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清教徒神学48-1

末世论

第四十八章：“山上之城”：美国清教徒乐观的末世观

我们必须想到，我们要成为山上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望着我们。

——约翰·温斯罗普

尽管17世纪动荡不安，英国的清教徒还是保持了乐观的末世观。所处时代的试炼和逼迫并没有让他们灰心，反而让他们坚定地盼望改革宗教会更美好的未来。这种乐观主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清教徒大规模地移民到新大陆。托马斯·蒂尔曼（Thomas Tillman）的短诗《第一眼望见新英格兰》便颂扬了这一移居新大陆的盼望。上帝鼓励这些移民们的话是这样说的：

去到这片国土，远离一切尘嚣，

我必同在，你要享受这地的美好，

我的圣日，我的圣礼与圣工，

我的律例，必在这地显为纯正。

清教徒相信，改教运动是教会的一件大事，但同样极大地影响到了民事领域。巴刻称他们继承的是中世纪的基督徒社会异象：“他们不是片段式地看待现实。基督徒不能只关心教会治理，或者只侧重个人福祉，而是两者都必须接受，同时还涉及政治、经济和各国的文化。他们不需要为这点争论。他们怀有坚定的盼望，认为新英格兰可以成为一个不同于英格兰的地方，一个可以培养出独特的基督徒社会的地方，他们称之为“一座山上之城”。这一盼望驱动了他们末世的期待。清教徒对末世的思考，并非只是堆砌抽象的神学术语，他们也看到自己正在历史中行进，迈向最后的终结。让我们考察一下清教徒对新大陆的乐观主义，以及这种乐观主义是怎样扎根于他们对历史和圣经的看法之上。我们还要看一下这一乐观主义又是如何影响到美洲清教徒的日常生活。

清教徒末世论的挑战

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在研究清教徒末世论中遇到的一些挑战。第一是清教徒历史研究的问题，直到最近这些年才出现了一些严谨的学术研究，重新考察清教徒的启示传统。第二，我们很容易把20世纪和21世纪的末世论分类标签（如无千禧年派、前千禧年派或后千禧年派）套用到清教徒的末世论中，而后者是没有这些分类的。克罗福德·格里本有力地论证说，清教徒神学能“挑战并超越当代的思想”。第三，17世纪是一个“末世论爆炸”的时代。“在此期间，清教徒中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具体观点，我们要避免用简单化思维来限定这些“末世”观点的发展。

虽然17世纪的清教徒在末世论上有不同观点，他们却一致地重新呈现了奥古斯丁的末世论。奥古斯丁曾认为，基督的千禧年统治从基督复活时就开始了，《启示录》第20章中的一千年是指从复活到世界末了的这段时期。马丁·路德在很大程度上认同奥古斯丁，但他在千禧年思路上引入了一个转变，他接受了对《启示录》的历史主义解释。加尔文主义者很快按他的思路继续修改了奥古斯丁主义的历史主义解释，发展出一种乐观主义的末世观。他们提出，未来会有一个荣耀日，是新教福音得胜的日子。”清教徒一致采纳这种解释未实现预言的方法。毋庸置疑，他们在具体实现的细节和日子上有不同观点，但一般来说，清教徒都是按历史主义的解经思路来解释预言。

历史主义的解经方法

这一历史主义的解经方法不是靠凭空猜想，而是与宗教改革的“唯独圣经”原则一致。托马斯·古德温之子曾在《启示录注释》的前言中为他父亲的立场辩护道：“他在这里的论点，无非是与上帝话语所指定的标准一致，他是从同一文献中找到的证据。—–而且，他的主张都具有圣经神圣权柄的支持。”清教徒真诚地相信：“宗教改革是上帝一次大能的作为，因为这一神圣源头，它一定会得胜。”在很多政治和教会的动荡中，他们视自己为生活在末世中的人，正如理查德·薛伯斯的论证：“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杰弗里·纳托的总结非常贴切：“很多清教徒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卓绝的年代，一个新世代，但也可能是最后一个时代。”

