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清教徒改革宗灵修神学

七、反对势力的增长

美洲中部的殖民地的改革宗牧师都坚定地主张“反敬虔主义”观点。他们将教会中的成员都视为重生者，拒绝接受“荷兰第二次宗教改革”中注重经验的教义，将其视为过分主观和内省性的东西。

到了第一个春天，拉里坦峡谷的情况变得如此紧张，以致连弗里曼虽然还支持弗莱林海森，都对他感到震惊，并开始质疑他的同工采取的行动了。例如，当弗莱林海森拒绝教会中一位重要人物的妻子领受圣餐时，就感到震惊。他相信，她是教会中一位敬虔成员。随后发生的其他情况坚定了弗里曼与其他人的观点，认为弗莱林海森没有智慧，施行圣餐的标准太脱离实际了。

随着人们对他侍奉工作的攻击愈演愈烈，弗莱林海森开始采取行动来为自己辩护。他用了一种挑战方式，将下面这首诗写在了自己雪橇的背板上：

无言亦无笔，

能改我心意。

流言蜚语无止息，

最终无效力。

他出版了三篇讲道来回击称他为“制造分裂者，假教师”的报告。在一篇讲道中，他写到：“人们喋喋不休地抱怨我施行圣餐的方式，但我在这里教导的与我一直在改革宗教会中所领受的教导断无半点不同，这一点任何一位没有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到。”重要的是，这些讲道得到了弗莱林海森的朋友巴托夫与弗里曼的支持；他们认为，这是鉴察人心的讲道，完全符合圣经和《海德堡教理问答》。弗莱林海森的讲道最终加剧了这种盘旋在他侍奉工作周围的冲突。波义耳及其支持者一道将这些讲道视为一种攻击，而不是一种辩护，从而与支持他的巴托夫及弗里曼产生了尖锐的冲突。

争论的另外一个根源在于弗莱林海森使用了由科尔曼追随者们所写的《弗里兰教理问答》（Frisian Catechism），以此作为对《海德堡教理问答》的补充。当时，科尔曼已经被其斯路易教会中的会众解职了，部分原因是他反对基督徒的爱宴日及使用规定的崇拜仪式，还因为他对那些自己视为仍未悔改者的严厉批评的缘故。弗莱林海森的反对者，就是那些被这位拉里坦峡谷的牧师同样刺伤的人们，将科尔曼视为真正的始作俑者，将其称为“那个大异端”。这本小书中到底有什么内容让弗莱林海森的反对者们如此烦乱呢？从根本上讲，他们反对弗莱林海森强调基督徒活泼经验的作法。在他们看来，《海德堡教理问答》用一种更平衡的方式对这一问题做了探讨。然而，对《弗里兰教理问答》的那些作者来说，个人经验在教义的教导中成为至关重要的内容，任何强调这一主张的著作都当受到欢迎。对弗莱林海森及其支持者看来，反对《弗里兰教理问答》不过增强了他们的怀疑，就是这些反对者中大多数人都没有活泼的基督徒生命经历。

八、战线拉长

1723年3月12日，弗莱林海森教会中几位心怀不满的成员向弗里曼寻求支持，以反对自己的牧师。他们指控弗莱林海森宣讲假教训。弗里曼拒绝站在他们一方。尽管他同意，弗莱林海森有其自身的错误，但这并不能使他成为一位宣讲假教训的人。在听取了这些抱怨者的控诉之后，他回答说：“我认为，你们是被仇恨与报复的灵影响了。因他尖锐揭露罪，你们就试图成为魔鬼的帮凶，让他来践踏基督的教会。”他建议他们起草一份控诉状，将其提交给自己所在的长执会，警告他们若他们将这些抱怨诉诸其他方式，那他们就会被视为分裂教会者。

“控诉派”（Klagers），正如他们后来被人们所称呼的那样，无视弗里曼的意见，将其呈交给了多米尼·波义耳及其身为律师的兄弟多比亚（Tobias），以寻求帮助和建议。波义耳兄弟没有建议这些“控告者”遵从《马太福音》第18章15至17节中的原则，以及教会解决他们心中不平的程序，反而对其表现出同情：这件事激起了弗莱林海森所在的长执会的愤怒。长执会便起草了一份“呼吁书”（Daaberief），并将其交给那些“控告者”。在这份声明中，“呼吁派”（Dagers）列举了这些反对者的错误并警告他们，他们若不收回自己的指控将被逐出教会。随后，在1723年，弗莱林海森又发表了另外两份给这些煽动者的声明。每份声明都警告要将那些拒不悔改，也不回到教会中的人逐出教会。在九月份之前，因为没有收到任何回复，由“呼吁派”控制的长执会便一致同意将反对派的头目逐出教会：彼得·迪蒙（Peter DuMont）、西门·威科夫（Simon Wyckoff)、亨利克·弗洛姆（Hendrick Vroom）及丹尼尔·希伯灵（Daniel Sebring)。

