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1加尔文的人生智慧

加尔文的人生智慧

——荣耀祂并永远以祂为乐

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rton）

作者简介：

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rton）

牛津大学威克里夫学院博士，加州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梅钦教席系统神学与护教学教授，兼任《现代宗教改革》杂志主编。著有多本畅销书和学术书，包括《基督徒的信仰：天路客的系统神学》《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应许的神：圣约神学导论》《支持加尔文主义》等。

加尔文的人生智慧

请注意，这本书看似是关于加尔文对基督徒生活的思考，不过翻开后，你会发现，迈克尔·霍顿正带领你奔赴一次宏大的旅程：加尔文的整全神学之旅。是的，霍顿教授（和加尔文）的看法是：完整的基督徒生活，要以完整而合乎圣经的福音为基础。霍顿博士采用基督二性（虽可区分却不可分割）的经典范式，为读者提供了开启加尔文教导的钥匙。不仅如此，他还向我们表明，日内瓦改教家的基督徒生活观何以迄今未被超越。本书论证令人折服，引人入胜，故我热忱推荐。

——辛克莱·弗格森（Sinclair B.Ferguson）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救赎主神学院教授

这部杰作旁征博引，清晰简明，架构巧妙，笔力雄健，对这位日内瓦改教家的研究充分、可信、精准，堪称杰作。本书从四个方面呈现了加尔文充满活力的一生。霍顿文笔生动，无疑更为突出加尔文敬虔的智慧。

——巴刻（J.I.Packer）

维真学院教授

迈克尔·霍顿利用最新的宗教改革研究成果，让材料自身说话，因而带给了我们一部精彩的概论，得以一窥约翰·加尔文的基督徒生活观。本书彰显了加尔文就如何在世上生活这个问题所持的公开立场，清除了至今依然围绕着这位改教家的不实之辞。霍顿的书兼具学术性和实用性——这一结合极为少见，却大受欢迎。

——赫尔曼·塞尔德惠斯（Herman Selderhuis）

Refo500理事，国际加尔文会议主席

迈克尔·霍顿既是学者又是牧师，他经过深入研究，向我们介绍了约翰·加尔文关于敬虔（piety）的教导——加尔文用敬虔这个词来指福音在我们所有关系中产生的敬畏与爱。本书最引人入胜的方面之一，就是在作者讲述神人二性的“虽或区分却不可分割”的方法，这主题贯穿基督徒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基督二性、恩典和圣礼，也涉及教会和国家的关系。这本书会启发新人，也会更新和挑战争战中的老手。

——周毕克（Joel R.Beeke）

清教徒改革宗神学院院长

《加尔文的人生智慧》描述了这位改教家的情感和立场，并时时将两者与我们所处时代的教义和实践议题联系起来，视角独特，内容全面。本书不仅综合了加尔文的思想与实践，还让读者尽窥他本人的敬虔。

——南希·格思里（Nancy Guthrie）

“在旧约里看见耶稣研经系列”作者

总序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是备受宠爱的一代人。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我们拥有许多重要扎实的关于基督徒生活的资源。图书、系列DVD、网上资料、研讨会，这一切有助于激励我们每日与基督同行的资源，唾手可得。今天的平信徒，就是坐在教堂里的人们，可利用的信息要比过去几个世纪里学者们所梦想的还多。

然而，尽管我们拥有丰富的资源，我们却也缺乏一些东西。我们往往缺乏历史的视角，缺乏站在一个与自己不同的时间与地点看问题的视角。换句话说，我们在当下的视线里有太多的财富，使得我们不去看过去。

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特别是涉及学习如何实践做基督的门徒。这就像我们拥有一个豪宅，却选择只待在一个房间里。而这个系列就是邀请您来探索其他房间。

在这趟探索旅程中，我们将访问不同于我们今天的地点和时代，也将看到不同的模型、方法和重点。这个系列的目的并非不加批判地复制这些模型，也并不打算把这些过去的人物捧上高位，好像他们属于超级基督徒一族。这个系列的意图是为了帮助现在的我们聆听过去。我们相信，在过去二十个世纪的教会里是存有智慧的，就是如何过基督徒生活的智慧。

