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加尔文的人生智慧

第二章、加尔文论基督徒生活：处境

对加尔文的神学和敬虔的某些误解，不仅来自对手，也来自朋友。在加尔文本人处境中审视他的敬虔，是还原真实加尔文的第一步。[1]

公教徒加尔文

首先，存在一个“公教徒加尔文”（Catholic Calvin）。这里的“公教”包括所有基督徒的共识，其含义比罗马公教（Roman Catholic）要广。有人说：“我从小接受公教信仰，但我现在是基督徒。”虽然我们知道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但这样使用公教这个词会让加尔文感到困惑。加尔文常常认为自己比批评他的罗马公教徒更像公教徒，不过，他并不是持这种观点的第一人。很久以前，东方的教会就曾指出，“罗马公教”从修辞上说是矛盾的。毕竟，“公”意味着普世，而“罗马”只是一部分而非整体。罗马主教原本是主要领袖中的一个。就连6世纪的罗马主教大格列高利（Gregory the Great）也说，“普世的主教”是“一个傲慢的称谓”，而接受这个头衔的主教是“敌基督的先驱”。[2]加尔文认为，当时的教宗是分裂者，改教家们只是在呼吁教会回到本源。

虽然成为神职人员这一人生方向，是加尔文的父亲热拉尔（Gerard）为他指定的，但年轻的让还是满怀热情地走上了这条路。十二岁时，他当上了地方主教的书记，甚至接受了修士的削发仪式（一种独特的发型）。他的天赋和热情赢得了尊贵的蒙特马（Montmor）一家的器重，这家人的帮助使他得以进入巴黎大学最负盛名的学院学习。在马尔什学院（Collège de la Marche），他在名师马蒂兰·科尔迪耶（Mathurin Cordier）教导下，熟练掌握了拉丁文（这位老师后来相信了福音，曾在日内瓦学院任教）。而后加尔文又在蒙太古学院（Collège de Montaigu）学习神学和哲学。他是继伊拉斯谟（Erasmus）之后，刚好在耶稣会的创立者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之前进入这所学院学习的。这时，“新学问”（古典人文主义）为这所保守的大学注入了新的能量。严格的院规留给加尔文的记忆，就像留给伊拉斯谟的记忆一样，并不让人愉快。不过，加尔文在蒙太古学院成为古典希腊与罗马文学的研究者，并开始研读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圣经。

御医的儿子尼古拉斯·科普（Nicolas Cop）是加尔文的好友，他就任巴黎大学校长时，加尔文帮他起草了就职演说稿。这次演讲主要是呼吁教会进行改革，由此激怒了学校和王室权贵，两人勉强逃脱。不过他们的藏书被焚。他们一起逃到了巴塞尔，在那里，尼古拉斯的哥哥米歇尔（Michel）——一位著名的希伯来语学者——帮助加尔文熟练掌握了希伯来语。

加尔文一边深入研究原文圣经，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代教父的著作，尤其是东方的爱任纽（Irenaeus）、克里索斯托（Chrysostom）和卡帕多西亚教父（the Cappadocians）的著作，以及西方的安波罗修（Ambrose）、希拉利（Hilary）和奥古斯丁的著作。他甚至阅读中世纪教会“较优秀的神学家”的作品，比如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伯尔纳（Bernard）、波纳文图拉（Bonaventure）的见证。在加尔文的圣经注释和神学论述，以及讲论圣餐和灵修一类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些神学家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迹。事实上，加尔文常常凭借记忆，几乎一字不差地援引这些人的观点，来呼吁人们支持改革。

法王亨利二世对新教的逼迫政策比他父亲还要残酷，加尔文在给亨利二世的信中说：“我们简要表述了我们持守的信仰，相信您会发现这份告白与公教会（Catholic church）的告白一致。”[3]理查德·穆勒（Richard Muller）提醒我们，虽然改教运动激起了关于称义、圣礼和教会的争论，“而关于神、三位一体、创造、护理、预定以及末后之事的教义，却几乎一成不变地被宪制的宗教改革延承下来。”[4]后来的改革宗牧师和神学家并不认为自己是加尔文主义者，而是“归正的公教徒”（Reformed Catholics）。[5]

