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近代教会史

188、学术和教育。修会生活。灵修和天主教的艺术

188.1发生在特伦托（Trento）大公会议后的教会学术的美满崛起仍然维持很长时间，并且结出很优秀的果实。神学家们在很多学科中具有可观的成就，尤其在法国和意大利，在当时的德国没有太多神学家。只有在18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启蒙思想的影响，神学经过一种衰弱时期。

188.1a在《圣经》研究和解经学（圣经诠释学，Exegesis）方面作出贡献的人物有司铎祈祷会（Oratorium）会士西满（Richard Simon，1712年去世）以及本笃会会士卡尔梅（Augustin Calmel，1757年去世），在护教学的领域中主要有司铎祈祷会会士托马森（Louis de Thomassin，1619-1695年）以及法国莫（Meaux）的主教（1681年以来）波舒哀（Jacques Benigne Bossuet，1627-1704年），他是第17世纪最优秀的思想家和神学家之一，他在新教面前替公教进行辩护（参见1671年的《在诸问题中的公教教导》Exposition de la doctrine catholique sur les matieres des controverses,和1688年的《新教诸教会的历史变化》Histoire des variations des eglises protestantes）；他反驳寂静主义（参见190.6），是一位教会政治家（187.4）和杰出的讲演家。还有阿夫拉基（Avranches）的主教于埃（Pierre Daniel Huet，1721年去世），他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和启蒙运动的批判者（参见《论证福音》Demonstratio evangelica，1679年）。

在信理学（教义学Dogmatik）方面最杰出的人物可能是教区司铎图内里（Honore de Tournely，1729年去世）和道明会会士比卢阿尔（Charles Rene Billuart，1757年去世），在德国有那位曾经入耶稣会的施塔特勒尔（Benedictus Stattler，1797年去世），他在因格施塔特（Ingolstadt）任神学教授，并始终与康德（Kant）进行搏斗，他保卫了有神论（Theismus）以及公教信仰，而且没有排除辨别性的唯心主义（如莱布尼茨Leibnitz、沃尔夫Wolff）的启迪（参见他的《论证公教》Demonstratio catholica，1775年；《反康德》Anti—Kant，1788年）。那位有丰富精神生活的法国人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年，参见190.2）留下了著名的《关于宗教的一些想法》（Pensees sur la religion），这等于是一个护教著作的残篇。

188.1b神学家们很热心地培养伦理神学。不同道德哲学体系的拥护者彼此之间经常发生争论（参见178.1d），而这些争论有时候过于尖锐和顽强。教宗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1665年、1666年）和依诺森十一世（Innocens XI，1679年）谴责了松懈主义（Laxismus）的极端，而亚历山大八世（Alexander VI11）又于1690年谴责了严格主义（Rigorismus）的极端主张。过分的“案件思想”（Kasuistik）的缺点变得很明显。一方面，道明会和杨森（Jansen）主义的人（参见190）极力反驳盖然主义（Probabilismus），但耶稣会的人比较多支持这个观点（参见艾斯克巴Antonio deEscobar y Mendoza，1669年去世，布森包姆Hermann Busenbaum，1668年去世，拉克瑞亚Claudius Lacroix，1714年去世，等人）。道明会会士更多支持比较严格的更安全主义（Tutiorismus），比如孔基纳（Daniel Concina，1756年去世）和帕图基（Vincenzo Patuzzi，1769年去世）。这两个极端中间的调节立场是均衡盖然主义(Aequiprobabilismus),而这种观点的创立者是圣利果里(Alphonsus de Liguori,1787年去世，参见下文188.3）和奥古斯丁会会士阿莫特（Eusebius Amort，1775年去世），他来自巴伐利亚的波灵（Polling）隐修院，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也有批判精神。

188.1c在教会法学的领域中也出现很多专家，比如法纳尼（Prosper Fagnani，1678年去世），赖芬施图尔（Anaclet Reiffenstuel，1703年去世），施马尔茨格鲁贝尔（Franz Xaver Schmalzgrueber SJ，1735年），那位比较有高卢主义思想的比利时教授埃斯彭（Bernhard van Espen，1728年去世）以及—比较注重历史性因素的—托马森（Louis de Thomassin，见上文）和兰贝提尼（Prosper Lambertini，即本笃十四世Benedictus XIV，参见187.2）。