史蒂芬·尼科尔斯和贾斯汀·泰勒

（Stephen J.Nichols and Justin Taylor）

致谢

为这本书，我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我无法在此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当我还是青少年时，介绍我读加尔文著作的大多是潜心思考的平信徒。他们所在的教会并未声称他们直接继承了那位日内瓦的改教家。此后，我能继续这趟惊险而激动人心的旅程，多承史普罗（R.C.Sproul）、巴刻和博爱斯（James Boice）的帮助。

在我读神学院时，甚至在此之前，我就非常钦佩杰出的教会史学家W.罗伯特·戈弗雷（W.Robert Godfrey）。现在我们成了同事，我越发感受到他对加尔文的文集、历史背景，甚至细枝末节，都十分精熟，这让我深为叹服。我也感谢后来的老师，如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彼得·纽曼·布鲁克斯（Peter Newman Brooks），以及我的博士生导师——牛津大学威克里夫学院的阿利斯特·麦格拉思（Alister McGrath）。

我还要感谢我在加利福尼亚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同事、我的学生——尤其是来听我讲《基督教要义》的学生、白马客栈（White Horse Inn）的同道、基督联合改革宗教会（Christ United Reformed Church）的主内家人，以及Crossway出版社的编辑汤姆·诺塔罗（Thom Notaro）。他的专业水准和对细节的关注，为这本书增色。

与以往一样，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和孩子，感谢他们对一个有时候会犯糊涂的作家给予的鼓励和忍耐。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我们的主，因为他差遣加尔文这样的忠仆来收割他的庄稼，差遣无数默默无闻的牧师来聚集、喂养他的羊群。

第一章、加尔文论基督徒生活：导言

霍华德·哈格曼（Howard Hageman）说：“人们对约翰·加尔文的灵性观（spirituality）研究得很少。”[1]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不过一般而言，即便是在神学或解经问题上求教于加尔文的人，往往也会到别处寻求属灵引导。我认为导致这一疏忽的主要原因与我们对“灵性观”一词含义的理解有关。

不同的时代

从前，人们每天的生活节奏是根据教堂的钟鸣，每年的生活安排是按照教会的节期，这样周而复始。人们走进教堂，穿过一排排墓碑，和先祖们一样，在这里记下生命中的重大事件。从洗礼到葬礼，终其一生，人们至少可以感知到神的同在。现代神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认为信仰是“有宗教天赋”或“倾心于无限者”之辈的个人爱好，而其实在那时的社会生活中，信仰是公共的参照准则（frame of reference）。人们可以从洪水、火灾、瘟疫以及丰收中辨认出神的作为。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些都是未经思考的胡扯，算不得什么真实的信仰。不过，没有人会想当然地以为，在这个世界上信仰或属灵上的事物只是私人的事。

宗教改革和问题的核心

宗教改革加速了现代社会的到来，不管它以何种方式实现的，这都属于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对世界的形塑。特别是对于改教家及其后继者而言，信仰和理性、教义和生活、神圣和世俗，并不是对立的。生活在当代文化中的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同一位神学家一周之内会撰写讲章或讲稿，创作关于大自然的诗歌或者献给大自然的创造主和救赎者的赞美诗，写作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的语法书，测算行星的运行。真、善、美将所有学科汇集成统一的知识体系。钻研圣经是虔敬地思考神的作为，探索穹苍亦然。

说宗教改革带来的全是祝福，这难以证明。不过，如近来某些作家所言，宗教改革开启了世俗主义潮流，[2]这更让人难以置信。首先，各类评估明显说明，中世纪晚期的基督教王国就已趋于分崩离析。支撑着它的是威权的大网，虽不是万无一失，却也算稳固。延续几个世纪的教宗专制和滥权，造成犬儒主义情绪四处蔓延，从而引发林林总总的改革运动。要求教宗服从教会会议的“教会会议至上主义者”（conciliarist）一度占据上风，而最终胜出的却是“教皇至上主义者”（papalist）。

令人焦虑的一刻发生在14世纪，当时有三位教宗同时宣称自己是彼得的继承人。西方教会大分裂（Western Schism，常被称为“巴比伦之囚”）始于1309年，直到1417年的康斯坦茨会议（Council of Constance），也就是路德张贴《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前一个世纪才告终。1987年，红衣主教约瑟夫·拉辛格（Cardinal Joseph Ratzinger）在成为教宗本笃十六世之前，这样解释道：