激进的新教徒——尤其是重洗派——不取法古代。当代重洗派学者伦纳德·费杜文（Leonard Verduin）说，“他们不在乎自己与过去的教会之间有什么延续性；在他们看来，那个教会是‘堕落’的族类。”[6]而加尔文却希望与古代教会尽可能保持一致，并继承基督徒信仰和实践的优秀遗产。加尔文谴责教宗喜欢标新立异——炮制出没有圣经根据和古代教会先例的教义和敬拜形式，他对启蒙运动宣称的进步和个人自治理念不抱期望。路德和加尔文是公教徒改教家，而不是激进的现代主义者。

新教徒加尔文

路德出生于德国农民家庭，他为人朴实、合群，有时候喜欢热闹。他讲道、谈话时使用的都是通俗的、有时甚至是粗俗的例子，好让普通的维滕堡人产生共鸣。他在翻译圣经时，竭力从日常德语中搜索常见的词语或短语，来传达原文的意思。他个性鲜明，引人注目，这样的个性在他身上非常自然地流露出来，看来这个性格使路德尤其适合神所分派给他的角色。路德非正式的桌边谈话会被记录下来以飨后代，或许不足为怪。

加尔文生于法国的中上层家庭，在名门望族的庇佑下，享受了特权教育，举止文雅。他矜持、喜欢独处——甚至害羞，不愿写自传。据同时代人记载说，加尔文待人友善且具亲和力，家里常常访客不断。在斯特拉斯堡，他和妻子伊蒂丽在他们开办的那间熙熙攘攘的青年旅馆中，他俩是各项活动的中心人物。然而要是有人晚餐时在桌边逡巡记录谈话内容，加尔文就会感到不自在。总而言之，尽管路德对于日常事务一丝不苟，但他在历史舞台上游刃有余，相比之下，加尔文更愿意安于默默无闻。

除此之外，两位改教家相差二十多岁，在这二十多年间发生了很多变化（他们二人素未谋面）。路德是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欣赏德国神秘主义，后来成为改教家的先驱；加尔文在学生时代受法国人文主义者和早期改教家们的影响，对神秘主义没有兴趣。两人的处境也不相同。路德改教运动是神圣罗马帝国（主要是德国）的一个历史事件，路德是这个事件的中心人物，受当时支持改教运动的王侯保护。而改革宗教会首先出现在独立的城市，这些城市的执政官通常是在罗马天主教与改革宗公开辩论后才接受了改教思想。虽然布塞很接近路德，但路德的宗教权威地位无人能比，联合起来的王侯的政治力量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在已被确立的领袖群星中，加尔文只是一颗新星。路德在维滕堡无拘无束，有时候甚至还会干预政治事务。而加尔文在自己开展改教运动的城市是外来者、流亡者，城市的掌权者甚至还压制他改革教会的意图。

不过，两人也有相似之处。路德的父亲先是命他学习法律，后来路德却成为神职人员，在加尔文，顺序恰好相反。两人都亲自研究过中世纪晚期表述严谨的神学和实践。其实，这两个人年轻时根本不是叛逆者，且都承认自己忠心顺服罗马。他们自幼接受的教育是中世纪的敬虔，他们一度自责，也谴责他人未能全心地、真诚地遵守中世纪的敬虔形式。

加尔文认信福音后，认同路德的观点，认为谨慎推动改革至关重要。拥护改革宗的波兰国王齐格蒙特·奥古斯特（Sigismund Augustus），被誉为宗教自由事业的先驱。加尔文向他解释说：“（谨慎推动改革的）原因在于，教会的公共治理不可能立刻改变。”[7]加尔文比路德更加重视清除错误敬拜的遗迹，但他建议以宽容和耐心教导来面对分歧。加尔文与路德一样，从未放弃教会，加尔文努力借着回归圣经来改革教会。另外，他与路德一样被教宗革除了教籍，被宗教裁判所搜捕，他的著作被列为禁书。

加尔文还与路德和布塞等改教家一样深信，正统教义是敬虔的灵魂，而非智力游戏。他认为默从的信心（implicit faith）这一教义（即教会教导什么就相信什么）是谦卑外衣下的无知。信心当然需要知识。不过，至终而言，信心就是信靠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披戴福音的基督。神的话语要掳获我们的全人，而不单单是我们的思想、意志或情感。其实，“真信心更多在于真实的经验，而不在于漂浮在人头脑中的空洞思辨”。[8]他还指出：“有些人提出的问题无非是对智力的折磨，我批评过这种好奇心。”[9]神学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关于万物的最切合实际的知识。

