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清教徒改革宗灵修神学
十、弗莱林海森在美国教会史上的地位
弗莱林海森一直以来都被人们称为“美国敬虔运动之父”，但这一称谓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敬虔主义者”与“敬虔主义”这两个词对不同的人来说意思有所不同。对很多人来说，这类词是负面的。实际上，它们原本是作贬义词来用的，正如“清教徒”最初用于贬低那些力图改革并“清洁”英格兰教会的人，及在牧养过程中关注人们在改革宗恩典教义范围内活出合乎圣经的敬虔生活的人。所有这些词都会使人们想起各种形象，不管是真实的，还是人们想象出来的，那种假装神圣和假冒伪善的，在自己宗教热情上过火的人。但像弗莱林海森这一类人，却用敬虔这类词指敬畏上帝之心（vroomheid）。
我们必须在路德宗、改革宗、摩拉维亚弟兄会及其他形式的敬虔主义之间进行区分。凡此种种的敬虔主义都强调个人、经验论的宗教信仰。带大写字母的“敬虔主义”则兴起于德国路德宗内部，是对建制教会中那种僵化的正统与形式主义表示抗议。在荷兰和英格兰国教会中也兴起了类似的敬虔主义、抗议运动（如“荷兰第二次宗教改革”及清教徒运动），以抵制同样的滥用。尽管它们之间有相似之处，但在这些运动却有着重大的区别，尤其在恩典的教义上更是如此。弗莱林海森是一位加尔文主义者：他的敬虔主义有鲜明的改革宗特点。他所代表的荷兰改革宗敬虔主义与英格兰清教徒运动之间的联系，远比与德国敬虔主义更为密切。这位荷兰人从英格兰人实际的日常生活中那种分别为圣的生活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最初被译成荷兰语的清教徒专著之一是刘易斯·贝利（Lewis Bayly）的《敬虔的操练》（The Practice of Piety）。但是，荷兰的敬虔主义者同样也对英格兰的清教徒及其后继者有所贡献，尤其是在他们对讲道的理解方面更是如此。正像我们前面已经说明的那样，弗莱林海森影响了泰南特的讲道，而泰南特的讲道又影响了怀特菲尔德的讲道。尽管泰南特与怀特菲尔德受到了数代声望主要建立在自己讲坛侍奉上的清教徒神学家的陶冶，但他们却从弗莱林海森身上发现了一种远比大多数清教徒卓越的针对不同阶层者讲道的能力。这种讲道风格一直以来都被历史学家称为“分类法。”
十一、分类讲道法
弗莱林海森在区分真敬虔与假敬虔上的才能出类拔萃。他在荷兰敬虔主义导师的帮助下将这种技巧发扬光大，他们将自己的会众划分成不同的灵命状态和境况，随后便在讲道过程中针对每一群人进行应用。在荷兰敬虔主义运动中，这种分类讲道法的先驱是约翰·塔芬（JeanTaffin，1528-1602年）、歌德弗里德·伍迪曼（1581-1649年）以及威廉提林克（1579-1629年）。这种分类讲道法在沃修斯派的传道人当中，如约多克·范罗登斯坦（Jodocus Vanlodenstein,1620-1677年）、威廉·布雷克（1635-1711年）及伯纳德·斯梅提格（Bemardus Smytegelt,1665-1739年）等人中，得以发扬光大。这些荷兰第二次宗教改革中的神学家代表了荷兰敬虔主义的精华。弗莱林海森最初的导师约翰尼斯·弗舒尔（Johannes Verschuir,1680-1737年），属于传道人中的沃修斯派。弗舒尔生于、长于格罗宁根，并在这个北方省份中度过了整个侍奉生涯。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内在的真理》或作《经验论神学》（Waarheitin het Binnenste,of Bevindelyke godtgeleertheit）。在这篇专著中，弗舒尔论述说真正的基督徒为数寥寥：许多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却是在自欺欺人。因为牧师必须能区分什么是真敬虔和假冒的敬虔，弗舒尔专门为那些年轻的牧师写作，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交托他们照管的灵魂。