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清教徒神学48-2
在失望中坚守末世的盼望
新英格兰并没有实现这一异象和末世论的乐观主义，这不足为奇。几年内，这座“山上之城”就只剩下了一个名号而已。正如迪庄所说：“这些人不但没有让英格兰悔改和改革，他们自己反而开始追求异教之神了。”但是，当新英格兰的教会面对这些试炼时，他们那种末世的乐观主义并没有褪色；相反，清教徒传道人不断要求新英格兰要悔改。
在这些牧师中，首当其冲的要数新英格兰的马瑟家族，包括父亲理查德·马瑟（1596-1669），儿子英克里斯·马瑟（1639-1723）和孙子科顿·马瑟（1663-1728）。从1635到1728年，他们在马萨诸塞州的讲台上一同传讲大能的信息，常讲到悔改和改革的需要。总体来说，他们表达出在移民定居后的第一个世纪中，其千禧年观正在发生改变。理查德·马瑟到达时是一个流亡者，他因为自己的清教徒信仰而被英国国教开除。他将新英格兰视为上帝的新大陆，可以建立一个纯正的教会，而不受敌基督的影响。17世纪50年代，在印第安人中间开始了第一批归信潮，他将此视为千禧年临近的征兆。他认为，只要犹太人归信，基督就会以肉身再临，并带来千禧年。罗伯特·米德考夫（Robert Middlekauff）写道，理查德·马瑟的所有著作几乎都“以一种末世论的期盼为起点”。
英克里斯·马瑟继承了他父亲的讲道职分。“他意识到自己父亲那代人对新英格兰教会的发展很失望，他在头十年的讲道中，把千禧年盼望的主题减到了最少。他警告人们不要把伦敦大火（1666年）之类的事视为末世的征兆，并以此断定上帝的旨意和时间表。但是，到了18世纪初期，他自己对新英格兰的理想幻灭，导致他越来越确信基督的再来临近了。一些事件强化了这一确信，包括奥地利人打败土耳其人（1697年），以及德国汉堡成百上千的犹太人归信，他认为这些是基督再来临近的征兆。基督正在路上，马上要带来千禧年。
科顿·马瑟只比他父亲多活了五年，他对新英格兰和千禧年的观点更加激进，不论是关于其具体实现，还是事件发生的次序。科顿和其他大多数新英格兰清教徒牧师不同，那些人只满足于宣布说他们生活“在末世中”，“而科顿·马瑟则专注于一些更精确的预测。而且他也不像他的父亲，他喜欢预测一些事件的顺序。
科顿·马瑟在《辉煌基督在北美》（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一书中重述了新英格兰的教会历史，他写到这片禾场最初的特点是要“建造对抗敌基督国度的堡垒”，这使人生出怀旧情愫。这个社区也会成为一个避难所，使人可以逃离上帝常常临到英格兰的灾难。他们要做成崇高的工作，建立“一个改革宗的特殊教会”。人们将这些特殊职责包含在国家与上帝所立之约中，他们说：“我们与我们的主立约，也彼此立约；而且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彼此约束，完全行在祂的道路之中。”
对于科顿·马瑟而言，这都很好，但他那时的整个社会已经与最初清教徒在马萨诸塞州建立的小殖民地截然不同了，人口众多而且多样化。马瑟对新居住地非常失望。他写道：“我们这些继承父辈信仰的人，应该悲痛地看到我们越来越败坏，远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那种敬虔的生命和力量，我们要为有人在我们中间激起众多罪恶悲痛，这已经让上帝严厉地见证我们的不是。”简而言之，清教徒先辈所建立的国度之约破碎了。