事实上，知识和经验不可分割。加尔文一再指出，罗马天主教那些人之所以批评因信称义的教义，是因为他们从未真正在圣洁的神面前经历良心的危机。他们不仅不明白圣经，在属灵经验层面也很幼稚。尽管伪善，“那些头脑不清楚的修士从未经历良心的挣扎……难怪他们会瞎扯律法的完全”。“他们以同样的信心谈论可以用钱买到的天堂，与此同时，他们时刻想着用钱去换地上的事物。”他说，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被基督的血洗净之前，任何一项工作都被罪恶玷污”。[10]“如果在今世重生是完全的，遵守律法就是可能的……但是难怪他们大胆地谈论着他们不知道的事。对从未尝过争战滋味的人来说，争战是令人愉悦的。”[11]

加尔文经历过争战。他与路德一样，比大多数同侪都更加致力于中世纪的敬虔。他希望在神面前是个义人。如果如此忠信的年轻人能够成为改教领袖，那是因为他们在罗马式敬虔的操练上比大多数人更殷勤，体会更深，那种敬虔让他们疲乏不堪。终于，有人教导真理，说我们不能指望用善行去赢得永生的奖赏。特兰托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对此却达成决议，要讨伐如此教导的人。加尔文在回应这个决议时写道：“有人对神的审判从未心生肃然的恐惧，因此他们胆大包天便不足为奇了。”[12]

他给红衣主教雅克波·萨多雷托（Jacopo Sadoleto）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更直接地表达了这种忧虑：

萨多雷托，因此我认为，你的神学太过懒惰，那些从未经历良心剧烈挣扎的人，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否则的话，你就不会将基督徒放在如此险峻的滑地上，使他几乎无法站立片刻，因为稍微碰他一下，他就会摔倒。[13]

加尔文想象他正与萨多雷托在审判日站在基督面前，“主啊，我依照自幼所受的教导，常常宣告基督教的信仰”，但他并没有真正明白这信仰。

依照所受的教导，我相信，是你儿子的死将我从趋向永死的命运中救拔出来，但是我认为，这份救赎的好处永不可能临到我。我预料将来会有复活的一日，却不愿去想它，好像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是的，他们宣讲你对人仁慈，却又说唯有以自身行为表明自己配得这份仁慈的人才能得到。[14]

虽有“间或的安宁，可我仍然远未获得良心真正的平安；每当我沉迷在自我之中，或者我的心思超乎日常琐事去思想你，就被极度的惊恐攫住——那是一种任何补赎、任何赔偿都无法消除的惊恐”，人所能做的，唯有不去理会。后来我听到“很不一样的教义”，事实上，这“很不一样的教义”——

将我带回到它的源头……我对这新奇的说法感到不快，便不愿意听。我得承认，起初我在极力地、愤怒地抵挡；因为……要我承认我这一辈子都活在无知和错谬当中，实在是难于登天。有一件事尤其让我讨厌那些教导新道理的教师，那就是我对教会错误的尊崇。[15]

不过加尔文说，一俟他张耳倾听那些珍视真理的人所传讲的真理，他就明白过来。“他们提到教会时，对教会尊崇有加，并表现出一极大的渴望，要培植教会。”[16]

确定无疑的福音

“人类当中，就你聪明？”撒但的嘲讽给路德带来的刺痛，加尔文也感受到了。我们确信福音，因为福音清晰启示在圣经里——这与罗马天主教的教导截然不同。

不过，我并不幻想对信仰的认识完全清晰，辨别真假时绝不会犯错，在任何情况下绝不会被骗，也不认为我自视甚高，高高在上俯视整个人类，不在乎任何人的判断，无论是有学问的人还是没有学问的人，都不放在眼里。

当然，比起轻率的批评和挑起纷争，还是搁置判断为好。“我只是认为……神话语的真理性如此昭然，如此不容置疑，无论是人还是天使，都无法否认。”[17]

