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清教徒的牧养

2.清教徒是自由、不受约束的

的确，恩典的教义被曲解之后，会导致所谓的极端加尔文主义，也就是否定福音的白白（或自由）提供。极端加尔文主义者与加尔文的看法不同，认为把福音提供给所有人，是前后不一致，甚至是不荣耀上帝的。主要的误解都围绕人的无能问题。在超级加尔文主义者眼中，白白或自由提供，似乎意味着自由意志，而这在他们看来，就与上帝的主权冲突，因为上帝用祂不可抗拒的恩典，呼召祂想要呼召的人。与这个问题并非完全无关的，是堕落前拣选论的问题，这种看法认为，上帝预旨的逻辑顺序是，先拣选，然后允许堕落。“堕落前拣选”把拣选放在第一位，而“堕落后拣选”则把堕落放在前面。（顺便说一句，任何想在这个问题上深入研究的人，最好不要读伯克富[Berkhof]的作品，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谈得不清楚。相反，我会建议阅读华菲德[Warfield]或谢德[Shedd]的作品。）两个著名的清教徒威廉·帕金斯和威廉·特维斯（William Twisse）都采纳了堕落前拣选论，这有时又被称作“高加尔文主义”。大多数清教徒和加尔文一样，采纳的是堕落后拣选的看法。几乎所有人都拒绝阿米念主义。理查德·巴克斯特有点例外，因为他是个亚目拉督主义者（Amyraldian），意即，他拒绝有限救赎的教义。

要概览极端加尔文主义的整个历史和分支，特别是它在劝服灵魂的问题上，所带来的束缚和捆绑的影响，可能得要一门大学课程。不过，我们还是有必要给出一个简单概览。

当1662年大部分有能力、正统的加尔文主义者，被英格兰国家教会踢出去、成为不从国教者（或不妥协者）以后，清教徒时代就结束了。一直到1688年，加在他们身上的限制都削弱了他们的影响。在这段时间里，温和的加尔文主义变得流行起来。从大约1689年到1765年，理性在宗教中的角色，得到了很多强调。在这段时期里，加尔文主义很容易吸收逻辑和理性主义的原则。浸信会和独立教会人士虽然常常受到教育不足的困扰，却感到自己是加尔文主义的后裔和辩护人。约瑟·哈塞（Joseph Hussey，1660-1694）是极端加尔文主义的一个始作俑者，他把严苛的逻辑用在基督教教义中，写了一本书，其书名完全说明了内容，《上帝恩典的运作、却非恩典的提供》（God’s Operations ofGrace but no Offers of His Grace）。另外一些持类似看法的人包括司革普（Skepp）、魏曼（Wayman）、布莱恩（Brine）和著名的约翰·基尔（John Gill）。极端加尔文主义在浸信会中的统治地位，一直持续到安德烈·富勒（Andrew Fuller）在1785年出版了他的书，书名是《配得所有人接受的福音》(The Gospel Worthy of all Acceptance)。富勒的书非常有效地把教会从超级加尔文主义中解放出来，成就很大，并在向世界广传福音的使命上，吹响了冲锋号。大部分特殊浸信会教会从那以后，都接受了自由提供福音的看法。但到19世纪，一部分浸信会宗派却又制定了一些信条，否定人在得救的事上有悔改和相信的责任。1848年制定的一份信条声称：“我们否定那种教义，认为在自然状态中的人，应该被劝勉相信上帝，或转向上帝。”这种争辩今天仍在继续。

在苏格兰，“自由提供福音”的争辩，焦点更多在于赎罪的范围，而不在于罪人的能力上。在1645年，一个清教徒以E.F.为名出版了一本书，得到了几个著名清教徒的首肯，包括耶利米·巴罗夫和约瑟·卡瑞尔。这本书注定要在苏格兰的争辩历史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E.F.（百科全书一般把这本书归于爱德华·费希尔，但对他是否是作者，有很严重的质疑）把他的书取名为《现代教义精髓》。在一个神学偏向超级加尔文主义和过度内省的时代，托马斯·波士顿（ThomasBoston）发现，《精髓》正好为他的灵魂提供了精髓。这本书于是被重新出版，然后开始了苏格兰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争辩之一，即“精髓争辩”。

