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清教徒改革宗灵修神学

第十六章：弗莱林海森

美国大觉醒的先驱

重大的历史运动，无论是宗教运动、政治运动，还是社会运动，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期。这些运动的代言人虽然经常仿佛突然之间登上历史舞台，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有些不那么著名的人物为那些伟人铺平道路。因此，若是抛开了像约翰·威克利夫与约翰·胡斯这样先驱，就无法理解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运动。同样道理，美国“大觉醒运动”（Greate Awakening）尽管与约拿单·爱德华兹及乔治·怀特菲尔德联系在一起，也有其先驱。其中之一就是西奥多·雅各·弗莱林海森（Theodorus Jacbus Frelinhuysen,1691-1747)，他被怀特菲尔德称为“这一场伟大工作的先驱”。这位相形之下不那么著名，但其侍奉工作却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并被许多教会史学家追述为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复兴火种的人是谁呢？为什么弗莱林海森引起了如此众多的争论呢？今天，我们又能从他身上学到何种教训呢？

一、家庭与教育背景

弗莱林海森家族从十六世纪便开始支持宗教改革运动。西奥多的曾祖父曾在德国埃尔格斯特（Ergste）村庄中首开路德宗改革的先河。1669年，他的祖父将这个家族带入了改革宗传统：他们加入了施瓦特尔（Schwerte）附近一间改革宗教会。他父亲约翰·海因利希（Johan Henrich）成为1683年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哈根刚刚建立的德国改革宗教会的牧师，这是一个与荷兰东部地区毗邻的地区。在约翰被按立为牧师后不久，他便与安娜·玛格丽特·布伦格曼（Anna MargarethaBruggeman）结婚，她是一位改革宗牧师的女儿。1692年11月6日，他为自己的第五个孩子西奥多·雅各施洗。

上帝祝福西奥多在家中与学校中所受的坚实的改革宗教育，并带领他归信。西奥多十七岁时成为自己父亲教会中的成员后，便开始参加位于哈姆的改革宗学院的课程来学习哲学和神学。哈姆学院的师资队伍从约翰尼斯·科修斯（Johannes Cocceius,1603-1669年）汲取了营养。科修斯是一位出生于布来梅的语言学家和圣经神学家，曾执教于弗兰克大学与莱顿大学，他的圣约神学具有强调特定时代历史和处境的特点。西奥多在完成自己神学院预科的学习后，便进入林根大学接受神学教育。这里的教师很注重吉斯伯特·沃修斯（Gisbertus Voetius，1589-1678年），即一位曾促进了将改革宗真知识与真敬虔结合起来乌得勒支大学教授的教导。沃修斯代表了“荷兰第二次宗教改革”的成熟结果。在林根大学中，西奥多成为一位彻底委身于改革宗敬虔与沃修斯所主张的经验神学模式，而没有采用科休斯的模式。在这里，他也学会了荷兰语，并学会了用荷兰语讲道。

二、按立与在旧世界中的最后岁月

弗莱林海森在通过了总会的考试之后，于1717年被按立为东弗里兰州埃姆登附近的隆梅尔福尔沃克（Loegumer Voorwerk）地方的牧师。截至那时，“荷兰第二次宗教改革”通过雅各·科尔曼（JacobusKoelman）、爱德华·梅纳（Eduward）及约翰·弗斯切（Johan Verschuir）等人的讲道和著作，已经在东弗里兰州改革宗群体中站稳了脚跟。这些改革宗的敬虔主义者强调重生和圣洁生活的必要性，也就是将操练敬虔视为重生的必然结果。这种经验神学对弗莱林海森产生了一种深刻、持久的影响。

