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清教徒神学43-1

第四十三章：清教徒的讲道（二）

讲道是战车，载着基督在这个世界中上下驰骋。

——理查德·薛伯斯

在前一章中，我们探讨了清教徒讲道的主导地位、能力和朴实的特点。在这一章里，我们将着眼于考察清教徒讲道的程序和热情。

讲道的程序

清教徒热爱讲道，这使他们能专注于建立一套对教会进行全面改革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计划。基本上讲，清教徒用“五部法”来通过讲道影响会众，并推动教牧改革。

讲道本身

首先是改革讲道本身。作为长于讲道的伟大信徒，清教徒经常讲道。他们以多种方式来获得登上讲坛的机会，并利用每次可能的机会讲道，不管是在主日还是周间的日子，都是如此。教区牧师职位通常由庇护人提名，因此，在那些主教持宽容态度而庇护人又同情清教徒的地方，清教徒传道人就最可能受到邀请成为正式的牧师。其他人则会在他们无需被迫遵守英国国教所有需求的地方来寻找自己的教区，好叫他们的良心允许他们继续讲道和侍奉工作。还有一些人则在远离家乡的村庄或私人住宅中、谷仓和偏僻的地方讲道。对清教徒牧师来讲，每周讲道五次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

清教徒的讲道除了具有教义性，还以合乎圣经闻名于世。清教徒传道人会在上帝的话语中找到自己的信息。清教徒爱德华·德林（Edward Dering，约1540-1576）曾说：“忠心的传道人就像基督一样，（是）一位只传讲上帝真道的人”。欧文赞同说：“牧师首先和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借着勤奋讲道来喂养自己的羊群。”“米勒·麦克卢尔（Miller Maclure）指出：“对清教徒来说，讲道并不只是依托经文，而是确实的存在于上帝的圣言里；虽然经文不是讲道，但讲道却在经文中。—–一言以蔽之，听讲道就是置身于圣经中。

清教徒牧师约翰·科顿曾经对自己的会众说：“以真道为粮，就必使（我们）因真道欢欣。”《日内瓦圣经》的序言中包含着类似的建议，将圣经称为“我们路上的光，天国的钥匙，我们患难中的安慰，我们抵挡撒但的盾牌和宝剑，一切智慧的学校，我们得见上帝容面的明镜，上帝恩宠的见证，我们灵魂的唯一灵粮与滋养”。

因此，无怪乎一篇典型的清教徒讲道会包含五到十处对圣经的引用，以及十余处参照圣经的地方。清教徒牧师熟悉圣经，若不能说他们记住了数以千计的经文，那也有数百处经文。他们晓得针对各样关注应该引用什么经文。傅格森写道：“在经文应用上长期和个人性的熟稔，是清教徒侍奉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他们思考启示真理的丰富，正如宝石学家耐心检查钻石的很多面一样。”“清教徒智慧地应用经文，用自己引述的经文来表达教义，并处理他们手头关乎良心的问题。”

此外，清教徒的讲道几乎都是经验性的，而且注重实际应用。清教徒的讲道解释基督徒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经历圣经真理。“经验”一词来自拉丁文单词experimentum，这个名词源于动词“尝试、测试、证明或检测”。同一个动词也可以用于指“通过经验方式找到或知道”，从而成为experientia一词的渊源，意思是“试验、经验”及“通过经验获得的知识”。加尔文曾交替使用经验（experientia）和验证（experimentum）这两个词，因为从合乎圣经的讲道角度来看，它们表达的是用圣经的试金石（赛8：20）来检查或检测经验知识的必要性。

经验性的讲道强调，必须通过经验对上帝圣言的真理有所认识。经验性的讲道寻求用圣经真理来解释应该如何处理各种问题，以及如何将它们应用到基督徒生活中。它的目标是将上帝的真理应用到所有信徒的经验中——在与上帝同行方面，以及处理与自己家人、教会及周围世界的关系方面。我们可以从清教徒这种讲道方式中学到很多东西。

清教徒认为，任何讲道，若基督没有在其中占据超乎一切的地位，就不是有效的经验性讲道。根据托马斯·亚当斯的观点，“基督是全部圣经的总结，是其中所预言、预表、预示、展现、证明的；在每一页中，甚至在每一行中都能找到基督。圣经就像包裹婴孩耶稣的襁褓一样。”以撒·安布罗斯曾说：“应当思想，基督才是圣经真正的实质，是圣经的精髓、灵魂，也是整部圣经的范围。”

