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近代教会史
第二阶段、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法国革命。
君主专制主义，国家教会和启蒙运动的时期（1648—1789年）
概论
1650年左右，全欧洲的各种宗教战争都结束了，只有英国于1688年才决定了信仰。人们没能恢复原有的信仰上的合一。新教和公教的“管辖地区”都基本上界限分明。完全属于公教（或部分上）的国度是奥地利、巴伐利亚、尼德兰西部（即比利时）、爱尔兰，而在罗曼国家中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它们的巨大殖民地地区。在北欧和欧洲西北地区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新教联盟，部分上是路德宗，部分上是加尔文宗，包括丹麦、挪威、瑞典、东海各省、荷兰、英国、苏格兰以及法语的瑞士地区。在德国北部也有很多新教地区，但在其他的德国地区也有公教与新教地区并存，而在德语的瑞士、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地区也是这样。
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公教与新教的宗教力量都走向衰退，只有在很短暂的时期内还有个别的宗教热忱现象。原来为公教会结出了如此杰出的果实的改革热忱减低，对教会和宗教的兴趣降低，取而代之是冷漠主义（Indifferentismus）和宽容思想（Toleranzidee）。在另一方面，“国度”的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近代的国度体制和国家思想形成，而君主专制制度走向顶峰—尤其在法国，而法国成为当时欧洲最领先的和起示范作用的国度。因此，在似乎所有的地区都有“国度教会制度”、“国教制度”（Staatskirchentum），与此并行的是教会上的分裂主义（Partikularismus），就是说，根据某一个国度限制和控制该地区的教会—这是新教从一开始的做法，因为他们这样愿意尽量脱离教会合一的中心，即罗马教廷和宗座。这些努力在法国被称为高卢主义（Gallikanismus），在德国是费布若尼乌斯主义（Febronianismus）和约瑟夫斯主义（Josephinismus）。当时的教会一方面为了落实特伦托（Trento）会议的规定在各地的教区中进行很多细心的工作，但没有在内部形成一些新的、有创造力的思想，并且缺乏一些有感召力的领导人物—在早一些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如此多的有感染力的领导人物。对于外面来说，宗座似乎是无力的。情况变得更危险，因为从英国发起了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思想潮流，就是所谓的“启蒙运动”，它席卷了全欧洲，并让信仰与理性、宗教和文化完全分裂—这种分裂在文艺复兴就开始了，而新教的改革更加强它。这就意味着近代的特征变得很明显。这种世界历史上有影响的转变的特点是：学术生活的独立性、各个民族逐渐离开启示的教导和教会、精神生活变得越来越主观、国度和法律、科学、经济、道德和教育的世俗化、自然科学的进步以及整个文化的“现世化”（Verdiesseitigung或译“世俗化”）。自从18世纪中期，在新教的德国出现了一种极端的宗教主观主义，这也是启蒙运动的表现，但德国的古典唯心主义也带来某些与此对应的因素，借此能够部分上超过这种主观主义。在法国地区的教会生活仍然能够保持相当高的水平—虽然有内部的种种争论（杨森主义Jansenismus、寂静主义Quietismus）-但在18世纪，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走向一种高峰，它负面地影响了社会并使之面临革命。
第一章、宗座和天主教。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
187、宗座和教宗。合一的努力与皈依者。俄罗斯东正教会
历任教宗：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1655—1667年），克雷孟／革利免九世（Clemens IX，1667-1669年），克雷孟／革利免十世（Clemens X，1670-1676年），依诺森十一世（Innocens XI，1676-1689年），亚历山大八世（Alexander VIII，1689-1691年），依诺森十二世（Innocens XII，1691—1700年），克雷孟／革利免十一世（Clemens XI，1700-1721年），依诺森十三世（Innocens XIII，1721-1724年），本笃／本尼狄克十三世（Benedictus XIII，1724—1730年），克雷孟／革利免十二世（Clemens XII，1730-1740年），本笃／本尼狄克十四世（Benedictuis XIV，1740-1758年），克雷孟／革利免十三世（Clemens XIII，1758—1769年），克雷孟／革利免十四世（Clemens XIV，1769-1774年），比约／庇护六世（Pius VI，1775-1799年）。
