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巴刻谈清教徒0-1

第一部分：仍在发光作盐的清教牧者

仍在发光作盐的清教牧者

清教徒所追求的理想就是要在这世上为上帝代言，成为祂忠心的教师、牧者、基督的使者、属灵的医生、灵魂的向导、战场的传令官、心灵的鉴察者以及真理的劝慰者。

一

本书将会把焦点放在清教牧者的生命见证和他们所传讲的讯息上。见此不免有人会立即发问道：这群已经成为过往历史的人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清教徒不就是一群傲慢刻板的偏执狂吗？并且清教运动的年代（从1560年至1710年的一个半世纪）不也早已远去？那时距离工业革命还很遥远，主宰了当今文明的信息技术与其更无丝毫关联。对如此久远时代的追忆于当下的我们而言，能有什么帮助？清教主义似乎并不具备任何能够持续且直接改变西方社会的特质，不仅如此，普遍被人们作为一段西方文化记忆来接受的清教主义，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抱残守缺、消极压抑之生活方式的代名词，因此自十七世纪末起，清教主义就已被西方社会彻底摒弃。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清教主义，无论该如何定义，不都已成为一段尘封往事，被人们遗忘了吗？谈到清教徒的信仰，即使在当年有过什么积极的意义，然而时至今日它与我们还能有丝毫关联吗？

当然有关联。有一句谚语我们时常挂在嘴边：不要将孩子和洗澡水一同倒掉，但事实上这正是绝大多数新教（更正教）教会近三个世纪以来对待清教属灵遗产的态度，其结果不言而喻是令人遗憾的。不可否认，清教运动有许多“洗澡水”需要摒弃，但清教主义对基督教信仰的深刻洞见却应为教会所珍视。借助清教徒的视角，我们会发现基督教信仰实际上是一种关乎顺服和盼望的有机组合，它以上帝在基督里并藉着基督为信徒成就的自由，以及上帝恩典的应许为根基，后者是信徒得以与上帝亲密相交的保障。清教主义将这些方面的真理密切地整合在一起，积累形成了极其宝贵的属灵财富。然而今日的教会却对此熟视无睹，这实在令人唏嘘不已。这些清教徒所发掘的信仰精髓本应成为今天牧师们教导的核心，然而却被束之高阁，令人无比遗憾。其结果直接导致了今日教会讲台的贫乏和荒凉。今天，有太多的牧者不清楚该如何教导会众那关乎圣洁和敬虔的真理，教会中也有太多的人完全是迷惑的。不晓得如何具体描述、向人推荐及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要医治这些属灵顽疾，我们实在需要重新去认识清教主义的本质。

圣经中有以撒重新挖掘父亲亚伯拉罕所凿水井的一幕，那些水井一度被非利士人掩埋（创二十六18）。本书将会帮助我们清晰看到，以撒的所作所为应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以此重启清教徒的智慧宝藏，再现那荣耀福音中的真理、恩典与人生意义。我期望本书能将几位历史上最为卓越的清教伟人再现于读者面前。而为了给他们的信仰肖像装上镜框，我需要首先勾勒出他们身处其中的清教运动的动态画面。

首先，我们需要看到那些置身于这场运动的人从未称呼过自己为清教徒，也不喜欢别人给他们贴上这样的标签，因为这个名称在他们看来正如一直以来它所意表的内涵一样，有某种侮辱性的意味。它便如莎士比亚笔下托比·培尔契（Sir TobyBelch）所看出马伏里奥（Malvolio）身上的那种法利赛人式的尖刻。此外，这个称呼还反映出一种对英国国教的不忠，以及暗地里期望脱离国教的敌对夙愿。事实上，当日这些为主大发热心的弟兄，除了使用“敬虔信徒”与“主内弟兄”这样的称号以外，再没有使用其他的名号来称呼自己以及自己所投身的运动。当时他们形成了一些具有号召力的非正式团体，致力于拓展上帝国度在英格兰的境界，期盼上帝的荣耀因此彰显的共识，成为连接他们的纽带。证道，祷告，关于天国主题的集会，有序的家庭生活，严守主日，是这群人的显著标志。这群人在牧者层面集合了各行各业的代表，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努力推动着共同目标的实现。这群人的积极火热引起了周围人的关注，那些不愿认同他们目标的人，对这群敬虔弟兄的敌视和非议更是与日俱增。然而人们却无法忽视这一事实：从1560年到1660年，英格兰民众中信仰力量的不断壮大，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清教运动的贡献。