弗舒尔将参加教会崇拜的人划分成几类，对其中的每一类人，传道人在讲道过程中都应当注意到：（1）强壮的基督徒（sterk Christen），他们已经归信而且在灵命中达于成熟：（2）忧虑的基督徒（bekommerdeChristen）他们虽已被归正，但却因为许多疑惑而挣扎，而且也缺少信心的确据；（3）“熟悉字句的人”（letterwyse），他们仍然未被归正，虽领受了教训而且熟悉真理，但并没有经历到真理及其能力：（4）“无知的人”（onkunde），他们虽然还没有被归正，也没有学问，却因为有一种天然的智慧仍可被劝服来学习。他还将恶人进一步划分成不同的人。
弗莱林海森的讲道表明他经常追随弗舒尔的分类法而行。他把讲道中大部分内容都用于安慰那些忧虑的基督徒而不是那些强壮的基督徒。因着花费在鼓励这群听道人上面的时间，我们便可得出结论，弗莱林海森认为自己教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属于这一类人。他绝大部分的警戒都是针对那些“熟悉字句的人”而发的。他们被视为陷于极大的危险中，因为他们“几乎就是基督徒了”，离上帝的国仅有咫尺之遥。他们与基督徒同行，言谈举止也像基督徒，但却没有重生。尽管他们有外表上道德和真理上的宣告：但死亡若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灭亡了。
弗莱林海森确信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重生，这构成了他神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荷兰第二次宗教改革”的核心内容。在一篇典型的讲道中，他劝勉自己的听众要省察自己是否有重生的确据。与此密切相关，就是呼召人要归正，弗莱林海森所说的归正不是信徒每天的归正，而是那些未得救者最初的归正。他乃是在这种可以与重生或新生交替使用的意义上来运用归正一词的。
弗莱林海森宣讲说，这种新生命必须是经验到的。这就是说，一个归正者必然知道自己是如何出死入生的，而且要能将上帝为他的灵魂成就的一切与自身关联起来。尤其是这两件事：即强调人必须重生以及将那些到教会崇拜的人划分成各类不同的人——影响了泰南特、怀特菲尔德及其他复兴运动的领袖。
所有这一切都是与弗莱林海森的讲道哲学相一致的。在一场题为《锡安城墙上守望者的责任》(Duties of Watchmen on the Walls of Zion）的讲道中的应用部分，他反思了自己作为讲道人的责任：
尽管我并没有给哪个人开出一种讲道之法，但我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就是在应用部分必须要有所分别，针对听众的不同境况有所调整（犹20、21节：耶利米书15）。在教会中，有恶人和仍未归正之人、有道义之士，有表面上和口头上的基督徒：这些人构成了教会中的大部分人，因为召来的多，选上的少。在教会中同样也有归正的人：小孩子和那些更加长进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企盼和呼求，传道人应当根据他们各自的的处境与身量向他们讲到，帮助他们对对付自身的问题（耶15：19）。泛泛应用非常危险，这已经被许多狂热的神学家说明了（结13：19-20）。
泰尼斯·布莱恩（Tennis Brienen）以“荷兰第二次宗教改革”中的传道人使用的分类方法为题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The Prediking van deNadere Reformatie）。他认为这种方法与加尔文及其他早期宗教改革家仅仅将教会成员划分成两类——即信徒与非信徒的方法不同。这不是说，加尔文不清楚强壮的基督徒与软弱的基督徒之间的分别以及各样的不信也有种类与程度上的不同：但是，他却没有像“荷兰第二次宗教改革”中的代表们所做的那样，对此做出如此详细的划分。加尔文这些早期宗教改革家与弗莱林海森等这些后期宗教改革家之所以有不同，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讲道的处境不同。早期宗教改革家讲道，正如约翰·麦克里奥德指出的那样，是针对“在称义上是上帝白白恩典的福音奇妙地像一种全新事物临到他们头上的一代信徒。”后宗教改革家如弗莱林海森，则是在无需发自内心的回应，只要对圣经真理表示赞同，便被视为得救的环境中讲道。在这种背景下，它成为通过强调自我省察、恩典的标记和将听众分成不同群体的方式，明确区分使人救赎性信心与历史性信心的必要手段。