这一行动在整个改革宗教会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阿姆斯特丹总会本来必须采取谨慎的行动出面调解，却远在千里之外。总会将一份措辞谨慎的信转交到弗莱林海森手中，弗莱林海森对此做出了详细答复。大会回复说：

我们已经谈到你回信中使用的严厉措辞—–此外也从你实施教会纪律的方式上，即将某些有罪者逐出教会的举动上有所认识，你在这种重大情况下有没有采取与一位牧师身份相称的谨慎行动呢？—–难道征询总会意见，再采取如此重大行动，不是更稳妥吗？

1725年，“控诉派”最终在一份“控诉书”中对这一呼吁做出了回应——这份控诉书长达146页，是写给阿姆斯特丹总会的。“控诉书”据人们推测是出于波义耳兄弟的手笔，有六十四个家庭的家长在上面签了名，这代表了弗莱林海森教会中的四分之一。“控诉书”详细地谈到了人们可以想到的对弗莱林海森每一项批评，足以激起总会不满并使其解职。其中的许多指控都是微不足道，或是建立在谣言基础上的，反映出了“控诉者”的苦毒之心。弗莱林海森被说成是一位有同性恋倾向的暴君。“控诉派”申述说，弗莱林海森不愿让那些不能对自己的归信做出满意表述的人来到圣餐桌旁，顽固坚持将内心经历到的改变作为悔罪的结果：并且，指控他违背了教会条例，其方式是将提名长老与执事的权利保留给长执会，而不是交给会众；而且，在没有通知总会的情况下，就逐出教会成员：还指控他宣讲违背“三大合一标准”的敬虔主义教义。“控告派”指控弗莱林海森“偏离了纯正的教义和纪律，与拉巴弟、科尔曼和其他分离主义者完全毫无二致。”

为了火上浇油，“指控者”决定用把他挡在两间教会之外的方式来挫败弗莱林海的努力。他则以称“控告派”为不虔不敬的人，“四个教会中的渣滓”作为回敬。他和自己的支持者坚持认为，他们不过是要通过实施纪律这种天国钥匙权柄来保持教会的纯洁罢了——即使用宣讲的钥匙权和逐出教会的钥匙权，因为《海德堡教理问答》中主日第31日的内容指导他们这样做的。他们说，“控告书”中超过一半的签名者从来都没有做过信仰宣告，并警告说，“上帝的震怒和永恒审判乃是指向他们的。”因此，即使《教会条例》第76条中规定“在未预先通知总会的情况下，不得将任何人逐出教会，”但弗莱林海森还是通过诉诸第86条的规定对此作出了回应，这一条内容规定了假若教会的利益有要求，可以对《教会条例》的内容做出变通。

这种强烈的敌对给弗莱林海森的心理健康造成了伤害。他患上了一种被其重要的传记作者詹姆士·塔尼斯（JamesTanis）称为“轻度抑郁症”的病症。在一篇关于“保罗身上的刺”的讲道中，弗莱林海森暗示这位使徒所患的病可能是一种“疑心病”（Morbus hypochondriacus)，因为情绪上的压力带来的心理崩溃疾病：而这种疾病，弗莱林海森感到已经有好几年时间不断出现在自己身上了。这种心理上的崩溃，在十八世纪30年代不断出现，经常使他几个月时间不能工作。

在崩溃之间，弗莱林海森仍然继续通过印刷和讲道方式来传播他那种经验论的富有争议的教导。其中一本引起了相当大震动的小册子，就是《一面不会谄媚人的镜子》(Een Spiegel die niet vleyt)，是根据《箴言》第14篇12节的内容：“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而作的。尽管没有点名，但“控告派”必然知道这篇讲道是针对他们的。显然，通常支持“控告派”的阿姆斯特丹总会同意了这一小册子的印刷。在对《一面不会谄媚人的镜子》做了仔细的检查之后，总会发现其中并无任何内容与圣经及《三大合一标准》相抵触。

