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2加尔文的人生智慧

第一章、加尔文论基督徒生活：导言（2）

牧师加尔文

加尔文是一位牧师。我们可能因为他做的其他事情而记住他，但是当他在起初觉得不适合担任的职分上日渐成熟时，他的核心身份就变成了“圣言和圣礼的执事”。

一方面，这位改教家满有耐心，常常安慰“压伤的芦苇”和“将残的灯火”。事实上，他觉得自己就是“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他公开提到的更多是自己的缺点而不是优点。他常在自己的著作里谈到从他人获益的时刻：他在某一点上对经文的理解有误，得到纠正，或从他牧区某个信徒那里学到了智慧。[15]

正是因为严肃对待神的话语，在挣扎中向前的天路客们才发现自己的信心和悔改是软弱无力的。加尔文的一贯教导是，基督是罪人的朋友，而牧者的主要呼召是，让良心软弱的人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喜悦他们。加尔文绝不会嘲笑、轻看他们。“说到态度，”贝扎回忆道：

虽然生性严肃，可在一般的交往中，没有谁比他更得人心。他非常谨慎地包容别人的缺点，从不无理指责软弱的弟兄，让他们难堪，或让他们害怕。不过，他也从不逢迎他们，不会无视他们的不足。[16]

所以，加尔文从不挑剔指责那些像自己一样在教义或生活上没能遵行神话语的人。

另一方面，对那些或明显或隐蔽地表现出未能严肃对待神话语的人，尤其是教会领袖，加尔文几乎不能容忍。在他看来，神父和修士就是明显的例子。不过，那些接受了清晰的福音信息，却因懒惰、无知或骄傲而未能履行责任的人，更让加尔文恼怒。有些平信徒虽然从忠实的神仆那里受益，却嘲笑基督及其设立的圣礼，显明他们也未能严肃对待圣经。

特别是在神的话语被无视或轻忽的情况下，加尔文的确显得挑剔。贝扎发现，这样的性格甚至在有关他朋友年轻时代的记述中都有提及。在这方面，他的严于律己更胜过他的苛于责人，但他对别人也是严格的。贝扎写道，加尔文去世前诸病缠身，但每当他和其他人恳求加尔文停止口述和写作时，加尔文总是说：“什么？你想让主看见我无所事事？”加尔文确信，当神的话语要求人采取某种立场或行动时，唯一合宜的回应就是顺服：立即而非迟延。比如，他私下责备布塞和路德宗神学家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hthon）在一次帝国会议上就称义问题向罗马让步太多。伯尔尼伟大的改革宗神学家沃尔夫冈·马斯库勒（Wolfgang Musculus）称加尔文为“时时拉满的弓”。[17]

热衷拉帮结派之辈看似得势时，加尔文却在积极促进普世教会的合一。甚至就在特兰托公会议的咒诅发出之后，他都同意与罗马天主教领袖一同参与普瓦西会谈（Colloquy of Poissy）。虽然由于健康状况欠佳（再加上日内瓦市政领袖担心他的安危），加尔文受到劝阻未能成行，不过贝扎还是代表日内瓦出席了此次会谈。加尔文为了化解路德宗与改革宗之间的冲突而不辞辛劳。梅兰希顿称他为“那位神学家”（The Theologian）。[18]

加尔文称路德为“我永远尊敬的父亲”（my ever-honored father），而这位德国改教家阅读加尔文的著作时感到“特别的欣喜”，[19]并托布塞向他致意。路德和波莫拉努斯（Pomeranus）还让梅兰希顿带去他们对加尔文的称赞：“加尔文深得他们的赞誉。”[20]据说路德读了加尔文关于圣餐的论述后，对一位朋友说：“我原本一开始就可以把有关这方面的争议托付给他解决的。如果我的对手也这么做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快达成和解。”[21]帕克（T.H.L.Parker）写道：“加尔文在一段文字中批评了路德，这段文字被某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拿给路德看，而路德看过后只是说：‘我希望加尔文有一天会对我们有更高的评价；但无论如何，他现在就该确信我们对他抱有善意。’”加尔文回应道：“如果我们对这样的谦逊都无动于衷，那我们一定是石头做的。”他在其《〈罗马书〉注释》里为自己的苛责道歉。[22]

