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清教徒神学50-2
《启示录》11章
古德温看到《启示录》对教会历史的准确描述时，难掩喜悦之情。他写道：“看到这一异象恰恰—–描绘出欧洲教会当下的面貌，即进行中的诸多事件、动荡、变动等，我感觉相当奇妙。”事情是如此发生的：那些践踏圣城42个月的外邦人就是教皇和他“拜偶像的同僚们”，他们设立的敬拜形式堪比罗马的异教徒，他们施展“权柄和管辖—–直到满了42个月”。到了42个月的末尾，敌基督的势力会减弱，这对应的是北欧的宗教改革。但是，就连新教教会中也有了腐败和瑕疵，并且会延续到再一次宗教改革成为必要。实际上，在新教徒中，“真正的敬拜者不足百分之一”。“在古德温看来，新教徒中的宗教改革是迫切之需。
古德温声称，他的这些洞见来自于他对《启示录》11章的解经。有趣的是，托马斯·布莱曼曾把《启示录》11章解释为“很久之前事件的重复”，而他或许是第二大影响古德温的《启示录》解经的人。但是，古德温在此处的解释和布莱曼及米德都有分歧。如劳伦斯提到的，古德温的“解释不仅为这段经文的解经在历史上拓展了新的领域，而且—–也揭示出了他接受一种新教会论背后的逻辑”。
古德温用《启示录》11章1节中所描述的“苇子”，作为他回应新教教会中假信徒的基础。他坚持教会需要有真正的敬拜，也就是圣经命令的敬拜。古德温在反对教皇制拥趸们不符合圣经的拜偶像的发明时论述说：“我们不认同所有的教会事务，这些都没有上帝话语的根据”。用来丈量上帝圣殿的“苇子”，就是识别真教会的准则，也就是，真教会“施行所有教会敬拜和诫命（如惩戒、圣礼、按立圣职）的正确方式”。
惩戒在古德温的教会论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赐给使徒约翰的苇子是用来区分真假敬拜者的。是否接受人加入上帝子民的团契，或将人逐出，要由“上帝话语的准则”来决定。所有事务都必须按真教会合宜的章程进行，这“是这一末世时代英国敬虔传道人的主要工作”。除了推动最后一次宗教改革，古德温还相信《启示录》11章谈到了那些属肉体的新教徒，他们只属于“外院”。在英国国教中持续进行的罗马拜偶像式崇拜，实际上就是使徒约翰所预言的（启11：1-2）。所以，如劳伦斯提到的，“敬虔人对这些做法的反抗和创新，再次让古德温相信，第二次宗教改革已经开始了”。古德温从他视为亲教皇制的英国国教分离出来，这从很多方面来看是他所持末世论的自然结果。所以，古德温的立场必须理解为多种因素的结果，其中两点关系到末世论和教会论之间的重要关系。
两个见证人
在末世荣耀的拂晓到来之前，必须先有受苦。对于古德温来说，这一思想在《启示录》11章余下的经文中以两个见证人及其最终的逼迫概述出来，他觉得这恐怕还要包括殉道。正如罗尼·彼得逊（Rodney Peterson）所言，新教徒一般认为这“两个见证人”指的是旧约和新约圣经，或者忠实的传道人。路德和布莱曼在前一个解释上略作了修改，而布林格和米德则选择了后一种解释。这些解释的差别不宜扩大化，因为忠实的福音传讲总是基于圣经的。古德温按米德和布林格的观点，把见证人解释为“著名的—–传道人和行政长官”。这些见证人反对“教皇制党羽”，“这些人试图采用古德温所称的“在敬拜中上帝未曾吩咐的人的遗传”。”但是，《启示录》11章7节很清楚地说，这些见证人会被杀。古德温在这里的观点不同于布莱曼，后者认为见证人的“被杀”“在很早以前就实现了”。古德温认为，见证人的受逼迫还有待实现。劳伦斯提到，古德温对见证人受逼迫的确切本质比米德的观点更带有“政治色彩”。
所以，胜过两个见证人的兽代表的不仅是教皇制的拥护者，还有其他世俗的仇敌。除了可能发生殉道，古德温还预测说，逼迫会包括“禁言大多数传道人，撤职称职的、宣告持守信仰的官长—–关掉他们的店铺，焚烧他们的书籍”。但是，这一逼迫不一定指真正的死亡，因为他们的“复活也不是脱离自然死亡，所以他们的被杀也不是字面的意思”。对敬虔的传道人和官长的逼迫高涨，与基督进入荣耀之前的受苦生活一样。正如十字架代表基督得救之前的受苦，圣徒同样知道，当他们在天主教的手中受苦时，得救的时刻便近了。这些兽的“最后代表势力”无疑包括一些反加尔文主义者，如威廉·劳德、理查德·蒙塔古（Richard Montagu，1575-1641）、约翰·科辛（John Cosin，1595-1672）。正如劳伦斯提到的，“这些人和他们的政策最后要么会真正地，要么会从比喻意义上杀害英国敬虔的传道人和地方长官。那个时刻还没有到来。”“但是古德温相信这一刻很快会来，部分原因是他从米德继承了精细的时间表，尽管他对此进行了一定修改。