在说荷兰语的世界里，自由提供福音的问题一直都在争论，并且影响到在美国的荷兰人教会，而这又相应地影响到英语世界。荷兰人给了普遍恩典很多关注。而普遍恩典已经蕴含在清教徒的神学中。约翰·欧文对此给了一些最好的表述。“这个问题极为关键，因为普遍恩典教导说，虽然人已经堕落，但上帝仍然一直把人当作被造之人来对待，这意思是说，上帝按祂自己显明的旨意——愿意万人得救——来对待人，而从未按祂隐秘的旨意所要求的方式来对待人。“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但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因此，清教徒对《彼得后书》3章9节和《提摩太后书》2章4节这样的经文，都按其表面的意思来处理，并不作模棱两可的解释；这就是说，上帝向福音所触及到的人宣告，祂愿意所有罪人都得救，只要他们满足所要求的条件，即信而顺服。

否定普遍恩典，就把福音变成一种神圣能力和因果的原则。而这就是赫尔曼·胡可西马（Herman Hoeksema）在本世纪①的观点。正如一位当代美国神学家雅各·戴恩（James Daane）所指出的，“这种福音可以被宣布出来——冷静、客观、没有热情或人的关注或眼泪——但却不能被有说服力地传讲”。

①此处指20世纪。——编注

清教徒摆脱了对恩典教义的误解，从这里面的一切束缚中得自由，这可见于他们对圣经的使用和应用。比如以《启示录》3章20节为例。这节经文被阿米念主义者用得极滥。他们所描绘的无助的上帝，就像荷尔曼·亨特（Holman Hunt）画中站在门外的耶稣，而且门外还没有门把手。对此的激烈反应可以理解，但我们不应该让对经文的滥用把我们带向没有根据的结论，带向上帝在经文中没有的意思。清教徒把《启示录》3章20节用在不信者身上，以它为自由提供福音的根据。弗拉维尔仔细地针对《启示录》3章20节的每个字讲道。大卫·克拉克森也如法炮制。俄巴底亚·塞吉维克（Obadiah Sedgwick）也讲了《启示录》3章20节，据记载，他热天会在讲台上把背心的扣子解开，好让自己的气息长一些。他的长气息很值得，因为他作为牧师，在卡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有极多的跟从者，是使很多人归信的器皿。司提反·查洛克认为，经文中“打开门”的意思，就是归信。“把门打开的能力，他们认为来自有效呼召，如克拉克森所说，“基督使祂的话语带着能力，能产生祂所呼召的结果”。托马斯·布鲁克斯认为，老底嘉人是最糟糕的罪人，“那么，请告诉我们，这些老底嘉人有什么预备或条件，可以接受基督？显然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们是温吞水，‘不冷不热’，他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然而基督为了彰显祂白白的恩典和俯就的爱，却邀请最糟糕的罪人向祂开门，虽然他们毫无能力这么做，也没有任何预备或条件来接受基督”。

3.清教徒很灵活

在清教徒劝服灵魂的方式中，极为重要的是使用和应用道德律或十诫。因为福音只对罪人才是好消息，所以让听见真理的人看见自己是过犯者，在上帝面前有罪、当受咒诅，就极为重要。他们认为，必须把上帝的律法应用在心灵和良心上。因为这种对律法的强调——非此就没有福音，有些人误解了清教徒。司布真在他服侍的早期，曾批评艾里恩和巴克斯特、谢培德和托马斯·胡克以及德旦的罗杰斯，说他们传讲律法比福音更好。司布真说：“他们传讲说，悔改和恨恶罪，是罪人信靠耶稣的保证。”但这种指控根本不能成立。托马斯·布鲁克斯在这一点上，能代表他的所有同伴，他说：“主在整本圣经中都没有任何一处要求，人在来到基督之前，在相信基督，或接受，或拥抱主耶稣之前，必须有如此这般的预备和条件。”有种看法认为，怜悯的要求或提供，只给那些努力或担重担的人（太11：28），而布鲁克斯驳斥了这种看法，“上帝在圣经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要求，被造物在信基督之前，有任何配得的地方”。吉尔斯·弗明也能代表整个清教徒时代，他断言：“所有亚当的儿女，当听到福音的传讲、基督被提供时，都有责任相信或接受基督，无论他们预备好了没有。””然后他引用《约翰一书》3章23节和《约翰福音》6章29节来支持这个说法。不过，有些清教徒的确应该受到批评，因为他们过度强调了在归信前知罪的需要，他们有时也给人造成一个印象，似乎所有归信都遵循同样的模式。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还有的一个错误是，过度关注恩典的先在或初步工作。我们可以理解，司布真为何会对胡克的《到基督面前来的条件》（Qualifications for Coming to Christ）感到不耐烦，但胡克的《疑心的可怜罪人被吸引归向基督》（Poor Doubting Sinners Drawn to Christ）肯定对此有所平衡。毕竟，他们像理查德·格林汉姆一样，相信“上帝的任何孩子，除非先因自己的罪而谦卑下来，否则就永远不能得到彻底安慰”。讲道者必须有在圣灵里的自由来传讲律法，然后自己判断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合适传讲福音。他必须有灵活的空间。

