些真理将会带领他们深入地自省，真诚地自责，并催促他们向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完全摆上自己。这些教义让人颇感亲切熟悉，因为这就是主流的基督教所持守的认信。基督教各大宗派在这些真理上都有着相似的领受，以清教徒的标准来看只是在精准度上有所差异罢了。有些读者读到这里也许会认为自己对信仰的理解已经与历史上清教徒的认识相齐平了，因此也无须再去读他们的著作。但事实上清教徒对于这些基督教的核心真理有着非同一般的领会，他们对信仰的阐释可以说对于任何读者，无论他处在怎样的信仰阶段，都会带来极为丰盛的祝福。因此，也值得我们为之投入全备的关注。

我们可以将清教徒著作的特质归结为具有一种认知分析的透澈性（analytical thoroughness）。这种透澈性一方面源于清教徒对于圣经本质的认识，另一方面源于他们对教会会众信心光景的把握。在这里我们很有必要对这两方面加以探讨。

如同宗教改革时期以加尔文为代表的神学家一样，清教徒也认为圣经由两种密不可分的内容组成。其一是世人的见证，通过这部分内容，我们得以从不同的个体视角认识到人类自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之初，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复活、作王掌权之间，有着怎样的罪恶和德行。而另一部分内容则是上帝自己的见证，圣灵感动世人将其笔之于书，为的就是要让上帝的儿女，即那些上帝圣约中的仆人，知晓祂对这个世界的计划以及祂对万事的超然护理。对于圣经中这种两方面相辅相成的见证，清教徒做出了清晰的阐释，威廉·帕金斯所着的《先知讲道之法》（Art of Prophesying,1595年）这本为教会讲台服侍开辟先河的著作，就是其最佳例证。这种两方面相辅相成的见证之后也在《威斯敏斯特公共崇拜指南》（WestminsterDirectory for Public Worship,1645年）中被奉为标准，而且在清教运动时期出现在众多论述和著作中。这种由帕金斯提出的方法，首先要求我们以圣经的话语为基础，从中提取有关上帝和世人相互关系的种种真理，之后来解释这些真理，最后教导信众当如何将这些真理应用在实际生活之中。

以此为基础，清教徒特有的那种穷理尽性的态度找到了施展的舞台。他们通常可以从一节经文中总结出许多不同的教义，对每种教义的诠释又会与另外的教义相关联，他们的讲道充满了这样的内容，最后他们又会从新的角度提出应用这些真理的方法，以此来满足各种受众的需要（首先是他们证道的听众）。可见圣经中的一节经文在清教牧者那里，可以引申出极为丰富的神学含义。

帕金斯在阐述如何应用圣经真理的过程中，给我们列举了七种反应不同的听道者。第一种是那些对真理既无知又置若罔闻的听众，牧师必须用福音的信息激动、唤醒他们的良心，让他们感受到扎心之痛；第二种听众虽然对真理无知，但却愿意受教，对于这样的听众，需要通过教理问答的方式来给他们讲解真理，让他们看到与他们得救有关的教义如何与整个信仰之框架相关联；第三种听众是那些在知识上对信仰有所了解但却不愿意真正委身信仰的人，他们需要被上帝的律法所降卑而悔改；第四种听众是那些意识到自己的罪，并畏惧上帝的审判临到自己的人，牧者需要将他们带到被钉十架的主面前，让他们藉福音看到那位充满怜恤、乐意施恩的耶稣基督；第五种听众是那些需要在主的恩典上扎根建造的人，他们需要更深地认识到上帝是如何施恩来让自己的儿女称义、成圣并得蒙保守的；第六种听众是那些已经归信了基督，然而却一时在道德上滑跌，被某些特别的罪所辖制的信徒，他们需要听到上帝愿意施恩饶恕的呼召，从而藉着真诚的悔改恢复与上帝美好的关系；第七种听众是那些在真理上含混不清的人，他们需要身体力行地去活出真理，这一点正如我们之前所强调的。对真理的各种应用都必须严格依从教会所持守的教义，很显然在一次讲道中牧者无法将所有关于真理的应用都阐释出来。然而平均而言，清教徒证道大约有一半的内容都是关于如何应用真理，并且在一位普通清教牧者的服侍生涯中，他会时常覆盖所有圣经真理能以应用的方方面面。对于这种务实型的教牧事奉，我们可以用“辨明真相，对症下药”来概括。