所以，清教徒是在自己的历史处境中来解释末世征兆，以及旧约和新约中那些尚未成就的预言（特别是《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对他们而言，圣经指的就是他们所生活的年代。虽然清教徒大多数是神迹终止派（cessationist），相信在新约圣经之后再无特殊启示，但他们并不排斥间接预言（mediate prophecy），有时会预测未来的事件，视之为圣经预言的实现。间接预言不是启示从上帝而来的新真理，而是在圣灵的帮助下解释圣经预言，以及将这些预言应用在历史进展之中。加内特·米尔恩（Garnet Milne）说：“持间接预言观点的人相信，圣经仍扮演中心角色，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直接预言虽然已经停止，但活在上帝成文圣言之下的人却仍能有效地洞悉未来。”清教徒坚称，圣经赐给教会是为了让人学习教训（罗15：4）。所以，在体察圣经时，我们可以体察上帝的护理，因为“上帝的话语—–是我们的基准，足以囊括教会所有具体事务”。“托马斯·曼顿总结这一点说道：“但在福音时代，祂并没有让祂的子民失望，因为虽然他们不能确切地知道未来之事，祂仍在祂儿女的心中赐下种种强烈的直觉，警示需要避免的事情：我们对事件的预测并非绝对无误，仍需要对上帝的护理加以辨别。””

对清教徒而言，特殊启示的停止不代表上帝离开了祂的教会，而没有留下一句针对当下的话。恰恰相反，靠着查考上帝的话语，纵使难免出错，但信徒足以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作出预测。

英国的社会政治气氛

若不清楚英国的历史背景，我们就无法完全理解美洲的清教徒，所以让我们首先简要了解一下清教徒时期英国的社会政治气氛。17世纪的英国在政治上动荡连连。教会面临剧变和重大变革，君主政体亦是如此，摇摆于新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正当全世界观望之际，新教在1553年，玛丽一世（1516-1558）当政期间，遭受了严重打击。她极度憎恨新教，妄图用罗马天主教信仰来代替新教。为逃避她的恐怖统治，成百上千的新教徒逃往欧洲大陆，后称“玛丽政期大逃亡”。然而在流亡之中，英国神学家们与欧洲大陆一些领军的神学家建立了联系，特别是当时的日内瓦的神学家。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次流亡好像但以理被掳巴比伦，约翰被流放拔摩海岛。格里本说：“当敬虔人被逼迫、流离失所时，他们对末世论的兴趣好像就会增加。”他们在流亡中的家，就成了清教徒开始修改古典奥古斯丁末世论的实验室。格里本说道：“历史将被他们重写成一部关于《启示录》的辩论注释，从而推迟所有时代即将临近的高潮，代之以一种越来越乐观的末世论。

1558年，玛丽一世去世，伊丽莎白女王（1533-1603）继任大统，新教地位方得以恢复。玛丽当政期间流亡的人于1559年回到英格兰，一同归来的还有他们初见雏形的末世论和对末世的盼望。在一位新教女王的统治之下，很多流亡者继续寻求宗教改革，他们倡议停止所有天主教的做法。但是，伊丽莎白竭力要维持教会中的某种合一。她试图借着发表一些关于顺服和统一的法案来控制教会中的动荡。借助《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女王宣布她自己是英国国教的治理者，而她的《统一法案》又规定所有公共崇拜中必须使用《公祷书》。反对者将被课以罚金或面临牢狱之灾。”这远非流亡者们所希望的，在他们看来，这些新规定反而迎合了罗马的谬误。

在伊丽莎白统治期间，这些法案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不服从的清教徒因为拒绝这些法案中的所谓天主教做法而受到处罚。詹姆斯一世（JamesI，1566-1625）于1603年继承了伊丽莎白的王位，他决定继续前女王的做法。他的儿子查理一世（Charles I，1600-1649）与大主教威廉·劳德（William Laud，1573-1645）继而施行了很多反清教徒的政策。当祖国越来越敌视他们时，清教徒对英国将会充满荣耀的盼望锐减，他们厌倦了“奋勇争战，却难以得胜”。他们转眼望向美洲大陆，希望在那里寻得新的希望。

17世纪40年代，政局的动荡和英国的内战促使末世论思想更进一步发展。那时，君主制被废除，英格兰联邦（Commonwealth of England）成立，克伦威尔成为护国公。克伦威尔并不反对清教徒信仰，他的统治以宽容著称。这一戏剧性的转折引发了一种狂热的千禧年思想，并且传播迅速。格里本写道：“在那个十年发生的一系列大事，使得许多人认为千禧年将要诞生了。”