当年兴起的清教运动主要关注两个领域，其一是他们担忧英国国教的组织架构——从公祷书到教阶制度。清教徒力图依循其他国家新教教会的做法，来革除英国国教的种种弊端。然而，他们的所有期望几乎都与执掌国教的伊丽莎白女王相冲突。清教运动的第二个，也是更大的关切，是想从整体上改变英格兰人民的信仰状况，使其符合福音的核心真理，并且清教徒们认为可以通过在各教区积极有效的服侍来达成这样的目标。当年绝大多数的清教徒对这两项目标都抱有极大的热忱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却偏重其一。本书我们主要关注第二个领域。

伊丽莎白女王治下的英格兰尚处于农业社会，数千教区中的绝大多数信徒都属文盲。因袭宗教改革之前的光景，英格兰全国上下遍布着顽固的守旧主义，与当时周围国家正在启动的宗教改革极其疏远。然而，也许这就是上帝的心意，祂让英格兰文化拥有着一些极不寻常的特质：这个民族深信在所有的事物中都有圣洁上帝信实的作为；这个民族高举圣经的权威，虽然一度使上帝的圣言囿于拉丁文的局限，但在当时已有英文译本的圣经出现，这让英格兰所有立志认识真理的人都获得了 阅读上帝话语的机会；这个民族甘心乐意顺服教会牧者的权柄，只要教牧人员在传讲教导上帝真理的职分上专心职守（其实不是所有牧者都如此）。此外，当时英格兰的法律也要求所有公民必须出席教会的崇拜。这一切都为清教牧者当年大有果效的服侍提供了有利条件。

早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清教徒运动中那些致力于变革国教的人士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他们在讲台上不遗余力地宣讲，以期修订甚至废除国教的公祷书，让长老会的治理模式在全国施行，争取不参与那些在他们看来只会助长迷信之仪式的自由，并且在公众中开展募捐，为在各大学培训教牧人员筹备资金。这群清教徒还试图在本土组织系列的圣经真理教导大会，使之成为教会生活的一部分，还有人明智地（或不明智地）尝试对教士阶层进行讽刺（一系列马普瑞雷特小册子的地下出版〔The Marprelate tracts〕）。然而，最终这些努力均告失败，清教运动因此一度陷入弹尽粮绝、士气低落、无心恋战的阶段。但随着改革国教的脚步放缓，清教徒门徒培训的果效却初见起色。这样的事工始于1570年，那时有一位叫作理查·格林汉姆（Richard Greenham）的青年大学教师，他决定离开剑桥到一个紧邻剑桥、名叫德赖德雷顿（Dry Drayton）的教区作乡村牧师。在那里身兼传道人、牧师和属灵协谈者的格林汉姆展开了大能的服侍，一时间他在英格兰东部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与此同时，格林汉姆也着手为那些学习教牧事奉的人员建立了门徒培训的体系。这些学员同他生活在一起，在他的亲自监督下，共同参与各种服侍。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学员便能凭借着从格林汉姆那里获得的经验和智慧，开始自己的教牧事奉。

格林汉姆的作法引发了众人的仿效，并产生了深远的属灵影响。格林汉姆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亨利·史密斯，他忠心的传道事奉多年以来在伦敦被传为佳话。与此同时，威廉帕金斯（William Perkins，格林汉姆在剑桥的同仁，以写作速度快、表达清晰而闻名）在1580年也开始撰写有关信徒信仰生活的系列灵修作品，以此引导普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样的工作都是前无古人之举。这类著作的广泛阅读也形成了清教徒的一项传统，即对任何识字的信徒而言，他们都需要具备一种有益、可贵且必须的习惯： 阅读“敬虔的好书”。