187.1在这个历史阶段中（1648—1789年），教宗们的处境始终非常艰难。虽然当时的教宗们基本上都是很有资格的人—几个教宗是杰出的人物—但由于时代条件的不利因素，宗座的政治威望和教廷在教会中的权威性都被降低。欧洲的公教强国能够通过“排队权利”（Exclusive，参见176.3）影响了教宗的选举过程，而这些国度也越来越多地抵制教会的领导，并且多次利用政治上的优势来威胁宗座，其中最霸道的是法国那个“最有基督徒精神的王”路易十四世（Louis XIV）。君主专制的制度经常干涉教会内部的事务，而罗马教廷似乎无法抵抗这些干涉，就连耶稣会的解散，教廷也无法阻止，因为那些与波旁（Bourbon）王室有关系的国度（法国和西班牙）要一起消灭耶稣会。这个关键的事件影响了克雷孟十三世（ClemensXIII）和克雷孟十四世（Clemens XIV）的任期，我们将要详细地谈论它（参见194）；其他的教会政治上的争论（如高卢主义、杨森主义、寂静主义、费布若尼乌斯主义和约瑟夫斯主义）都将要在别处论述（参见189、190，196、197）。另一个现象也反映出宗座的软弱无力：在一些王朝之间的战争后，统治者就重新瓜分某些地区，他们并没有尊重宗座的传统权利（比如封地主权等），而且他们也不关心宗座对此提出的抗议。自从17世纪末，整个情况变得对公教（天主教）不利，因为在欧洲占据领先地位的国度不再是法国或西班牙，而是新教的国度，如英国、勃兰登堡—普鲁士和与公教分裂的俄罗斯。比如勃兰登堡的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FriedrichWilhelm，1640—1688年）很有意识地实施一种拥护新教的政策，他与其他的德国新教君主有联系，并且符合英国与荷兰的政策。在这个基础上，大帝腓特烈二世（Friedrich11der Grosse，1740—1786年）建立了普鲁士——这个新兴的强国。
在18世纪初，当西班牙王朝更替时，罗马宗座也受很大的影响。西班牙的国王卡尔二世（Karl11，1700年去世）是最后的属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的西班牙王。他没有孩子，所以他听从了教宗依诺森十二世（Innocens XII）的建议，并在遗嘱中指定路易十四世（Louis XIV）的一个孙子，即安茹的菲利普（Philipp de Anjou）公爵作为西班牙王权的继承人。下任教宗是克雷孟/革利免十一世（Clemens X1，1700—1721年），即原来的阿尔巴尼（Giovanni Francesco Albani）枢机，是一位能干的、生活廉洁的人，他也同样在爆发的“西班牙继位战争”中（1701—1714年）支持法国，因为他担心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在意大利的影响将会太大。因此，皇帝约瑟夫斯一世（Joseph I，1705—1711年）派遣军队去占领教会国的部分地区，这就引发了皇帝和教宗之间的战争（1708年），但这个战争很快就结束了——这也是历史上德意志皇帝和罗马教宗最后一次的军事冲突。虽然教宗声明要惩罚奥地利的领导，但皇帝并不理会这些威胁。克雷孟十一世（Clemens XI）被迫在一些秘密条约中承认皇帝的弟兄卡尔三世（Karl III）为西班牙之王。此时，西班牙的菲利普五世（Philipp V，1701—1746年）——他实际上已经统治西班牙——与罗马教廷断交。他驱逐驻西班牙的教廷大使并断绝教廷从西班牙那里获得的收入。在乌得勒支（Utrecht）和约（1713年）和拉斯塔特（Rastatt）和约（1714年），奥地利（即卡尔四世Karl VI）获得比利时、米兰、曼托瓦（Mantova）以及教宗的传统封地那不勒斯和撒丁岛（Sardinia）。西西里岛被交给萨夫伊（Savoy）的公爵维克托·阿马德乌斯二世（Victor Amadeus II），并且宣布他为西西里之“王”。然而，他于1720年被迫将西西里让给奥地利王朝，替它获得撒丁岛。在给克托·阿马德乌斯（Victor Amadeus II）的统治下，在西西里王国又出现关于传统的西西里王权（Monarchia Sicula）的争论（参见第2卷，105.2），而教宗本笃十三世（Benedictus XIII）于1728年在双方受益的前提下暂且决定了这个问题。