日期和时间表
根据古德温对《启示录》的解读，对西方历史主要事件的预言，不论帝国的还是教会的，都能找到当代的应验。这一判断借着他对末世何时达到高潮的精确时间的分析，得到进一步确认。例如，关于见证人“被杀”和“复活”，古德温提到，“这个时代”的神学家到达了两个时间点之一，在1650年到1656年之间，或者1666年，而“两者都不是太遥远的时间段”。”其中一位神学家是古德温公理会的同伴威廉·布里奇，他认为《启示录》11章3节的1260天指的是年数，“因为这是圣经中常见手法”。这1260年或42个月开始于“400年或406年或410年，亦或附近的年份”。这些日期指向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世俗历史的重要性再一次进入17世纪人们对《启示录》的解读中。就这样，1666年对布里奇而言，是上帝要将祂子民从过去1260年的逼迫中救赎出来的一年。正如杰弗里·朱提到的，古德温理解此前的1650年至1656年，是因为米德将“第一次吹号的时刻与教皇开始其统治的公元395年画上了等号。在此基础上加上1260年（预言中兽统治的天数），古德温得出结论说，那一统治的结束是在1655年底。所以，基督会在1656年再临”。但是，根据杰弗里·朱的看法，古德温对米德所提出的千禧年开始日期的解读“不完全准确”。实际上，米德在一封写给大主教詹姆斯·厄舍尔的信中提到，兽的统治会在1736年结束。即便如此，古德温自己还是得出了关于基督千禧年国度何时开始的结论。而且不出所料，虽然这些结论略微不同于布里奇和米德的观点，但都预言在17世纪内实现。
对于古德温来说，要得出确切日期的关键是《但以理书》12章11-12节。根据古德温的观点，罗马皇帝朱利安（Julian，约331-363），即绰号叫作“叛教者”的那位，就是《但以理书》11章描述的那位除掉常献的燔祭的王。除了逼迫基督徒，朱利安还“在世上设立了异教的偶像崇拜”。“有了这一基本前提，古德温在解释《启示录》11章时，知道敌基督的统治会持续多久，何时结束。根据《但以理书》11章，有两段时期需要留意。第一段时期指的是从朱利安时代开始“除掉常献的燔祭”。《但以理书》12章11节说到的1290“日”，加上360（即朱利安的时间），就得出1650年左右的时间。”然而《但以理书》12章12节还给出了一个1335“日”的数字，使得这段时期结束在“1690和1700年之间”。“古德温把这两段时期描述为“两个标竿，一个在整个时间段的开始，另一个则在末尾，这整个时间段充斥着预言中基督国度来临之前的重大事件”。”1650年到1700年间，历史进程的展开会引入基督的国度，也就是“罗马的灭亡，同时也是敌基督统治的结束，接着是土耳其帝国的毁灭”。“换言之，1650年并非敌基督统治结束的信号；相反，这一年标志着历史的转折点，以及为基督国度来临作预备的开始。
古德温在其中并没有否定他这一时间表可能是错误的。所以，他声称“所有这些概念和猜想—–我都交给进一步的光照和再思，因为这类猜想常常落空，而且迷惑别人。要知道，在确定上帝伟大奇妙工作的时间和节期时，要表达出最大的谦卑”。”尽管有此警告，古德温还是坚持认为历史大事件即将发生，敬虔人要做好预备，因为“事实上，见证人的被杀和复活，以及犹太人的蒙召，都可能在我们还没来得及意识到的时候很快发生”。当然，所有这些都有一个确切的目的：基督千禧年国度在地上建立。
千禧年
古德温的《启示录注释》很特别，因为尽管他对千禧年来临之前的历史如何展开作了各种猜测，但对于千禧年本身却论述极少。不过，他对基督千禧年国度的论述非常出色，诚如克罗福德·格里本所言，特别是因为古德温的思想不同于西奥多·贝扎、托马斯·布莱曼、约瑟·米德、威廉·埃姆斯、詹姆斯·厄舍尔等人，他提出“基督在地上国度的到来，对于圣徒而言，是比他们的灵魂在天上更荣耀的状态”。正如格里本提出的，“古德温对千禧年国度的观点，远超过米德提出的保守警告的范围了”。
