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回首百年殉道血
三、三位美国公理会殉道的宣教士
保定府官吏纵容拳民,把一些宣教士凌辱致死的悲剧,引发联军悍然采取报复行动。本来以暴易暴并不足取,但由此亦可看出这群宣教士付上了何等大的代价!
(一)保定府美国公理会宣教站
1873年美国公理会在保定府,租屋开设宣教站。12年后在南门外购得土地,才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宣教中心。
第一位受洗的信徒是孟学志*(Meng Hsiao Chih),继而是他的好友张先生*(Mr.Chang)。他们二人随后带领父母、兄弟、妻儿等归主。教会人数渐增,孟、张二人成为宣教士之得力助手。孟家原是在60英里外,因来保定府经商信主。又因协助宣教士,便与妻子及儿女们住进宣教站内。1885年宣教中心的会堂,经宣教士们与中国信徒的努力,已有120位信徒了。
(注)*是作者音译之名,因无法找到中文名字。其他无*者之宣教士,均是他们在中国时用的真正中文名字。
(二)莫姑娘(Miss Mary Susan Morrill)
*教育
莫姑娘1863年3月24日,生于美国缅因州之波特兰市(Portland,Maine)。她没有正式上学,受家庭式教育(Home Schooling),由姨母教导,喜爱阅读。稍长,先后考取小学及四年高中及格试,便北上到范明顿*(Farmington),加入公理会,就读当地公立学院*(Farmington Normal School),专修教育,毕业后回到老家任教师。惟在学院期间,对海外宣教渐生兴趣。
*海外宣教
1888年仲秋,适有公理会海外宣教主持人来到波特兰,教会牧者鼓励她应征。当时双亲并不赞同,但稍后也看到海外宣教是崇高荣耀之事奉。教会接纳了她为本会宣教士,负责她一切费用。1889年3月,27岁生辰前数天,她便登船前往中国。
*保定府女子学校
初抵保定府,莫姑娘承担了大部分女子学校的责任。她自学能力强,两年多便学会中文,并且应用自如。第三年后便能在办学之余参与宣教站向外传福音的工作,接触保定府四周的农村妇女,这是她心中特别强的负担。因此当新同工顾姑娘来到,替代她主持女子学校,她在宣教中心的事奉便得以扩大。
*保定府医院
1892年宝大夫(Dr.Willis C.Noble)主持医疗宣教工作
(注一),开办了公理会医院,莫姑娘常作他的得力助手,可见她兼顾的工作范围也越来越广了。
(注一)A Memorial of Horace Tracy Pitkin一书之第190页,有记载毕得经是Pi Te Ching之拼音,Pi是完毕之意,即毕字,Te是德行之意,即得(德?)字,Ching是指圣经,即经字。又Dr.Noble是Pao Tai Fu,Pao是高贵之意,即宝字,合成宝大夫之名。又Mr.Ewing是Yu Mu Shih,即玉牧师,玉与Ew同音。
*返国述职
经过了8年殷勤工作后,1897年4月12日莫姑娘需要返国述职和休息,让身心休养复甦。然而各教会的邀请,信徒们的热情,常常使她忙个不停。唯她憔悴的面容,衰退的体力,足以显出在中国宣教的劳累。
*重返保定府宣教站
经过休息和天伦聚首,一年半后莫姑娘重返宣教站。年长的女传道高太太*(Mrs.Kao)和女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地迎接她回来。莫姑娘自己也十分兴奋,顾姑娘则高兴能放下一块心头大石,不用再独自承担全部工作。
*最后的一封信
1900年5月30日,莫姑娘从保定府寄出最后的一封信:
「我们现在像回到原始人的生活一样,没有邮件,没有铁路,也没有电报。5月27日星期日,义和团将本地与北京间之一段铁路拆去。并将一条长桥,全部拆毁。电报也被截断,以致无法与天津联络。我问为什么没有援军?答称是因暴徒太多。
顾姑娘和我不会离开,就算可能,也不愿离开。我们女校的22位女学生,要在6月18日才考完试,到时也许她们也来不及走了。但我为玉牧师夫妇和他家孩子们高兴,因他们现已在平安和稳妥的地方。
今午我到城里,参加每周三在高太太(按The Tragedyof Paotingfu第334页载:高太太和孟牧师之妹杜孟四美是教会两位忠心女传道)家的妇女会。像往日一样,我们有美好的交通,我相信她们是安全的。
不过,今日贝格蒋牧师(Rev.Bagnall)间接地受到一位官员的警告,但城北的宣教士却认为,这警告并不严重。男士们认为关闭女校比较好,但我想送走学生并不容易,倘若我们能见到学生家长,那么立刻当面通知学校暂时关闭,并无问题。最好是那些拆毁铁路的拳民,离开本处转往别处,或是被官兵赶走。
一如既往,神行大事,祂不救援,非祂膀臂缩短,亦非耳聩!危机诚然四伏,但不要太过担心,因主离我们更近。假如我们逃走,宣教站便会遭抢掠。故在这令人忧虑不安的情况下,我们仍是喜乐,心中平安,不久再写信给你们。」
(三)顾姑娘(Miss Annie Allender Gould)
*家庭背景
顾姑娘1867年11月18日,生于美国缅因州伯特利镇(Bethel,Maine)。父亲在银行工作,母亲是教师,双亲爱主,常对海员传福音。她从小便参加少年团契、主日学及宣教小组。