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十一世（Clemens XI）也和勃兰登堡的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1688—1713年）起了冲突。当他在1701年1月18日被宣布为“普鲁士王”时—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同意他这种做法—教宗提出强烈的抗议，主要是因为这种头衔建立于普鲁士地区，但该地区原来属于条顿骑士团（Ordo Teutonicus），后来才被世俗化了，所以从法律上可以提出疑问。然而，教宗这种法律上的异议实际上并没有影响。教宗本笃十四世（Benedictus XIV）已经放弃了这种“不承认普鲁士王”的政策，而比约／庇护四世（Pius IV）在1788年的文献中正式称呼他“王”（serenissime ac potentissime rex“最幸福的和强大的王”）。
通过波兰继位战争的影响（1733—1735年），意大利的政治情况再次发生转变，而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十二世（Clemens XII，1730—1740年）也只能当旁观者，而无法抵抗他受到的损失。在维也纳和约（1735／38年）中，奥地利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让给西班牙的波旁（Bourbon）王室（即卡尔三世Carlo III）—西班牙人此后统治该地，一直到1860年。在美第奇（Medici）家族消亡时，罗兰的弗兰西斯·斯德望（Franz Stephan von Lothringen）公爵获得了图斯卡尼（Toscana）公国—这位公爵是皇帝女儿玛利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的丈夫。因此，图斯卡尼（Toscana）一直到1860年属于奥地利的管辖。教宗的传统封地帕尔玛（Parma）和皮亚琴察（Piacenza）因法尔内斯（Farnese）家族的消亡于1731年归于西班牙的王子（卡尔三世Karl III），即菲利普五世（Philipp V）和伊丽莎白·法尔内斯（Elizabeth Farnese）的儿子，但于1735年又归奥地利的卡尔六世（Karl VI），1748年在亚琛（Aachen）和约中再让给西班牙的波旁（Bourbon）王朝（一直到1860年）。在这种困境中，那位来自佛罗伦萨的科尔西尼（Corsini）家族的克雷孟／革利免十二世（Clemens XII）表现出非凡的明智和谨慎，虽然他已经78岁，在1732年后完全失明，并且经常生病。当然，很多事务他必须要请他的助手来办理。
187.2在这个阶段中最杰出的教宗们是依诺森十一世（Innocens XI）和本笃／本尼狄克十四世（Benedictus XIV）。依诺森十一世（Innocens XI，1676-1689年）是来自科摩（Como）的欧德斯卡尔基（Odescalchi）枢机，他的信仰体验深刻，意志力强，有很纯粹的正义感与坚定的毅力。他和路易十四世（Louis XIV）因“王权争论”和“驻地争论”（参见189.3.4）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另外，由于土耳其人占据了克里特岛（Creta，1669年），教宗面临很大的挑战。法国的国王当时和土耳其人保持秘密的关系，并且唆使他们攻击波兰和奥地利，而教宗无私地支持受到严重威胁的奥地利。教宗愿意结合那些基督宗教国度来共同抵抗土耳其这个长期的夙敌。虽然有法国的一些阴谋和敌意，但教宗还是能够在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1658—1705年）和波兰王约翰·索比耶斯基（Jan III Sobieski）之间达成一个联盟（1683年）。这样，德国和波兰的军队共同解放了被围攻的维也纳城，并于1683年9月12日战胜了土耳其军队—这次胜利的影响也许能够和732年在图尔（Tours）和普瓦捷（Poitiers）的胜利比较，当时有卡尔·马特乐（Carolus Martellus）迫使阿拉伯人撤退（参见第2卷，84.1）。不久后，奥地利的军队再一次占据（匈牙利的）欧芬（Ofen，1686年）并解散土耳其人在匈牙利的统治。对这些成就产生重要贡献的人是那位很有精神的讲道师马尔可斯·阿维阿诺（P.Marcus de Aviano，1699年去世），他是一位嘉布遣会会士，他是军队的宗座特使并鼓励士兵们。在后来的教宗们当中，尤其是克雷孟／革利免十一世（Clemens XI）强有力地支持奥地利人抵抗土耳其人；萨夫伊（Savoy）的欧根纽斯（Eugenius）王子在贝尔格莱德（Belgrade）和佩特瓦戴恩（Peterwardein，1715年）克服了土耳其的军队，而教宗对这些胜利的贡献应该说不小。
