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天国人或社会人

天国人或社会人

朱锦华、魏孝娥、吴鲲生合译

基督徒生活中有一桩以非而是的现象：一个人更深关切天堂，他就会更关切上帝的旨意是否行在地上。在今世表现出最大的热忱来服事他人的基督徒，通常就是那些对于另一个世界最有把握的人。无论是牧师、宣教士、政治家、改革家、企业家、医生、有钱有势之人，或一般的信徒，他们的生活都可证明此事。

服事他人是基督徒的第一要务，从对人的服事可以看出基督徒的爱心。公民身分也是一种服务的形式，就像起初大部分的基督徒所领会的。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宣称宗教使人对于世上的需要麻木不仁，我们却发现，那些公民籍设在天上的人（我引用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20节的词句），他们在任何国家中都是最好的公民，不论在民主国家或极权国家、基督教国家或异教国家、世俗化国家或无神主义国家。

公众活动参与的圣经基础

新约圣经十分强调遵守公民义务，且把遵守公民义务视为事奉上帝。当耶稣回答纳税问题时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马可福音中12章17节），这不是巧妙的规避，乃是一清楚的认定：纳所当纳的给执政的政府，是基督徒蒙召的一部分。当彼得说「敬畏上帝，尊敬君王」时（彼得前书2章17节），他注意到同样的真理。保罗亦然，他认为基督徒应该存感恩的心来过每一天的生活，那是基督教的真精神，因之，他教导罗马基督徒「当顺服在上有权柄的」（罗马书13章1节），并且告诉他们「为着良心的缘故」，他们应当「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悦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罗马书13章6-7节）

保罗说到每一个政府官员是「神的用人，与你有益」(4节）。注意那是个外邦罗马政府，他所提的，从皇帝以下都包括在内。而且他进一步地解释道，上帝如此设立国家，为要维持法律、秩序、公正和「益处」。这里显然含括了保护和福祉；这样说来，并没有挪开追求幸福的机会，那是美国宪法所奉为圭臬的。

所以，虽然基督徒没有将今世视为自己的家，而是视自己为寄居者、路过外地的客旅，正往他们实在的家乡之处迈进（参阅彼得前书2章11节、马太福音6章19-20节）。然而圣经亦告诫他们，不对从好政府而来的利益，漠不关心。同时他们对于尽己方为别人谋求最大的福利，也不可迟疑，就像为自己谋福一样。经由守法的生活来支持稳定的政府，并且经由个人参与，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协助政府扮好它的角色。这样的态度当日如何适用于约瑟、摩西、大卫、所罗门、尼希米、末底改和但以理（但以理的情况特殊，请勿进一步引伸），在今日同样适用于我们。这样的行动是服事上帝，也是服事邻舍。

凯弗德爵士（Sir Frederick Catherwood）是欧洲共同市场议会的议员，他一针见血的说：「尝试改善社会，不是世俗化，乃是爱。洗手脱身社会，不是爱，乃是世俗化。」（注1)

误导的理念

可是，我们也得注意到现代化基督教界在「政治观」上有三条支流，它们使得整个局面十分紊杂。在我们往下讨论之前，必须逐一的探讨一番：

1、持相对观的政治化意图：

当我提到基督徒「相对论者」的时候，我脑中浮现的是一些更正教徒，他们不把圣经的教训，视为上帝启示的真理，只把圣经看作人对上帝自我的启示的寻索，而且有浓厚的文化背景；所藉以表达的也尽是相对性的词语，今日基督徒不当照单全收；圣经中又有许多情绪性的言论，今日基督徒也不当全然接受。

当我提到「政治化意图」，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的标的把基督教的信仰，从「天路历程」降为以现世为终点的「社会——政治方案」。这个方案一向的论调是：只要除掉社会上那些集体性的罪，诸如种族主义，经济和文化剥削，阶级分化，反人权等，而以沙龙来代替之（沙龙Shalom乃希伯来文字，意指在上帝之下共有的福祉），上帝的国就得以建立在地上。