1557年，他向梅兰希顿提议：“为结束基督教王国的分裂，召开一次自由的、普世的会议。”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Archbishop Thomas Cranmer）提议召开一次集合所有福音派教会的全体会议，针对这项提议，加尔文回应说：“如有必要，即使远涉重洋，我也在所不辞。”[23]加尔文放下心中的疑虑以及和海因里希·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的不稳固关系，率先撰写了一份关于圣餐的联合声明。尽管改教家本人对这份声明并不完全满意，却使得苏黎世放弃了茨温利（Zwingli）的纪念说（memorialism）。

加尔文成为一位保守的改教家，是其气质和信念使然。有很多人凭着热心做了许多他们本不该做的，加尔文常常指出“轻率”是缠累他们的一宗罪。他很快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便在重大事项上，教会的改革也只能经由坚持不懈、富有耐心的教导来展开。不存在“自上而下”的路径；会众，尤其是教会领袖，必须信从由圣经得出的结论。

在关键原则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加尔文绝不动摇，可若有人越过“适度”的界线，尤其是就次要问题挑起争议时，他却严加斥责。在法兰克福教会，他责备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和其他流亡者就敬拜仪式问题与路德宗展开争论，他警告在伦敦的法国流亡者，切勿强求事事依照他的模式，切勿“把我当成偶像”，“把日内瓦当成新耶路撒冷”。[24]

经过许多论战之后，加尔文的人格和作为牧者的侍奉都日渐成熟，他在遭受攻击时常常闭口不言。与论战中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不同，加尔文的分辨力日增，对论战有所甄别，对那些显得可疑，有时候甚至公开与他为敌的人，他仍然称他们为朋友。

有大量证据表明，加尔文对阿谀奉承既不耐烦，也不在乎，也有同样多的证据表明，他总是思想开放，乐于听取批评。纽夏特（Ne?chatel）教会的一位牧师批评了加尔文的一本书中的几个问题，改教家回应道：“您的观点并没有冒犯我，相反，我对这样的直言不讳感到非常高兴。我还没有败坏到这样的地步：唯独允许自己拥有表达意见的自由。”[25]

还原真相

如果当一名历史名人的代价是被丑化，那么加尔文可能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领袖之一。鲜有人像他那样遭受敌人流言蜚语持续不断的攻击，时光荏苒，流言仍在，甚至似乎成为了事实。加尔文被蔑称为“日内瓦暴君”“新教教宗”，被丑化为扫兴的人，他的乐趣就在于饶有兴味地思考即将沉入地狱者的命运，让他们现在就生不如死。菲利普·詹金斯（Philip Jenkins）无视专家的结论，在他最近写的一本书里再次对加尔文进行这样的毁谤。[26]他无法列出一个可以证实其论调的脚注，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说加尔文压制了日内瓦这一传说在加尔文死后才逐渐成型，那么他同时代的敌人则发明了一套截然不同的丑化。按照罗马天主教辩论家的说法，日内瓦是灯红酒绿之地，是各类享乐主义者的避难所。[27]的确，日内瓦有酒馆也有戏院，加尔文毫无顾忌地出入这些地方。他甚至责备某位与自己同工的牧师在讲台上批评一出戏剧，因为加尔文认为这位牧师的批评侮辱了演员。他对法雷尔说：“我们的戏剧差点成了悲剧。”[28]《要义》第一个英译本的译者托马斯·诺顿（Thomas Norton），与托马斯·萨克维尔（Thomas Sackville）共同创作了剧本《高布达克》（Gorboduc），这是首部用英语写就的被搬上舞台的悲剧。加尔文的朋友贝扎第一次用法语写了一部舞台剧。[29]斯皮茨（Spitz）总结道：“加尔文本人有非常好的酒窖。他说，神不禁止我们发笑，神自己就常常一语双关，令人忍俊不禁。”[30]