原博洛尼亚（Bologna）总主教兰贝提尼（Lambertini）枢机在经历了六轮选举后才被选为本笃／本尼狄克十四世（Benedictus XIV，1740—1758年）。他大概是历史上最有学问的教宗，尤其在教会法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他的几部教会法学著作仍然有学术价值（比如《主仆们列真福品和真福列圣人的过程》De servorum Deibeatificatione et beatorum canonizatione，1734／1738年；《论教区会议》De synodo dioecesana，1748年）。他当教宗后全力支持学术和科学研究，与当时最重要的学者也有来往。他性格谦逊、平易近人，生活无可指责，行动谨慎，他考虑到时代的变化，但也不愿意违背宗座的尊严和种种权利，所以人们普遍地很尊敬和爱慕他，包括新教的圈子。奥地利的继位战争（1740—1748年）也影响了教会国，教宗最初采取一种中立的立场，首先承认巴伐利亚的卡尔七世（Karl VII，1742—1745年）为王，在他去世后承认罗兰-图斯卡尼（Lothringen-Toscana）的弗兰西斯一世（Franz I，1745—1765年）为德国皇帝—后者是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西亚（MariaTheresia）的丈夫。在1748年的亚琛（Aachen）和约中规定，意大利的帕尔玛（Parma）和皮亚琴察（Piacenza）要归于西班牙的王子菲利普（Don Philipp），他属于波旁（Bourbon）家族（见上187.1）。教宗与几个国度签订了一些“政教协约”（Concordata），包括皮埃蒙特-撒丁（Piemont-Sardinia，1741年）、那不勒斯-西西里（Neapolis-Sicilia，1741年）、西班牙（1753年）以及由于米兰（Milano）的缘故与奥地利签订协约（1757年）。在这些协约中，教宗在一些方面作出了相当大的让步，给予了这些政府相当大的权利。比如，撒丁、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王们获得了在他们的领域可以指定似乎所有教会职位的人选的权力。另外，葡萄牙的王获得了“最有信仰的王”（“Rex fidelissimus”）的尊称（1748年）。教宗于1741年针对荷兰人的婚姻作了一个规定即（《本笃规定》Benedictina declaratio），规定那些不是公教徒的婚姻与“混合婚姻”（即非信徒与信徒的婚姻）有效，虽然婚姻形式不符合特伦托（Trento）会议要求的形式。后来这种规定也适用于别的国度。本笃（Benedictus）教宗在很多领域中提高了教会的生活。关于节日和庆节的减少，参见188.4；关于他介入东亚礼仪之争和耶稣会的问题，参见177.4b．e；194.2。
因为教宗们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越来越弱，所以他们需要更多注意到教会国的管理。然而，他们也无法长期地消除那些屡次出现的恶习（公务员的腐败、资金短缺、司法制度的缺陷、治安问题）。教会财产的杰出管理者是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1655-1667年），他来自锡耶纳（Siena）的基格（Chigi）家族，曾经在科隆充当宗座大使（1639—1651年），对教会发展有贡献。然而，因为法国大使在罗马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教宗与法国发生令人痛心的纠纷（1662年）。此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Louis XIV）将宗座大使从法国驱逐，占据属于教宗的地区，即阿维尼翁（Avignon）和维乃辛（Venaissin）并威胁教宗说他将要率军侵入意大利。教宗最终必须服从国王的侮辱性要求，签署了1664年的比萨（Pisa）和约。依诺森十一世（Innocens XI，1676-1689年）和依诺森十二世（Innocens XII，1691-1700年）努力控制教廷中那些令人不满的“职位买卖”恶习，他们强调通过俭朴生活和节约管理方式善用教廷的资金。克雷孟／革利免十二世（Clemens XII，1730—1740年）在罗马建立伟大的建筑物。本笃十四世（Benedictus XIV，1740—1758年）尤其想提高臣民们的经济情况，重新划出罗马城的管理区，为罗马的贵族订立了一个新的规章制度。