至于教会，其中充满了分裂、异端和不道德，完全不是创立者们所想象的那样！科顿·马瑟担心新英格兰的教会再也不可能成为上帝新国度的根基，出于这些担忧，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千禧年的时间表。他先把1697年定为敌基督最终溃败和千禧年开始的时间。1697年发生的几次地震和奥斯曼帝国的战败让他满怀盼望，但最后他还是失望了。他接着开始吸纳威廉·惠斯顿（William Whiston，1667-1752）的思想。后者是一位英国千禧年派神学家，也是历史学家和数学家，而且是艾萨克·牛顿的好朋友，他确定1716年是敌基督倒台的开始。同时，马瑟听到了路易十四怎样在法国逼迫信徒，他断定敌基督与基督争战的势力不会来自美洲（如米德的教导），而是来自欧洲。这让很多新英格兰人松了一口气，他们希望继续看到美洲成为上帝的新国度，而欧洲是旧的、道德败坏的国度。
科顿·马瑟和他父亲一样相信末世的应许会按照字面意义成就。他们都支持两次复活的观点，并宣称信徒在第一次复活时要从死人中真实地复活，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只有非信徒才会受到末后审判。至于那些在基督来临时仍活着的人会怎样，他们并不确定。他们教导说，基督来临时会有一场大火，祂的四围会布满火焰。他们觉得米德的观点很可能是对的，即美洲是不会被歌革和玛各用火焚烧的避难所。大火之后，圣徒会领受极大的奖赏。科顿·马瑟说，神迹的时代正在来临，要以地上的天堂为结束，信徒在那里不会受诱惑，不再犯罪，也不会再有任何身体上的疾病。在此，他比其父英克里斯更为激进。
1716年，又是一次失望，但科顿·马瑟的盼望好像有增无减。他得出结论说，信徒需要更努力地让人归信，因为只有信主的人数大增，基督才会回来。所以，信徒的角色是为基督再临提供条件。故此，科顿·马瑟非常努力，他去世之前的十年间发表了很多书籍和文章，预测他死后不久将有复兴。
科顿·马瑟去世12年后，上帝带来了“大觉醒”，让美洲全地的宗教活动大增。在新英格兰，大觉醒在公理会中非常有影响力。在中部和南部殖民地，大觉醒影响到了长老会。在南部沿海和低地地区，浸信会和循道会中信主的人数大增。约拿单·爱德华滋有时被称为最后一个清教徒，他就是新英格兰复兴运动的一位主要领袖。他论复兴主题的著作《对当下宗教复兴的一些思考》（Some ThoughtsConcerning the Present Revival of Religion,1742）和《宗教情感》（1746）都在神学上给复兴提供了定义。
爱德华滋确信，教会即将进入荣耀日，而新英格兰的牧师担任了主要角色。他在《救赎之工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Work of Redemption）一书中解释说，教会的未来是光辉荣耀的时代，充满知识、圣洁、荣美和完全。爱德华滋不像马瑟家族的人，认为人性在逐渐恶化，而是和同时代的牧者都认为教会正变得更刚强、纯洁。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上帝的国度近在咫尺了。只要千禧年一结束，基督就会立刻以肉身来临。爱德华滋认为千禧年是属灵的，而非物质性的，比较一段具体的时间来说，它更有象征意义。撒但会在最后时刻短暂回归，带领一次反叛来抵挡基督，但基督会再来击溃撒但，让死人复活，施行末后审判，把圣徒接到荣耀里，将撒但和被弃绝的人扔进地狱。
爱德华滋的末世论与马瑟家族所持的非常不同，但也不是他独有的观点。在他的时代，一些著名的持清教徒思想的神学家也如此认为，如撒母耳·威拉德和本杰明·科尔曼（Benjamin Colman，1673-1747）。所以，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像他们的英国同辈一样，并没有成功地发展出一套统一的末世观。正如戴维森得出的结论：“历史学家一般将马瑟家族的观点视为代表（新英格兰清教徒），一部分原因是，英克里斯和科顿比一般人发表的作品更多，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这场辩论本身常常是含糊不明的。实际上，马瑟家族并没能让所有人接受他们那种千禧年说，而这令他们十分沮丧。”
约翰·艾略特，基督教化的印第安人和末世盼望