不过，没有一项指控说加尔文本人在混乱的城市里行为不端，恰恰相反，在他的服侍之下，这座混乱的城市以其公正、文明和日后的好客而声名远播。然而当初，可怜的流亡者涌入这座城市时，常遭傲慢的日内瓦人恶待。为了他们的利益，加尔文殚精竭虑。此外，他还不顾行政官员的抗议，顾念医院中瘟疫病人的属灵需求。玛丽莲·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提醒我们，加尔文终其一生都对受苦的人们怀着很深的责任感，所以他写第一版《要义》，就是要为受逼迫的人辩护。[31]

关于加尔文，有两种相互冲突的传说。一种说法是，加尔文是道德专制者；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他是庇佑恶行的堕落教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得以流传至今，或者表明了日内瓦的、尤其是加尔文的重要历史地位，对敌对友都是如此。

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就是加尔文烧死女巫、铁腕统治日内瓦。历史学家研究了原始资料，证实这不过是笑谈。要澄清这一点，简单地总结这些历史资料足矣。

日内瓦在接受宗教改革之前，主教也是国家的首领，代表萨伏伊公爵（the Duke of Savoy）的利益。不过主教和公爵之间常因权力而起争执。公爵的专横激起市议会议员去寻求政治独立，就如他们也接受宗教改革一样。

如果有人在加尔文生活的时代走近日内瓦的独裁者，就会发现独裁者正是加尔文的死敌阿米·佩林（Ami Perrin）。此人是个性格暴戾的小丑，加尔文私下称之为“我们滑稽的凯撒”。加尔文拒绝利用自己的职分干预政治事务，政治权力却常常干预教会事务。斯科特·曼内奇（Scott M.Manetsch）写道，市议会甚至“逼迫异教徒和严重违反道德的人”，任命教会职员，干涉教会日程。“在他们看来，日内瓦的神职人员受雇于国家，可以随时解聘……并且无权获得公民议会的任何一个席位。”[32]

加尔文在侍奉生涯的后期，才被日内瓦授予公民身份。他不仅远没有获得政治权力，即便在他声誉正隆时，他想要推动的教会改革方案也未能在市政厅悉数通过。如果教宗认为自己是基督教王国最终的统治者，那么路德宗和改革宗教会便视王侯（或市议会）为他们的“养父”。加尔文联手法雷尔和维雷，为教会谋求更大的独立性。不过甚至在他的《教会法令》（Ecclesiastical Ordinances）通过之后，市议会还想保留革除教籍权（the right to excommunicate，以下简称“除教权”）。加尔文认为，市议会保留除教权会混淆属灵与世俗权柄的界限，特别是因为它包含了民事处罚，在加尔文看来，这与教会纪律格格不入。

诚然，16世纪40年代，参议员们曾请加尔文起草共和国宪法。不过，请他起草宪法显然不是因为他是新教的阿亚图拉（ayatollah）[33]，因为就在当时，他试图为教会的宗教法庭谋求自由处理教会事务，却仍被断然拒绝。毋宁说，这一请求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加尔文在希腊-罗马民法史和法学方面造诣精深，无人能望其项背。他的第一本著作，即为塞涅卡（Seneca）的《论仁慈》（On Clemency）所作的注释，就被法国大学的很多法学院用作教科书。如果有一个时刻，加尔文可能将世人指控他所倡导的神权体系确定下来，那正是这个时刻。结果如何呢？历史学家威廉·蒙特尔（William Monter）认为：“加尔文似乎只是对法律稍作修改，减轻刑罚力度，同时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各项法律得以实际执行。”他主张平等、仁慈，反对暴君式的严苛。1568年，加尔文的朋友热尔曼·科拉东（Germain Colladon）修订了加尔文的草案，“直到共和国终结，加尔文的草案一直是日内瓦公法的根基”。[34]这样的作品简直不可能出自野心勃勃的独裁者之手，相反，它通常被视为早期宪政共和的文献。