很不幸，部分的教宗也染上了“重用亲戚”的老习惯，虽然在程度上没有以前那么强（所谓的“小规模的重用亲戚”，“kleiner Nepotismus”）。那位本来有崇高精神的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早在他的任期第二年（1656年）已经开始邀请他的一些亲戚从锡耶纳（Siena）到罗马，并给予他们很多收入高的职位或财产。那位老年的阿尔提耶瑞（Altieri）枢机在当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十世（Clemens X，1670—1676年）的时候请他的侄子帕路索·阿尔提耶瑞（Paluzzo Altieri）枢机负责种种事务。来自威尼斯的欧托波尼（Ottoboni）枢机后来当亚历山大八世（Alexander VIII，1689—1691年），也很照顾他的亲戚。然而，他的接班人依诺森十二世（InnocensXII，1691—1700年）—他来自那不勒斯的皮格纳特里（Pignatelli）家族—通过《罗马教宗应该》（Romanum decet Pontificem，1692年）诏书在制度上阻止这种在各方面都被谴责的恶习。此后只有个别的事件还暗示出长期恶习的痕迹，比如来自道明会的本笃／本尼狄克十三世（Benedictus XIII，1724—1730年），一个很虔诚，但没有政治经验的人，太过分地信任自己的秘书和后来的枢机科西亚（Coscia），但这个贪婪的人利用他的地位收受贿赂。在教宗的逝世后，人们反叛了这个没有资格的人。在克雷孟／革利免十二世（Clemens XII）的任期内，科西亚（Coscia）被剥夺枢机的尊位，被判入狱十年，并被要求作赔偿（1733年）。
187.3在这个阶段中的最后一位教宗也很值得论述，他就是比约／庇护六世（Pius VI，1775-1799年），他是来自切塞纳（Cesena）的布拉西（Giovanni Angelo Braschi）枢机，一位具有修养的人，也有平易近人的风度。他在教会国中排除了彭提尼（Pontini）沼泽地区的水，提高了管理制度的效率，在罗马建立很多楼房，尤其完成了克雷孟十四世（Clemens XIV）开始的梵蒂冈博物院（所谓的Museo Pio—Clementino）。他曾经在他那种具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宫殿中迎接了一些国王和君主的来访，但他也无法避免遭受其地位的压力。一些德国主教的费布若尼乌斯主义（Febronianismus）、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Joseph II）和图斯卡尼（Toscana）的利奥波德（Leopold）的革新热忱、那不勒斯-西西里（Neapolis-Sicilia）的费迪南四世（Ferdinand IV）的冷漠态度—他再不愿意承认教宗的主权—这一切都给教宗带来挑战和不安。虽然教宗在面临那些专制的政府时表现得很明智，很有尊严，但最终他被迫看到法国国度和教会的秩序被颠覆。在法国革命的时代，教宗失去了原来的管理地区，自己也被驱逐出境（参见198.5）。
187.4在长期的宗教战争结束后，人们（尤其在德国）又想恢复一些合一的努力，这一点也不会令人感到奇怪。在新教当中，卡里斯特（Georg Calixt）等人的“宗教混合”观点（参见185.2）准备了这方面的发展。当时的困境就要求不同的信仰平安地共存。宗教上的合一是一个属于各国的最高利益问题。因此，在17世纪中有一系列最崇高的人物，他们都考虑“合一”的问题，比如在新教方面有荷兰的学者与政治家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645年去世，见其《论基督宗教的真理》Deveritate religionis christianae），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和爱国人士莱布尼茨（Leibniz，参见193.1）以及汉诺威（Hannover）的政治顾问（Consistorialrat）以及Loccum的“隐修院院长”莫拉努斯（Gerhard Woter Molanus，1722年去世）-他是卡里斯特（Calixt）的学生。在公教（天主教）方面有莫（Meaux）的主教波舒哀（Bossuet，参见188.1；189.3；190.6）以及方济各会会士若哈斯（Christoph de Rojas y Spinola，1695年去世），他在1686年任奥地利维也纳—纽施塔特（Wiener—Neustadt）的主教并受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的委任，长期从事教会合一的工作，而汉诺威（Hannover）的朝廷也支持他。然而，虽然双方都有良好的愿望，但由于差异太大，所以谈判落空。公教（天主教）要求新教人士承认特伦托大公会议（Tridentinum）的规定，而这个条件确实形成了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