加尔文认为，改革宗与真正的大公教会根本没有冲突。[18]他在给萨多雷托的信里放胆直言，“萨多雷托，我们比你们更接近古时，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我们只是想要“复兴教会在古时的样式”，这古时的样式已经“被无知的人曲解”，“而后被罗马教宗及其党羽破坏殆尽，他们真是罪大恶极”。[19]教会事工的各个层面——教义、圣礼、仪式、纪律——都被罗马亵渎了。“我们的信仰由神的使者传布，由圣教父的作品呈现，由古代的公会议证实，而如今的教会，无情地破坏了我们的信仰所认同的一切，你要将这样的教会强加给我吗？”[20]

加尔文对新教运动的重视甚至也在考验他对人文主义的认同。从很多方面来说，荷兰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1466—1536）既是宗教改革运动之父，也是反宗教改革运动之父。不过，伊拉斯谟背后的共同生活弟兄会（the 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发挥了更广泛的影响，这个组织也被称为现代敬虔派（devotio moderna）。这一点尤其值得一提，因为在我们看来，当代福音派的灵性状态与这个运动的共同之处，要多过与改教运动的共同之处。

弟兄会由杰拉德·格鲁特（Gerard Groote）于14世纪创立，代表了神秘主义-敬虔主义者为改教付出的努力。声名卓著的弟兄会成员包括红衣主教、教宗，还有伊拉斯谟、路德、布林格，以及巴尔塔萨·胡伯迈尔（Balthasar Hubmaier）和汉斯·登克（Hans Denck）等重洗派领袖，还有耶稣会的创立者罗耀拉。弟兄会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效法基督”——这也是弟兄会成员托马斯·厄·肯培（ThomasàKempis）那本畅销灵修著作的标题。与弟兄会不同，改教家挑战中世纪教会的教义，而弟兄会往往并不关注教会的教义和礼仪。一般而言，弟兄会对自由意志和内在更新的称义持更加乐观的态度。

加尔文来到岔路口时宣称：“我是路德的学生。”他在给查理五世的信中说：“神唤醒了路德等人，他们擎着火把行在前面，要重新发现救恩之路；我们的教会因为他们的服侍而得以建立和坚固。”[21]

加尔文与路德还有一个相同点，即都认为称义不仅是众多教义中的一条，而且是与罗马的核心分歧所在。他这样谈及称义的教义：“我们同时也当留意基督教是建立在这教义的根基之上，好让我们更关注这教义。除非你先明白你与神的关系如何，和他对你将怎样审判，否则，你就没有救恩的根基，也没有在神面前过敬虔生活的根基。”[22]加尔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其他的弊端——朝圣、功德、补赎、苦修、炼狱、专制、迷信、偶像崇拜，都出自这个致命的源头：否定称义的教义。至于教宗及其随从，“他们岂不是定意，单单以武力和残暴来维护他们的安全？”[23]

加尔文的敬虔观之特征

最后，加尔文也提供了一种大公福音信仰的独特改革宗形式，甚至在新教内部出现某种程度的分歧时，还为各方逐渐达成共识作出了贡献。一方面，他鄙视新奇之事，只希望所有教会在福音里合一。另一方面，他已经弃绝了罗马教会，但又困扰于新教（包括改革宗和路德宗）内部出现的对教会领袖的阿谀奉承。他在给萨克森州大法官的信里说：“若我从未与路德有分歧，费心去解释岂不荒唐？”[24]他还对茨温利的追随者越来越不耐烦。据加尔文自己的记述，他对茨温利的作品没什么印象，事实上，他能不理会就不理会。[25]加尔文抱怨道：“谁要是胆敢欣赏路德胜过欣赏茨温利，他们就暴跳如雷。”“绝不是要伤害茨温利，但一作比较你就会明白，更俘人心的是路德。”[26]

我们会一一论及加尔文诸多独特的贡献，在此不妨提几点。

首先，加尔文比其他改教家更加坚持认为，信仰和实践必须唯独取决于圣经。不是教宗或王侯，而是基督借着自己的话语决定教会的教义、崇拜、生活和纪律的方方面面。除了圣经，教会没有权柄去约束人们的良心。