后来，阿米·佩林密谋废除宗教法庭（教会领导），（串通法国）彻底控制国家，市议会以煽动叛乱为由对他进行审讯。新一轮选举开始了，此时法雷尔、加尔文和其他几位牧师才获支持开展改教工作。我们肯定会以为，从这个时刻起，独裁的改教家即将现身，随心所欲地统治国家。事实却不然，市议会认为，再也不能把权力交托给某一个人。[35]

牧师们并没有用密探和秘密警察监控人的一举一动，相反，教会事务记录“给人这样的印象：牧师们专注于宣教事业，全心投入监督宣教活动”，罗伯特·金登（Robert M.Kingdon）如此记述。[36]近来，斯科特·曼内奇对教会记录的全面研究表明，日内瓦教会的首要关切事项，包括“教育愚蒙者、保护弱者、调停人与人之间的冲突”。[37]在中世纪的欧洲，妇女和儿童的地位低下，常常仅仅被视为财产，教会记录表明，牧师和长老在寻求解决冲突的方案时，相当耐心和严肃。事实上，因为用凳子砸妻子而遭质问的商人，“会抱怨‘宗教法庭是女人的乐园’，市法官‘保护女人，专寻男人的麻烦’”。[38]“宗教法庭恳请小议会为年轻的女人提供报酬丰厚的工作”，还“为无助的孤儿、贫困的工人、被虐待的囚犯、受鄙视的难民和不能适应社会的人伸张权利”。[39]虽然谣言不绝于耳，可在加尔文服侍日内瓦期间，没有一个人因亵渎神而被处死，尽管按中世纪的法律，亵渎神是死罪。[40]

加尔文和其他几位牧师一再声明，宗教法庭不能实施法律的或非宗教的惩罚，仅可以用“神的话语这把属灵的剑”纠正错误，这“纠正无非是使罪人归回神的药”。《教会法令》和实际案例的记录显示，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正是按声明的意图行事的。[41]针对罗马宣称拥有除教权，加尔文争辩说宗教法庭是以警戒悖逆的教会成员的方式来使用基督的钥匙，“呼召其回到救恩”。[42]加尔文警告说，教会切勿让惩戒沦为“属灵的屠杀”。[43]他发现，罗马天主教和重洗派的惩戒都有过于严厉之处。

呈到教会法庭的很多案件都避不开一个问题，就是确定教区居民对基督信仰的了解程度，他们是否可以领受圣餐。比如，如果他们私下认同罗马天主教或重洗派的教义和实践，就不能领受圣餐，不过这种情况的惩戒方式是教导。还有人因为在做礼拜时耍酒疯（甚至小便）而遭到训戒。[44]虽然日内瓦的地方法官厌恶在婚礼上裸身跳舞之类的行径，但日内瓦的民法与欧洲甚至意大利的民法并无二致。[45]

斯科特·亨德里克斯（Scott H.Hendrix）指出，路德对当时婚礼的糟糕情形深感不安，于是敦促诸侯和地方法官采取更严厉的法律措施：“1539年，他在文中写道，希望成为基督徒的人，要将妓院逐出他们的城镇，而那些容忍此等场馆的人，比异教徒好不了多少。”[46]路德宗教会的章程禁止“公开犯奸淫者、娼妓、暴徒、酒鬼以及其他过着羞耻生活的人”领圣餐。如果经由“一两个传道人严加训戒”，他们仍然执迷不悟，那么“他们会被视为非基督徒和受咒诅者，正如基督在《马太福音》18:15—20提及审判时所教导的”。“因为他们公开犯罪，所以要受更重的责罚，在公开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之前，他们不得领圣餐。不过，他们可以听道。”[47]