布莱恩说到，英格兰清教徒并未像其荷兰搭档那样在将听众分成不同的人群上走得那么远。这样就说明了为何泰南特与怀特菲尔德对弗莱林海森的讲道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弗莱林海森将听众分成不同群体的作法及其鉴察人心的应用，超越了他们已经习惯于听到那种方式。塔尼斯总结说：
泰南特的讲道是对弗莱林海森讲道方法的完成—–怀特菲尔德自己的讲道方式极大地受到这种教导方式影响，因此弗莱林海森从东弗里兰接过的火炬便传给了泰南特，继而又传给了怀特菲尔德。
弗莱林海森的分类讲道法在各方面都符合圣经吗？布莱恩虽然在否定这种分类法上有些过头，但他指出这种方法有超出圣经的危险，这有何不正确之处吗？圣经“一般”只对听众作一种区分：它认为人们要么是以信心来回应，要么是以不信来回应。尽管圣经的确承认出于信心的生命其长进的阶段有不同，而不信的程度也有不同，但并不支持以此将每个人“习惯性地”置于某种孤立范畴中的详细体系。
另一方面，我们不应当忘记，积极的合乎圣经的分类目的乃是专注于人必须重生；透过特别的教导、鼓励及告诫来培养人们在恩典中长进，并指出人自以为已经得着了永生的危险。这种分类方法若没有因强加于正在解释的经文上而出现偏差，则仍有其地位。如传道人[的信息]由这段经文统摄，这种分类法就会产生特殊效果及多样化应用的丰富收获。若讲道中的应用未由经文来统摄的话，则这种分类方法就容易产生重复，甚至更糟的是，最终所提倡的是传道人自我省察的标准，而不是圣经中的标准。
十二、加尔文与弗莱林海森论新生与恩典之约
这种分类讲道法揭示出弗莱林海森与加尔文所强调的重点之间的不同：即他们传讲新生的方式不同。两人都一致认为重生是救恩所必须的。但是，弗莱林海森侧重的是必须通过本于圣道、圣灵引导的自我省察来寻找确据，加尔文侧重的则是对福音中的应许的信心。他认为，这种应许是对整个教会或立约群体说话。
加尔文认为恩典之约是由上帝与信徒及其儿女订立的。他教导说，所有这些人都在救恩的应许之下。但他区分了两种立约之子——那些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的人及那些表面上与祂连接的人——以撒们和以实玛利们两者都处在与上帝所立的约中。
弗莱林海森对恩典之约的观念有某种不同的侧重。对他和绝大部分荷兰第二次宗教改革中的神学家而言，这一恩典之约是唯独与选民订立的，因此恩约中的应许是唯独赐给他们的。对这些神学家而言，这种蒙恩标记乃是重生与拣选证据的强调，与加尔文相比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弗莱林海森认为，一个人唯有在他靠着圣灵光照，能从这些标记中得出结论说他是属上帝的选民时，才能支取福音中的应许并享有他在蒙恩境况中的希望。
弗莱林海森对恩约的观点自然对他的教会观与圣礼观产生了影响。弗莱林海森相信，教会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信徒的聚集，唯有那些能明确描述自己的归正情形的人才能被纳入其中。这是约翰·拉巴弟的观点，弗莱林海森对此持同情态度，尽管他认识到在一个不完全的世界中人们难以寄希望于一个完全的教会。但是，若无法达到一个洁净的教会，至少必须寻求一种纯洁的团契。这就是为何弗莱林海森制定了如此高的领受圣餐标准的原因所在。