其次，“虽可区分却不可分割”的原则贯穿加尔文的思想。普世性的《卡尔西顿信经》（Creed of Chalcedon,451年）认为，永恒的子披戴了肉身，使神人二性联合于一个位格。而且，二性各自保有自身的特质———没有分割或混乱。加尔文借鉴早期教父的观点，构建了自己的基督论，而他的基督论———和“虽可区分却不可分割”这个原则一起———不仅影响了他如何看待圣餐中的救赎实体与受造物层面的记号之关系，也影响了他如何看待神与世界的关系、基督拯救的职分与教会事工的关系以及基督与文化的关系。另外，他的神学完全以三位一体论为架构，而且非常关注圣灵的工作，这一点在他对圣餐的论述中尤为明显。他强调基督肉身升天的重要性。基督升天了，还要以肉身形式再来，而基督的升天为圣灵在当下将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工作开辟了空间。

第三，加尔文是圣约神学家的先驱，强调神在基督里的应许是根基，圣徒的相通是果效。横跨新旧两约的恩典之约一脉相承，这个观点在他关于基督徒生活的教导中随处可见。这不仅为支持给圣约中的婴孩施洗提供了论据，而且是一面释经学透镜，加尔文借助这个透镜来解释整本圣经，并将圣经教导应用到家庭和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加尔文从教会层面来理解敬虔，对圣约的强调在他独特的敬虔观中占据核心地位。个人操练很重要，但教会的集体敬拜就像源泉，神的美好恩赐从中涌出，流向家庭和个人，又借着他们流向世界。简言之，个人的敬虔出自公众的敬虔，而不是相反。集体敬拜包括会众唱诗赞美，而恩典之约在新旧两约中一以贯之，也赋予《诗篇》在信仰复兴的美好时代以优越地位。总之，至少在加尔文看来，敬虔不仅仅是出自教导，也是“受到感动”：我们如何祷告，也就如何相信（lex orandi,lex credendi）。真正的教义不仅可以得自直接的教导，还可以得自公众敬拜、圣徒团契、家庭生活和每日的工作。阅读《诗篇》，用《诗篇》祷告，唱咏《诗篇》，曾是宗教改革所提倡之敬虔最突出的特征。

这些特点在随后的章节中会越发清晰地表现出来。现在，我们以加尔文本人在讲课前所作的祷告，来开始我们的加尔文灵性探索之旅。“愿主施恩，好让我们以真真确确日益炽烈的爱，来默想他属天智慧的奥秘，好让他得荣耀，我们得教诲。阿们。”

[1]David Steinmetz,Calvin in Context,2nd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这本书敏锐地将加尔文置于他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当今的世界来审视，详实地总结了他对各类问题的见解。

[2]Letters of Pope Gregory the Great,book5,epistle18.

[3]Calvin,“To the King of France”（Geneva,October1557），in Selected Works of John Calvin:Tracts and Letters,ed.Henry Beveridge and Jules Bonnet,7vols.（Grand Rapids:Baker,1983），6:373.

[4]Richard Muller,The Unaccommodated Calvin:Studies in the Foundation of a Theological Tradi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39.

[5]Richard Muller,Calvin and the Reformed Tradition:On the Work of Christ and the Order of Salvation（Grand Rapids:Baker Academic,2011），54.

[6]Leonard Verduin,The Reformers and Their Stepchildren（Grand Rapids:Eerdmans,1964），156.

[7]Calvin,“To the King of Poland”（Geneva,December5,1554），in Selected Works of John Calvin,6:108.

[8]Calvin,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ed.John T.McNeill,trans.Ford Lewis Battles（Philadelphia:Westminster,1960），1.5.9.

[9]Calvin,“Psychopannychia,”in Selected Works of John Calvin,3:418.

[10]Ibid.,145.

[11]Ibid.,156.

[12]Ibid.,158.

[13]Calvin,“Reply by John Calvin to Cardinal Sadoleto’s Letter,”in Selected Works of John Calvin,1:52.

[14]Ibid.,61.

[15]Ibid.,62.

[16]Ibid.,63.

[17]Ibid.,54.

[18]Ibid.,37.

[19]Ibid.

[20]Ibid.,38-39.

[21]Calvin,“The Necessity of Reforming the Church,”in Selected Works of John Calvin,1:125.

[22]Calvin,Institutes,3.11.1.

[23]Calvin,“Reply by John Calvin to Cardinal Sadoleto’s Letter,”60.

[24]Calvin,“To Francis Unhard”（Geneva,February27,1555），in Selected Works of John Calvin,6:154.

[25]T.H.L.Parker,John Calvin（Tring,UK:Lion,1975），162.

[26]Calvin，转引自ibid.,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