“呼吁派”与“控告派”之间的争论不时爆发，直到后来在阿姆斯特丹总会敦促下，他们才达成了某种妥协。1733年11月18日，弗莱林海森侍奉的教会采纳了十一条《和解条例》，这一条例在1734年的前三个主日在讲台上做了宣读，随后便呈交给阿姆斯特丹总会申请最后的批复。这一“控告派”也签字认可条例规定，倘若“控告派”接受弗莱林海森是正统改革宗牧师并返回教会的话，那长执会将愿意宽恕“控告派”的缺点，并废除将他们逐出教会的规定。尽管有波义耳对弗莱林海森的抵制，但这种复兴却仍在继续：杜布瓦首先采取了行动，在一封呈送给阿姆斯特丹总会申请独立的请愿书中与复兴一方携起手来。在世纪中叶出现了两个派别，即“联合派”（the Coetus）与“会议派”（theConferentie）。“联合派”主要由代表弗莱林海森所持支持复兴运动、渐进敬虔主张的牧师组成。“会议派”则代表了反对复兴运动的传统正统派，由那些愿意继续与阿姆斯特丹总会留在“大会”中的人员组成。有几十年之久，双方都在交流一系列的小册子。最后，弗莱林海森和“联合派”的目标达到了：用英文讲道得到了批准，牧师们在美洲接受训练与按立，美洲教会则被授予了完全的自由。

九、在荷兰改革宗群体内外的影响

尽管受到了人们无休止的批评，但弗莱林海森仍然忠心劳作。尽管有些人被他鉴察人心的讲道所冒犯，但另一些人却借着这种讲道得以认罪，并开始对基督有了一种使他得救的认识。亚伯拉罕·麦斯勒（Aramham Messler）一位弗莱林海森的继任者写到，自己前任的辉煌年份有1726年、1729年、1734年、1739年与1741年。在这些年份中，归信人数有16个人到122人不等。从表面看来，在弗莱林海森于新泽西侍奉期间有300人归信。这还不包括弗莱林海森的讲道在自己教会之外的影响。若是考虑到1726年领圣餐者总数只有20个人的话，那这些数字就更重要了。麦斯勒在谈到这些数字证明了“一场伟大的复兴”时虽然有些夸张，但我们仍可以得出结论，在弗莱林海森侍奉工作中至少有几次小型的复兴，为美国“大觉醒运动”铺平了道路。

尽管弗莱林海森坚定委身于自己一直以来浸润其中的荷兰改革宗信仰，但他却大胆自由走出了荷兰教区的限制。从他开始自己在北美侍奉工作的那一刻起，他就试图与来自其他教会背景的人接触。在与他有紧密关系的人中，有长老宗牧师、德国改革宗牧师及安立甘宗信仰背景的牧师。由于这种接触，他得以对美洲中部殖民地那些讲英语的教会产生了影响，并进而对“大觉醒运动”产生了影响。

1726年，在“控告书”公开一年后，一位年轻的长老宗信徒吉尔伯特·泰南特（Gilbert Tennent）来到了新布伦斯威奇（New Bruswich)，开始在那些讲英语的殖民者中工作。他已经在自己父亲威廉·泰南特（William Tennent）手下，即一位由圣公宗改宗长老宗者接受担任牧职的训练。因为确信纯正合乎圣经与经验性讲道，威廉·泰南特开始为侍奉预备敬虔的年轻人。一间木屋在新泽西纳什米尼（Neshaminy）建立起来，供那些内心渴慕的学生居住，其中包括泰南特的三个儿子。这间小小的、简陋的神学院，被那些反对者们称为“木屋大学”，塑造出了二十位在“大觉醒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传道人。

威廉·泰南特的长子吉尔伯特（Gilbert），满腔热情地担负起了自己在新布伦斯威奇的牧师责任。这位年轻的传道人很快便赢得了自己邻居多米尼·弗莱林海森的敬重与友谊。泰南特被这位荷兰同工讲道影响下众多人归信的情形深深打动，同时对自己似乎毫无果效的工作感到失望。在自己的日记中，泰南特写到：

在我来到这里时，我荣幸地看到弗莱林海森侍奉工作所结出的累累硕果—–这件事加上一封友善的信使我看到了必须正确分解上帝的话语并靠着上帝的祝福在适当时机给每个人恰如其分的引导，激发我在侍奉工作中孜孜以求。

泰南特与弗莱林海森之间的友谊证明是有裨益的，这既是一种责备，也是一种激励。泰南特将这位经验丰富的同工的建议用到如何讲道上，很快就开始看到大量悔改的例子。在弗莱林海森领导下始于荷兰社区的复兴，此时此刻开始传播到泰南特所服侍的那些讲英语的殖民者中间。

弗莱林海森的讲道风格中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圣灵祝福下使如此多的人归信基督呢？亨德里克·维斯切尔（Hendrick Visscher），也是弗莱林海森的朋友与助手，称这是“一种出类拔萃的触类旁通才能，凭借这种才能他将从自己听众身上发现的境况应用到其他人身上。”换句话说，弗莱林海森在因人而宜的讲道方面是出类拔萃的。正如他在一位同事按立讲道中所说的那样：