我们可以赞赏弗莱林海森对圣礼纯洁性的关注。在一个许多教会成员都过着不道德生活的环境中，他必须采纳严格的原则。这里的难题是他同样也可能拦住了那些有主的生命样式，却未显出他估计的那种蒙恩标记的人来到主的圣餐桌前。在这一方面，他做得太过火了，因为他以为自己拥有唯独属于上帝特权的那种鉴察人心的权利，这加深了他所侍奉教会中的那种紧张关系。
十三、最后的考察
“大觉醒运动”及类似的复兴运动一直以来都被上帝大大使用，使罪人归入基督并祂的国度。但是，它们也会因为人邪恶的本性，有其负面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导致个人主义泛滥，也导致了教会与宗派的分裂。要想认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并不困难。复兴主义者强调重生与突然归正，使那些经历了这种强烈的生命改变的人把自己视为真教会。这种情况使人们希望建立由可见的圣徒所组成的排他性团契，从而孕育出私下的聚会（gezelschappen）。尽管这种私下的聚会有助于众信徒彼此之间相互劝勉，并经历到众圣徒之间的相通，但若不慎重警戒，则他们同样也可能将教会分裂成众多的派系，成为“教会中的教会”（ecclesiolae in ecclesia)。弗莱林海森在自己此后的岁月中认识到了这种排他性的危险，在1745年，将他的聚会向任何愿意参加的人开放。
尽管他有自身的软弱和缺点，但弗莱林海森却被上帝在建立美洲教会的过程中大大使用。海因里希·梅尔基奥·穆伦伯格（HeinrichMelchior Muhlenberg），一位曾经在1759年到中部殖民地旅行的路德宗敬虔主义者，将弗莱林海森称为“一位重生的荷兰布道家，在这些地区主张真正悔改、活出信仰、分别为圣并取得成功的第一人。”上帝是主权的上帝并透过大量不同的器皿来成就自己旨意。尽管弗莱林海森并非一位平易近人的人物，但他却是一位有深刻属灵确信和极大勇气的人。他活化出自己讲道集序言结尾处的话：“我不求人赞美，也不惧人责备。”他是一位雄辩的演讲家，一位充满活力的作家，一位才华横溢的神学家，一位热心的经验论布道家。伦纳德·培根（Leonard Bacon）曾写到：“他应当赢得首先引入大觉醒运动这一荣耀”。爱德华兹将他视为美国教会史上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并在上帝带领下将新泽西的成就归结给他的助益。他在新泽西的长期服侍中，他是上帝重用的人，开启许多大丰收，促进了改革宗在灵命上的敬虔。塔尼斯总结到：
他在发展美国神学框架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角色是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一位过渡人物；他的伟大贡献是将自己身上带有的那种荷兰福音主义式敬虔论注入到了美洲中部各个殖民地之中。
岁月使人醇厚、成熟、圣洁。在他晚年的岁月中，弗莱林海森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陷。他对别人的判断越来越少，而且认识到自己曾数度毫不必要地使自己和别人的生活变得艰难。他曾轻蔑地对待过自己的一些同事，这件事越来越困扰他，他为自己曾将一些人称为没有归正的人表示道歉。在弗莱林海森与杜布瓦之间的和解努力是成功的：在1741年一场由怀特菲尔德主讲的复兴大会中，这两位牧师一起坐在了台前。在我们分裂的时代，唯愿我们能更多经历到与那些用诚实来热爱主耶稣基督的人，以及像弗莱林海森、泰南特、怀特菲尔德时代上帝所赐下的那些人那样盼望复兴的人在灵里的合一。
很少有人能对弗莱林海森抱中立态度，他鉴察人心的重生神学，他要求悔改归正的人要以圣洁和精细的方式生活，以及他盼望保持教会纯洁的热情，既给他带来了很多朋友，也带来了很多敌人。然而，最后，弗莱林海森不知疲倦的工作、热情和敬虔赢得了那个时代：甚至是他从前的敌人对他的接纳，因为他们不能否认他侍奉工作所结的累累硕果。他的侍奉工作向我们昭示出像耶稣基督的精兵一样忍受诸般艰难的重要性，以及坚持把我们的手放在国度工作之犁上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