约翰·艾略特是向美洲印第安人宣教的著名清教徒宣教士，他致力于在已经基督教化的印第安人中建立基督的君主制，使之成为上帝统治万国的一个榜样。詹姆斯·霍尔斯顿（James Holstun）称艾略特的异象是“新英格兰清教徒大乌托邦内最有野心的一个乌托邦计划—–再没有哪个清教徒，不管新大陆还是旧大陆的，像他那样多年劳力，单单专注于一个乌托邦计划；也再没有哪个清教徒乌托邦派人士如此致力于将乌托邦的写作和实践结合在一起。”
艾略特和大多数清教徒一样强烈相信末日将近。因为基督再来之前，全地都要听到福音，所以印第安人必须马上福音化。艾略特花了三年学习阿尔冈琴语（Algonquian），他从1646年开始用印第安人的语言向他们讲道。
艾略特不是新英格兰牧师中唯一持有这一信念的人。托马斯·谢波德在1648年引用布莱曼的话写到，他期望土耳其势力可以很快垮掉，犹太人可以归信，而且“这些西部的印第安人能加入”接受福音的行列。在这些信念的驱动之下，为了支持艾略特和其他面向印第安人的福音工人，“英格兰福音广传协会”于次年成立。在接下来二十年间，艾略特写下或赞助了大量著作，后来被称为“艾略特的印第安传单”，为筹集捐款于伦敦出版。
艾略特开始建立起一些“祷告的印第安人”的小镇。纳蒂克（Natick）是第一个“祷告小镇”（1651年）。上帝祝福他的事工，有很多人归信，这成就又反过来激励了他对印第安人信徒的末世盼望。到1652年为止，艾略特已经在他的一份名为《悔改之泪》（Tears of Repentance）的单张中写道，基督的国度“正在世界上这些西部地区建立起来”，根据詹姆斯·麦克莱尔的说法，这份单张也激励克伦威尔在各处推行基督的统治。艾略特向印第安人宣教的热心中增加了两种非常极端的信念，正如麦克莱尔提到的：“第一，他在印第安人于末世论中所处的位置上增加了一个新维度，他确信这些人是希伯来人，是圣经中族长们退化的后裔，是以色列丢失的十个支派。第二，他相信自己在纳蒂克牧养的这些印第安人，命中注定要首先迈进千禧年。”
尽管艾略特的这些观点有点儿极端，但截止到1674年，他已经建立起19个祷告小镇，共有约3600人，其中大概有1100个印第安人已经悔改归主。在每个小镇里，印第安人都要严肃立约，把自己和儿女交给“上帝作为祂的子民”，以此作为新民事政府的根基。艾略特按《出埃及记》18章中叶忒罗给摩西的建议来组织新政府：他在每个小镇指定了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以维持法律和秩序。这些小镇几乎是完全自治的，尽管大事可以提交到马萨诸塞总法院。大多数情况下，印第安人都要遵从清教徒的方式和基督教信仰来生活。
艾略特在组织了民事政府之后，开始建立教会，并采取公理会治理形式。他在十五年间克服了很多困难，于1660年正式在纳蒂克建立起一间印第安人的教会。随后，他又在祷告小镇中建立了很多教会。
同时，艾略特从1653年开始努力把圣经翻译成印第安人的语言。其中一大困难是要发明一套词汇和语法，用以表达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因为印第安人的语言中缺少了这一部分。在一些英国人的帮助下，艾略特在剑桥成立了一个印刷出版公司。1661年，马默杜克·约翰逊（Marmaduke Johnson）印刷了第一本马萨诸塞本地语言的新约圣经。1663年，旧约圣经和韵律形式的诗篇也印刷出来，于是美洲大陆印刷出版了第一部完整版的圣经。阿尔冈琴语圣经被很多人认为是艾略特最大的成就，但就他自己而言，这本圣经只是让印第安人在基督来临前归信的一个辅助工具。
艾略特将更多著作翻译到马萨诸塞，从关于清教徒敬虔的经典书籍到启蒙读物，以及一页纸的教理问答，都有所涉及。此时，艾略特已经有了一些同工。他们繁忙地运营着协会的印刷出版公司，直到菲利普国王战争（King Philip’s War）爆发。他们还在印第安小镇里建立学校。为了帮助学校，艾略特出版了《印第安语法初阶》(The Indian Grammar Begun,1666)、《印第安启蒙读物》(The Indian Primer,1669)、《逻辑启蒙》（The Logic Primer;,1672）等书。哈佛大学甚至建了一座楼作为“印第安学院”，但是因为缺少师资和学生，很少有印第安人就学。