188.1d讲道学（布道学）尤其在法国结出最优秀的果实。最著名的讲道家是波舒哀（Bossuet，见上），费奈隆（Franc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enelon，1651-1715年，参见190.6），尼姆（Nimes）的主教弗雷谢（Flechier，1710年去世），克雷蒙（Clermont）的主教马西奥（Massillon，1742年去世）以及耶稣会会士布尔达路（Louis Bourdaloue，1704年），他在巴黎当“国王的讲道师”。当时的德国—至少在表达方式方面—远远比不上那些杰出的法国人物，但德国有一些在百姓很受欢迎的“群众传教士”（Volksmissionare），比如那位“赤足奥古斯丁会”的会士亚巴朗·阿

·桑塔·克拉拉（Abraham a Sancta Clara，1709年去世，原名Ulrich Megerle，他来自Baden，Kreenheinstetten），他在维也纳当皇帝的朝廷讲道师，很有诙谐的原创性和幽默感。另一个讲演大师是嘉布遣会会士科衡（Martin von Cochem，1712年去世），他的杰出祈祷手册和灵修著作也带给了无数的人平安与幸福。在意大利有耶稣会会士塞内里（Paolo Segneri，1694年去世）和上面已经提到的阿维阿诺（Marco deAviano，参见187.2）。德国的普雷蒙特会会士（Praemonstratenser）格菲内（Leonhard Goffine，1719年去世）的灵修著作《手册》（Handpostill）也非常有影响，被多次再版。

188.2第17世纪的学者特别注重历史神学，而且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辉煌的成就。有最多突破性的著作的组织是法国的本笃会协会圣莫尔（“St.Maurus”，关于它的形成参见172.3），他们的基地是巴黎附近的圣杰曼（St．Germain—de—Pres）。在1648年以后，尤其达什里（Dom Luc d＇Achery，1685年后去世）强调历史研究和学术活动的重要性。这些莫尔会会士（Maurines）才建立了历史资料研究的重要的协助性学科，比如古文字学／古文本学（palaeographia／paleography）、古文书学（diplomatica／diplomatics）、编年学（chronologia／chronology，参见第1卷，3）。他们澄清了历史学的方法和辨别文本的原则；他们编写很多典范性的教父学文集，并编辑很多巨大的文献丛书，这样为教会史、世俗史和文学思想史提供一个庞大的资料库。一直到今天，历史学还欠他们很多。

除了达什里（d＇Achery）外，最重要的莫尔会会士（Maurines）是现代古文书学的创始人巴比翁（Jean Mabillon，1707年去世，参见下文188.3）、瑞纳（Thierry Ruinart，1709年去世）、马随（Rene Massuet，1716年去世）、古斯旦（Pierre Coustant，1721年去世）、桑特·马特（Denis de Sainte-Marthe，1725年去世）、马滕（Edmund Martene，1739年去世）、蒙弗肯（Bernhard de Montfaucon，1741年去世）、撒巴捷（Pierre Sabatier，1742年）、布开（Martin Bouquet，1754年去世）。

在法国和其他的地方有很多学者效法莫尔会（Maurines）的学者，他们也参与历史研究，其中包括一些教区司铎和修会人员，比如杰出的历史学家蒂勒蒙（Sebastian Lenain de Tillemont，1698年去世）、弗勒里（Claude Fleury，1723年去世）、亚历山大（Natalis Alexander，OP，1724年去世）和枢机主教奥尔西（Guiseppe Agostino Orsi，OP，1761年去世）—关于这四个人，请参见第1卷，4.5。另外还有熙笃会会士乌格里（Ferdinando Ughelli，1670年，著有《神圣的意大利》Italia sacra，参见第1卷，3.6），有奥古斯丁隐修会会士弗勒斯（Henri Florez，1773年去世，与他人合著《神圣的西班牙》Espana sagrada，51卷，1747—1886年）以及德国的耶稣会会士汉西茨（Markus Hansiz SJ，1766年去世，著有《神圣的德国》Germania sacra，但在1727—1754年间只出版3卷，请参见格伯特所计划的“新的神圣德国”丛书）。