虽然时代已经变了，但传统的教会（公教会）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有相当多的有地位的或具有影响力的人士转向公教（天主教）。前面已经提到了布瑞斯劳（Breslau／Wroclaw）的医生与诗人安格鲁斯（Johannes Scheffler＝Angelus Silesius，179.1）。在君主中最著名的人士是瑞典女王克瑞斯提纳（Christina），她是古斯塔夫斯（Gustavus Adolf）王的女儿和继承人（1626—1689年）。她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受过杰出教育并且有毅力的人，但她也有强烈的自由意识和自信，而且倾向于极端和暴力。在斯德哥尔姆（Stockholm）的耶稣会会士给予她天主教的教育，而她于1654／1655年皈依天主教，先秘密地，后来在因斯布如克（Innsbruck）公开地—半年前她放弃了王位。教宗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邀请她来罗马，所以克瑞斯提纳（Christina）于1655年年底去了“永恒之城”，此后再没有离开罗马，在余生的岁月里完全投身于科学、艺术、文学和与文人的交流中。然而，她的一些过分和奇特的要求与高额的花费也使教廷感到有些头痛。教宗亚历山大八世（AlexanderVIII）在1689年为梵蒂冈图书馆购买了她的图书，其中包括很多宝贵的手抄本。
在德国贵族的皈依者中应该提到的人物是布劳恩施维格（Braunschweig—Lueneburg）的公爵约翰·腓特烈（Johann Friedrich，1651年）；黑森-莱茵菲尔斯（Hessen-Rheinfels）的伯爵恩斯特（Ernst），他是菲利普（Philipp von Hessen）的曾孙子，1652年皈依公教；撒克森—宰茨（Sachsen—Zeitz）的公爵克瑞斯提安·奥古斯特（Christian August，1689年皈依），他后来当拉布（Raab）的主教和（匈牙利）格拉恩（Gran）的总主教和枢机（1725年去世）；他的表弟是撒克森那位奢侈的、无道德的选帝候腓特烈·奥古斯都二世（Friedrich August II，1694—1733年），他于1697年皈依公教，因为他要当波兰的王，而他的儿子腓特烈·奥古斯都三世（FriedrichAugust III）于1712年加人公教，他在撒克森建立公教的王室；当时最有威望的君主之一是布劳恩施维格-沃尔芬比特尔（Braunschweig-Wolfenbuettel）的公爵安东·乌勒瑞克（Anaton Ulrich），他于1709年接受公教信仰；符滕堡的公爵卡尔·亚历山大（Karl Alexander，1733—1737年）在维也纳当皇帝的将军并于1712年加入公教；黑森-卡塞尔（Hessen-Kassel）的伯爵腓特烈（Friedrich）于1749年皈依公教。虽然撒克森、符腾堡和黑森的君主都接受了天主教信仰，但他们的皈依对于其臣民的信仰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参见181.4）。
在德国帝国内，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后，强制性地强迫人接受某一个信仰或驱逐持异议者的事件只是一些例外。这方面最著名的事件引起很多人的抗议，甚至引起外国人的抗议，就是新教徒被迫离开萨尔茨堡（Salzburg）地区的事件。这些地区无法用1624年当他们的“标准性”年号。当地的总主教费尔米安（Leopold Anton von Firmian，1727-1744年）也有君主的地位，而他严格禁止人们阅读路德的著作，也禁止新教徒的秘密聚会。因为这些措施没有全面的效果，而新教的农民甚至有挑衅行为，所以总主教于1731年10月31日宣布了一个法令，这样强迫大约4000个家庭（共22000个人）离开该地区。大部分的人移民到普鲁士东部，因为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欢迎他们去那里，而另一些人也移民到北美。
187.5在那位很有才华的彼得一世（Peter I，即彼得大帝，1682—1725年）的领导下，俄罗斯东正教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位领导认为自己的国度在文化上落后于欧洲地区，所以他坚定地打开了俄罗斯的大门并使这个国度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因为莫斯科（Moscow）的宗主教（参见186.2）与他的专制计划有所冲突，他决定在哈德良（Hadrian）宗主教去世（1700年）后不提名一个新的宗主教，只指定一个代理人。在1721年他取消了宗主教的制度并为俄罗斯的教会规定一个新的制度。