艾略特的头脑中想的都是印第安人的灵魂，他甚至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有一次，一个印第安人酋长拿刀威胁他，艾略特说：“我为伟大的上帝工作，祂与我同在，我不怕你们这些酋长。我还会继续做我的工作，如果你敢，就动我吧。”
1675年，菲利普国王战争爆发之前，艾略特的工作成果颇丰。很多印第安人信徒因为害怕丧命，都搬到波士顿港湾的一个岛上居住。很多人死在那里。其他小镇里也不断地上演这一情形，祷告的印第安人在那里被敌对的族人或愤怒的殖民者杀死。不幸的是，英国人和其他印第安人都把祷告的印第安人视为敌人，只有艾略特等为数不多的人在战时支持他们。一场可怕的种族屠杀把祷告小镇和在那里居住的绝大部分印第安人都灭绝了。
战后，从死里逃生的印第安人回到纳蒂克。尽管英国人存在质疑，艾略特试图重建纳蒂克和另外三个镇。艾略特在新大陆的实验最初看起来成功了，但这一努力未能收获千禧年的应许。到了19世纪，已经没有阅读马萨诸塞本地语言圣经的信徒了。
艾略特是一个经典的榜样，展示出一个有名的敬虔之人，一个无论是生是死都有很好见证的人（他最后的遗言是“欢迎，喜乐！”），也可能他有一些极端的末世论观点。但是，尽管艾略特持有这些观点，上帝还是大大地使用他，使成百上千的印第安人悔改归主。
实践乐观主义末世论的影响
这些对末世的期盼，在教会和社会层面都势不可挡地影响到清教徒个人和群体。
首先，这些盼望影响到上帝之道的传讲。千禧年乐观主义从来没有与普通的蒙恩之道分开。正如图恩所写的：“他们一致相信，借着蒙恩之道，特别是借着由圣灵感动的讲道，末日荣耀或千禧年必将临到这个世界。”同样的，爱德华滋承诺说，当千禧年来临时，“就将达到设立蒙恩之道的目的”。末日荣耀不是由基督直接带来的，而是借教会的普通事工达到的。所以教会必然会参与其中，不仅为未来作见证，还会带来未来的完全实现。
第二，这些末世盼望是普世宣教的动力。教会未来的荣耀不是局限在一个国家或地方，而是要像海洋一样遍满世界。在英国清教徒中，向犹太人宣教变得尤为重要。古奇等很多人都认为，末日的一个记号就是犹太人归信，与外邦人共同进入一个有形教会。在新英格兰，这一重心因为其他关切而转瞬即逝，但千禧年盼望的确为印第安人的宣教事工挑旺了火焰。英国清教徒约瑟·卡里尔把在印第安人中间的宣教工看作圣经预言的实现。所以，他鼓励人们支持新英格兰的宣教。
第三，在社会层面，这些末世盼望激励人们避免英格兰的罪。因为英格兰君主制在新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摇摆不定，还设立了一些宽容法案，而清教徒想要建立一个荣耀上帝的国家。他们很多人相信，英格兰的国家教会强迫牧师服从一些有问题的教皇派做法。借着建立一个基督徒的社会，清教徒相信他们可以依照上帝的纯正诫命来敬拜，这反过来又给教会一个借着蒙恩之道推动末世盼望的机会。新英格兰以之为根基的国家之约，在本质上成就了一个清教徒的圣洁社群，他们与对千禧年的盼望紧密相连。教会和国家共同为成为山上之城或万国之光而付出努力。