日内瓦也实施了同样的政策——暂停圣餐，但可以继续听道，这样做是期望犯罪者悔改。事实上，据曼内奇所记，加尔文和贝扎在世时，“日内瓦所有受到暂停圣餐处罚的人中，犯有婚前性行为、通奸、卖淫等性犯罪的大约仅占百分之十三”。[48]与此不同的是，在罗马天主教和重洗派的惩戒中，开除教籍不仅仅意味着被逐出教会，还要被逐出社群。

由于有意加以限制，开除教籍的惩罚在日内瓦很少见，从1542年到1609年，“在所有禁令中这项处罚大约仅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49]而且这关乎个人私事，他人不得置喙；传闲话也会招致宗教法庭的传唤。艾西·安妮·麦基（Elsie Anne McKee）认为，唯有不悔改才会导致被开除教籍。事实上，“悔改的谋杀者可以得到接纳，而不悔改的争吵者却不被接纳。”[50]

需要注意的是，牧师或长老——甚至是加尔文——都不可以单独实施惩戒。相反，只有由宗教法庭的牧师和长老全体达成一致意见后才能采取行动。蒙特尔提醒我们：“加尔文是牧师，也是日内瓦牧师团的常任主席，他在日内瓦没有其他性质的权柄。”[51]曼内奇讲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牧师团依据事实，开除了一位对女仆动手动脚的牧师。那位牧师反应激烈，指控牧师团行事不公，尤其是作为牧师团主席的加尔文，在这件事上滥用职权。在一次紧急会议上，“加尔文请求牧师团裁决，他作为主席和牧师，在事件处理过程中是否有越权行为。”“众位牧师请当事人加尔文和费龙（Ferron）离席回避后，讨论了这个案件，最终认定加尔文并无过错，对费龙的指控成立。”最后，有违体统的牧师被市议会停职，离开了日内瓦。[52]独裁者不会请牧师同僚来裁决自己是否越权。宗教法庭也不会徇私偏袒：各类失范的言行会导致牧师遭到免职处罚。[53]

加尔文甚至认为，牧师应当轮流到教区各教会中服侍，好让会众寄望于牧职，而不是寄望于牧者。蒙特尔说，事实上，“有一点值得注意，不管是加尔文还是加尔文的后继者，都没有为了完成泛欧洲的责任而放下日常的教牧工作，这就是加尔文毕生都在与20世纪所谓的个人崇拜作斗争的明证。”[54]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也是路德宗人士）路易斯·斯皮茨（Lewis Spitz）认为，“虽然有很多人绘声绘色地说日内瓦是神权政体，可加尔文深切关注的，是将教会及其属灵的职能从国家的控制下分离出来。”[55]即便是在米格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被焚的悲剧事件阴云般压抑着加尔文的记忆时，这说法依然真确。

塞尔维特案

加尔文在逃离巴黎之前就听说过塞尔维特。事实上，他冒着生命危险，答应与这位口无遮拦的重洗派人士兼反三位一体者私下会面，可塞尔维特却没有露面。塞尔维特在逃到日内瓦之前，在法国坐牢，等候被宗教裁判所处死。到了日内瓦之后，他以为用攻击三位一体教义——“那个荒谬至极的三而一”——来阻止加尔文讲道，就可以使自己免于处罚。不料，他很快就被捕了。[56]

令人畏惧的阿米·佩林自称是“首席市政官”（唯一的统治者），正是他在对塞尔维特审讯后，于1553年10月27日判处塞尔维特火刑。“对日内瓦司法制度最意味深长的注解，或许出自其最著名的牺牲品塞尔维特。在审讯过程中，他一度被问及是愿意在日内瓦受审，还是愿意被遣返法兰西。塞尔维特跪倒在地，乞求各位先生（Messieurs）让他在日内瓦受审。”[57]