因为以基督为处境，所以清教徒讲道具有针对个人情形来应用真理的特点。对症下药的讲道界定了非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区别。对于那些不信、不肯悔改的人，对症下药的讲道会宣讲上帝的愤怒和永远的定罪。但是，对于凡借着真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和主的人，它则会宣讲罪得赦免和永生的信息（太7：22-27；林前1：30；2：2）。

清教徒深知人心诡诈。因此，清教徒的讲道会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致力于发现蒙恩的标志，将教会和世界区分开来，将真信徒与仅仅自称为信徒的人区分开来，将使人得救的信心与暂时性的信心区分开来。“托马斯·谢泼德的《十个童女》(The Ten Virgins)，马太·米德（Matthew Mead）的《发现几乎是基督徒》（The Almost Christian Discovered）中，爱德华滋的《宗教情感》（Religious Affections），以及其他清教徒所写的数十篇作品，都致力于将那些假基督徒与真基督徒区分开来。

今天，对症下药的讲道少之又少。即使是在保守的福音派教会中，也往往会用对圣经真理的头脑知识来代替人心灵的体验，或是与之相反，用人的心灵体验来代替头脑中的知识。经验式的讲道要求人既要有头脑中的知识，也要有心灵中的体验；在约翰·慕理看来，它的目标是“理性的敬虔”。

清教徒教导说，当用经验性的方式来传讲上帝的话语时，圣灵就会用它来改变个人和国家。这样的讲道之所以会给人的生命带来改变，是因为它与上帝儿女的重要经验联系起来（罗5：1-11），清楚地解释了信徒身上蒙受的得救恩典的标志（太5：3-12；加5：22-23），宣告信徒的崇高呼召是在世界上作上帝的仆人（太5：13-16），并表明信徒与非信徒永远的结局（启21：1-9）。

清教徒经验式的讲道具有改变人生命的权能，这样的例子在清教徒的自传和日记中比比皆是。船长约翰·斯皮尔曼（Captain John Spilman）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曾经一度陷在属血气的光景中，我轻视基督的传道人，尤其是你们长篇大论的牧师，不能容忍任何长篇大论的讲道；但是，最后我被一个人抓住（吸引住）了，当时他讲的是《希伯来书》8章8节、10节，（论到）在基督里所立的新约，讲道的应用正中我的情形，并打动了我的心灵。

讲经员

清教徒讲道采取的另一形式是讲座（lecturing），但这个词当时的含义和今天的含义有所不同。在清教徒时代，典型的教堂教区会有一位主任牧师（vicar）和一到两位副牧师（curate，即牧师和助理牧师）。清教徒讲经员不承担教区内的职责，他们所受的唯一呼召就是讲道和教导。他们通常由家境富裕的个人支持者、镇议会或律师学堂（伦敦的法学院）聘请，在具有清教徒思想的教堂里工作，或在一组教堂（由当地的教区长、主任牧师、牧师或副牧师支持）中工作，以满足人们的属灵需要。在形式上，讲经员是辅助教会事工的；但实际上，他们有时会在英国国教《公祷书》崇拜的时间之外讲道。他们因此规避了《统一法案》的规定。

讲经员经常会受到贵族，如莱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等人的庇护，也会受到他们所拥有的权柄和影响力的保护。威廉·哈勒对这一职位作了如下描述：

讲经员通常不是（但也可能是）由教区的庇护人指定或批准的，他不享有通常从什一奉献中给予在任牧者的收入。他是由以下方式选举出来讲道的：由教会会众，或由某些成员，或由教会成员组成的团体，或通过一些富裕的支持者选举出来的，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承担支持他的费用。他的侍奉工作可能是由许多周围教区的人找上门来的。他的职责是讲解圣经，在主日通常崇拜之外的时间，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周间的日子讲道。通常他要得到主教或其他适当的教会权柄的许可，他必须对这些有权柄的人士负责，否则就必须保持沉默。