第四，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末世论也拓展了个人敬虔。圣经说末世的盼望并非总会带来敬虔（帖后3）。默里说：“清教徒牧师也面临这一危险，他们采取措施避免犯错。他们警告人们过度赋予预言重要性的危险。”清教徒敬虔的标志是竭力祷告。默里写道：“在清教徒看来，没有什么职责高于祷告的职责。”这反映在清教徒时期的信仰告白文献中。例如，《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问191）教导说，在主祷文的第二个祈求中，“我们祈求上帝使罪恶和撒但的国度毁灭，福音在全世界得以传扬，犹太人被呼召，外邦人的数目添满；并且上帝使教会装备有各样的圣职人员和蒙恩之道，清除一切的腐败，得到公民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总之，使基督的蒙恩之道得以纯正地施行”。乔治·牛顿（George Newton，1602-1681）鼓励他的会众“在祷告中竭诚为主”。约翰·科顿也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为犹太人归信所发出的最诚挚的呼求。清教徒相信，借着信实之人的祷告，上帝会成就祂恩典的应许。
最后，清教徒末世论最大的影响可能是它激发了人的盼望。在英国的战乱和逼迫中，在危险和个人的失丧中，在前往未知之土和外疆之地的旅行中，在寻求建立一个纯正的改革宗教会中，清教徒总是把未来更美好的荣耀盼望放在眼前。他们不是活在失败的冷寂中，虽然遭受暴力，但因着天国也曾遭遇暴力，而且靠着对君王耶稣已经胜过罪和死亡，并且会继续得胜的完全确信，而在社群、教会和个人敬虔中备受激励。这一确信点燃他们的激情，推动他们的事工。不管此生如何，他们眼望未来的荣耀而活。
盼望的呼召
让我们以如下的话作结：首先，研究清教徒的末世论并非易事。这一研究面临很多阻碍，主要是不同的历史解释都有偏差。当代解释学者有时把21世纪的分类强加在清教徒身上，但清教徒自己却并没有发展出绝对统一的主题。我们必须把握他们历史主义的解经方法，这种方法让他们在根据上帝话语判断时代的征兆上，有很大的灵活性。他们的末世论与他们当时充满混乱和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联系在一起。在17世纪英国的艰难时期，清教徒开始离弃历史上的奥古斯丁教义，发展出一种对教会未来的乐观主义看法。这一由很多清教徒作者发展出的乐观主义，成为新英格兰殖民地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新社会将要成为一座“山上之城”，呼召老英格兰悔改，也在其盼望中迎接未来的千禧年。这种乐观主义充满清教徒的日常生活，也影响到教会的事工，特别是在向印第安人宣教、社会和个人敬虔方面。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借着这项研究从清教徒学到很多东西。虽然他们的很多预测随着时间流逝都没有实现，而且现今很多神学倾向都远离他们这种末世的乐观主义，清教徒还是教导我们，教会生活和事工充满盼望。正如伊恩·默里所说，他们是“充满盼望的人”。他们的盼望：
使美洲殖民地的属灵思想多姿多彩；教导人们期待圣经的伟大浇灌；为教会进入普世宣教的新时代预备了道路；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后来那些英文新教国家的使命感。当19世纪的基督徒领袖（例如威廉·威伯福斯）不再将世界看作灵魂必须要逃离的一艘船，而是基督的产业（全地和其上的都要属于祂的国度）时，他们的思想带有清教徒观念的真正印记。
我们非常需要这种根基稳固的盼望。今天美国教会的状况极度软弱和无知。尽管教会的数目仍很多，但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一场属灵的饥荒。清教徒提醒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盼望。我们必须盼望上帝的工还未完成，祂要通过神圣的恩典和祂圣言的传讲，来完全祂的工。让我们被福音的伟大盼望激励，加入推广福音的伟大事工中，让福音遍满全世界，就像众水充满海洋一样。也愿我们被激励，热切祷告。主必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