幼年随父母迁往波特兰(Portland,Maine),就读该市公立学校,1892年在侯玉山学院*(Mount HolyokeCollege)毕业。在大学肄业时,与一群爱主信徒参加负轭团契*(Yokefellows),为主传福音、作见证。她喜爱音乐,健谈好学,尤爱阅读,为人友善。
*奉献海外宣教
1893年10月顾姑娘抵达中国,随即协助莫姑娘,彼此成为好同工。一年后她已经学会足够应用的中文,开始投入女子学校工作。她不仅是位好教师,并且还是一位好导师,很快便获得同学和同工的爱戴。
*公理会宣教站中西同工
顾姑娘抵埗时,宣教站代主任是罗牧师*(Rev.James H.Roberts),他原是在张家口宣教站工作(注二),短期协助保定府。其他宣教士还有玉牧师夫妇(Rev.andMrs.George H.Ewing)(参注一),莫姑娘及主持医院的宝医生夫妇一家。
(注二)当义和团事件发生时,罗教士与一大群欧美宣教士从张家口北上入蒙古,进入俄国,转乘西伯利亚铁路返回欧洲。因沿途雇有兵丁护送,成为长城以北唯一逃亡成功的一群宣教士,事后罗教士写下<逃亡历险>一书A Flight for Life and An Inside View of Mongolia,于1903年出版。
中国同工则有孟继贤牧师(Pastor Meng Chi Hsien),其弟孟继元牧师(Pastor Meng Chi Tseng)及其妹女传道杜太太(Mrs.Tu)和一些其他工人。
这三位中国传道人,原是保定府第一位信徒孟学志的儿女。孟学志信主后参与管理福音堂,销售圣经,派发福音单张,从旁协助宣教士传道。又常陪伴宣教士外出巡回布道,成为宣教站的得力助手,因而被邀请住进宣教站。长子继贤,及幼子继元,均先后到通州接受公理会学校教育。1889年8月17日,继贤正式被按立为牧师,是保定府公理会宣教站一件大事;除中国信徒外,有19位宣教士嘉宾来观礼。唯一遗憾的是父母已先后离世,无法见证儿女们为主重用。
*独力主持女子学校
当顾姑娘开始在女子学校工作时,莫姑娘是她的好顾问,许多工作经验都能给她帮助。三年多后莫姑娘休假回国述职,便把工作暂时移交给顾姑娘,这时她才晓得莫姑娘的工作是何等的重要;大小事情的决定与执行,均需要忍耐和良好的判断力。当经验增多,也证实她的能力可以胜任。而除了女子学校外,还有城里的学校及其他妇女工作,她都要兼顾。
1897年1月至1898年10月,刚好是华北一带宣教最大的丰收期。尤其是保定府,各级官员对宣教士非常友善,十分支持,是以往从未遇过的。而宣教士不分宗派,彼此来往,长老会、内地会和公理会都非常融洽,宣教工作前途一片好景。
(四)毕得经牧师(Rev.Horace Tracy Pitkin)
*世家大族
毕得经牧师(参注一)1869年10月28日,生于美国宾夕凡尼亚州之费城(Philadelphia,Pennsylvania)。祖先来自早期清教徒,有贵为州长的,有签署美国独立宣言的,耶鲁大学的创始人也是他的远亲。父为殷商,乐善好施,唯11岁时,慈母不幸早逝。1892年他从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毕业后,便进入纽约市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New York City),两年后毕业。
*实践信仰
毕得经生于基督教家庭,自幼在教会长大,19岁时加入公理会,不断追求更深的属灵成长。他在教会的青、少年团契受造就,入大学后便加入校园青年会(Y.M.C.A.)。有一个暑期在纽约市用了六周参加宣教,又在纽黑文*(New Haven)用上两个寒假负责宣教事工,并一直担任主日学老师兼校长。攻读神学时更多参与推动海外宣教,为志愿学生运动的热心份子(Member of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而1889年暑假他自己亦已决心投身海外宣教。
*喜事重重
1894年8月12日毕得经申请作公理会海外宣教士,因他家道丰富,准备自费前往。1895年1月29日公理会遴选委员会接纳了他的申请,派他前往中国华北。1895年7月在北田*(Northfield)举行的青年妇女夏令会中,毕得经邂逅一位来自俄亥俄州塞郡*(Troy,Ohio),刚毕业于侯玉山学院的汤姊妹*(Miss Letitia E.Thomas),彼此钟情,便在冬季订婚。1896年10月6日二人成婚后,转到克里夫兰(Cleveland,Ohio)的天路客教会(Pilgrim Church);10月9日毕得经被按立为牧师,而天路客教会便成了差派他们来华的母会了。
*中国之旅
1896年11月11日,二人从纽约市上船,先到英国伦敦,经巴黎、米兰、威尼斯、罗马等地转到希腊雅典,沿地中海往中东圣地耶路撒冷。1897年1月6日离开耶路撒冷入埃及,经苏彝士运河入红海到印度洋。再经印度加尔各答、锡兰岛、新加坡等地,于5月7日抵达上海,15日到达天津。