一些有影响力的千禧年作者

在这种混乱的社会政治背景之下，一批末世论著作，以文学作品、诗、赞美诗和讲道等形式涌现出来。其中很多在本质上属于千禧年论，也就是认为《启示录》第20章提到的为期一千年的这段时期，“其中撒但被捆绑，圣徒作王的预言，在未来会按字面意义在地上实现”——霍华德·霍特森（Howard Hotson）如此写道。

托马斯·布莱曼（Thomas Brightman，1562-1607）是一位清教徒传道人和解经家，据说他每两周通读一遍希腊文新约圣经，并且持续多年。他的《启示中的启示》（Revelation of the Revelation）一书，是第一部“修正改革宗及奥古斯丁千禧年观的重要英文著作，颇具影响力”。布莱曼在该书中声称，《启示录》2章和3章中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描述的是教会历史上的七个时段：从使徒时期直到末日。布莱曼讲论说，这卷书自身以编年史的方式将教会历史展开，在20-22章达到顶点，他认同一种对末日荣耀的乐观确信，那时这世界“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布莱曼把《启示录》20章中的第一次复活解释为宗教改革时期圣经传讲和纯正教义的复兴。千禧年是1300年到2300年，在此期间，改教运动会消灭教会的仇敌，特别是教皇；而犹太人的归信，会让世界进入光明之中。

约瑟·米德（Joseph Mede，1586-1638）是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教授，也是一位以圣经末世论著作闻名的希伯来文学者。他经常以清教徒口吻写作，但在圣餐和教会治理等重要问题上又认同英国国教。在他过世之后，他的著作（Clavis Apoc-alyptica,1627）由理查德·摩尔（Richard More）翻译成英文，并由“长期国会”（The Long Parliament）授权出版，英文版书名为《启之钥》（The Key of Revelation,1643）。在此书中，米德只是部分地接受了布莱曼的观点。他明确支持布莱曼的末世论乐观主义，认为千禧年将会是教会战胜撒但的一次胜利，他说：“在这期间，教会要享受一段喜乐的和平时期，远离此前的逼迫和苦难。”但是，米德不认同布莱曼所说的千禧年时间表，他有些犹豫地得出一个立场，认为千禧年完全是一种未来主义的写法。正如戴维森（James West Davidson）所说：“因此，米德列出来一系列的七个同步发生的关键性事件，用以帮助人理解《启示录》。”“米德在支持同步性预言的同时，也表现出些许后来被他称为前千禧年主义（premillennialism）的倾向。图恩甚至称米德为前千禧年主义之父。”不管怎样，布莱恩·鲍尔（BryanBall）写道，这本频繁重印的《启之钥》“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同时代的人中得到了普遍好评，而且17世纪的英国深深地影响了末世论思想的发展。”

布莱曼和米德对后来的千禧年思想影响深远。英国清教徒中开始流行这些启示著作。威廉·帕金斯、威廉·特维斯、托马斯·古德温、威廉·古奇、弗朗西斯·尤尼乌斯、詹姆斯·厄舍尔、约翰尼·皮斯卡特等人写过很多千禧年主题的著作。他们的主要思想包括三大主题。第一，教皇是敌基督，所以《启示录》预言了罗马天主教会最终将会垮台。格里本提出，厄舍尔指出教皇就是敌基督，这一点几乎在所有清教徒中是毋庸置疑的。根据他们对《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历史性解读，他们相信教皇是撒但势力的一个化身，很快就会垮台。

第二个主题是期盼犹太人归信。尽管清教徒对这一主题的观点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把这一主题作为末世论的根基。伊恩·默里总结了清教徒中间的四种观点：（1）17世纪中期，大多数人认为犹太人归信会发生在“接近世界末日的时候”；（2）少数人相信以色列未来的归信会给教会带来一时的属灵繁荣，但他们“反对从基督出现和圣徒复活开始算千禧年”；（3）少数人在一段短暂的时期内支持一种观点，认为各国都会归信，接着是“基督以前千禧年方式出现，那时以色列会归信，基督的国度在地上建立至少一千年，然后才是审判日”；（4）只有几个人像改教家那样，反对犹太人未来会归信，否认任何形式的“黄金年代”会来临。