清教徒在撰写某部作品时，都期待能涵盖自己所看到基督徒生活的所有方面。在那个书籍没有封皮的年代，从清教徒作品占满首页的长副书名中，我们就能发现这一点。举例而言，理查·罗杰斯（Richard Rogers）在1603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来自圣经、引导信徒不光在今生，也在永生得享真幸福的七篇论文；人们可将此称为基督教的信仰实践，其内容对所有渴慕活出基督的人都是有益的；更具体而言，所有的真信徒都可以从中学到如何在每日生活中敬虔度日，得享安息》（1630年，第八版）。在超乎人想象的短时间内，当年的清教徒创作了大量此类短篇著作，指导信徒如何去过敬虔生活，并且形成了一套清教徒自己的文库。这种书最初通常都是清教徒的证道文，后经出版商集合成册，涵盖了教义与信仰实践等多方面的内容。对于视自己的人生如同属灵战场的清教徒而言（这一点正如本仁约翰〔John Bunyan，或译：约翰·班扬〕在他的名著《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中所描绘的）这些教导是不可或缺的。

1673年，在巨著《基督徒生活指南》（ChristianDirectory）中，理查·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专门列出了一份传道人必读的“最基本书库名目”。他提到了五十八位“热忱且务实”的英格兰作者，鼓励一切有可能成为传道人的读者，尽其所能地去 阅读这些人的著作。这里的“热忱”意表这些作者能够通过丰富的想象和激动人心的言辞，挑起读者心中为主奉献的热忱；而“务实”则与今天的含义相同，就是让我们看到信徒当有怎样的信心和行为。巴克斯特所推荐的是在信徒间流行的关于教义、职分和信仰委身的基督教作品。正是借助清教徒的文学宝库，今天的我们才得以真实地领略到这群人在教牧服侍中那种卓然超群的能力。

二

清教徒对待信仰的态度极为严谨，这一点我们从理查·罗杰斯给一位贵族领主的回信中就能得见。一次，这位领主抱怨理查在信仰上太过严谨，对此理查回覆道：“哦，先生，我所事奉的就是一位严谨的上帝。”很多清教徒，无论是平信徒还是教牧人员都有记录日志的习惯，他们此举的目的就是要锻炼自己内在的诚实，在属灵的事上不至于陷于自欺，从而得以在平安的良心中与上帝亲密同行。清教牧师对于自己的呼召也极为看重，威廉·帕金斯书桌前就有一块装饰牌，其上刻着“你是上帝话语的仆人，留心你所做的”，这实在可以成为他们严肃对待上帝呼召的写照。此外，清教牧者在履行牧养教会成员的责任方面，可以说是最纯粹的务实主义者，他们以引导每个成员因信在基督里得蒙拯救作为自己的目标，并据此来制订自己在教区的牧养策略。清教牧者会把福音宣讲放在他们事工的首位，因为他们深信上帝在祂的计划中主要是以福音的宣讲作为施恩的管道，进而拯救灵魂。然而，这项以讲台为主的服侍仍有另外两项事工作为其有力支撑，一项是教理问答，另一项是教牧辅导，它们结合在一起极大地拓展了教会讲台的影响。

教理问答在清教牧者看来是一门特殊的课程，它通过问答的形式来教导信徒最基本的基督教信条。十六、十七世纪所有新教教会的领袖都一致认同对信徒进行从儿童到成人的教理问答训练，视其为教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深信它是教会得以延续下去的基础。当时所有教理问答的要点都集中在使徒信经所传达的教义、十诫所显明的责任以及主祷文所反映的祈祷要旨（parameters of prayer）上。在英国国教公祷书中就有一份儿童教理问答，它要求牧师与孩童的父母以及教父母一同教导此孩童，而孩童也只有在掌握了教理问答之后，才能被坚立并有资格领圣餐。此外，为了让少年人和成年人更深入地在基本信仰要理和信仰生活上长进，英国国教还在1570年之后采用了由亚历山大·诺维尔编写的大、小教理问答，作为半官方性质的文本。除了这些材料以外，清教牧者还自行编写了许多合乎正统的教理问答，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他们对正确完备的教理问答存何等关切——认为其不可或缺。因为在清教徒看来，信心正是建立在对一系列真理的认识之上，即有关上帝属性、耶稣基督位格以及福音本质的知识。教理问答在信徒心中打下了真理的基础，为他们走上信心生活铺平了道路。