近半个世纪间，教会分裂为两三个辖区，互相实施绝罚，因此每位教徒都生活在这位或那位教宗的绝罚令下。总之，无人可以确定，哪位竞争者名正言顺。教会不再能提供确定的救恩；她的整个客观形式都变得可疑。人们不得不到建制外去寻找真正的教会和救恩的真正保障。[3]

这只是冰山一角，至少改教家是这么看的。对罗马教廷和修士的讽刺相当普遍。而像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改教家则直指问题的核心：教义。不是随便什么教义，而是福音信息本身。

不过，正如改革一词所示，改教家没有去创建新的教会，改教运动也没有一味沉迷于批评。从根本上说，运动的目标是建设性的：使基督教王国再次福音化。

首先，宗教改革通过深化基督徒的敬虔，促其复兴。人们普遍对圣经无知，路德在其《小要理问答》（Small Catechism）的序言中对此深表忧虑。不过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巴黎大学校长，神学家让·热尔松（Jean Gerson）就著文表达不满，说就连很多神职人员也对圣经的基本信息、主要人物以及主要情节一无所知。那些认同宗教改革的人返回本源去重新发现遗失的宝藏，他们对其颇有研究，愿意在其上倾注心血，必要时甚至愿意为之献身。那些认同宗教改革的人还相信，他们第一次真正明白了福音，即神在基督里白白赐下恩典。

宗教改革还透过扩大信仰群体的范围，激发了真正的敬虔。整日祷告、默想的修士和修女被称为“出世者”（the religious）。大体而言，他们是代理人，代表平信徒进行属灵操练。当时也有相当于今天脱口秀表演者的角色，修士常常是他们调侃的对象。而改教家招人厌烦，不是因为他们嘲笑人的陋习、懒惰、无知和恶行，而是因为他们挑战隐修呼召本身的合法性。

既然条条道路通总教堂或地方教区，教会领袖觉得有必要颁布法令，要求教徒每年至少参加一次弥撒。即便如此，一般的敬拜者仍然不能充分理解崇拜仪式以参与其中，况且平信徒根本无权领圣餐杯。除却巡游的（托钵修会）传教士到来时，讲道是很少见的。其实弥撒就是一场戏——一桩华丽上演的事件，人们只能隔着帘幕远远观望。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基督教的外饰正在褪去，当地（前基督教时期）隐藏的各式各样的民间宗教显露出来，至少在大街上是这样的。正如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柯林森（Patrick Collinson）所言，宗教改革是“再基督教化甚至是初始基督教化运动的一个阶段”，它“阻断了根基更为深厚的世俗化进程”。[4]

有了福音为源泉，所有信徒都可以借着蒙恩之道，丰丰富富地得着神的怜悯，各人之间并无差别。他们听到了用自己的语言讲解的圣道。帘幕除去，会众参与到公共崇拜当中，领受圣餐——不仅领了饼，也领了杯，并且圣餐经常举行，而不是每年一次。不久之后，就连贫困的圣徒也得到了圣经，并把自己的《〈诗篇〉歌集》（Psalters）带到了教会，他们日常在田间、商店劳作时，或在家中围坐桌旁时，就唱其中的赞美诗。殉道者走过围观的群众时，唱诗赞美神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这情景屡见不鲜，于是当局决定，在将他们押赴柴堆前割掉他们的舌头。

改教家效法古代教会，撰写了要理问答。十几岁的福音派信徒——不论男孩还是女孩——都十分熟悉信仰与实践的内容和原理，甚至超过很多神父。事实上，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为阻止归向福音派信仰和实践的浪潮，也制订了自己的要理问答以及其他教导方案（包括耶稣会[Jesuit order]）。

推倒隔离“全职服侍”的修士与平信徒的那堵墙，不仅深化、扩展了公共敬拜中的敬虔，也给世界带来了自由的呼召观。甚至为了神的荣耀和邻人的益处挤牛奶，也是属灵的行为。

约翰·加尔文与活在神面前

现代世界日益世俗化，这与加尔文的敬虔背道而驰。加尔文不是进步论者（progressive），期望启蒙运动提倡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而是福音派的人文主义者，高喊：“回到本源！”他提倡的信仰比当时风行的敬虔要更深、更广。与任何一位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一样，加尔文全面审视在神面前的生活（coram Deo）。他甚至不会理解我们今天使用的灵性一词通常的含义：它就像主观、想象之非理性的私人岛屿，四周被客观、公共之理性的海洋包围着。