他们这趟蜜月旅行足有6个月之久,除了增广见闻外,还购置大量家俬杂物到保定府布置新居。1897年10月,住在山西省汾州的贾牧师夫妇(Rev.and Mrs.Charles W.Price)因同属公理会,前来探访毕牧师家。贾师母早已好客出名,她的家号称「小美国」,常有宾至如归之感(贾牧师一家事迹请参看第八章第二节)。
贾师母在日记中述及毕宅的布置陈设,刻意保存着一些贵族色彩。例如放置著名贵的沙发、三脚琴等,因他和妻子都爱好音乐。在那保守落后的环境,他们的家显得端庄、明凈和精致。
*保定府宣教站
在天津停留一周后,他们便到通州参加公理会宣教士年会。时值夏天,他们又接受本地宣教士建议,先到北戴河避暑,开始学习语言。延至秋天才乘火车到北京,再从水路到保定府。1898年1月5日从保定府寄出家书,谈及保定府宣教站的情况:
宣教站由高泥墻围着,是一片500英尺长、200英尺宽的营地。南端是寄宿的女子学校,有20位同学,舍监及老师各一,由顾姑娘负责。学校旁边是顾姑娘的家,那是一层的平房,给两位女宣教士居住。西边是玉牧师住宅,旁边是会堂,东边是宝医生住宅,部分房舍暂时给毕牧师夫妇居住。北面是大门,是进出唯一的通道,附近有寄宿的男子学校,目前有18名学生,还有马棚等。在宣教站附近,还有医院及诊疗所,方便宝医生工作。离东边不远,便是内地会宣教站。
*鱼雁往返
毕牧师在家书中细述许多日常生活接触到的新奇事物:
*1898年1月家书中,他提及厨子用竈做饭,用镬来炒菜。最令他高兴的是跟孟继贤学语言,彼此主内有美好的交通。更令他惊奇的,继贤了解美国,比英国人更多,两人从此成为主内良伴。
*1898年1月另一家书里,提及1月22日中国人如何一连数天庆祝农历新年。在教会中会见各长执和会友,妇女们川流不息来恭贺毕师母。
*3月1日给天路客教会的信,详细地解释有关中国人的姓和名,把姓氏放在前,刚好与美国人相反。名则分乳名、学名、号、字等等,令他头昏脑胀。他采用的中文名毕得经Pe-ter-kin(参注一),是相等于他的姓Pitkin的发音。
*3月29日描述他在一位回民阿訇家赴宴。他与玉牧师作伴,从早上十时半到下午五时才散席,宴会差不多用上一整天!他又描述保定府的城门及大街小巷的情景。并了解到回民在中国的情况,跟他们谈及废除偶像、清洁卫生、戒酒及教导阿拉伯文圣经等话题。
*3月29日的短柬中,报导麟儿Horace Collins Pitkin出生的喜讯。只可惜邮差失误,把信延迟了两周才寄出。
*5月9日与他妹妹谈及请两个木匠来做家俬的经验。木匠每日工作时间令他大惑不解:上午6时半开工,9时休息,吃早餐到10时,工作到下午1时,午睡至下午4时再开工,到下午6时半收工。只不过数件家俬,竟做了三周才完工。又谈及他的花园,除种植了不同种类的蔬菜外,还有玫瑰花和别的花卉,由园丁管理。
*仲春给天路客教会的信,则谈到此地树木较少,也没有草坪。道路因年久失修,常低于四围耕地,十分难行。大地回春时,小麦和各样蔬菜,遍满阡陌,欣欣向荣。
*夏天的家书,报导全家在北戴河学习语言及休息。有个主日在家里,气温是109度,门外是119度,在太阳之下达146度!但北戴河傍空气清凉,染病率少,因此成了华北宣教士休息和恢复元气的好去处,常把妻子儿女送来避暑。因平日在内地宣教站小孩子较孤单,每年在这里则有过百小孩子一起活动,身体和灵性也添加活力。
*离开北戴河前,他将观感写给在波士顿公理会差会的史博士*(Dr.Smith):「这里除了很多儿童外,至少有250位成人。宣教士来自各方,北自蒙古,南到河南。有三天举行宣教方法会议,由两位领导,作更深更广的讨论,对前面宣教事工大有帮助—–因为150人挤在茅草泥屋里聚会,执行委员会已有1,500两会员费,将建筑一所上好的会堂,供儿童及成人聚会之用,估计费用是2,500两—–」
离开北戴河时,毕牧师见到一队英国舰队巡梭于渤海湾,两天后北移,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中国人则很紧张,他的仆人还问他是否有战事发生。
*百日维新之冲击
秋天给天路客教会的信,报导清宫内争,百日维新失败,慈禧太后回复专政,对他们实际上的冲击:
「在我们还未离开北戴河之前,便经历了第一场清廷的政变。星期五早上(注三),电报传来慈禧太后毒死光绪皇帝。从星期四早上起,北京和天津间电报停发和火车停开—–下午仆人们闻讯,大大惊慌失措。晚上在饭厅里,他们及语言老师一同来与我谈话,很想知道电报内容,并提议我们立刻赶返天津,不然,官兵便会来杀害我们。即使外国炮舰来拯救我们,留下他们也会有性命危险,因为官兵只比暴徒好一点,一般平民畏兵如虎豹。…………星期六晚,有人来自天津,说皇帝仍活着,只是慈禧太后临朝听政。…………一周后,似乎回复正常,我们便回北京。从车站到城内公理会宣教站只不过6英里,但最后2英里路竟有大批军警防守。」
(注三)毕牧师的信中没有注明日期,但从《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所记,和1898年日历来看,那星期五该是9月23日。因为9月21日(星期三),慈禧太后正式临朝,京津火车停开。9月24日英公使自北戴河抵北京。
虽然毕牧师初次听到官兵的暴行,但与其他宣教士一样并没有放在心上。更想不到清廷这场大风波所引起的后果,对他们和千万中国信徒造成何等大的冲击!