第三个主题最切合我们的研究，就是教会在末日的荣耀和新耶路撒冷。许多清教徒的观点，超越了简单地相信犹太人会大量归信这一点。图恩指出，布莱曼、古奇、约翰·欧文、詹姆斯·德汉都“将上帝古代子民的归信和复兴与一段末日世界的荣耀时期联系在一起”。反过来，“千禧年派作者（如米德、特维斯、古德温、霍姆斯）都期待犹太人回转归向真正的弥赛亚，即拿撒勒人耶稣，而且回到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地，这会带来千禧年，或至少是千禧年要最先成就的一件事。这些人受了米德这位温和派的影响，他们期待基督的显现可以让殉道者复活，开始圣徒在地上的统治”。图恩得出结论说，这就是为什么“千禧年派盼望基督至少显现两次，一次是在千禧年的开始，另一次是在千禧年的末尾”。

对末日的观点众多，大多数本质上是未来主义的，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清教徒怎样将新英格兰视为上帝的使命之地。对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和很多未移民的清教徒来说，新世界的确是一座“山上之城”，它被呼召出来，将上帝之光照到万国。

在新英格兰的神圣使命

17世纪的动荡，以及从严格的奥古斯丁末世论转变成的乐观主义，为新大陆带来了很多盼望和期待。在早期移民时期，新英格兰被称为当时的“应许之地”。托马斯·默顿（Thomas Morton，1575-1646）是一位英国国教的牧师，也是马萨诸塞昆西（Quincy，后称梅里蒙特）的建立者，他谈到新英格兰说：“我将发现的这个国家，饱学之士都认为它的禀赋堪与以色列的迦南地相比，就其本质而言，没有人否认它远超过老英格兰。”

英国的清教徒文献中也流露出类似对美洲大陆的确信和盼望。例如，威廉·特维斯曾写信给约瑟·米德说，美洲会成为新耶路撒冷。约翰·怀特（John White，1575-1648）是英国多切斯特的一位清教徒牧师，他帮助新英格兰公司和马萨诸塞湾公司获得许可，但自己从未到过美洲。他曾说：“上帝拣选英国人去新英格兰居住，让那里繁荣起来，可以与西班牙在美洲其他地方建立起来的敌基督的帝国抗衡。”“

我们要意识到有一点很重要，清教徒并没有把末世论只视为神学猜测。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使末世得以完全实现的那些事情的参与者。移民到美洲大陆是一个主要事件，他们相信这是上帝护理的引导。他们将自己这次移民到新大陆视为神圣的使命，而不只是人的工作。这一确信在爱德华·约翰逊（Edward Johnson，1598-1672）的陈述中显而易见：“是的，是的，千真万确！在此地受压迫、被监禁、遭到无耻嘲笑的基督子民，你们要集合起来，连同你们的妻子、儿女，要报上姓名，远航到西方世界去服侍祂—–到那里去服侍万王之王。””

因为清教徒把自己看作参与了一次神圣使命，所以他们要履行一些责任。约翰·科顿是新英格兰最负盛名的传道人，他同样完全接受乐观主义的清教徒末世论。1630年，他在英国的波士顿基于《撒母耳记下》7章10节讲过一次道，题为《上帝向祂庄园的应许》。这篇讲道给听众展现了一个异象，就是上帝所期望和祂应许的，或者像威廉·巴克（William Barker）所说，“是一个定义新世界的异象，这是移民所要去的地方”。具体来说，科顿激励会众思想上帝是否呼召他们去美洲“建立家室”。第二，他提到上帝要栽种一群人是什么意思，以及这一群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在讲道结尾时劝勉道：“无论是栽种在家乡的，或是准备栽种到国外的，都会看你所栽种的为榜样。”迪庄（DeJong）指出：“这些移居者显然是‘以色列’，而‘后裔’就是要服侍主的人。他们的忠信会成为世界各国的见证，在未来他们会承认那位新英格兰的上帝。”科顿将这一感人的盼望放在移民面前。