这种说法错在哪里？不是错在祈求平安，也不是错在处心的促成平安。今日整个地球已经像个村庄，四海之内的兄弟爱，需要每一个基督徒尽力去践履——不论是对自己的同胞，或对国外的需要都一样。但是当基督徒的信仰（在人群中，我们紧紧把握住上帝启示的目的）和基督徒的顺服（我们尽力遵行上帝所启示的旨意）贬为改革人类的社会，那就真是信仰上极大的扭曲了。当基督只被视为救人脱离今世剥削的救主、解放者和赋与人性者，则福音的核心可说已撇弃了。这种看法，可以说已经变为更正教领导阶层中，自由派和激进派的标准看法。普世教协（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不只如此表白，而且还强化这种看法。（拉丁美洲罗马天主教的「解放神学」也具体表现这种倾向，而且增强之；但是我们现在不准备进一步讨论，本文所关切的是北美洲的更正教）。

可笑的是，更正教主流教会的教牧人员和平信徒领袖，放纵自己，把信仰的价值重新解释、定义为政治价值。这样一来，他们藉口信仰必须应用在生活中，却把基督教信仰世俗化了，如此，他们多少把信仰“左倾”化了，甚至于革命、暴动和违抗合法政府的游击战争，可以纳入基督教里面，好多半学术性的书籍持这种观点，自由派神学院也固守此种观点，也有人口尊其为「政治神学」学术研究，这些现象使得它颇受重视。更正教部分宗派的总部很有计划的宣扬此种看法，导致许多信徒把到处推介这种方案，和基督徒公民的角色等量齐观。

以上这些论点的基本错误，就是抛弃了基督教的特质——超越性。那些尊圣经为属天真理的人，认为新约中最重要的真理是，耶稣把我们从罪孽和将来的忿怒中救拔出来，在义中更新我们，向我们敞开天门。这些基督徒同时认为那些把传福音当作兄弟之爱的最基本层面者，应该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尽全力反对社会邪恶。这样的行为，即是实践好撒玛利亚人的样式，所有基督徒都蒙召如此而行——也就是说，尽一己所能，在每一方面济助有需要者和困苦者。但所有这些必须以事奉基督为大前提，基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位基督要求人类了解今生，不但有喜乐和富足，也有艰辛和忧愁。今生是品德和灵性的训练场，训练我们好在日后生活于永恒之中。我所说的这些持相对观者，因为失去了这种永恒的眼光，于是整个兄弟之爱的走向，已经步入歧途。

2、持绝对观的禁欲敬虔论

此处所谓的「绝对论者」，分布在更正教、罗马天主教，或东正教中。这些信徒相信上帝不变的真理，已经藉着圣经赐予教会，唯有持守这个真理，才能讨上帝喜欢。这些人可以称之为基督教保守派，或甚至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愿意修改也不愿减缩有历史根据的圣经信仰。更正教的「绝对观者」有好多（也许是绝大部分）比较喜欢被人称作福音派（evangelical)，因为他们认为基督的福音（The evangel）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

「敬虔」一词则指向关切如何达到圣洁、避免罪恶，救人灵魂，与弟兄姊妹团契相交，以及以个人身分，反对所有敌对基督的势力。敬虔派在政治态度上相当被动，不愿与任何层面的政府有来往。有些人可能会去投票，但不会竞选公职，有些人甚至不去投票；而所有人一致倾向于不把政治课题当作自己的事。这一派的基督徒对他们的公民职分，采取退缩的态度，而不是积极参与政治行列。

何以变成如此？因素有好几方面：

第一点是对上文所述更正教中自由派者「社会福音」的反动；福音派敬虔主义者想要尽可能与他们有别。

第二个因素是从他们的末世论衍生出的错误推论（「末世论」的意思是对未来的看法），此论点认为当基督再来，日近之时这个世界只会愈来愈糟，一点也无法避免。他们还认为，我们简直是束手无策；所以不管是谁掌权，都无关紧要。

第三个因素亦与此有关，就是强调与「世界」分别，与世界的道德堕落、妥协原则、世俗化，寻欢作乐、事奉自己等生活方式分别之。对于政治，他们认为是在阴暗的环境，为了赢得选票，得经常牺牲原则，而且为了达到目的，必须玩弄手段，因此政治很显然是「世俗」事务，对基督徒而言就成为禁区了。