清教徒另一项用现代语言描述的事工，就是教牧辅导（counseling），就是牧师与信徒一对一的协谈。清教徒将此事工描述为“安慰那些受伤的灵魂”。他们将此事工类比为医生对患者所作的医治：即诊断出问题所在，并为那需要医治的人提供康复的方案。为了完成这样的工作，牧师需要对属灵的病理学有深入的研究，要了解导致一个人灵魂疾病的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为此，牧师需要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属灵健康的要素。清教牧者从新约圣经的教导中提炼出了属灵健康的要素：即藉着善行所彰显的以基督为中心的信心、盼望和爱心：重生的确据、平安与喜乐；发自内心、恒久不变的感恩与赞美；对上帝国度与荣耀的渴慕，以及随之而来忠心且大能的服侍。与属灵健康相对的灵疾病则呈现出怀疑、灰心、恐惧、怨恨、冷漠，以及令自己深陷试探、无法自拔的痛苦；缺乏勇气、毅力与热诚；骄傲、色欲、贪婪、苦毒、不满、自私、自怜、小信怯懦与自我放纵等类的症状。今天为人们所熟悉的各式抑郁症（depression）大致等同于清教徒时代所说的忧郁（melancholy），它们的出现要么直接源于上述属灵疾病，要么是其他原因与这些属灵疾病共同所导致。

清教牧者之所以能够让那些在心里遭遇不安与痛苦的人恢复平安、盼望和喜乐，并能重新得力、服侍基督，其根源首先在于他们对人内心的愁苦有着深入的体察和认知，无论这样的问题表现在肉体或精神的层面，还是反映在人神关系的属灵层面，清教牧者总能准确地找到症结；其次，在于他们对人性的完全堕落有着深刻的认识，并因此深知任何人都无法通过自身的义行实现自我救赎，而是惟有依靠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白白赐下的恩典。因为唯独依靠基督的死，我们的罪债才能被涂抹，并且唯独依靠基督复活的大能，罪人才能胜过自己生命中罪恶的权势；第三，在于清教牧者对于上帝的作为有着深刻的洞察：上帝藉着耶稣基督，同时也是在祂里面，让祂的选民恢复了受造之初的圣洁形象，就是上帝自己的形象；与此同时，清教牧者也早已看明魔鬼撒但的伎俩，它所要做的就是尽一切所能来拦阻我们亲近上帝，以上帝为乐，并企图永远切断我们与上帝的联系；第四，在于清教徒对于真假信仰的判断十分准确到位，而当时的英国信徒正面对着良莠不齐的信仰格局。清教牧者深信是上帝将服侍信众的责任交托了自己，是上帝亲自呼召他们去帮助那些处在软弱艰难中的灵魂脱离撒但的辖制，胜过诱惑；帮助他们即使在困难的处境中承受各样的压力和艰难，却始终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为了让那些被捆绑的灵魂重新恢复属灵生命的活力，清教牧者通常会采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如找出软弱信徒生命中那些不信和抵挡上帝的意念，并帮助他们加以弃绝；鼓励他们多多参与团契生活，与众肢体一同赞美主，避免个人的自闭与独处；常常思想上帝在圣经中的应许，等等。清教牧者在属灵安慰方面如同技艺精湛的医生，会根据软弱信徒特定的问题来改变自己辅导的策略。在这方面理查·格林汉姆是名副其实的开创者和权威，他的经验、方法和成功率足以使他成为那一整代清教牧者辅导者中的楷模。

对于之前列举的清教牧者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第三、第四项原因，下面还要再做一些补充。

清教牧者对于魔鬼和三一上帝在信徒生命中不断争战的属灵事实，有着形象到位的认识。他们常常将信徒的生命比喻为一个战场，在他们看来，上帝在这个战场上所做的就是指挥、命令祂的儿女服从祂的命令，相信祂的应许，并接受祂的警告，而撒但所做的就是一刻不停地抵挡上帝的旨意，以期通过欺骗和迷惑，让那些从自己手中被上帝夺回的人再一次堕入牠罪恶的权势之下，从而让上帝的话语归于徒然。那些心灵忧伤的人，常常或是因为不确定自己是否终会得蒙上帝的拯救而犹豫怀疑，或是因为困惑于自己是否被上帝拣选呼召而忧虑徘徊，他们担心自己在通往永生的道路上会不慎失去上帝的保守和看顾。在内心深处，他们迫切地渴望得到上帝在基督里对他们过往罪恶的赦免，同时他们也盼望着在当下和未来能够靠主活出敬虔的生命。对于这样的人，牧者所能给予最大的帮助，莫过于让他们分辨并欣然接纳上帝已在他们身上成就的恩典，并坚固他们的心志，无论遭遇何等艰难险阻，都要将上帝已经成就的实实在在地活出来。