在使用不同的对策将圣经真理注入人心的过程中，清教牧者向我们显明了他们所特有的那种认知透澈性。这种特质是清教文化的核心，清教牧者确实藉此对人心种种复杂的光景做到了系统而独到的鉴察。他们会借助圣经的教导和自身的信仰经历，竭力去揭露人心中那些败坏的欲望和阴暗的动机，清教牧者深知这些罪恶的意念会让人陷入何等自欺之中，无视自身对道德和诚信的践踏，将这样的做法粉饰成某种美德或智慧。对于这类问题，清教牧者依靠圣经所显明的教义，以它们作为灵魂的手术刀或探照灯，刺入剖开人内心的幽暗，照明信徒生命中那些纵容罪性长驱直入的破口，有针对性地寻求耶稣基督的恩典，呼求祂在人心中做王掌权。惟有藉此，罪人心中才能生出真正的反省、痛彻的悔改，以及从此以后与各样的罪争战到底的勇气。由此可见，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尽管清教主义涉及诸多方面，但究其本质就是一场追求圣洁的运动。清教牧者从未忽视这个事实，即凡基督所拯救的人，都蒙召活出与之相称的圣洁生命。清教牧者华尔特·马歇尔（Walter Marshall）将此称为“福音使人成圣的奥祕”（the gospel mystery of sanctification）。对这一点的强调是清教文学遗产一以贯之的独特内涵。

五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清楚看到的，清教主义非常强调万事万物中都有上帝大能的同在，这样的观念构成了清教徒思维模式的根本。在他们看来，上帝的同在不只彰显于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因这世界原是上帝所创造并维系的，同时也显明在所有个体生命的经验之中。任何的个体都是从自身开始经历到上帝同在的作为，然后在与之交往的其他个体身上看到上帝的信实。清教徒普遍持有大而可畏的上帝随时可能临到的信念，这种信念在十五世纪末的欧洲就初现端倪，并在十六、十七世纪的英格兰极为盛行。要探寻其中的原因，我们需要去追溯当时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在改教运动期间，从亨利八世到伊丽莎白女王时期有超过三百名新教信徒殉道；从丁道尔的圣经译本，到日内瓦圣经，再到1611年英王钦定版圣经，随着高质量圣经译本的问世，关于上帝的知识也在民众中得以普及；由克兰麦主持修订的公祷书（Cranmerian Prayer Book）同样高举圣经的权威，每一个主日都在英格兰全境被教会诵读；约翰·福克斯（John Foxe）所著的《伟绩与丰碑》（Acts and Momuments，之后出版的《殉道史》〔Book of Martyrs〕是其精简版）引发了经久不息的影响，他在书中叙述了有关生命和死亡、恶棍和英雄的故事；以及新教在当时所不得不面对的罗马天主教为了维护自己在欧洲大陆的势力范围而不断发出的武力威胁。这些因素共同形成的张力，塑造了清教运动时期英国社会的风貌，跟其他人群相比，清教徒在当时对这种张力有更为强烈的感受。与此同时，不知是否与这些因素相关（没有人能得出确切的结论），英语的表现力和带动情感的能力得到了当时最为杰出诗人（如莎士比亚、马娄、斯宾塞、多恩、弥尔顿）的大力发掘。这种语言上的提升显然大为促进了英国社会人际关系上的敏鋭与活力，而这种发展到了一定的时候又转而对清教牧者的讲台事奉和教牧辅导产生积极的影响。清教主义的所有倡导归结起来，就是要尽一切可能让人们去正视上帝无法逃避的同在。这位上帝必将光照、察明我们心中一切的隐情，祂既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慈爱的救赎主，藉着祂的爱子耶稣基督，祂既要定世人的罪，又要将得蒙称义的救恩赐给他们。而这位圣子耶稣基督也是绝不容我们忽视的，祂将上帝的选民从这个世界呼召出来，命令他们过圣洁的生活，并应许赐下祂的看顾、保守和末后的奖赏。