*首次村镇巡回探访布道
1898年12月3日至17日,玉牧师带着毕牧师及孟继元牧师,外出探访其中八个福音站(Outstations)。大约走了200英里,因坐的是骡马车,每天最多只能走35英里。毕牧师对全程每个地方、人物、甚至食物起居均有详细记录,总括来说有五方面的观察:
第一是景色,由平原到山上,由泥径到石路,由泥屋至石屋,穿过河床,行经果园。他观察到平地居民迟缓,山地居民敏捷,各地各有土话,与市府话不同。曾到过保定府者,皆能听懂应对,其他则不能交谈。
第二是住宿,在福音站可住在会堂内,或是信徒家中。但在途中,只可入住客栈,有些有阶石砖床,另一些连马厩都不如。最难得一信徒家兄弟两房人,挤住一房间,让出另一房间给他们。
第三是会友,只有主知道他们如何信主的。因为没有一点俗世的好处,只有逼迫在等待。然而,这里一小群、那里一小群,今日仍属于主耶稣。有一人归主后,惹来全家21人反对他;又有一村有一家庭愿信主,全村却再找不着第二家。
第四是按立,这次行程其中一项任务是到各福音站按立执事。很多人都是首次被按立的,其中一老者仍是火气甚猛,常引起争端,另一年轻富翁表现则如马大。
第五是圣餐,行程另一目的是到各福音站与众信徒同领圣餐。一处小会堂只有12人,其中3人第一次看到洋人。一处是住家,妇女坐在一个房间的炕上,另一房间是其余会众。圣餐饼放在酱油碟上,酒盛在茶壶中。
*新交通与新居所
1899年春,北京到保定的火车正式通车。保定到北京是100英里,北京到天津是80英里,此后一天便可到北京和天津了,邮政也改善了。毕牧师的新居也在前一年年终落成,在新春时搬进去,安顿后师母能专心照顾婴儿。
*治理本地教会之方案
在保定府宣教站工作了一年多,及经过初次巡回探访布道后,在1899年间,毕牧师对治理本地教会一事,数次向差会的史博士提出多项讨论:
第一,他到保定府时,保定府的教会仍没有什么组织。保定府及别处福音站的信徒,都登记在数本名册上,以便探访与栽培。宣教士主管一切,并无本地信徒或牧师与他分担职责。因此,新按立的牧师,也不愿意承担教会的责任。
第二,这是长老会的模式,并非他们公理会的。倘若要本地教会自立,这样子的组织根本上是行不通的。同时因中国人的亲族关系,常有长幼之分,晚辈遵从长辈,就算教会办事也不能例外,就妨碍了牧者的工作。
第三,现有的执事会*(Yee Shih Huei)是由三位宣教士及七位传道人和保定府执事组成的,每人皆有投票权,会直接决定和执行教会全部事务,唯在动用外国资金时,只是咨询的地位。执事会每年开会两次,还有其他的小组都在这组织管制之下。
第四,外国资金完全由宣教士管理。即或本地信徒管理全部教会事务,也无权使用资金,这是因宣教士向差会负责,故有责任全权管理差会寄来的资金。
第五,教会牧师是宣教士。中国传道人或牧师则轮流到各福音站,作为期6个月的牧养工作。
第六,保定府教会现有250名会友,分散各区,有远达150英里之遥。以保定府教会为母堂,其他分布各福音站的是分堂(Branch Churches),却没有任何规条去审订各分堂信徒的信仰。
毕牧师提出一些对分堂的处理方案:
1.至少有10名信徒以上,才成立分堂。
2.每主日固定举行主日崇拜。
3.至少有一位由执事会主持按立的执事。
4.有经常奉献来负责维修会堂,每半年把奉献送到保定府母堂,由母堂转而用作支持分堂牧师。
5.要有信徒赴主日聚会的纪录,和查经班固定的系统。按调查得知,当时11处福音站,已有10处可以照此方案办理。
另建议请传道人分别到每一分堂作一两个月的辅导,裨能了解各地实际情况。每半年由一位牧师探访各分堂和主持圣餐,另一位牧师则去收集各分堂奉献,带回母会。
毕牧师又提出接受为会友之方案:
1.查明慕道友之信仰与行为,并且要阅读三本真道小册子,如基本信仰等。
2.成为教会慕道友至少半年以上。
3.须经母会会友同意,及传道人许可,前来保定府面试(除非因年老不宜远行),考问其中两本真道小册子,证明无误才可。
虽然这是很高的标准,但当时已有三位传道人和两位牧师,加上全体宣教士,应可应付。而之前一周举行的执事会,是半年一度的大聚会,共有79位代表出席,来自1日至4日路程的地区。
*公理会宣教士年会
1899年5月下旬,他们全体又在通州开年会。从北边外蒙(当时应属绥远省张家口Kalgan)(参注二)到南边临清(Ling Ching今山东省临清市),共有7个宣教站的39位同工,加上儿童约有60人参加。