弗莱林海森在隆梅尔福尔沃克的牧职仅延续了十四个月。圣诞节前夜，一场洪水横扫这个地区，将东弗里兰州的大部分地区都夷为平地，使这个教区中的居民一贫如洗，以致再也无法支持一位牧师。这位年轻牧师于是便接受了荷兰北部恩克赫伊兹的一个职务，充任这所拉丁文学校中的共同董事。但是，就在他接受这一职务仅仅几个月后，荷兰改革宗教会大会便找到了他，询问他是否愿意接受拉雷坦（Rarethans）地方的一个牧职。对此，他做出了肯定答复，不过认为拉雷坦（Raritan）是荷兰某个毗邻省份中的地方，而不是在美洲。当他认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受到了新泽西州拉里坦峡谷中四个小型荷兰改革宗教会的呼召之后，弗莱林海森借着《诗篇》第15篇4节“[上帝]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感到有了确信。他同样也受到了一次与西科·塔雅德（Sicco Tjadde，1693-1736年）会面的影响，他觉得这是上帝的护佑。这人是一位敬虔派牧师，当时正在寻找坚守改革宗经验神学的年轻牧师去美洲侍奉。因为塔雅德对弗莱林海森的正统信仰和敬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便鼓励他说：“放弃在旧世界中的事业成功的前景，好在新大陆传播有生命的敬虔”。在与自己亲友和朋友道别后，弗莱林海森便在1719年9月乘船前往新世界的纽约。

三、北美的荷兰改革宗教会

与那些因宗教原因来到新大陆的英格兰天路客及清教徒不同，那些在北美定居下来的荷兰人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早在十七世纪早期，荷属西印度公司便已在曼哈顿岛、哈得逊河和德拉瓦河附近的其他战略重地建立了自己贸易的桥头堡。荷兰殖民地的人口稳定增长，但是在促进其宗教生活方面却无所作为。1623年，当曼哈顿殖民地人口的增长到200人，有两位（ziekentroosters，抚慰病人者）到达这里并担负起了牧师职分。两年之后，殖民地迎来了自己的牧师约拿·米迦勒（JoansMichaelius），他建立了新大陆第一个荷兰语改革宗教会。1633年，第二位牧师爱弗拉德·博加德（Everard Bogardus）从荷兰达到此地。

长期缺少牧师为北美这间新诞生的荷兰教会提出了一个难题。这种缺乏反映出了母会的鼠目寸光，他们坚持新大陆的牧师必须在阿姆斯特丹总会的监督之下在荷兰接受教育和按立。因此，殖民地的属灵生活和道德便受到了不良影响。

在教义上，这些美洲的教会与其荷兰母会保持一致。他们的信仰标准是多特大会所采纳的“三大合一标准”（Three Forms OfUnity），即《比利时信条》(Begic Confession of Faith,1561年）、《海德堡教理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1563年）以及《多特信条》（Canons ofDort,1618-9年）。然而，实际上，大多数教会成员都生活灵性低迷之中。死气沉沉的正统神学从一开始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严重问题，到了十八世纪，情况更是每况愈下。亚伯拉罕·麦斯勒（Abraham Messler）这位曾翻译过几篇弗莱林海森的讲道，并最终成为他的一位继承者曾如此写道：“人们已经几乎看不到有一颗新心的必要性—–形式主义和自义几乎普遍占据了上风。基督徒不以嘲笑基督徒经历为耻，许多人已经成为坚决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

一场横扫荷属与英属殖民地的复兴浪潮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在引发这些复兴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西奥多·弗莱林海森。

四、抵达纽约

当这位28岁的弗莱林海森牧师与1720年1月到达纽约时，他在美洲进行调整的蜜月期非常短暂。他与一位年轻助手雅各·舒仁曼（Jacobus Shureman）一道前来，后者来担任校长和教会平信徒读经人。他们受到了纽约市荷兰改革宗教会两位著名牧师郭特鲁·杜布瓦（Gaultherus Dubois,1671-1751年）及亨利克斯·波义耳（Henricus Boel,1692-1754年）的欢迎。他们邀请这位新上任的牧师在随后的主日中来主持敬拜。这些已经习惯于冗长、冷冰冰、缺乏个性的讲道的会众的反应令人失望。许多人反对弗莱林海森强调重生、注重经历性的讲道风格，以及被某些人称为“嚎叫的祷告”。而且，当波义耳追问弗莱林海森为什么在敬拜当中省略了主祷文时，弗莱林海森回答说：他虽然愿意遵从改革宗教会的惯例，但他却不在乎教会全体崇拜过程中是否使用固定形式的祷告。从他在新大陆开始侍奉那一刻起，弗莱林海森的讲道风格以及他更喜欢用“自由祷告”而不是“模式化祷告”的作法，在此后都演化为重大问题的焦点。