他模仿新教的教会监理会（Consistorium）并创立了最高的教会机构，即“神圣的监理会”（Heiliger dirigierender Synod），这是一个委员会，由11到14个由沙皇提名的成员组成，其中有一些主教和其他的高级圣职人员，也有一个世俗的监督人—他是皇帝的代理人并且有作决定的权力。同时，彼得（Peter）大帝规定一切主教在地位上都是平等的，这样，原来的大主教（metropolita）和总主教（archiepiscopus）只成为尊称，而沙皇颁发这些尊称。大帝创立的新“皇帝统治教会制度”（Caesaropapismus）基本上原封不动地维持到1917年的革命前。莱布尼茨（Leibniz）曾经想促进教会的合一运动（1708年，1717年和1718年），而他也想在这方面影响俄罗斯的教会和彼得（Peter）大帝，但毫无结果。
在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arina II，1762—1796年）的统治下，俄罗斯的权力地位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她本来是一个来自安哈尔特—泽尔布斯特（Anhalt—Zerbst）的新教公主，具有非凡的才华，向启蒙运动开放，甚至是一个思想上无规律的人（她崇拜伏尔泰Voltaire），虽然她在表面上参与俄罗斯东正教的礼仪。叶卡捷琳娜毁灭了俄罗斯东正教的一切独立性因素。在她的任期内，信奉天主教的波兰被分裂（1772年、1793年、1795年），这样有几百万天主教徒进入俄罗斯。然而，这些公教徒面临很大的考验。虽然在分裂国土的条约中都有规定，无论是拉丁教会的公教徒或那些与罗马合一的鲁塞尼亚（Ruthenia）地区的信徒都有宗教自由，但这些诺言没有被兑现。俄罗斯政府用各种诡计和强制性手段来引诱那些与罗马合一的信徒脱离公教会，他们的教堂被交给俄罗斯东正教，各地的教区—除了波罗斯克（Polozk）教区以外—都被取缔，取而代之的是东正教的教区。只有很少一些堂区（大约200个）能够维持自己的礼仪。遵守拉丁礼的信徒遭受到一些镇压。为他们，在白俄罗斯地区的莫希雷夫（Mohilew）有一个总教区被创立（1782／83年）。关于耶稣会在俄罗斯—波兰的进一步工作，参见194.4。
虽然俄罗斯的教会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最终完全隶属于沙皇的统治，但她仍无法阻止许多教派的出现。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些教派是人民群众的一种反应，它们反对国度对教会的控制，又反对东正教对宗教的过于形式化的理解。早期的俄罗斯教派的总称是拉斯扩尔尼基（Raskolniki，该名称来自raskol＝分裂）。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斯塔若维茨（Starowerci，意思是“保持旧信仰的”）的教派，它大约出现在17世纪中期。当时的宗主教尼孔（Nikon，1652—1658年）是一个愿意采取行动的人，他在莫斯科举行了几次主教会议（1654—1656年）为了修改那些在某些方面有缺陷的礼仪书并改革一些习俗。然而，部分的人认为，这些改革文献是虚假的或异端，所以引起分裂。那些“旧信徒”（Starowerci）大部分属于农民阶层或一般的城民，他们一方面顽固地坚持旧有的礼仪形式，另一方面厌恶那些“新的习惯”，比如刮胡须、抽烟、喝咖啡等。他们遭受严重的迫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的人数根据官方数字是450万，但实际上也许是4倍到5倍。这个教派分为几个派系，比如所谓的“有司铎的”（Popowzy）和“无司铎的”（Bezpopowzy）—后者选择了一些长老代替司铎（Popen）领导他们的祈祷。另一些教派出现在17或18世纪，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所谓的“灵性基督徒”的四个派系。两个团体强调一种“神秘知识”和热忱，就是所谓的“神人”或“鞭策者”（Chlysti），他们参与一些狂热的舞蹈，举行爱宴并用灵性的婚姻来代替肉身上的婚姻。那些斯扩普基（Skopzi）的创始人是一个叫塞里瓦诺夫（Seliwanow）的农夫，他们自称为“白鸽子”。其他两个派是一个灵性—理性的团体，即所谓的莫罗卡尼（Molokani，即“吃奶的”，约于1725年形成）—他们放弃外在的礼仪并违背着东正教的禁令在守斋期喝牛奶—以及所谓的“心灵奋斗者”（Duchoborzi，约于1740年形成）。在1824年后，在俄罗斯南部形成了“小时派”（Stundistae）的教派，他们是德国寂静主义的分支，而他们的名字来自“读《圣经》的小时”（stunda＝Bibelstunde）；他们后来有一部分与浸信会（Baptists）结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