佩林和市议会向各个新教城市征求意见，得到了同样的答复：依照基督教王国的习惯法，像塞尔维特这样众所周知的反三位一体者必须在火刑柱上烧死。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在这个逃犯缺席的情况下（in absentia）判处他死刑——用文火烧死。[58]如果新教甚至能容忍对大公信仰核心的攻击，那直接派遣基督教王国的所有部队去反对共和制度，岂不也是师出有名了？

加尔文一再恳求塞尔维特公开认错，但却白费气力。市政官没有理会宗教裁判所判决的“文火烧死”，不过坚持要判处火刑。蒙特尔提到“加尔文试图将火刑减轻为一般的死刑，但没有成功”。[59]甚至“温和的梅兰希顿”也致信加尔文说：“关于您的提议，眼下，教会应当感谢您，直到接下来的一个世代仍应感谢您……我也确信，您的市政官在正规审讯之后，如此处罚这个亵渎神的人是合理公正的。”[60]

蒙特尔就塞尔维特事件提醒我们：“在加尔文居住在日内瓦期间因为宗教观点而被处死的，塞尔维特是唯一的一例，同时也是影响极其重大的案例。在邻近的新教国家，相继有人重蹈他的悲剧。”[61]事实上，整个欧洲，尤其是在加尔文的故乡法国，完全相信三位一体教义的新教徒每天都有人被交付火刑、绞刑架和刀剑。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加尔文仍竭尽全力反对任何试图举起刀剑捍卫福音，或是以福音为由举起刀剑保护自己生命的做法。

不过，加尔文更深地介入了这个事件。他写了一篇文章，为塞尔维特之类臭名昭著的反三位一体者被处死刑作了辩护，因此，加尔文就成了塞尔维特事件的一名“共犯”。与其他改教家一样，加尔文显然认为，对塞尔维特的处决与加尔文自己关于基督借着他话语实现其属灵统治权的教导并不矛盾。如果只是因为加尔文身处那样一个时代，就认为他可以从这个事件中免责，这是不对的，尤其是当其他人还在援引这位改教家的著作来捍卫宗教宽容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不过，即便是在这个可悲的插曲中，加尔文所扮演的也不是独裁者的角色，而是委派给他、也是他愿意接受的角色——基督教王国中的一位牧师。

亨德里克斯评论说：“加尔文并未试图让法兰西加尔文化，或让日内瓦的加尔文主义遍及世界。”与路德一样，加尔文传道事工的着眼点在于，在所谓的基督教王国中，重新垦殖基督的葡萄园，将福音传出欧洲。[62]不过，在他的服侍之下，日内瓦的确提供了一个超越国界的模式。涌入日内瓦的难民——很多是学生——不仅来自欧洲各地，也有来自俄罗斯、克里特岛、马耳他和突尼斯的。第一批新教传教士由日内瓦差往新世界（the New World）——巴西。正如菲利普·本尼迪克特（Philip Benedict）所言，在加尔文服侍期间，日内瓦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独裁者会限制人口增长，日内瓦人也抱怨说，新共和国的外国难民已经人满为患。[63]鉴于加尔文本人的经历，就可以理解他喜欢用流放、朝圣之旅、宴席、流亡者以及唯独在基督里找到避难所来比喻基督徒生活的原因了。

我们在探究加尔文基督徒生活观的过程中，发现这位教师形成自己的信念，不是出于象牙塔中的思辨或修道院里的冥想，而是出于不断出现的危机、试炼、令人沮丧的挫折以及个人的痛苦经历。这篇导言用一位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家的一段话作为结尾，或许会更具说服力：“他的工作功效卓著，对西方世界以及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如果不是这样，他的一生堪称巨大的悲剧。”[64]

[1]Howard Hageman,“Reformed Spirituality,”in Protestant Spiritual Traditions,ed.Frank C.Senn（New York:Paulist,1986），60.