当他被邀请到主任牧师家中做客的时候，弗莱林海森也没有与迪布瓦牧师交好。进门之后，弗莱林海森便问自己的同事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一面挂墙镜，还说使用“这种极其奢侈的生活必需品”是不合理的。这种禁欲主义倾向同样也在弗莱林海森与教会其他人之间引起了相当多的摩擦。

五、定居山谷

新泽西州拉里坦山谷地区的居民大多是被这里丰饶的水土吸引来到这里的荷兰改革宗农民。尽管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对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比追求灵命上的增长更感兴趣，但这些农民仍然盼望自己这位新任牧师的到达。不过，他们很快便认识到，他们所迎来的绝不是一位改革宗牧师中的等闲之辈。弗莱林海森1720年1月31日做了自己的就职讲道，讲道内容是根据《哥林多后书》第5章20节：“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这次讲道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因为这位新牧师非常清楚地表明要在他们中间“作基督的代表”——也就是说，用迫切之心与个人省察在他们中间来劳作，就像基督在他们中间一样。

倘若说新泽西州拉里坦山谷的荷兰改革宗教会对自己牧师的讲道和激烈的侍奉工作感到吃惊的话，那弗莱林海森则对自己不温不火的会众的吃惊程度丝毫也不亚于他们。尽管他已经预见到了他们的灵命低迷状况，因为他在荷兰就曾听到过这样的传言，但他还是很快发现，情况比他所预想到的情形还要糟糕。麦斯勒写道：“他发现，在自己职任内到处充斥着懈怠之风，赛马、赌博、挥霍浪费及各种粗野行为司空见惯，人们只在方便时才光顾教会，宗教不过成为他们日常责任中形式上的追求罢了。”

直截了当地说，弗莱林海森认识到，自己教区中的会众并没有显出任何归信的果子。实际灵命——即“上帝在人灵魂中的生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失的。普遍无知和公然不敬的情形大量存在。小威廉·泰南特（William Teeent Jr.）后来写到了弗莱林海森在那里的早期侍奉中拉里坦谷地居民令人痛心的情形：

根本无人作家庭祷告，也很少有人希望这样作；无知之云笼罩人心，以致当西奥多·雅各·弗莱林海森先生，这位上帝之道忠实的传道人将新生命的教训清楚解释出来，并大有能力地铭刻在他们心上，称之为得救绝对必须之事时，···[新生命的教义]竟被人当成一种普遍的噱头；以致不仅连传道人而且连宣认这一真理的人都被讥笑为“新生者”，又被视为这新奇假教训的拥护者。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原则一样，就是说，既松松垮垮，充满亵渎。

因此，弗莱林海森的讲道专注于使罪人归正，而不是对信徒的培养。他教导说，一种虚有其表的宣告和正直生活并不足以使人得救。圣灵必须向一位罪人显明出他邪恶境况及失丧的状态，继而驱使这位认罪的人来到基督面前寻求怜悯与救恩。在一次根据《以赛亚书》第66章2节“虚心痛悔之人乃是上帝的殿”所作的讲道中，他说道：

从一个心灵痛悔的人身上可以看到：一种对罪深刻与清晰的认识，··真切的不安与忧伤···。一种敞开、自由的认罪。因为感到罪孽深重，他知道不能退缩或转身逃避；倒要因此依靠上帝透过自己儿子所施的恩典。所以，灵里痛悔的人逃避律法的诅咒来到福音这里···。这样，他就被从自我的窠白里赶出来，来到上帝在基督里大有主权的恩典之下，来求得和好、饶恕、成圣和救恩。