有关虚假的信仰，清教牧者大体将其定义为：一切外在虚伪行为与内心迷信观念的集合。这样的信仰不可能带来基督所成就的那种个人与上帝之间信心的连结，也不可能带来圣灵的内住，以及祂在信徒生命中成就的重生和更新。尽管如此，当年清教徒一谈起虚假的信仰，通常仍是把矛头指向自己所理解的罗马天主教，将其作为各种负面的典型。用他们的话来说，当时英国乡村的许多底层民众仍被天主教的陋习所禁锢。因此，不用惊讶于看到反天主教的教导成为清教牧者，以及当时所有其他英国教牧所共同发出的最强音——其实后者批评的声音更大。不管是对是错，清教徒大体上将天主教视为靠行为称义的宗教，并因此对其竭力排斥。如同当日的马丁·路德，他们认定靠行为去换取在上帝面前称义之地位的做法，是出于人堕落天性的宗教观，任何渴慕主耶稣基督恩典的人都会对其轻视远离。

三

有人说悲剧的实质在于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旷废，无论这些美好的事物是外显可见的或是潜在隐藏的。根据这种定义，清教主义的没落和沉寂无疑是这个世界最大的悲剧。清教运动也曾风起云涌，那场运动曾让一群人集结在一起，为着自己的理想积极地寻求变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清教运动历经了一个世纪之久，以追求圣洁为旌旗，在两条战线上不断推进：在伊丽莎白时期，清教运动以圣洁的敬拜为主要诉求，致力于对圣公会流习的种种弊端进行改革；在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清教运动将建立敬虔的教区作为其主要的目标；在英国内战以及进行共和的时期，清教运动对以上两项目标同时并重。然而，到了英王复辟、国教恢复之后，清教运动却被政府自上而下有针对性的行动所湮灭，其原因很显然是因为当局者担心国家再一次出现动荡。最终，清教徒通过一百年所建立的基业，仅仅在二十五年之内就被损耗殆尽。执政者耸动民意，制造公众对清教徒的敌意，并让他们相信清教徒是一群蓄意制造社会动乱的离经叛道者，藉此让民众心甘情愿地欢迎旧制度的复辟。1662年，刚恢复不久的圣公会利用统一法令（Act ofUniformity），胁迫一切有意从事教牧事奉的人放弃对英王任何形式的背叛（这当然也包括所追加的对内战时期议会所作所为的定罪，而当年有众多牧者都支持过议会）；在此基础上，教牧人员还要认同在当时被略加修改的公祷书（显然这些修改仍无法满足清教徒的意愿）无须再做更多的改动；最后，所有的教牧人员只有在接受圣公会的任命后才具备服侍资格（在此之前，这一条从1645年废除国教以来一直未能成形）。有近两千名清教牧者因照着良心，无法接受这些苛刻的条件而被解除了教区的牧职。英国还通过进一步的国会立法来限制清教运动，禁止清教牧者聚集会众，也禁止别人参加清教牧者招聚的集会。在之后的二十多年中，有近两万名清教徒，其中多数是平信徒，因为违反了这些法律而身陷囹圄。英国最后一段实施宗教迫害的时期就集中在此，而这次宗教迫害也因其旷日持久而臭名昭著。

对清教徒的迫害一直延续到了1689年奥兰治的威廉登基成为英王，以及宽容法案的出台。然而此时的清教徒已经失去了再次重振社会的能力，他们被分散在全国各地，各自组成了一些不从国教的独立教会，游走在圣公会和英国社会的边缘。

清教主义遭遇边缘化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与牛津、剑桥这两间英国最重要的学府渐行渐远。在国教恢复之时，牛津和剑桥要求所招学生像国教的牧师那样全盘认同国教，否则不予录取。尽管如此，一些因1662年统一法令而被革职的清教牧者仍自行开办了学校，其中有一些达到了大学的水平，能够为教牧人员提供全备的学术装备。有了这种培养管道，不从国教的教会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的牧养，并与纠路覆盖全国的圣公会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分立局面。可惜不幸的是，在1730年代怀特菲尔（Whitefield）和卫斯理兄弟（the Wesleys）掀起信仰大复兴的时候，不从国教者对于这场运动却深表怀疑，不相信这场信仰复兴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因而从未涉身其中。尽管没有接受奋兴家的帮助，他们仍得以坚守自己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