古德温的千禧年主义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那就是耶稣基督作为神而人者的荣耀。实际上在所有清教徒中，古德温论述基督荣耀的神学高度，超越了所有同时代的人，甚至包括约翰·欧文。而这无疑是受他的末世论影响。对于古德温来说，基督拥有三重荣耀：（1）一种本质上的荣耀，基于祂的神性，是不能增加或减少的；（2）一种本有的荣耀，因为神人二性的联合，是唯独属于祂自己的；（3）一种中保的荣耀，是对祂中保之工的赏赐。后两重荣耀对应的是基督的位格和工作。第三重荣耀，即祂作为中保的荣耀，为古德温的千禧年思想提供了基础，他称千禧年为“来世”。虽然在他的《启示录注释》一书对千禧年的注释仅有只言片语，但在他的《以弗所书注释》，具体而言是在对《以弗所书》1章21-22节的解释中，古德温“停留在这一主题上大做文章”。
将要来的世界，就是基督作为被高举的中保要施行特殊统治的那个世界，包括天和地。基督的复活和升天开启了新的创造（弗1：21）。所以，古德温建议基督徒不应以《创世记》1章作为创造的开始，而是要从基督的复活开始算：“但是我们说一千六百—–指的是从基督开始，因为那是我们新世界的开始。”那么，“新世界”指的就是：从复活时开始，基督在天上统治世界。在复活时，祂已经“击败了异教和犹太教（这是祂第一天的工作—–），接着迎来了教皇制的黑夜。—–祂将会开始第二天的工作，而且直到彻底击败敌基督或教皇制，决不罢休”。
古德温头脑里想到的终点是千禧年的到来：“这一荣耀状态，一个在地上的荣耀教会，会继续一千年，在这段时间里犹太人会在其中，所有外邦人与他们在一起。”在新世界里，基督会“把天堂带到”地上，也就是说，基督不只是以肉身来
临（“那是一些人的老错误”），而是要从天上到地上来统治，因为魔鬼“要被关起来一千年”（启20：1-3）。基督的统治是借着殉道者的复活。殉道者在天上的灵魂会回到地上，与他们复活的身体联合，而且在千禧年期间作王，直到基督在末后审判那一天回来。在古德温之前，阿尔斯特德曾就地上千禧年的本质做过同样的注释。阿尔斯特德把新约教会分为四个阶段。第三阶段标志的是《启示录》20章里谈到的一千年。在这段时间里，殉道者的数目会增加。一次“外邦人的双重归信或呼召”将会发生，而且犹太人会归信。古德温之后，甚至1666年之后（这对千禧年主义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期），撒母耳·佩托这位第五王国派和公理会人士，像古德温和阿尔斯特德那样论述了同样的重点，即“见证人”（殉道者）的复活和犹太人的归信，会把历史带入千禧年时代。他写道：“期盼犹太人的归信，就是大量以色列人归信。”佩托在1693年出版的著作中提到，千禧年主义没有随着1662年的复辟而消失，而是在17世纪后半叶仍保持活跃，虽然解经结论略有不同。
如前所述，对于阿尔斯特德来说，千禧年代表的是新约教会历史四段时期中的第三阶段。教会历史一般不仅包括新约教会的四个时期，也包括堕落前和堕落后的时期。这就是在地上的教会。阿尔斯特德也认识到教会在天上的位置，那是基督掌权的地方。“这一点与古德温之基督论和教会论荣耀的模式一致。基督的身体仍留在天上，祂是万王之王。“祂是天使的君王，是所有王国和政权的头。””欧文提到头的时候解释说：“上帝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其中都在其中同归于一，一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这一荣耀是“为祂保留的”，而且唯独基督“能承担这一荣耀的重量”。“欧文和古德温一样，理解基督在将要临到之世界中的荣耀既包括祂作为神而人的荣耀（祂本有的荣耀），也包括祂作为中保的荣耀（外加的荣耀）。唯独借着神而人者，才能使上帝与人和好。在此，基督位格和事工之间的有机关系，在“新世界”（包括天上和地下）得到完美的诠释。