弗莱林海森教导人们说，唯有那些有了归正经验的人，才是真正得救的人：按照《海德堡教理问答》中的说法，这种归正不仅包括对罪及其所处的愁苦境地有了认识，而且包括对基督里的救恩有了认识，才会带来一种对上帝感恩的生活。在他的讲道中，“上帝在圣所中与属祂的人同在之道”，弗莱林海森强烈邀请罪人来到基督面前，正如他同样警告他们要抵挡罪一样：“你们若受罪的缠累，你们若诚心诚意盼望行在正路之上，就是透过基督来到上帝面前，那就请来。”随后，在同一篇讲道中，他又将上帝说成是跑着来迎接那些悔改者，就像是那位浪子的父亲跑过来迎接自己回家的浪子一样。在另一次讲道中，他说道：“耶稣仍然站在这里，伸出手来，要聚拢你们。”他敦促听道者“要心里愿意，起身到基督这里来。”然而，他也谈到一种充满喜乐的基督里的救恩，必然收获一种感恩的基督徒生活，一种全然顺服上帝圣道的生活，“以一种新的、发自心灵的服侍为标记”。心存感恩的成圣进程，唯有在信徒不断逃到基督那里，以在抵挡罪的争战中获得力量，并竭力用上帝的圣道来规范自己的生活。沃修斯关于窄门与艰难道路、精细人生和得救的人少，影响人外在顺服的内心动机占优先地位等主题都不断在弗莱林海森的讲道中出现，这些都是基督徒感恩生活的果子。

尽管弗莱林海森教会中的成员并不反对这种符合圣经的改革宗教义本身，但许多人却憎恶这位牧师应用这种经验神学的强有力方式。假如他将教会之外的人称为没有重生、自义的假冒伪善者，那教会中的成员或许会同意他的看法。但是，弗莱林海森却清楚地表明，他乃是对自己的会众说话。在一篇讲道中，他毫不含糊地把关于地震的教训应用出来：

到这里来，你们这些漫不经心、对罪处之泰然的人，你们这些属血气又贪恋世界的人，你们这些嫖客，通奸者，你们这些骄纵、傲慢的男男女女，你们这些纵情享乐的人、酒鬼、赌徒，你们这些悖逆之人，你们这些弃绝福音的恶人，你们这假冒伪善的人，你们想将来的结局会怎样呢？···务要心存恐惧，你们这污秽不洁的猪猡、通奸者、嫖客，又当思想，若不真正悔改，你们很快就要随这些污鬼而去；因为我宣告，一场大火比在他们欲望中燃烧着的所多玛和俄摩拉要好得多。

他根据《雅各书》第5章1至6节，对那些富人提出了特别的劝诫：

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的人，当宰杀的日子竟娇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你们当晓得，那不义、贪婪、拜偶像的人，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弗莱林海森明确地将自己教会中的大多数人视为没有重生而且注定要下地狱的人。这乃是他们要吞下的苦药，尤其是在他警告他们漫不经心地参加圣餐礼拜时，更是如此。他在自己“上帝所悦纳的领圣餐者”的讲道中，说到：

亲爱的听众啊，你们经常出现在圣餐桌旁，知道那没有重生的人不许近前来吗？你们有没有因此用极大的细心来省察，你们有没有重生呢？—–因此，你们当省察并要牢记这真理；并要记念，尽管有道德上和外表上的敬虔，若是你们仍未重生，又缺少属灵的生命，那你们就断无来到这施恩桌前的确据。