科顿同样推动了其他乐观主义的清教徒末世论主题，这特别表现在他的三本著作中：《启示录13章注释》、《倾倒七碗》（对启示录16章的注释）和《教会的复活》（关于启示录20章中千禧年应许的一篇讲道）。詹姆斯·麦克莱尔（JamesF.Maclear）写道：“前两本著作表述了地上历史的最后阶段，并将当时的处境置于其中。最后一部著作表达出科顿急切地迎接荣耀之黎明的姿态。这三本著作都是在1639年到1641年间这段关键时期写的，这一点值得留意，因为当时英国清教徒的总体风气从灰心失望转向了高涨的乐观主义。科顿这些著作揭示出他一贯的思想体系与独立派所发扬的布莱曼思想一致，也与当时古德温在荷兰传讲的著名千禧年讲道类似。”

在他对《启示录》13章的注释书中，科顿认为，第一个兽（1-9节）是罗马天主教会，第二个兽（11-18节）是教皇制本身。科顿教导，上帝会将祂愤怒的七碗倾倒在“罗马教皇”身上，直到他失去力量，被福音纯正的牧者所胜，这些人会代替他，传讲纯正的教导和纯正的基督教。“对科顿而言，《启示录》20章4-5节是指“世上敬虔人的境况，他们活在教皇的势力和影响在政治界和宗教界殆尽之后”。“真正牧者的传道会因上帝的恩典大有能力，所以新英格兰，甚至整个世界，都将脱离撒但的势力，因为撒但会被捆绑一千年。“

科顿与布莱曼不同的观点体现在，科顿认为未来只会有一个千禧年。他告诉会众，千禧年极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十年就要开始了（“大概是1655年”）。这来自于信实的讲道，而不是指基督的实际再临，它会带来一次长期和非同寻常的复兴，而这种复兴将引导犹太人大规模归信，而且借着全世界信徒不可动摇的统治，会在政府和教会中都建立起基督的国度。一千年后，撒但会暂时被释放，罗马天主教会复兴，恶人会兴旺，到处会有对圣徒的逼迫。

新英格兰是上帝的使命这一主题，在约翰·温斯罗普的一篇讲章中得以更加充分地论述，这篇讲章的题目是“基督怜悯的榜样”。1630年，温斯罗普登上阿拉贝拉号（Arabella）船，在与其他响应科顿号召的清教徒一起去往新英格兰的路上，宣讲了这篇讲章。在讲道中，温斯罗普强调基督教群体需要顺服上帝，来建立这个新的家室，因为这涉及很多属灵责任。他在结束讲道时这样说：

当我们以圣灵的合一作为和平的纽带时，主会做我们的上帝，祂喜悦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成为祂的子民，也赐福给我们所做的一切事，让我们可以更多地看见祂的智慧、能力、良善和真理，比我们之前所认识的还要多。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之中的十个人可以抵挡一千敌人时，以色列的上帝就在我们中间，那时祂会让我们成为赞美和荣耀，人们会对接下来的世代说：愿主使你像新英格兰一样。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要成为一个山上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在自己所承担的这项工作中向上帝行事虚妄，祂就不会再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而我们就会成为天下的笑谈。那样我们就开了敌人的口，让他们用恶言谈论上帝的作为。

温斯罗普引用了基督在《马太福音》5章14节的话，他和其他移民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人都相信，他们是在全世界的关注中建立一个山上之城。

新大陆给了清教徒一个机会，可以在新英格兰做成他们在英国不能做的事情。他们去新的土地定居不只是为了获得个人在宗教上的自由，而是要完成上帝为祂子民在教会和民事领域所涉及的事。定居新英格兰的人相信，靠着圣灵的祝福，借着他们移民于此，可以使他们的末世盼望变成现实。当新英格兰被建立成为一个“山上之城”时，世界其他国家，包括老英格兰，都会从他们的道路上悔改，遵循新英格兰的榜样，开始必要的改革。迪庄写道：“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盼望建立一个山上之城，一盏照耀在黑暗中的灯，可以呼召英国和他们的母会悔改，重回真正的宗教改革。上帝在圣约里信实的子民完成这一使命，将会是在美洲完全实现上帝国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