讲道必须针对我们听众的不同情况而发。在教会中，有些人是心不虔敬、仍未归信的人：是文明、虚假、冒充的基督徒在教会中同样也有归正的人，有小孩子和那些更长进的人。对每一个人—–必须照着他们的状况和身量来传讲并对待他们。

泰南特是一个敏于学的人，很快便在因人而宜的讲道方面出类拔萃了。在强调人必须重生的同时，他还挑战自己的听众要省察自己是否拥有圣经中那种新生的明证。

泰南特的侍奉工作与弗莱林海森的侍奉工作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用荷兰语和英语举行联合崇拜。“控告派”指责说，因为弗莱林海森允许“这位英国不从国教者”（即泰南特）在自己教会中讲道并主礼圣餐，所以违背了《荷兰教会条例》（Dutch ChurchOnler）与礼仪，并因此损害了阿姆斯特丹总会的权威。他们自视为荷兰正统的捍卫者，将弗莱林海森的普世性观点视为敌视真正的荷兰改革宗信仰。作为正统传统主义者，他们向阿姆斯特丹总会申诉，说：“我们必须慎重地以荷兰方式将事务留待我们自己教会内部处理”。

与这种观点相左，弗莱林海森的目标是使罪人的归信。任何持守这种观点的人都是他的朋友，无论其宗派背景、种族与语言背景、教区还有社会阶层如何。

1729年6月，阿姆斯特丹总会指责弗莱林海森因越出自己的宗派及语言背景，致使教会中的裂隙进一步加深：

你确实曾允许一位不从国教的代表人物（吉尔伯特·泰南特）在你讲道的一间教会中、在圣餐中，在荷兰会众面前用英文来祷告—–而且，你并没有对他在我们荷兰教会中讲道提出反对意见—–难道你在神圣教会的审判台前就没有任何责任吗？—–还有，这种做法违背了业已建立的纳维辛克长执会的命令，也有悖于他们的牧师摩根牧师的愿望。你难道不是去了那里的畜棚中讲道吗？难道你不是也去了寇恩牧师（Coen）的教会中的乔瑞斯·莱尔森（Joris Ryerson）那里讲道吗，已经建立的长执会和牧师的位置何在呢？

尽管有批评之声和总会的不理解，但弗莱林海森仍继续接受人们的邀请在畜棚中及纽约、斯坦顿岛、长岛的教会中讲道，还有向西远到纳什米尼、宾夕法尼亚的地方。他虽然不能达到自己服侍的所有要求，但却像一个有异象的人那样行动。他出版了大量讲章，以便能接触到更为广泛的听众。为了培育众圣徒彼此相通，并维持一种高水准的灵修，他为自己视为上帝百姓的那些人举行私下的灵修团契聚会（即非正式聚会，gezelschappen）。他将那些“助手”（voorlezers）训练成平信徒讲员，还将他们中间的几个人训练成承担起除主持圣礼外的全部牧师责任。在他离开教会到其他地方讲道时，这些平信徒讲员便主领崇拜并负责团契聚会。他们当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弗莱林海森讲道集的第一位译者亨德里克·维斯切尔。这些讲道集印刷了许多年，为拉里坦峡谷中的改革宗敬虔主义者所珍爱。

弗莱林海森同样也训练出几位担任按立圣职的人员[其中包括撒母耳·弗布里克（Samuel Verbryck)、约翰·格塔丘斯（John Goetachius)、托马斯·罗梅恩（Thomas Romeyn）]，还支持建立殖民地神学院，并帮助他们从事奠基性的工作，最终导致了美洲教会脱离了阿姆斯特丹大会而独立。

弗莱林海森的讲道还有他与灵里相近的牧师及平信徒之间的接触带来的结果，就是使复兴渐渐传播开去，直到新泽西与纽约后来被人们称为“大觉醒运动”所占据。在这场复兴运动达到高潮时，乔治·怀特菲尔德来到了新布伦斯维克讲道，期间遇到了弗莱林海森。后来，他在自己《日记》（Journal）中写道：

在这些来听道的人当中有几位牧师，主一直以来愿意尊重他们，使他们成为带领很多儿子进入荣耀里的器皿。其中，有一位是荷兰加尔文宗的牧师，名叫弗莱林海森，是一间距新布伦斯维克约四英里远的教会中的牧师。他是耶稣基督一位名副其实的老战士，也是我相信主正在这些地方推进的伟大工作的先驱者。他一直受自己属血气的弟兄抵制，但上帝却总是用一种惊人的方式彰显出来支持他，透过自己的大爱使他更像一位征服者。他长久以来学会了唯独敬畏这位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上帝。

怀特菲尔德不仅将弗莱林海森称为上帝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复兴运动中的器皿，而且也透过泰南特熟悉了弗莱林海森的讲道方式，并深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