成熟清教牧者的讲道以“平实”著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语言的变化。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期，各种别出心裁的表达和修辞使华丽的文风盛行一时，人们普遍认为经过文辞修饰，圣经真理更能震撼人心，而采用此方式的传道人也更加能够荣耀上帝。推崇这种华丽文风最为著名的代表就是主教兰斯洛特·安德鲁斯，以及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约翰。多恩。然而在清教徒看来，传道人这种才华展示只会令他们传讲的信息黯然失色。清教牧者所看重的是那种大有能力的证道，它给人带来的冲击就像有人猛拍失火者家的大门，向他大呼危险一般。巴克斯特在为《论人的归信》（Treatise ofConversion，1657年）一书所作的自序中对这种危机感做出了最为经典的评述，而他本人对此的亲身体验让我们对这番言论更加深信不疑：

当牧者表达至关重要的信息时，那些最为直白的话语往往会带来最佳的效果—–若是灵里饥渴的读者把注意力放在辞藻的修饰和语言的精妙上，到最后极有可能只会被那些无关宏旨的事物所牵引而错失了真正的珍宝：然而，如果这样的读者读到的是一篇立意明确、文字精练的讲章，他就很难不被这样的内容所触动警醒。事实上，精致的修辞往往妨碍了真理的运行，变成了真理与心灵之间的隔阂，令听众以幻想取代了真相，可见浮华的文风最终让真理遭人轻视。如果看到有人落入水火之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考虑如何在救人时仍保持自己的翩翩风度，而是毫不犹豫地伸手拉他出来—–当上帝让我的心第一次因着这些真理火热起来，并让我首次愿意真诚地来接受信仰时，我内心的那种感动到现在仍记忆犹新、永志不忘。我依然记得，当我读到安德鲁主教或与其风格类似的讲章，或是听到这样的讲道时，我丝毫感觉不到其中的生命，在我看来他们所做的就是在亵渎圣物—–然而惟有那种敢直面问题、单刀直入的传道人才具有这种敬虔的悲悯（火热为主的迫切）—–福音在他们的口中才能让人获得生命、亮光和意义，并且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真正让我的灵魂感到欣喜快慰。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现在虽然比以前更加赏识准确精练，然而一直以来我所最为关注的却是讲台资讯的庄严与直白。此外，无论是在听道还是在 阅读中，我都能清楚地感到自己对那些自作聪明的修辞吟叹充满了鄙夷，它们表现出的不过是人自视甚高的愚蠢罢了—–就像演员或莫里斯舞者与战士或国王相去甚远一样，那些自以为是的传道人与基督信实、忠心的仆人亦是天差地别。而且正是因为前者在讲台上的表现更像演员而非传道人因此他们的听众通常也将证道视作儿戏，而非上帝从天所传出的那种关乎他们灵魂生死的资讯。

从以上的内容中我们看到清教徒所追求的理想就是要在这世上为上帝代言，成为祂忠心的教师、牧者、基督的使者、属灵的医生、灵魂的向导、战场的传令官、心灵的鉴察者以及真理的劝慰者。但在此我们却不要产生误解。清教徒的风格尽管有很强的说教性，然而它却绝非是那种空洞乏味的道德说辞。相反，清教徒的讲道和文章情感充沛，形象动人，在上下文严谨的论证中常常会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令听者无法抗拒，被催逼着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样的证道绝不可能是漫不经心、草率敷衍的，也绝不会让听众昏昏欲睡。他们证道的目的就是要让信徒去记忆、默想、讨论并应用圣经真理。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清教牧者为什么会用许多标题来注明证道文各部分的内容，以及为什么他们会鼓励听众记录听道笔记。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因着讲台上对上帝临近之教义的宣讲，清教徒关注的核心几乎完全集中在信徒的信心、悔改、重生以及如何过圣洁生活的层面。为了达成这些清教主义的要旨，传道人在讲台上的解经以及他对如何运用真理的诠释，都需要形成特定的风格与之配合。为此清教牧者的信息就必须尽可能做到如我之前所讲的那样，在忠于圣经真理的同时又便于会众记忆。那些不畏挑战、在讲台上彰显出上帝同在的清教牧者是“大有能力”的，而这种能力在几百年之后的今天仍能通过他们的著作传递给我们，这实在值得我们向主献上感恩。

在本书接下来的第二部分中，让我们通过那些最具影响的清教著作来走近这群属灵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