[2]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历史学家Brad Gregory,The Unintended Reformation:How a Religious Revolution Secularized Socie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与此迥异的解释，参见Scott H.Hendrix,Recultivating the Vineyard:The Reformation Agendas of Christianization（Louisville:Westminster John Knox,2004）。

[3]Joseph Cardinal Ratzinger,Principles of Catholic Theology（San Francisco:Ignatius,1987），196.

[4]Patrick Collinson,The Religion of Protestants:The Churchin English Society1559-1625（Oxford:Clarendon,1982），199.

[5]Calvin,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ed.John T.McNeill,trans.Ford Lewis Battles（Philadelphia:Westminster,1960），3.15.7.

[6]Ibid.,3.3.1;3.3.16.

[7]转引自Scott M.Manetsch,Calvin’s Company of Pastors:Pastoral Care and the Emerging Reformed Church,1536-1609（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25。

[8]T.H.L.Parker,John Calvin（Tring,UK:Lion,1975），96.

[9]Theodore Beza,“Life of Calvin,”in Selected Works of John Calvin:Tracts and Letters,ed.Henry Beveridge and Jules Bonnet,7vols.（Grand Rapids:Baker,1983），1:xxxvii.

[10]Calvin,“To Viret”（Ulm,March1,1541），in Selected Works of John Calvin,4:230.“日内瓦的邀请让我困惑，或者说不知所措，何去何从，我几乎无法决定。”

[11]他在两个场合这么做过，两次给日内瓦高层写了几乎一样的信。参见Calvin,“To the Seigneury of Geneva”（Strasbourg,October23,1540），in Selected Works of John Calvin,4:208，以及（Strasbourg,February19,1541），4:225。

[12]Calvin,“To Farel”（Strasbourg,August1541），in Selected Works of John Calvin,4:280.

[13]Ibid.,281.

[14]Calvin,preface to the Commentary on the Psalms，转引自Herman J.Selderhuis,Calvin’s Theology of the Psalms（Grand Rapids:Baker Academic,2007），27-28。

[15]加尔文在注释《诗篇》115:16时，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我发现Herman J.Selderhuis也提到过这一点，ibid.,3。

[16]Beza,“Life of Calvin,”xcviii.

[17]Philip Benedict,Christ’s Churches Purely Reformed:A Social History of Calvinism（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94.

[18]Beza,“Life of Calvin,”xxxvi.

[19]转引自Parker,John Calvin,162。

[20]Ibid.

[21]Ibid.

[22]Calvin，转引自ibid.,163。

[23]Calvin，转引自ibid.,165。

[24]Calvin，转引自Irena Backus and Philip Benedict,introduction to Calvin and His Influence,1509-2009,ed.Irena Backus and Philip Benedic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10。

[25]Calvin,“To Christopher Libertet”（Basle,September4,1534），in Selected Works of John Calvin,4:43.

[26]参见Philip Jenkins,God’s Continent:Christianity,Islam,and Europe’s Religious Crisi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260。小说家Salmon Rushdie希望伊斯兰教徒也来一场类似的改革，Jenkins对此表示惊讶，因为在他看来，加尔文“是一位革命家，在日内瓦建立了强势的神权政体，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道德和宗教的正统理念”。

[27]Francis Higman,“The Origins of the Image of Geneva,”in John B.Roney and Martin I.Klauber,The Identity of Geneva:The Christian Commonwealth,1564-1864（Westport,CT:Greenwood,1998）.也见于Gillian Lewis,“Calvinism in Geneva in the Time of Calvin and of Beza,”in International Calvinism,1541-1715,ed.Menna Prestwich（Oxford:Clarendon,1985）.Jerome Bolsec与改教家多次交锋后，成为第一个到处探听加尔文丑闻的人。据Bolsec写于1577年的传记所述，加尔文在性方面极为放纵（与男女均有染），他既是浪荡子，又是独裁者。虽然严谨的学者已经澄清了这方面的误解，可谣言很难消失。