这些人是否太啰唆、太严苛，太慢从律法转移到福音，或在宣讲信心的保证时太偏颇，我们现在都不太容易判断，因为我们需要知道他们听众的情况。无论他们有什么缺点，他们都很灵活，在他们的材料和表述中，都表现出极大的多样性。诺曼·佩提特（Norman Pettit）在他的书《预备好了的心》（The Heart Prepared）中，详细讨论了清教徒在很多问题上的不同，包括圣灵在重生罪人之前的工作上，以及未信者在被勉励预备自己的心归向上帝时，其预备的程度如何。至少在去年的会议上，我们看见理查德·罗杰斯和格林汉在预备问题上的不同。吉尔斯·弗明反对托马斯·胡克的看法。根据佩提特的说法，其他人仅仅视为预备的工作，帕金斯和薛伯斯却认为，实际上是因重生而来的真正恩典。而与此相对的是，普雷斯顿认为信心有效的时候，只能是“有合理且良好的谦卑”时，是“预备完全了以后”。

在《长老会监护者》（The Presbyterian Guardian）最近的一系列文章和书信往来中，约瑟·艾里恩受到了攻击，也有人为他辩护。其中对他的一个主要批评是，他在罪和律法上花了太多时间，却在救赎和福音上花的时间不够。一般来说，今天对律法的强调不够。不管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如何，我们必须给讲道者灵活的权利。

4.清教徒很热切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人的讲道与圣经真理一致。他们也是自由、不受约束、灵活的。他们在向未信者讲道时，也是热切、充满热情的。我们可以看看约瑟·艾里恩，他在处理罪人的无能时，不仅热切，而且很有技巧：

“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箴1：23）。虽然你靠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但靠加给你力量的圣灵，你什么都可以做，而且祂乐意帮助你。上帝要你“洁净自己”。你说你不能，就像豹子不能洗去它的斑纹一样。是的，但主说，祂要洁净你；所以，如果你仍然污秽，那么洁净就会透过你自己的意愿而得到成就——上帝邀请你得洁净，并恳求你让祂来做。哦，接受祂的提议吧，让祂为你做、做在你里面，就是做你所不能为自己做的。

对清教徒来说，劝服的能力不仅在于真理，而且在于圣灵实施出来的能力。我们可以听听乔治·斯温诺克，他在这里很有说服力地传讲一个严肃的题目，就是加在拒绝基督之人身上永远灭亡的审判，我们也可以留意，他在这里如何描述堆在听到福音之人头上的责任：

如果认识到他们有时非常接近得到基督有福的同在，这会让他们更感痛苦悲伤。赦免、平安、爱、生命，以及当受赞美的耶稣所赐给他们的无限福气，都被带给他们，接近他们，在他们的心门口。他们被严肃地命令、满有爱心地邀请、严格地警告、甜蜜地引导、充满感情地劝告，要接受基督和祂的恩典；是的，天堂、幸福、永生；是的，他们的心开始软化，靠近福音的恳求。他们的确几乎被劝服成为基督徒；在他们和基督之间，只有一点、一丁点距离了。

如果认识到，是谁把这么严厉的结局加在他们身上，这会更增加他们的忧伤和悲惨。这可怕的审判来自爱、恩典、良善的本体。那曾经如此甜蜜、如此热忱地呼召他们到自己面前来的，现在如此尖锐、如此愤怒地把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去；那曾经向他们呼唤，“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为他们哭泣，“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的；那之前邀请、恳求、请求他们与上帝和好（林后5：20），并向他们展示祂的心意和宝血，他们蒙赦免得生命的代价，并伸出双手拥抱他们归家的灵魂的，现在将在忿怒、烈怒、火焰和狂风中，命令他们离开自己，进入祂的咒诅中。