当时有很多人开始编写教会历代大公会议的文献丛书和其他的教会史资料文集，也有一些古代历史学家、教父学家和文本鉴别家，比如拉贝（Philippe Labbe，SJ，1667年去世）、阿都安（Jean Hardouin，SJ，1729年去世）、卢卡（Lucca）的总主教曼西（Giovanni Domenico Mansi，1769年去世）-关于这三个人，参见第1卷，2.2；来自汉堡（Hamburg）的霍尔斯特（Lukas Holste／Holstenius，1661年去世），他曾经当梵蒂冈图书馆的馆长，还有巴卢泽（Stephan Baluze，1718年去世），奥地利梅尔克（Melk）隐修院中的本笃会会士佩斯（Bernhard Pez，1735年去世）和佩斯（Hieronymus Pez，1762年去世）弟兄，意大利莫德纳（Modena）的图书馆人员穆拉托瑞（Lodovico Antonio Muratori，1750年去世），摩任（Jean Morin／Morinus，1659年去世），劳诺伊（Jean de Launoy，1678年去世），杜康格（Charles Dufresne Du Cange，1688年去世），塞勒耶（Remigius Ceillier，1761年去世），三个来自黎巴嫩（Libanon）的马若尼特（Maroniti）教会的弟兄，尤其是阿塞马尼（Joseph Simon Assemani，1768年去世）和阿塞马尼（Joseph Aloysius Assemani，1782年去世），他们在罗马进行研究，是杰出的叙利亚学家和礼仪学家。另外还有佩里加（Alexius Pellicia，1771年去世）、伽兰弟（Andreas Gallandi，1779年去世）、马马基（Thomas Maria Mamachi，OP，1792年去世）以及那些继续波兰都斯（Bollandus）工作的人（参见178.1e）。

在三十年战争后，德国在经济和文化上长期处于一种困境当中，所以17世纪有科学水平的人才不太多。一个值得提到的在各方面都有研究的学者是耶稣会会士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80年去世），他特别注重数学、自然科学和东方语言（写有关于中国的书，即著名的《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其中比较埃及文化和中国文化）。自从18世纪下半叶，启蒙思想对教会的学术产生负面的影响。在玛利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时期（1740—1780年）的奥地利，在萨尔茨堡（Salzburg）的本笃会大学进行一种改革，它于1741年改进了传统的经院思想教育制度并更多强调《圣经》研究和历史研究（参见195.3；197.1）。在德国的圣·艾摩兰（St.Emmeram）和圣·布拉西恩（St.Blasien）两所深受莫尔会（Maurines）思想影响的本笃会会院中，修道者也转向历史研究和实际有用的研究，雷根斯堡（Regensburg）附近的圣·艾摩兰（St.Emmeram）的院长是弗尔斯特（FrobeniusForster，1762—1791年）。位于黑森林地区的圣·布拉西恩（St.Blasien）隐修院的院长是贵族人士格伯特（Martin Gerbert，1764—1793年），一位多才多艺的渊博学者（被称为“德国的马比翁”Mabillon）。他曾经去很多地方考察，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深厚的宗教信仰和教会情怀，在科学界享受很好的名誉。他在教会史、礼仪和教会音乐方面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又促进神学教学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方法论，更强调原始资料和协助性的学科。在他的隐修院中，他创造了一种学术协会，而这些学者能够面向巨大的任务，比如重新编写一个《神圣德国》（Sacra Germania）丛书。遗憾的是，他的隐修院于1806年被取缔，所以他们的庞大项目没能完成。