保罗·西维尔（Paul Seaver）是一位研究清教徒讲经员的权威人士，他写道：“不是所有讲经员都是清教徒，也不是所有清教徒都是讲经员；但是，毫无疑问，讲经员一职实际上是清教徒机制，它背后的推动力是清教徒的动机，而且它主要是由清教徒传道人组成的。”讲经员在清教运动首个百年里（1560-1662）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在17世纪的头三十年间，他们在英国到处涌现，在城镇和乡村，在剑桥和牛津，当然还有伦敦，在那里有超过一百位的讲经员。

许多伟大的清教徒都曾担任过讲经员角色，如威廉·埃姆斯、保罗·贝恩斯、托马斯·卡特赖特、劳伦斯·查德顿、约翰·多德（JohnDod，约1549-1645）、约翰·菲尔德（John Field）、理查德·格林汉姆、阿瑟·希尔德山姆（ArthurHildersham）、威廉·帕金斯、约翰·普雷斯顿、理查德·薛伯斯。17世纪40年代，许多讲经员都成了“长期国会”（Long Parliament）的领导人，这一议会又被称为“威斯敏斯特会议”。而且，马歇尔·纳彭认为，贵族的私人牧师也往往是乔装的讲经员，因为“每周开始讲道时，家庭小教堂的大门是向周围的社区开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这样的讲经员都被授予了牧师职分”。

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所称呼他们为“自由圣职人员”，“他们会为人们提供讲座；这些讲座如彼得·路易斯（PeterLewis）所言，“是某种现代圣经研究的鼻祖辈，即具有相当长度和深度的讲道服务，这通常会有邻近地区清教徒教会的牧师和成员前来参与”。”这些讲座就其本质而言，通常是解经性的或教义性的；而且，后来往往会以圣经注释或论文的形式印刷出版。

与国教牧师的讲道相比，绝大多数清教徒都更喜欢那些讲经员的讲章。清教徒讲经员悄悄赢得了他们的心灵和情感。通常，人们都会去教堂忠实地坐在那里，直到英国国教牧师早上干瘪的讲道结束；然后，到了下午，他们就会去听讲经员从教义层面、体验层面、实际生活层面大有能力地解开圣经。这些讲经员如此地受人欢迎，以至于西维尔总结说：“在清教徒的重镇，占据讲经员的位置给平信徒带来的教会控制力，足以和王权以及英国国教的主教媲美。”

预讲

清教徒讲道的第三种形式是预讲（prophesyings），也被称为“操练”或“敬虔操练”。预讲是一种圣经会议或为传道人设立的继续教育的会议。尽管在不同的地方形式会有所不同，但是预讲都是在位于核心地区的教堂中举行。在此期间，会有三至六名传道人就同一段经文来讲道，按照从最年轻的到最年长的顺序进行。最后一位讲道人会对其中的发现进行总结，并强调对所阐释教义的实际“应用”。一位资深的主持人随后会带领一段时间的讨论，对这些讲道提出评价。借着这类“铁磨铁”的讨论，传道人们可以磨练他们解经及讲道的技能。

从16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公众也会受到邀请来参加这些讲道研讨会，因为他们同样对纯正的讲道抱有热情。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传道人都赞成这种做法。弗朗西斯·培根后来写道：“我知道，预讲过去已经被人们极大地滥用了，现在滥用的情况可能更加严重了，因为竞争的热度增加了。但是我认为，这种滥用的唯一理由是，它允许平常人来试听，而不是限制在由传道人组成的私下会议上。”公众有时会多达数百人，他们坐在会议的后排，通常会打开日内瓦版圣经，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查找传道人引用的每一处经文。随后，他们常常会问问题，传道人则作出回答。然而，有时候他们也会被排除在批评会之外，免得他们吓到那些讲章受“审查”的传道人。

圣经中论到预讲的先例是在《哥林多前书》14章29和31节，经文说：“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地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这类预讲形式是16世纪20年代从苏黎世开始的；在16世纪50年代初，被早期的清教徒引入英国，在由劳伦斯·查德顿（Laurence Chaderton，约1536-1640）开办的基督教学校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而且，很快传播到了英格兰的几个郡县。它们是从对清教徒传道人提高讲道水准的需求中发展出来的；但是，有时也是由一些主教发起的，他们觉得有必要纠正“无知的讲道”。预讲在16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了顶峰。1577年，不顾格林达尔大主教（Archbishop Grindal）的劝告，伊丽莎白女王将预讲视为对她控制国家和教会的威胁，鼓励自己的主教禁止这些预讲。在这方面她只获得了部分成功；有些预讲活动一直持续到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特别是在那些容忍它们存在的主教辖区内。