改教家用来涵盖基督徒信仰和实践的词是“敬虔”（piety/pietas）而不是灵性。然而甚至敬虔一词也在现代性中失去了自己的价值。我们学会了在教义和生活中间画线，而“敬虔”（就像“灵性”一样）被归在账簿的“生活”一栏里。古代教会却不这么看：eusebia（对神的正当回应）一词包括教义和生活，把它译为“敬虔”或“正统”（orthodoxy）不会引起任何混淆。加尔文采取的就是这个全方位的视角。教义、敬拜和生活浑然一体。教义总是朝向实践，而实践总是基于正确的教义。事实上，“因信称义……是一切敬虔的总纲”。[5]敬虔的根源在于相信福音。爱是衡量所有责任的准绳，而新旧两约中神的道德律具体规定了爱的品格，包括“对神的敬虔”和“对人的恩慈”。[6]加尔文甚至把他的《要义》定位为“基督徒敬虔的总纲”。

如果因为加尔文生活的时代离我们已经久远，给我们理解他的敬虔观增加了难度；但这也迫使我们意识到这位改教家若知道自己的基督徒生活观被挑选出来视为独特，会感到多么尴尬。其实，加尔文主义者这个标签最早出现在1552年，得自于路德宗一位叫约阿希姆·韦斯特法尔（Joachim Westphal）的辩论家。加尔文并不认为这个词是在表达善意。如下一章所述，加尔文是站在从前的巨人和改教同道的肩膀上，他的很多观点的形成都受惠于他们，因此将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他的独特天才并不符合事实。

总之，对加尔文来说，批评家责之也甚，拥护者誉之也甚。他综合所有基督教传统中最优秀的思想，并用严谨的解经技艺和福音直觉加以筛选，这种杰出的能力体现了他的真正天才。他的修辞原则是“朴实和简洁”。此外加尔文还有一颗被真理点燃的心，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读了他的作品就像回到了水井旁，精神得以振奋——尤其是在我们似乎已经迷路的时候。

预料之外

1536年，脾气火爆的传道人纪尧姆·法雷尔（Guillaume Farel）央求一个年轻的法国人——他写了一本颇受欢迎的小书——留在日内瓦，帮他完成当地教会的改革工作。这位作者就是让·加尔文（Jean Calvin），这本小书就是《基督教要义》第一版，该书在当时是福音派信仰的简要总结。加尔文谦恭地谢绝了这份荣誉，说他只想心无旁骛地追求学问。出人意料的是，那位引导日内瓦接受宗教改革的脾气火爆的传道人威胁他羞怯的法国同胞，说要是他拒绝神的呼召，不来需要改革的地方提供帮助，他的学术研究会招致神的审判。加尔文被法雷尔和其他几个人说服，同意留下，不过起初只是同意担任圣经讲师，可是没过多久，就被加上了惯常的传道和教牧职责。

伯尔尼（Bern）开展了改教运动，而日内瓦基本上是伯尔尼的附属城邦。法雷尔和加尔文希望教会获得更大的自由，不再完全受制于日内瓦的地方官（以及伯尔尼地方官），两人在为此努力一年之后，被赶出了日内瓦。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找到了新家并开展新的事工。在那里，担负领袖重任的牧师马丁·布塞（Martin Bucer）成为他的属灵父亲。正是布塞和他的同伴彼得·马特尔·菲密格理（Peter Martyr Vermigli），后来对英国的改教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加尔文甚至还帮助克兰麦（Cranmer）修订了《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斯特拉斯堡的改教工作业已成型——这正是年轻的改教家希望日内瓦出现的局面。加尔文做了五百名法国流亡者的牧师，与新婚妻子伊蒂丽（Idelette）开办了一间青年旅社。他还出席帝国会议，修订了《基督教要义》第六章到第十六章，撰写了重要著作《〈罗马书〉注释》。终于，他觉得自己找到家了。

不过，就在加尔文及其同仁被立即逐出日内瓦三年之后，一位使者带着日内瓦官方的请求拜访加尔文：“我们代表小议会、大议会、总议会……诚挚地恳求您回来，重负前职，重举前业。”[7]据加尔文的继任者西奥多·贝扎（Theodore Beza）记载，因为加尔文已在斯特拉斯堡幸福地安顿下来，所以他“直接表明他不愿回去”。他向一位密友吐露了内心的感受：“我宁可死一百次，也不去背那个能让我每天死一千多次的十字架。”[8]