188.3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整个教会生活和教会精神逐渐地衰退，所以新兴的修会不太多，这也不会令人感到奇怪。法国的国王于1669年宣布一个敕令，其中禁止创立新的修会。当时建立的最重要的修会——它在组织和目标上相似耶稣会-一是Congregatio Sanctissimi Redemptoris=C.SS.Redemptoris,即”赎世主会”，它于1732年由亚丰·利果里（Alfonso Maria de Liguori，1696—1787年）在意大利Amalfi附近的斯卡拉（Scala）创立。利果里（Alfonso de Liguori）于1839年被宣布为圣人/圣徒，1871年宣布为教会圣师（doctor ecclesiae）。“赎世主会”的主要目1标是平民的牧灵工作和青年教育，它也被称为“利果里会”。教宗本笃十四世（Benedictus XIV）于1749年批准它。圣亚丰/阿方索（Alfonso）自己当过主教一段时间（1762—1775年当那不勒斯地区S.Agata dei Goti的主教），而他编写很多伦理神学、牧灵神学和克修学的书，这样具有长远的影响（关于平衡盖然率Aequiprobabilismus，参见上文188.1b）。该修会在创始人逝世后通过霍夫包尔（Clemens Maria Hofbauer，1751-1820年）-他于1909年被列为圣人／圣徒，亦被称为“维也纳的宗徒／使徒”—传播到奥地利、波兰和德国南部地区。“至圣赎世主修女会”（或“赎世主修女会”）的默观式修女会早在1731年在圣亚丰·利果里（Alfonso Liguori）的协助下形成，1750年被宗座肯定。

在一个新兴的修会中，中世纪最严格的克修精神获得了一种复兴，就是特拉普会，熙笃苦修会（Trappistae）。其创始人是法国诺曼底（Normandy）地区的拉特拉普（La Trappe）熙笃会院的院长兰塞（Armand Jean Le Bouthillier de Rance，1700年去世）。他先过了一个非常世俗化的生活，后来悔改入隐修院，而在1664年当院长后开始改革他的会院，不仅仅要求修士们一字一句地遵守本笃会和熙笃会的习俗，而且也要求—根据加都西（Cartusian）会的前例—不吃肉，长期保持静默，并且进行粗重的体力劳动。他不仅放弃了学术上的培养，而且认为隐修士的精神与学术工作是对立的，学术是成圣的阻碍（参见他的论文《成圣和隐修生活的种种任务》Traite de la saintite et des devoirs de la vie monastique，巴黎1683年）。然而，那位非常有学问的莫尔（Maurine）本笃会会士马比翁（Mabillon，参见上文，188.2）反驳他，并在他的《隐修院中的研究》（Traite des etudes monastiques，巴黎，1691年）中指出，隐修者也可以进行学术研究。特拉普会只有在19世纪获得比较大的传播，包括在法国以外（1950年大约有60多个会院）。自从1689年以来也有特拉普修女会。

一个新兴的修会面对培养基督教教育的任务，就是1681年在兰斯（Reims）建立的“基督教学校弟兄会”（Brothers of Christian Schools，Freres des ecoles chretiennes，亦称“拉萨会”）。他们的创始人是一位有牧灵热忱的圣职团成员，即圣拉萨尔（Jean Baptiste de La Salle，1719年去世，1900年宣布为圣人）。他们获得很快的发展。他们的全部教育工作建立在法语之上，即代替了传统上用的拉丁语（因此一些人文主义者称他们为“无知的弟兄们”Freres ignorantins），这样就创立了法国的国家教育制度（nationale franzoesische Schule）。他们的成员是平信徒，而不是司铎。

另一个新兴的修会是苦难会（Passionistae），亦称“主的圣十字架和苦难的赤足司铎会”。意大利的伟大群众传教士达内（Paolo Francisco Danei），即十字架的保禄／保罗（Paolo a Cruce，1775年去世）约于1725年在意大利图斯卡尼（Toscana）的阿根塔若山（Monte Argentaro）创立这个修会。他们也获得相当广泛的发展。

在欧洲建立的亚美尼亚（Armenian）教会的修会是梅希塔瑞斯特（Mechitaristae）修会。他们的创始人是来自亚美尼亚的塞巴斯特（Sebaste）的隐修者梅希塔尔（Petrus Mechitar，1749年去世），他于1795年在阿雷波（Aleppo）转向天主教（公教），并于1701年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这个团体。由于当地的人攻击他们，梅希塔尔（Mechitar）于1702／1703年将团体迁到摩瑞亚（Morea）半岛的摩顿（Modon）—这个地区当时属于威尼斯（Venezia），而他的团体在此接受了本笃（Benedictus）的会规（1711年）。然而，土耳其人又占领了该半岛，所以他们再迁移到威尼斯附近的圣拉撒若（San Lazzaro）岛（1717年），那成为他们的基地，一直到今日。他们培养亚美尼亚司铎，在亚美尼亚进行传教，并且研究亚美尼亚语和文化，在这方面具有重大贡献。自从1810年以来，维也纳也有一个独立的梅希塔瑞斯特（Mechitaristae）会院，并在巴尔干（Balkan）地区有几个分院。