第四个因素，虽是不可思议，却很顽强，那就是「个人主义」。持这种看法的人，把所有社会问题，转化成个人问题，觉得政府并不重要，因为政府不能拯救灵魂；于是压根儿对政治活动一点都不感兴趣。

但是这一些都说不通。不管「社会福音」错得如何，不管在教会或福音事工，应是我们首要的关切有多正确，基督徒仍不可推托对社会和政治的承担。

即使主耶稣的再临已近，我们也不必以为我们不能靠着上帝，努力使这个世界暂时变得稍微好一点；如果上帝指示我们得尽所能去做，我们也不能因为恐惧失败，就找藉口逃避。

政治的确是权术游戏，但如果社会结构要有所进步，就必须去碰。虽然它属于这个世界，它也是服事上帝，服事人的领域，从实质上言，它一点也不「世俗」。况且，政治上的妥协与牺牲原则，完全是两回事。

最后，破坏政治关切的那种个人主义，可说是短视近利，弄不清楚好政府带来的益处，和坏政府带来的灾害。（想想希特勒（Adolf Hitler）波尔步特（Pol Pot）和阿敏（Idi Amin)。敬虔主义的被动姿态绝对说不过去，现在仍这样想、这样做的人，应该接受再教育，放弃这种观念。这种看法一点也不比我们上面所批判的其他观点正确。

3、持尊重圣经的帝国主义观

我所想到的是一种「十字军精神」，某些热爱圣经的教会、团契的会友，因这种精神而生气勃勃，他们宁愿自称为「基要派」者，也不要「福音派」的称号，因为他们觉得前者用字蕴涵比较多不妥协的战斗的态度。

我不怀疑宣布目标就投入政治世界的喧嚣之中，为的是得着他们。这一派人士的问题在于他们受到试探，要把民主权术游戏，当作旧约中圣战的现代化同义词。在旧约圣战中，上帝呼召他的百姓，推翻异族，用武力取得他们的王国。正因为这般试探，我在前头称它为「帝国主义」。

圣经中的圣战中，异族没有权利，也没有得以幸免不死，因为上帝用他的子民为执行者，施行应受的审判。如果将圣战视为彰显上帝赏善罚恶的手段（公义是上帝的性格之一，在全本圣经显明）虽然作法令人生惧，但确有其一致性的道德意味；问题是圣战并不是上帝对新约教会的计划，保罗在罗马书12章19节中说：「宁可让步，任凭主怒」。如果在现代多元化民主政体，像美国、印度或英国的政坛上，将报复当作基督徒行动的规轨，这种行动不具有道德上或实质的意义。

在民主政治中，除非民意支持你，且留你在位，你无法统治。所以探询舆论，且为了达成一致意见而进行说服非常重要。不顾别人想法一意孤行，好像别人不算数以的，总会得着反弹回击的结局。压力团体，只想夺取使用权力，而不争取民众支持，将会引发同等地反抗力量，且结局一定是夭折。

更正教可能很高兴：罗马天主教现在已经放弃了它长期特定的信念，过去他们认为犯过错的人就没有权利可言，拥有教权的人可以任意发号施令。万一更正教自己也玩起天主教过去的老套，恐怕不久就会自食恶果。危险总是时刻在你我身边，保罗．亨利（Paul Henry）曾经指出：「公义型态的热忱」可能「妨害到政治上的实践。因为任何种类的『忠实信徒』很容易转化成为刚硬的意识型态者，想要将他们的真理，加诸于一般人的社会大众」（注2）基督徒公民，对于公众事务的对与错，应有很坚强的信念，但总以小心谨慎为妙。

为什么我们支持民主

在代议民主制度中，立法、司法和行政各有其地位；大众资讯服务（媒介），不在政府的控制之下；民选的内阁政府，总会伴随着另一个民选的反对势力；而以一人一票为基础上的选举，在定期间隔中再举行————-。可是，就我们所知，目前并不是每一个国家的基督徒都享有这样民主政治环境，不同国家的基督徒生活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依然能事奉上帝。然而，从基督徒的立场看，代议政治无疑地比任何其他型态政府更合宜、更明智。

基督徒推荐民主政治，见解有二：

第一，一个政府若以民有、民治、民享为目标，在开放的社会制度中，有规则地允许任何人竞选公职，这样的政治环境最能尊重上帝赋予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