讲道集

第四，清教徒的讲道通过印刷和出版讲道集的方式得到了极大的增长。清教徒以书籍形式印刷了无数的讲道集，这成为蒙恩之道和彼此相交的一种主要手段。16世纪60年代，清教徒的讲道集共出版了9卷；70年代，69卷；80年代，113卷；90年代，140卷。赫尔（A.F.Herr）写道：“印刷讲道集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形成了相当大的产业。据估计，在当时发行的所有出版物中，40%以上就本质而论是宗教著作或哲学著作；很明显，讲道集在这些宗教出版物中占了很大一部分。

正如巴刻所言，清教徒作者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他们是思想的教育者、良心的解释者、灵魂的医生、真理的执行者和属灵的人。”大量清教徒讲道集的英文版本多达数十种，其中有些书被翻译成各种欧洲语言。在17世纪，仅仅被译为荷兰语并且印刷出版的清教徒讲道集就有七百多卷。只是到了最近，我们才开始重新焕发热情，翻译一些荷兰二次改教运动时期的伟大经典，这一时期是荷兰与英国清教运动相提并论的一段时间。

清教徒的讲道集受到人们频繁和广泛的阅读，上帝用它们不仅使许多人归信，而且使成千上万信徒在恩典中长进。今天，任何经营古典书籍的经销商都知道，古老的清教徒著作往往因为广泛使用受损严重，而英国国教的一些书籍则因没有使用而仍然完好如初，这种情形并不少见。

超过90%的清教徒著作最初是以讲道集的方式面世的。在过去五十年里，自从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清教徒著作复兴以来，有七百卷清教徒著作同样是以讲道集的形式被重印。

传道人培训

最后，清教徒讲道程序采用的是传道人培训的形式，这种作法促进了优秀的讲道。清教徒要求圣职人员受过大学训练。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清教徒会在剑桥等大学中接受教育。约瑟夫·皮帕（Joseph Pipa）曾写道：

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以一长串清教徒研究员和导师引领风气之先，而以劳伦斯·查德顿为首。圣约翰学院和三一学院也产生了许多具有清教徒思想的人。在伊丽莎白时代早期，这些学院都曾经产生过名副其实的“名人榜”上的清教徒神学家。在伊丽莎白统治的后期，清教徒在剑桥大学建立了两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学院：1584年，沃尔特·米尔德梅（Walter Mildmay）与劳伦斯·查德顿一起创立了以马内利学院（Emmanuel），并担任学院的第一任院长；1596年，苏塞克斯伯爵夫人建立了剑桥大学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Sidney Sussex）。

由于查德顿和帕金斯的影响，以马内利学院在17世纪初期最终超过了基督学院，成为清教主义运动的温床。

牛津大学同样训练了无数清教徒牧师。保罗·西维尔认为，在伦敦众多具有清教徒思想的讲经员中，有59%的人曾在剑桥大学接受过培训，有56%的人曾在牛津大学接受过培训，有些曾在这两所大学中都接受过培训。位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也曾训练过许多清教徒牧师。清教徒在到达美洲六年之后，于1636年在新英格兰建立了哈佛学院；这表明他们担心“当我们现在的传道人死去，归于尘土，会给教会留下一种没有学问的侍奉”。

所有这些学院连同他们的研究员、导师及研究生的影响，成为用清教徒对讲道的坚定信念来塑造年轻人的强大力量。与清教徒信念相和的是，有圣灵恩膏的讲道与其说是教导，不如说是抓住；地方教会中往往充满了清教徒牧师，如威廉·帕金斯、劳伦斯·查德顿、理查德·薛伯斯等人，他们也曾对传道人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当查德顿辞去在圣克莱门特（St.Clement）的讲经员职务时，有四十位传道人恳请他继续留任，“宣称说，他们的归信应归功于他”。往往这种影响会产生连锁反应，最值得注意的是，理查德·薛伯斯的讲道使约翰·科顿得以归信，而科顿的讲道继而又使约翰·普雷斯顿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