谈到基督在审判日最终和最后的审判，我们可以听听拿但业·鲍尔，这段引文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明清教徒如何竭尽所能地劝服罪人：

虽然你是一个大罪人，但你还不是一个在地狱里的罪人；你是一个还在地上的罪人。在地上的罪人和在地狱里的罪人之间，有这个区别：前者还有希望，后者已经没有了。你还属于不信之列，这真是你极大的悲惨；但你还未得到永远的咒诅，这却是你得到的更大怜悯。你现在还处在的地位，是悔改的地位，不是惩罚的地位。我们不能把任何还没有过完这一生的罪人，视为已经没有希望：怎么，你不是还活着吗？基督还没有对你做出最后的判决；你还没有站在祂的审判台前，听见祂说，离开我去吧，去受永远烈火的咒诅。上帝对你的忍耐和宽容，不就是向你表明，你的情形尚可挽回吗？（彼后3：9）

结论

1.在劝服灵魂时，我们应该与圣经一致。如果恩典的教义能仔细地根据圣经整体来论证，那么它就是符合逻辑的。不过，有些要点并不容易彼此协调，但我们必须同时接受它们。我们一定不能过度追求逻辑，把人的理性强加给圣经没有给出保证的地方。可以说，阿米念主义和极端加尔文主义，都犯了将理性主义强加于圣经的错误。两者的推理都是，能力限制了责任。极端加尔文主义说：“人不能相信，因此不能这么要求他。”阿米念主义说：“人被命令要相信，所以他一定能这么做。”清教徒是前后一致的加尔文主义者，强调人的责任和神圣主权，并不企图理性化每一点。与圣经一致，包括清楚把握重生先于信心的事实。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清教徒毫无兴趣要求罪人做出一个有案在册的决定。他们的整个讲道都是针对全人的漫长、有力的诉求，使重生后的罪人，可以根本性地被劝服，转向基督，并靠近祂。如果这种方法没有取得成功，那么其他的方便之途也只能获得暂时的意愿，就像今天太常见到的一样，暂时做一个门徒，然而同时却带来很大的风险，因为这人以为他已经得救了，虽然其实他的心仍在黑暗之中。这个会议一篇取名为“阿米念主义”的论文断言，圣经禁止我们朝阿米念主义的方向走一步。这是对的。但圣经同样也禁止我们朝“限制主义”走一步！我们不应该非常小心，不要在极端加尔文主义的路上走一寸吗？但这就意味着，当我们读到针对阿米念主义的争辩作品时，要小心。甚至欧文为特殊救赎论辩护的优秀作品，不也倾向于忽略福音的急迫性吗？我们为真理争辩极为重要，但在为一个方面辩护时，我们可能忽略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我们开始时的引文，与上面提到的欧文的仔细解经，没有任何不一致之处。

2.我们不应该为圣经的任何经文或段落而感到窘迫。圣经全部都可以应用在不信者身上，《以赛亚书》55章和《罗马书》9章一样。讲道者避免、甚至从不讲清楚宣告上帝在救恩上拥有主权的经文，是一个糟糕的标志，但如果有人从来不讲诸如《启示录》22章17节这样的经文，也同样糟糕，因为我们把它们与福音的自由提供联系在一起。清教徒以全部圣经为荣，在把人的无能和责任这两方面的真理应用处理时，都完全自由、有力。我们在这方面像他们吗？

3.信心的保证在我们的讲道中，应该清楚透彻。救恩的门应该及早打开，并使用律法把罪人推进那扇门。我们应该灵活对待道德律的表述、传讲和应用道德律的范围，以及律法与福音的关系。比如，悔改和相信的要求，不必总是放在讲道的最后。

4，我们最后不应忽视的功课是，清教徒对讲道很有信心。为什么我们缺乏这种信心？今天，劝服灵魂的热切和热忱在哪里呢？当今世界最需要的，不是石油、煤炭或食物。最需要的是回归大能的讲道，不仅娴熟于表达真理，而且全面、大胆、充满了圣灵的膏抹。这种讲道必须对不信的世界说话。因为圣经所触及到的是各个广泛的层面：命令、辩论、邀请和恳求，所以，如果我们要劝服灵魂的话，我们的讲道也应该包括这些层面，因为它们是上帝所命定的手段，祂也藉此彰显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