古德温关于基督的荣耀和祂在天上统治的意思必须细细体会，特别要参考《哥林多前书》15章24节，那里谈到基督将祂的国度交给圣父上帝。根据古德温的观点，基督的国度是自然属于祂的，因为祂是上帝。基督借着自然基业领受一个国度，因为作为人，祂与神性的圣子联合在一起，“因为祂继承了第二位格的所有特权”。”那么，作为神而人者，基督继续保持并拥有天上的特权，如“满足的喜乐”和“所有位格上的尊荣和荣耀—–就是当祂升到天上时被冠以的。所有这些都会持续到永恒里———-而且这也是自然属于祂的”。”除了这一自然继承的国度，还有一种被古德温称为“赐予的国度”，指的是基督作为上帝与选民之间的中保。这一国度不是自然属于基督的。相反，这是圣父赐给祂的，作为对祂顺服的赏赐。托马斯·布鲁克斯将这一荣耀称为欠基督的债。这些都强调了基督本来的荣耀和祂作为中保的荣耀之间的差别。直到末后审判那一天，国度才被交给基督，即“新世界”的国度。但是，在末后审判之后，国度会“被更明显地交给圣父上帝”。
这里有双重原因。第一，圣父赐给基督一个国度，好让基督领受荣耀和尊荣。古德温写道：“因为每项工作都有原因，所以每个位格和祂所在的时间都会以特别的方式更加荣耀。”第二，基督在天上作王，是欠祂的赏赐，包括祂领受“所有荣耀和尊荣”，因为祂“在三一上帝内顺服于圣父上帝”。“所以在基督升天时，圣父把所有的审判交给圣子。当圣父“使所有仇敌做了祂的脚凳”之后，圣父因圣子得荣耀，因为基督将国度救赎出来，交给圣父（林前15：28）。”换言之，当教会得以完全，所有瑕疵都被洁净之后，祂将中保的国度献给祂的圣父。这一国度“就停止了，因为不再需要它了”。虽然基督的中保国度停止了，但古德温说得很清楚，基督的荣耀却不会停止，因为基督总是拥有祂作为神而人者本身或自然的荣耀，远超过祂中保职分所外加的荣耀。
结论
古德温对《启示录》的结论受到很多重要因素的限制。首先，正如17世纪的宗教和政治气氛影响了所有英格兰的清教徒一样，它显然也影响到了古德温。但是，古德温坚定地相信，英国国教中教皇制复兴的威胁终究会被击败，真宗教的事业会以纯粹的公理会制形式兴旺起来。他从《启示录》中看到了这一应许。此外，古德温对《启示录》的历史主义解读以约瑟·米德的解经洞见为基础，全面融合了教会历史和帝国历史，以此形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解经基础，让他可以预测将要来临的（几十年内）教皇制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颠覆。依照他预测的时间表，千禧年的荣耀会在17世纪末到来。但荣耀的黎明来临之前，必然先有苦难之夜（1650-1666）。然而，敬虔人受苦，恰恰标志着敌基督开始衰败。如果历史正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而且解释《启示录》是理解历史演变的钥匙，最终恰恰是因为基督的荣耀而决定了这一结局。基督中保的荣耀，就是圣父加给祂的荣耀，会在千禧年时代达到高潮，之后基督要在末后审判时将祂的国度交付圣父。
学者们，特别是历史学家，仍在持续地争论英国末世思想背后的原因，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虽然他们基于对17世纪宗教政治背景的洞见已经得出一些重要结论，但无疑神学关切同样重要，古德温便是一例。为此，研究基督之荣耀如何在采用“公理制形式”的教会中实现在地上，成了进一步解释古德温对《启示录》解读的有力原因。
最后，我们要承认，古德温的释经非常吸引人，但是他对预言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却是错误的。17世纪来而复往了，人们并没有见到罗马教皇和他的假教会被颠覆、奥斯曼帝国溃败、英国国教再次改革，以及公理会制最终胜过其他教会治理方式。实际上，除了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之后三百多年都没有发生其中任何一件事，然而20世纪出现的一些更邪恶的“罪恶帝国”取而代之了。这里的功课并非是让人克制自己，不去尝试理解《启示录》，而是告诉所有解释者，他们都需要健康的自我省察方法，不能完全按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当下的时事或自己的盼望和梦想来解读预言。我们会将自己的意思强加在上帝的话语之上，这一危险是非常真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