年会前两周先举行中国传道人退修会,继续年会从主日开始,有两堂聚会,一堂英语,由毕牧师主讲,另一堂华语,由玉牧师主讲。星期一至星期三,除了各方面的报告外,全部用中文讨论。而最后一个聚会,全体中国传道人都来参加。
从星期四至下星期二则是宣教士会议。每天两个会议,晚上有祈祷会,其中有一特会是宣读周年文献(AnnualEssay)和讨论,另一特会是音乐会,让赴会者轻松一下。会议内容主要是谈及各宣教站事工,整体宣教工作的目标和来年的预算,这预算将会呈交差会的财务小组。
*圣诞节洗礼
1899年12月24日,宣教士邀请全体福音站代表共65人,来保定府举行三天退修会,一方面与众信徒有交通,一起庆祝圣诞节,另一方面也查询慕道友有多少信主的而予以施洗。
圣诞节前夕刚好是主日,有超过400人聚集,观看毕牧师首次在中国为11位信徒施洗及守圣餐。受洗的有一位老妇人,约八年前顾姑娘到她家传福音时,她曾不屑一顾地咒骂顾姑娘。
*初遇义和团事件
1900年初,毕牧师首封写给天路客教会的信,初次提到义和团事件:
「义和团和大刀会的标语是『扶清灭洋』。他们来自山东省—–号称有神功,刀枪不入—–他们秘密存在已有多年,但没有弄出人命。直到去年秋天,突发动袭击山东省庞家庄公理会宣教站,(在天津之南140英里,今德州之西南,约有110家之村庄)。因天津闻讯,报警派出官兵保护。
—–但现在情况转坏,庞家庄宣教士紧急向各清政府官署求援,派兵保护,并呈报北京美使康格(MinisterConger)。—–但今庞家庄外之一个福音站,遭受抢掠,会堂和学校被焚,牧师家园全毁,并扬言杀他,幸全家逃来保定府避难。据两月前之统计,在山东省有300村庄遭抢掠焚毁,直隶省也有超过75个村庄遭遇同样破坏。富有家庭像信徒家庭一样,成为暴徒之目标—–。
这动乱已蔓延整个山东省西部,进入直隶省南。在我们的25英里内已有义和团出现,甚至在北部把全城团团围住。他们扬言已进入保定府,要在本月初八或十八,把我们和长老会的宣教站全部夷平。但今天已是初九,也许十八也没事吧!
清廷在干什么呢?倘若上层官吏不干预的话,很难想到官兵会抵御他们—–。就像在山东省西南之圣公会卜克斯(Sidney Brooks),去年圣诞节参加其姊之婚礼后,回家途中遇到残酷之袭击,用绳子穿着鼻子游街示众,然后见杀。这事件令各使馆震惊,一位英国公民被谋杀,英国就算不会发动战事,也会对付义和团,向清廷提出强硬的抗议。这样下去,已成水火不容的形势了。」
*独留保定府
每年夏天华北宣教士都云集北戴河避暑,但宣教站仍要有人留守。1900年夏轮到毕牧师留守宣教站,因为毕师母体弱,不能独自携带两岁幼儿到北戴河避暑;想及俄亥俄州老家,便想趁机会带儿子回家省亲,自己也可休养身心,到10月时再回来。于是3月30日,毕牧师离开保定府,送师母与儿子到上海,在4月8日乘船返美。
(五)山雨欲来风满楼
1900年5月底玉牧师也避暑去了,整个宣教站只留下莫姑娘和顾姑娘,陪同毕牧师主持一切。毕牧师一年前已全权负起男校工作,每日举行早祷会,星期五晚会,并主日下午与学生一起团契,或唱诗、或祷告、或训勉。他还要料理教会全部会计收支,又安排一切教会聚会,兼主持祈祷会和主日学。莫、顾姑娘则主管女校。
然而义和团事件丛生,各国公使在北京忙不过来。保定府情况则时好时坏,据毕牧师最后的数封书信,大概如下:
*5月9日:在保定府南15英里,有义和团围攻一天主教堂,结果义和团死30人,而天主教徒一人死亡。—–至于我们外面的福音站,暂时全部关闭,因为聚会人数减少,学校也关门,我们宣教士也不能到村庄去。
*5月15日:报载遵化*(Tsun Hua)已有骑兵入驻。
*5月16日:防守宣教站的官兵调防,现在早晚负责看守的全是保定府兵丁。传来一天主教村庄上周末被义和团攻破,这是拳民报复行动…………但没有我们的信徒遇害,看来他们会继续互相攻击。因为通州宣教士年会期近,顾姑娘计划赴会,我则留守。如孟牧师回来,或许我赴会,因我想一定要有人看守宣教站才好。
*5月18日:义和团已在城内开坛,看来他们都是满人,官府无法禁止。…………长老会的莘恪思牧师到宛县*(Wan Hsien)与慕道友谈道时,暴众涌进会堂打伤慕道友,莘牧师爬上房顶避难,其后官兵来解围。