第二，是察觉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正如Lord Acton所言，权力有腐败的倾向，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化。权力的分散和制衡作用建立在行政结构里，会减少腐败的程度；但即使设下限制的栅栏，仍然无法永远地全然地避免权力的腐化。

一般理论已发觉，如果有更多的公民认清他们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可以影响他们的生活，那他们会更坚定的支持这种制度。这种观念与上述的基督徒见解不谋而合，而且相辅相成。由此可见，获得最大多数民众支持的政府，一般而言会比任何其他体制更趋稳定。

促使民主运作

既然基督徒对民主政治的评价如此之高，大家就会期待基督徒公民坚定的支持民主原则，而且基督徒公民也一定会尽其所能地促使民主政治顺利运作。不过这样的看法表示在一个政治实体之内，由衷地献身于民主政治行列，最能保证公共事务决策得以可靠进行。　

在西方，实行民主政治的环境背景是哲学上和宗教上的多元社会，从冲突中达成协议的民主过程，十分重要。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冲突产生自短视与近利，几乎是政治上无可避免的现象，藉着不同立场的两方公开讨论、辩驳，可以使政策更坚实、公正，并使及方彼此制衡：我们可以说，公开讨论的气氛愈健全，这个社会就越健康，越有朝气。

透过辩论解决政治冲突，我们称之「妥协」。不管在伦理范畴准确度有多高，在政治上的妥协，不是指放弃原则，而是面对现实，有心理预备：即使已尽一切努力，可能只得到「次好」的境遇。妥协的精神是，半条面包比一点面包都没有来得好。

取与予是政治妥协的核心，就好像在民主政治中，妥协是政治的核心。能明白这一点，就是政治见识成熟的标记。相反地，一个严苛的纯理论家，以对立的态度来对待所有不能百分之百赞同他见解和目标的人，这样的态度显出这个人政治见识不成熟。

民主政治的决策，是一个尽可能公开的过程，大家都期待行政人员表达他们如此行动的理由：如此做是否不致危及未来。不过所有重大的政治决策，都说明了决策本身相当复杂，而且在社会大众中，争议极大。至少有三点理由，可以说明这种现象是避免不了的：

第一，每个人对于每个案件的真相，所知都是片面，且经过爱憎心理筛选过。

第二、长程规列和短期解决二者的差异极大，自然也就影响到价值大小、优先次序高低和意见表达的轻重。试想想正在进行辩论的环境保护问题，即可明白。

第三、结果的统计也很复杂；特别是出乎意料的结果和不受欢迎的结果，产生的反应不同；许多行动，对某些人以乎是对的，对其他人似乎是错的，因为他们期待不同的结局。因为上级的决策会产生不受欢迎的副产品，大家变成在「两害」中取其轻——「也就是说，试着选择最小的恶，而避免更大的恶。能不能在战争中使用核武的辩论，即是一例。

基督徒公民应当接受在政治中没有唾手可得黑白分明的答案，但是上帝愿意所有的同工都是被最高贵的理想、和最成熟的智慧所引导。所罗门的例子（王上三章）显出上帝给统治者的恩赐，是运用智慧有创意地应付所遇见的难题，上帝并不提供简易速成的解决方案。

基督徒公民当做些什么呢？

新约圣经没有论到积极参政的例子，因为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没有参政的选择余地。当时的罗马帝国不是民主政体，而且大部份的基督徒不是罗马公民。他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属于低阶层，人数很少，而且被看作是由老一派的犹太教中隔离出来的分裂份子。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影响力，也无权享受任何好处（基督徒稍后得到政治保护所费的时间，远超过美国独立两百周年的时间：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前，他们的信仰是非法的，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激烈的压迫）。

所以，他们在政治上惟一能参予的几件事就是：纳税（参看马太福音17章24-27节，22章15-21节；罗马书13章6-7节）为他们执政掌权的代祷（提摩太前书2章1-4节），以及维持和平（罗马书12章18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3-15节）。