对于弗莱林海森来说，一种真实的、个人性的归信——就是悔改、信心和圣洁之心，才是检验一个人是否允许来到圣餐桌前的标准。因此，根据他的判断，会众中大部分人因为缺少显明出来的敬虔果子，所以都是没有重生的：他感到自己有责任警告他们不要来到圣餐桌前。有几次，他甚至禁止他们这样做。对于弗莱林海森来说，在每次举行圣餐前忠实、庄严地检查教会中的成员，才是与牧师及众长老所蒙的恩召相称的。若是有偏离信仰或行事为人与所蒙召的恩不相称的会众，他们就当受到责备或受劝勉；若有必要，就要被终止来到圣餐桌前的权利（《美洲改革宗教会宪章》，The Constitutiona of the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section)。

弗莱林海森相信，有充分的理由将这种考察工作坚持下去。那不配领受圣餐的人便羞辱了教会元首，亵渎上帝的圣约，惹动了上帝对整个教会的震怒，又使他们自己可能会遭受严厉的咒诅。因此，在进行圣餐崇拜的过程中，当弗莱林海森看到一些他曾经警告过不要领受圣餐的人，就会宣告说：“看啊！看哪！就连属世的人和没有悔改的人都来了，以致他们或许就是在吃喝自己的审判！”有几个正走上前来的人，认为牧师是在指他们，便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可以想见，弗莱林海森及其长执会所采取的劝惩性行动使会众中许多人心情沮丧，尤其是那些富裕的人更是如此。他们向纽约一些与弗莱林海森意见相左又有影响力的牧师抱怨此事。有些牧师站在了那些抱怨者一方——最著名的是杜布瓦和波义耳，他们从一开始就对弗莱林海森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也对此随声附和。当弗莱林海森公开宣称包括杜布瓦和波义耳在内的那些反对他的人，是“没有悔改的牧师时”，情况变得极其紧张。

六、支持他的同工与家人

其他牧师则支持弗莱林海森，但也提醒他不要在判断他人灵命状况上过于草率。在那些支持弗莱林海森的人当中，有威廉·巴托夫（Guiliam Bartholf,1656-1726年），一位巡回讲道的开拓性牧师，除了拉里坦北部的两个教会以外，1702年之前新泽西所有的教会都是由他负责建立起来的，包括呼召弗莱林海森的教会。巴托夫在荷兰西兰省米德尔堡的斯路易（Sluis）长大，深受他孩提时代的牧师雅各布·科尔曼（Jacobus Koelman，1632-1695年）的影响，此人现在被研究“荷兰第二次宗教改革”的历史学家视为这场运动中一位主要的代表人物。在巴托夫来到这个新世界时，他已经使自己导师的观点上有了重大进展，以致在弗莱林海森来到这里之前，荷兰经验论的加尔文主义已经扎下根来。因为弗莱林海森同样受到了科尔曼著作的影响，所以巴托夫所做的预工最终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两个人都立足于“荷兰第二次宗教改革”传统，对其中的重点内容抱有相同观点，但巴托夫却比弗莱林海森更温和更有策略。

有两位纽约牧师同样持改革宗经验论观点，后来还印刷小册子为弗莱林海森的观点辩护，其中一位是长岛的牧师伯纳德·弗里曼（Bernardus Freeman,1660-1743年），还有一位是斯坦顿岛的牧师哥尼流·范·桑特伍德（Cornelius Van Santvoord,1687-1752年）。弗莱林海森与一位德国敬虔主义者弗里曼建立起一种热烈的友谊，此人与他持守同样的福音派观点，在服侍荷兰改革宗教会的同时，还在莫霍克族印第安人中进行富有成效的侍奉工作。范·桑特伍德曾是约翰尼斯·马可（Johannes Marck，1656-1731年）莱顿大学一位颇有才华的沃修斯派神学家的学生，在新世界中一直与他保持着友好关系。

在他到达这个新世界之后不久，弗莱林海森便娶了爱娃·特修恩（EvaTerhune）。一位长岛富裕农民的孤儿。爱娃在自己父母去世之后，便一直由弗里曼来照顾。他们的结合是天作之合的幸福婚姻，有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五个儿子后来都成为牧师，而这两个女儿也都嫁给了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