*5月24日:昨天传来,副将杨福同在易州被拳民所杀。在曹州*(Cho Chou)之东南有伦敦会福音站,一名传道人及一名看堂遭义和团杀害(注四).……。官府似乎很友善,差派5名兵丁守卫内地会,3名在医院和9名在我们宣教站。今天下午祷告会有不少人参加,莫姑娘希望能继续有这么多人来。我们请了长老会的莘牧师主日讲道。
*5月25日:孟牧师来报一位守城门官到访,于是延
进请茶,略为寒暄,他说本城现在驻军三千。……—–今天天气火热,温度达90度,我们把少年团改到会堂举行,由莫姑娘主讲。看来我们要把儿童节改在主日,与毕业礼同时举行。
(注四)据《义和团史料》下册543页《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在固安和涿州以南,有一个名叫宫村的地方,那里有一所伦敦会的教堂被义和团破坏,一个名赵廷中(Chao Ting—Chung)的中国传道人,在受尽义和团虐待后被杀。
*5月27日(主日):早上下了一场大雨,李老师*(Teacher Li)来迟了,女同学因雨缺席,由我领诗,莘牧师讲道,题目是「神用的逼迫」。今日来了不少信徒,这信息很适合。傍晚李老师来报告,说义和团拆毁琉璃河长辛店铁路,剩下丰台铁路一段。我希望下星期二前修理妥当,顾姑娘便可往通州开年会,因我决定留下,在目前情况下我是不应离开的。
*6月2日(给北京美国会所):
「星期六中午,孟继贤牧师来告诉我们一些外面的消息,有一千名洋兵抵达北京云。此外,孟继元及家眷正从水路返回,但义和团已控制了河道,无法通过,正打电报到天津,截住他不要回来。
—–不久前,本城的好友吴大任*(Wu Ta Jen)劝我们离开,即使是决定走,水路和铁路都被封锁了。—–本城驻有两三千官兵,但大部调往北方,余下不多。那些戴草帽的是来自开平(Kai Ping)或称唐山(Tong Shang),义和团不喜欢他们,说他们是洋人雇来的。—–义和团现已在本城庙宇五仙祠设坛,官吏无能力干涉。我们的机会如何是个未知数,虽然我们有兵丁护卫,但却不堪一击。到底义和团有没有胆量来袭击呢?谁也不晓得。
但我深信,从东西南北,任何一股激进分子就够了—–大使康格要如何处理,我们不得而知。今北京和天津要求大军进驻,却不能分一些给微小的通州和保定?在我们南部30里的一小镇,天主教徒被迫反教,但基督徒却无受压迫,只要说是耶稣教会(Jesus Church)便妥,他们只找天主教徒麻烦—–如今我们或不能活着看到动乱的结局,然而这是为了最高的使命而就义。愿主耶稣作王!当然我们都希望能活下去继续作主「。—–エ
(六)最后的历程
当这场风暴过后,路崇德牧师回到保定府,才找出他们三位宣教士及其他信徒的最后历程。
因为官府的保证,并且在他们的大门上明写是「基督教宣教站」,众宣教士及忠心信徒,均留在宣教站内。直到6月24日,慈禧太后正式下诏让各省督抚杀洋人。
6月28日下午孟继贤牧师到福音堂收拾书籍,预备搬走一切,封锁会堂。正收拾间拳民闯进,把他掳去七圣庵。毕牧师闻讯,请求官府解救无效,经一夕受尽拳民之凌辱而亡。
6月30日,毕牧师得悉北面长老会宣教站发生大火后,便与女校之中文老师祷告话别。然后坐下来写了三封信:分别给妻子,差会和来救援他们的军队。把信分别埋在地里才回到屋内。然后与忠心的仆人老万*
(Lao—man)一起祷告,对他说:「老万,请你告诉小何理*(Horace)的母亲,转告小何理,他父亲最后的遗愿,就是当他25岁时要以宣教士身份回到中国!」老万谨记后便在深夜中越墙逃去(注五)。
翌日清晨,拳民和官兵在豪雨中前后袭击宣教站,毕得经持手枪护卫两女宣教士,首先当场被刺毙命。两位姑娘则被拉到拳民庙中,饱受凌辱,惨遭杀害(注六)。殉道时,莫姑娘年37岁,顾姑娘32岁,毕牧师还未满31岁。
(注五)乱后,老万生还,把埋信之事告诉路崇德牧师,但因拳民抢掠一空,连地穴也被掘出。路牧师悬巨赏想找回各信件,终不能得。大概拳民不懂外文,见无财物,便弃之如敝屣,可惜得很。
(注六)参看第四章第一节(注一):一位英军实地纪录有关联军入占保定府之过程,其中也提及这件残酷之事件,发生在美国公理会宣教士莫姑娘(Miss Mary Susan Morrill)身上。参看The War of the Civilizations by George Lynch,1901,pp.193-207.