今天，毕竟典型的民主政权已经开启了宽广的参政通道，因此比起教会初期的情形要好多了；相对的，我们在责任上的投入也得更多。

在投入方面大致可分为：

1、每一个人对政治事项都应有全面性的认识，设非如此，我们没法正确判断政治见解，投票给适当人选，或是认真的为执政掌权者代祷。忽略政治，绝对不是基督徒的美德。

2、每一个人应当为执政掌权者代祷，正如提摩太前书2章1-4节所指示的，祷告具有奇妙的功效，也正如圣经所指出的，祷告的功效无可比拟。

3、每一个人当参与选举，也要参与复决投票，在投票时当就事论事，切忌以个人对候选人的爱憎为投票的依据。也不要以单一孤立的政见为准，应着眼于整个社区的利益，一票很小，但终究是一票，或许我们可以因此发挥在世作盐作光的功效。

4、有一些人可以藉着辩论、写作，及参加政党中工作，寻求政治的影响力，通常圣职人员不要参与如此的工作，这会成为他们与意见不同者之间的拦阻，有碍于他的事奉。但是，对于有兴趣的信徒而言，是非常适宜的，我们应当鼓励他们去把获取政治影响力当作一种基督徒的事奉，与在教会生活、崇拜、作见证这些他们目前极熟悉的事奉同等重要。

5、另有些人应当从政，那些人应当如此作呢？我想是对政治有兴趣、有能力又有合适机会的人，他们对其他事业，没有像对政治那么强烈笃好者。

还有那些愿改进全人类关系者，促进国际和平，将不合原则的歧视以公义来取代，以及推进公众秩序的人士。还有，有些人准备勤奋工作，他们愿意以忍耐、谦逊、容忍，以及廉洁，避免狂热驾驭等态度，将公众的利益放在自己前面。前文提到圣经历史中有些从政者顺服上帝的引导去领导社会、改革社会，他们寻得从上帝而来的呼召，也奋力去回应。但是，可别忽略了，从政的代价极其高昂！政坛之旅是条艰辛的路，从政者的生活公开于万目盯梢之下，无时无刻不在舆论批评之下暴露，生活必须精神十足、经常自我牺牲，正如Robert D.Linder和Richard V.Pierard写过的「如此工作是毫无感激可言及教人丧志的，有时甚至到了心理丧胆及为那些参与的人心碎的境地。这些是极困难的问题，而且不论一位政治家如何的做，总是有人会感不满，并且发出抱怨，每一个社会中的人，却有权来评断任何一个公职人员的作为，这些评断总有些利处，一个否决抉择家的特权。由个人观点来看，参与政治相当消耗人的时间、家庭关系及经济资源。也有许多朋友会认为你之所以参政，是为了动机堪议，而且他们会绘声绘影————-」（注3)。政治是一个权力竞争的游戏，当中所有的不过是嫉妒、憎恨、指责及满足自我的寻求，在这场游戏中，充分流露了人性罪恶的一面，这是众所皆知，无须多说的了。没有哪位有原则的政治家，期待平坦大道，那更别提是基督徒政治家了。

不过，基督徒的使命又有哪一类是轻轻松松的！凯弗德爵士在他的著作「基督徒公民」的结论是值得好好思想的。

「我们一定要谦卑但不能批评；我们一定要准备接受指正并且承认过错；我们服务大众乃是基于我们对神舍命的爱的回应，他的爱是我们不论如何服务大众也报答不完的。所以，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的责任理当如此。我们不像异端宣称立即的满足；我们也不像推销员一般，保证成功。基督徒的时间表是无限的，这个撒种，那个收割，这个劳力，那个收取他的劳力。在神看来一日如千年，又千年如一日。基督徒懂得什么时候该耐心等候，但他也懂得什么时候该行动。」（注4）这才是基督徒正确的参政态度，因为，它适用于基督徒生活的每一部分。

注解：

1、Sir Frederick Catherwood，”Reform or Revolution?”in Is Revolution Change?ed．Brian Griffiths，Downers Grove:Inter Varsity Press，1972，p35.

2、Paul B.Henry，Politics for Evangelicals，VaIIey Forge:Judson Press，1974p.69.

3、Robert D.Linder and Richard V．Pierard，Politics:A Case for Christian Action，Downers Grove:Inter Varsity Press，1973，pp.107ff.．

4、Catherwood The Christian Citizen，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69，p.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