日内瓦人请布塞襄助。布塞从法雷尔那儿学了一招，他“举出约拿的例子”，劝加尔文重返前职。[9]加尔文不看好重返日内瓦的前景，他对皮埃尔·维雷（Pierre Viret）说：“不是因为我恨恶日内瓦，而是因为我发现那个地方困难重重，觉得自己根本应付不了。”[10]至少他还可以从德国去信回绝日内瓦人，说他还要参加帝国会议，为斯特拉斯堡处理重要事务。[11]不过，如他对法雷尔所言，“我们回去时，我们斯特拉斯堡的朋友不会不同意我重返日内瓦的。而且，布塞已经许诺，他会陪着我。”[12]

他的心情似乎糟得不能再糟了。“但是当我想到我不属于我自己时，我就把我的心当作祭物献给主。”[13]这句座右铭镌刻在加尔文的徽章上：一只手托着一颗心。

不久之后，日内瓦的使者乘着华丽的马车，把加尔文和他刚刚成立的家庭接至日内瓦。加尔文在城门口受到英雄般的礼遇。随后的那个主日，他再次登上圣皮埃尔教堂的讲台，没有提他的被逐，没有责骂仍然煽动众人抵制他归来的邪恶对手，也没有对城门口的欢迎表示感激——这欢迎好像是在抵偿那次不合宜的免职。他只是接着从他被迫离开时讲到的那节经文，继续讲下去。

说明加尔文生活与侍奉的一个插曲

一个小插曲可以让我们对加尔文的生活与侍奉有更多的了解。首先，这个插曲显明了他涉足公共争议时表现出羞涩和“懦弱”（至少他是这么看的）。“我必须承认，我生性不是很勇敢，我怯弱、胆小、优柔寡断。”[14]日内瓦这座封闭落后的城市，争论不断，内讧（政治层面和宗教层面）激烈。而最能挑战加尔文天生的性情和意愿的，莫过于在日内瓦的侍奉。从他离开法国，到面对无休止的公共争议，每一份呼召似乎都是压力。但如果是神借着教会的呼声召唤他投身改教事业，他就可以——其实是必须——接受。说到底，布塞以约拿作类比还是恰当的。

其次，这个插曲也显明加尔文在日内瓦的侍奉极为复杂。支持其信念的人一味地称赞他坚定地委身神的话语，而不支持其信念的人则仅仅视其为毫不手软的独裁者。而真相要比这两种观点更为复杂。

加尔文连同法雷尔和其他两位牧师之所以被市议会暗中驱逐，原因之一在于，瑞士改革宗教会的一次会议决定支持伯尔尼对圣餐的要求，而加尔文等人拒绝在举行圣餐时使用无酵饼，从而引发了一场暴乱。对加尔文本人来说，直到事件发生，才知道他的同事们的决定。事后，他认为用不用无酵饼是件小事。不过这件事更多是一个更大争论的判例，即政治权威在教会事务中是否具有最终决定权，尤其是，伯尔尼教会和市议会是否可以决定日内瓦教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某些场合，加尔文表现出年轻人的莽撞，他忠诚而倔强、勇敢而急躁。不过，他在冲突中逐渐成熟起来，成为善于变通、影响普世教会的领袖。他甚至愿意在他认为很重要的问题上让步，只要让步有望在教会中达成更大的合一。在与各派展开激辩时，他协调沟通的能力迅速提升，而他也越来越善于推进共识，同时又在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上不容丝毫含混。当其他人反应激烈、失去冷静时，他却可以发出理性、折衷的柔和声音。加尔文是个复杂的人，身处复杂的环境当中。

再次，虽然他的态度有时候显得复杂，甚至前后矛盾，可这个插曲却凸显了他的信念，也就是指引他一生的始终如一、永不动摇、永不改变的北极星：神的荣耀绝对居于首位，因此神的话语绝对居于首位。所以一俟他重返讲台，就二话不说，从以前停下来的地方继续讲起。加尔文的整个侍奉生涯就像路德在沃尔姆斯会议（Diet of Worms）上的辩护，可视为在欧洲的君王、教宗和本地的执政官、神职人员面前所作的加长版的“这是我的立场”演讲。就连很多与他论战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良心所顺从的，的确是神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