从整体来看，当时的修会和隐修院的内在情况并不很好，虽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在德国南部的一些古老的本笃会隐修院中出现了新的学术生活和艺术创造。比如，1684年在巴伐利亚创立的本笃会协会在提高宗教生活和学术水平方面具有重大的贡献。在另一方面，有的修会被取缔，因为他们没有保持原有的精神，比如教宗比约／庇护五世（Pius V）在1571年取消了卑微会（Humiliati，参见117.3），而克雷孟／革利免九世（Clemens IX）于1668年取缔了耶稣阿提会（Jesuati，参见151．3c）。耶稣会的镇压（参见194）为整个教会带来很大的损失，而约瑟夫二世（JosephII）没收了很多隐修院，为奥地利的修会生活带来很大的损失（参见197.2）。整个启蒙运动都反对隐修院传统。在“镇压耶稣会运动”中，法国政府在1767年后规定了如此严格的法令，以至于在20年内有400个法国隐修院关门了。很多修会团体，比如格兰德蒙特会（Grandmonte）、塞尔维提会（Serviti）、切莱斯提尼会（Coelestini）、布瑞吉达会（Birgittinae）、安东尼会（Antoniti）完全从法国土地上消失了。

188.4法国的民众的信仰因“耶稣圣心祈祷”变得更丰富。虽然中世纪的德国神秘主义者—尤其是赫尔规塔（Helfta）隐修院中的修女们，参见第2卷，133．5—早已敬拜耶稣圣心，但第17世纪的圣厄德（Jean Eudes，参见172.4f）重新建立了这个传统。有最深影响的是圣玛利亚·阿拉扩克（Margareta Maria Alacoque，1690年去世）于1673-1675年间的“神视和启示”（Visionen und Offenbarungen）。这位撒雷斯会（Salesian）修女在法国的Macon附近的帕瑞·勒·摩尼阿勒（Paray—le—Monial）修女院生活，她后来在1920年被宣布为圣人／圣徒。虽然杨森（Jansen）主义者和约瑟夫斯（Joseph）派的人坚决反对这种“拜耶稣圣心”的习俗，但一些耶稣会会士，比如科隆比耶（de la Colombiere）和克若塞（Croiset）在天主教世界里广泛传播了这个新敬拜方式。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十三世（Clemens XIII）于1765年允许法国人在圣体圣血节一周后的星期五过一个特殊的节日：“耶稣圣心节”，而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于1856年规定这个节日应该是整个教会共同过的节日。有一点则是值得谴责的：对耶稣圣心的敬拜在法国受到了一种有“爱国倾向”的解释，这种现象在1689年早已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发生了。

大约于1700年，在意大利出现了尊敬圣母玛利亚的新方式：所谓的“五月敬礼”，就是在五月的主日下午去教堂祈祷。这个习俗在1750年后也传到法国和西班牙，教宗比约／庇护六世（Pius VI）支持它，而在19世纪，德国和其他的国度也欢迎这个习俗，在民众中非常受欢迎。

就庆节的秩序（即“教会礼仪年”）而言，克雷孟／革利免十一世（Clemens XI）于1708年宣布“圣母无染原罪”（12月8日）为一个普遍的节日—这个节日原来只是地区性的，在奥地利（1629年）和西班牙（1644年）被规定为正式节日（亦参见第2卷，152.4）。在另一方面，教会的领导继续想减少一些庆日，因为它们太多。巴黎的总主教佩瑞菲斯（Hardouin de Perefixe）回应了路易十四世（Louis XIV）的建议并取消了17个教会节日。另一些法国主教也模仿他的榜样并在他们的教区内取缔了这些节日。根据1727年在塔拉格纳（Tarragona）举行的教省大会的申请，本笃十三世（Benedictus XIII）于1728年为西班牙允许在17个节日听弥撒后还可以去工作（所谓的“半节日”）。通过本笃十四世（Benedictus XIV），这种规定在1748年也扩展到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虽然有一些人提出尖锐的抗议。因教宗的批准，奥地利教会也同样于1754年“降低”了24个节日，所以人们可以早上望弥撒，白天工作。然而，维持这些“半节日”不太理想，所以克雷孟／革利免十四世（Clemens XIV）于1771年完全取缔了这些节日。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十四世（Clemens XIV）和比约／庇护六世（Pius VI）为巴伐利亚（1772年）和普鲁士的公教地区（1775年，1788年）作出类似的规定或批准。