[28]Calvin,“To Farel”（Geneva,July4,1546），in Selected Works of John Calvin,5:61.市议会征询加尔文的意见，加尔文说他只会与众位牧师口径一致。一位名叫Michael的牧师在讲道时抨击演员，导致很多人向加尔文表达强烈的不满。这件事几乎导致一场暴乱。“第二次会谈时，我谨言慎语，竭力平息他们的怒气，因为我确定，他在那样一个不合适的时间选了那样一个主题，的确鲁莽。他的放肆言辞更令人不悦，他所说的，我绝不赞同。”“他们语带威胁地声称，如果不是因为敬重我，他们会杀了Michael……Viret在场目睹了一切，依照事先的安排，他又回来了，为的是让我们癫狂的朋友清醒过来。”（5:62）

[29]Marilynne Robinson,preface to John Calvin,Steward of God’s Covenant:Selected Writings,ed.John F.Thornton and Susan B.Varenne（New York:Vintage,2006），xxiv.

[30]Lewis Spitz,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1517-1559（St.Louis:Concordia,2003），159.

[31]Robinson,introduction to John Calvin,xiii-xiv.

[32]Manetsch,Calvin’s Company of Pastors,27.

[33]阿亚图拉是对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的尊称。——译者注

[34]William Monter,Calvin’s Geneva（New York:John Wiley and Sons,1967），152.

[35]Ibid.,88.

[36]Robert M.Kingdon,Geneva andthe Coming of the Wars of Religionin France,1555-1563（Paris:Libraire Droz,2007），31.

[37]Manetsch,Calvin’s Company of Pastors,183-184.

[38]Ibid.,200.

[39]Ibid.,215.

[40]Monter,Calvin’s Geneva,153.

[41]Manetsch,Calvin’s Company of Pastors,184.“在16世纪40年代，加尔文的宗教法庭暂停了少数日内瓦人的圣餐——平均每年一二十人。”（185）考虑到全体日内瓦人都属于教会，这个数目是非常小的。

[42]Ibid.,189.

[43]Ibid.

[44]Ibid.,193.的确存在严重滥用惩戒的情况，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年轻的丈夫是中学教师，他因对自己性无能的事实撒了谎而被停领圣餐。有意思的是，这件事发生在加尔文去世一年之后。这位教师的父母“愤恨地说：‘如果加尔文先生在世的话，[宗教法庭]是不会这么做的。’”

[45]Monter,Calvin’s Geneva,216.

[46]Hendrix,Recultivating the Vineyard,62.

[47]Ibid.,112，转引自实施于1529年的汉堡教会章程。

[48]Manetsch,Calvin’s Company of Pastors,202.

[49]Ibid.,193.

[50]Elsie Anne McKee,“Context,Contours,Contents:Towards a Description of Calvin’s Understanding of Worship,”in Calvin Studies Society Papers,1995,1997:Calvin and Spirituality;Calvin and His Contemporaries,ed.David Foxgrover（Grand Rapids:CRC Product Services,1998），84n48.

[51]Monter,Calvin’s Geneva,107.

[52]Manetsch,Calvin’s Company of Pastors,63.

[53]Ibid.,194.

[54]Monter,Calvin’s Geneva,142.

[55]Spitz,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159.

[56]Parker,John Calvin,139.

[57]Monter,Calvin’s Geneva,155.

[58]Parker,John Calvin,145.

[59]Monter,Calvin’s Geneva,84.

[60]Philip Schaff,“Protestant Intolerance,”in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vol.8,accessed November10,2011,http://www.ccel.org/ccel/schaff/hcc8.iv.xvi.iv.html.

[61]Monter,Calvin’s Geneva,84.

[62]Hendrix,Recultivating the Vineyard,94.

[63]Benedict,Christ’s Churches Purely Reformed,108.

[64]Robinson,preface to John Calvin,x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