(注七)简又文教授为著名史学家,研究太平天国史权威。1964年应美国耶鲁大学之邀任研究专员,撰写英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The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一书,共费九年。1973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付印,一时风行各国,好评如潮。两年后,获美国历史学会选出为两年内最佳之东亚历史书,颁以「费氏奖」(Fairbank Prize),获全球学术界之承认。《冯玉祥传》一书,1982年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史学界亦具权威性。
(七)一位现场目击者的记录
简又文所着之《冯玉祥传》(注七),载有关于「义和团之役」,节录原文如下:
「—–冯氏于此时,年方19岁,(见《冯玉祥自传》未刊稿)正在保定练军充当大旗手。是役,自始至终他都是在营效力,身历其境,所以他知道其真相甚详,而且得受极深刻的印象,至一生不忘,而且对于其一生事业发生极大的影响。—–
在此时,冯氏对于外国人却另得了一个深刻的、特殊的印象。他早已受了社会传统的暗示和成见,从小孩子的时候起,就不喜欢洋教—基督教。驻保定时,有一次,他在街上看见一个外国人在那里传教,他走上去抢了外国教士的桌子。外国人问其原委,他说:『有人要你桌子,你应当连櫈子也给他。这岂不是您刚才所讲的耶稣的教训吗?』这就是他当时对于基督教的态度了。
及至义和团在保定城内残杀外国人的时候,他随营被派到一个传教士居住的地方弹压乱事,但对于暴民的行动又奉令不加干涉。在那里,他亲眼看见一位年青的女教士莫女士(Miss Mary Morril)和好几个外国人正被兵民围迫加害。那位壮烈的女教士对暴民呼吁:『你们为什么要杀害我们呢?我们岂不是朋友么?我也曾探视你们家里,看护你们的病人,和传福音给你们听。』
狂迷的拳匪们大嚷:『你们是洋鬼子,你们是我们的仇人,我们要杀你。』那女教士又请求只杀她一人而释放其他外国人。他们不答应,将全体传教士都拥到衙门里一齐斩首。冯氏目击耳闻,心里大受感动,深佩基督教教士为道殉身之忠烈勇壮。这是冯氏一生与基督教精神接触之始。这个深刻的印象留在他心里永不磨灭。十余年后他受洗礼加入教会为基督徒。后来更被世界人士称为『基督将军』。—–」
(八)历史的记录
按《义和团史料上册》第369至374页。内载《遗民图》(选录),孟继元编:
「六月初二日(即1900年6月28日)下午,公理会孟继贤牧师方在南大街福音堂内,同信徒张英林君、霍洛士君收拾书籍家具,准备将房屋退交房柬。时突有拳匪蜂拥而至,不容理论,立将牧师掠至南门迤东之七圣庵拳厂内,当夜即被残杀,弃尸于城根沟内。
初三日(即1900年6月29日),内城西北隅五仙祠内之拳匪,又将孟继贤牧师之岳父张秀泉君及岳母并幼女崇恩,自唐家胡同仁记药房内曳去;复到荷包营将高郑氏及养女思克拉出,步行到五仙祠拳厂内。
初五日(即1900年7月1日)上午,又将南关公理会焚成焦土,且将美国毕得经牧师之首级,携入城内,献功领赏。
同时,公理会女执事杜孟四美及其女秀贞,子逃城、双成,曾之次侄孟彼得、三侄孟约瑟,侄女淑莲及山西过客张小酉姑娘,共八人均被乱枪乱刀刺死。连同毕得经牧师之尸身,合葬于公理会教堂东北隅一穴之内。
公理会顾姑娘被拳匪绳捆手足,木杠抬之以行;又将莫姑娘曳之步行,同至七圣庵审讯。后与内地会顾牧师同贝格蒋牧师与师母及幼女等,同被拥至城外东南凤凰台地方,以铡刀将首级铡下,与被害之华人谷得禄君共七人,葬于一穴之内。」
(九)中国教会历史的记录
据《庚子教会受难记》中之<西教士在保定府遇难纪畧>所载:
「六月初五日(即阳历7月1日),匪等又上南门外,攻击美国公理会所设之教堂,时堂中有毕牧师、顾女教士、莫女教士三人在焉。拳匪等初攻其大门,毕牧师在洋台上,用洋枪拒敌,匪愈聚愈众,突有一匪,逼近其身,用长矛上前直刺,扎破毕牧师之肋骨,遂被杀。众匪拥入堂中,寻至后院,搜获顾、莫二女教士,拉入城中,至拳匪所居之庙门外,并杀之。或有人谓顾女教士被拉入城,当未害之前,已经吓死,且于当时,又有一孟姓老华牧师,向在本城传道者,亦同时被杀。」
(十)一位长老会代表参加安葬礼之报告
美国长老会秘书布郎牧师(Rev.Arthur J.Brown),于1901年5月22日抵中国,参加安葬礼和赔偿会议,到9月19日才离开,他的报告中提及:
「次日早上,拳民以昨日之成功,便又浩浩荡荡来到南关公理会宣教站。两位女教士躲在会堂内,只有毕牧师站在外面,企图阻止拳民生事。但很快便被杀,并且身首异处,和数名孟家殉道者,一起在宣教站外墻下,匆匆掘土埋葬。—–
毕牧师遇害后,莫姑娘和顾姑娘即被拳民擒获,脱去她们外衣,只剩内衣,在嘲笑怒骂的拳民中走去。顾姑娘并非吓死,如第一个报告所说,乃是到达宣教站大门之前就晕过去了。于是拳民把她手脚绑起来,用一根扁担把她抬起来走。莫姑娘仍能镇定随行,并且向路人说话,指正拳民之愚昧,还把身上的一点钱,赠给途中的乞丐。于是这群兑狠的拳民,带着一个失去了知觉和另一个弱荏的女子,北行至河边,然后转而西行,走过了石桥,到达城内的庙宇,就是在城东南端附近。—–经过拳民在庙宇内一番的审判,到了下午4时左右,被带出来东南端,在城外两个拳民的坟墓前,被斩首殉道。」
(十一)外交文献之纪录
《交涉要览类篇》,郑贞来译,陈钰选辑。(译自第六册蓝皮书)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辑,沈云龙主编。内载:
有关所译之蓝皮书,有驻华英使萨(即萨道义)致英相沙侯书:
*第51页,有云:「此系姚君,近随所派之兵,前往保定,惩办该府杀害凌虐西洋教士之案,而事皆亲睹者也。」
*第52页,有云:「际此隆冬,保定当为德法两国之兵占据。其有戕害教士之咎之三大员者,予以斩首,似可正当其罪。毁坏砲台城墙,聊以示罚该处居民,使之不忘。如此办法,余不再计及。」
上述姚君,即驻华英使署商务随员姚敏生(J.W.Jamieson),为当时军事法庭陪审官之一。(见第53页和272页)。
其后附有姚君审判时之实录,内云:「此会首座为贝帅。当时讯得证供可据,罪在藩司廷、城守尉奎、参将王,实有袒庇拳匪,主杀教士之事。当即商议,如此党恶,应行定何罪名?群议佥同曰:杀。以为大员之漠视,戕杀无辜者戒!」(注四)又继云:「保定府城教士,为团匪及兵勇惨杀者,计有十二人或十四人。(笔者按:如本章所记,应是11位成人和4位儿童。)除将戕杀教士教民之罪犯斩首外,尚有应行惩办之事如下:一毁其城墙四角;二毁城上所有砲台;三焚毁城隍庙宇;四罚通城居民赔款,如此巨邑,十万两不为多也。」(第53页至55页)