中世纪的守斋规律很严格（参见第2卷，100.2；152.4），但在中世纪晚期已经有很多新规定来减轻这些负担，教宗们尤其为欧洲北部的人民宣布这方面的宽松规则。因为第17世纪算为一种极端困境的时期（三十年战争），人们比较少注意到守斋的传统。在启蒙时期，有的人甚至想完全消除守斋的习俗。主教们认为，他们可以宣布一些普遍的豁免守斋规定（Fastendispens）。因为奥地利政府有这方面的请求，宗座于1781年允许奥地利人普遍可以在四旬期内吃肉，只有在周三、周五、周六以及在整个圣周不可以吃肉。因为几个宗徒/使徒的庆节被取消，所以在这些庆节之前的夜晚守斋（Vigilfasten）也被取消；为了弥补这些守斋日，教宗宣布将临期的周三和周五都是守斋日。

188.5在教会艺术方面，1650—1750年间的主流风格是巴洛克（Barock/Baroque）或高峰期的巴洛克，它的特点是光明灿烂、广大、豪华、隆重。这个风格后来——在意大利约于1715年，在德国于1725—1750年——转变为缺乏比例和内容的洛可可式（Rococo，大约1715—1760年）。这个风格纯粹是一种装饰品的风格，它后来受了古典主义因素的影响，这就被称为路易十六世（Louis XVI）的风格（约1760—1790年）。在18世纪的艺术中经常可以看到一种过分强调美丽效果、空虚技巧和不严肃的比喻的做法。比较优美的成果也有，尤其在德国南部和奥地利。在这些地区（德国南部和奥地利）的本笃会会院（还有其他的隐修院）愿意扩建他们的房子，它们受意大利和本地艺术家的影响并在各地建立了很多华丽的教堂和隐修院(比如外恩伽滕Weingarten、外森奥Weissenau、格特外格Göttweig、梅勒克Melk、欧托贝任Ottobeuren、泽维法尔滕Zwiefalten、维斯Wies、内瑞斯海姆Neresheim等等）。这些教堂的内观和外观非常丰富，为绘画和雕像艺术提供很多机会。尤其受欢迎的是屋顶或穹顶上的庞大画图，多表达“神视的光荣”（visionaryglory）。这些人歌颂了信仰的种种美妙和“见上主”的确定信仰，其中囊括现世和来世的一切现象，充满激情地用基督信仰来美化一切。在德国南部，巴洛克的美术在正式意义上成为一种具有感情的、高水平的民众艺术。

在当时的奥地利最杰出的艺术家是菲希尔（Johann Bernhard Fischer vonErlach，1723年去世）和希尔德布兰特（Lukas von Hildebrandt，1745年去世），在德国南部的艺术家中有达米安（Kosmas Damian，1739年去世）和阿撒姆（Egid Asam，1750年去世）。基梅曼（Johann Baptist Zimmermann，1758年去世）也同样来自巴伐利亚，而克诺勒尔（Martin Knoller，1804年去世）来自蒂若勒（Tirol）。在德国地区，最重要的洛可可式（rococo）建筑家是纽曼（Johann Balthasar Neumann，1753年在Wuerzburg维尔茨堡去世），他建立了世俗的房子，但也设计了一些很有趣的教堂（比如上法兰肯Oberfranken的十四圣人Vierzehnheiligen的朝圣教堂以及内瑞斯海姆Neresheim的隐修院教堂）。在上面（179.3.4）提到的意大利艺术家部分上还在巴洛克时期有创作。当时比较有名的是提埃坡罗（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1770年去世），他为威尼斯（Venezia）的教堂画了很多生动的圣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