(十二)一位清廷官员吴国栋之善行
按《义和团大辞典》中作者吴恩鸥所记:
「吴国栋,字韵篪,浙江归安人。同治年间投效滇黔军营,以功保知县,后由李鸿章调办工账,由直隶补用。1887年补衡水知县。—–1899年义和团兴起,衡水传习者颇众。是年冬,直隷总督派协戎邢长春率马队两营前来剿办,吴恐其扩大事态,劝其驻城作为声援,径自单骑出城召见义和团首领,劝谕解散。
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势力再次兴起,吴遂缉捕其首领数人,投之于狱。7、8月间,津京相继失陷。9月,吴署清苑县,于10月中三次迎接联军。寻充保定洋务局提调。自联军侵入保定,一切供支,吴均不惜重资竭力备办,两三月间,赔垫30,000余金。10月,布政使廷雍被联军拘捕后,吴与保定太守陶式鋆等百计营救,终未能挽回。
1901年,吴对抚恤教民极为周至,曾重金悬赏购得南关公理会被杀毕教士等人尸体。南、北关教堂被焚后,教会栖处无所,吴乃籍没南关拳厂以为公理会寓所,又代购墓园30余亩,于城内租民房数十间为长老会寓所。又劝捐巨款,在西关外购土地96亩,以备重建教堂。吴在处理各属教案时,专罚义和团民,将所得款尽充抚恤教民之用。凡教民财产被毁者,吴亦皆设法筹还。—–」
资料来源:
(1)Ketler,Isaac C..The Tragedy of Paotingfu,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1902.Chapters5,7,9-10,12,15and17.
(2)Speer,Robert E..A Memorial of Horace Tracy Pitkin,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1907.
(3)Forsyth,Robert Coventry.The China Martyrs of1900,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1904.pp.19-29,417-421.
(4)Brandt,Nat.Massacre in Shansi,Syracuse: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4.pp.158-177,185,203-211,212-213.
(5)Price,Eva Jane.China Journal,1889-1900,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89.pp.162.
(6)Miner,Luella.Two Heroes of Cathay,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1903.pp.65,182.
(7)Smith,Arthur H..China in Convulsion,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1901,Two Volumes.pp.680-682.
(8)China’s Millions,London Edition,London:China Inland Mission,1901.中国内地会月刊英伦版《亿万华民》。pp.1—78.
(9)Stanford,Edward.Atlas of the Chinese Empire.London:The China Inland Mission,1908.
(10)Brown,Arthur J..Report of a Visitation of the China Missions,New York: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1902.pp.5-7.
(11)Roberts,James Hudson:A Flight for Life and An Inside View of Mongolia,Boston:The Pilgrim Press,1903.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共二册。《遗民图》(选录),孟继元编。第369—374页,下册543页《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有伦敦会中国教士遇害事件。
(13)季理斐(D.MacGillivray)编。《庚子教会受难记》。上海:广学会,1901,全二册。第225—231页。
(14)郑贞来译,陈钰选辑。《交涉要览类篇》。(译自第六册蓝皮书Great Britain,Parliamentary Papers,"Blue Books",China No.6,1901: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Disturbances in China.)取自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辑,沈云龙主编,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
(15)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四川:巴蜀书社出版,1993年,第四十七册。《西行回銮始末记》,第621-624页。
(16)总参谋部测绘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北京:星球地图出版社,2000。
(17)廖一中主编。《义和团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203—204页。
(18)简又文着。《冯玉祥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全二册。上册第1—5,24—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