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近代教会史

185、关于路德宗的正统信仰的种种争论。新的新教教派

185.1在梅兰希顿去世后（1560年），由他所引起的教义争论（参见169.1.2）在德国的新教地区继续刺激人们的思想好几十年之久。当时出现了所谓的菲利普主义（Philippismus，亦称Kryptocalvinismus潜加尔文主义），它看来是正统的路德信仰。在库尔撒克森（Kursachsen）的主要代表是梅兰希顿的女婿佩泽尔（KasparPeucer，1525—1602年），他在维滕贝格是具有威望的医学教授，同时也是选帝侯奥古斯都一世（August I，1553—1586年）的随身大夫。撒克森的公爵约翰·腓特烈二世（Johann Friedrich II der Mittlere）在他的地区颁布了一个严格的路德宗派的信仰书，即《魏玛驳斥书》（Weimarer Konfutationsbuch，1559年）。因此，库尔撒克森（Kursachsen）的神学家（Peucer等人）编写了一部包括很多梅兰希顿的文献和教导的文集，即《基督宗教教导集》（Corpus doctrinae christianae，亦称Philippicum或Misnicum，1560年）。这部著作成为库尔撒克森的标准文献。当选帝侯于1573年也管理撒克森地区时，他从耶拿（Jena）大学驱逐两个热烈支持路德宗的老师，即黑斯胡斯（Hesshus）和维甘德（Wigand），并镇压他们的拥护者。然而，不久后发生一个转变：一些人说服了选帝侯，使他明白他上了一些骗子的当，所以选帝侯逮捕了潜加尔文主义者（Cryptocalvinismus）的代表，首先是佩泽尔（Peucer），他在监狱中受苦，而另一些人被驱逐出境。这样，严格的路德宗再一次被恢复（1574年）。

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多人感觉需要找出一种“中间的路线”来结合种种分裂的新教教派。符滕堡的公爵克瑞斯托夫（Christoph，1550—1568年）早已在这方面作出一些准备。“协和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后来是施瓦本（Schwaben）的神学家安德瑞埃（Jakob Andreae，1522-1590年），他是蒂宾根（Tübingen）大学的教授和校长，并在库尔撒克森工作了几年（1576—1580年）。他受了撒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August）的委托并和布劳恩施维格（Braunschweig）的教会的总监督（General-superintendent）开姆尼茨（Martin Chemnitz，见下文）以及另一些神学家一起在1576年在托尔高（Torgau）编写了一个新的“合一公式”，即所谓的《托尔高之书》（Torgisches Buch）。在1577年，他们在马格德堡（Magdeburg）附近的贝尔根（Bergen）隐修院中修编了这部书（即写成“贝尔根之书”，“协同公式”），并加上了三个传统教会的信经（《宗徒／使徒信经Apostolicum》、《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Nicaeno-Constantinopolitanum、《亚达纳修信经》Athanasium）以及德国新教的早期“信条”（《信纲》，即《奥格斯堡信条》及其辩论书Confessio Augustana、《施马尔卡登信条》Schmalkaldische Artikel、路德的大、小Luther《教理书》Katechismus）。这部著作于1580年被正式发行，书名为《协同书》（Konkordienbuch，Book of Concord）。这种终极性的教义书—它强调各种“信经”的基础，但有时似乎把一些细节规定为“信条”—才正式构成了德国的路德宗教会。大多德国的新教徒接受这部书为正统的教导（Orthodoxie）。然而，这种使用经院哲学方法的神学所提供的确定性和科学性（wissenschaftliche Sicherheit）恰恰阻碍了全部新教的合一。一些公国和城市拒绝这个合一公式，另一些人转向加尔文宗（参见180.2）。在库尔撒克森的克瑞斯提安一世（Christian I，1586-1591年）的统治下，潜加尔文主义（Cryptocalvinismus）死灰复燃，但在他逝世后再没有出现过。当时的主要推动者克瑞尔（NikolausKrell）宰相遭受严格路德宗人的厌恶，他入狱十年后被处死（1601年）。

当时的新教神学家要为路德宗的正统信仰提供一个学术性的基础，而这种科学性的基础使用经院思想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神学家是上面提到的开姆尼茨（Martin Chemnitz，1586年去世，著作有《谈论特伦托大会议》Examen Concilii Tridentini，4部分，1565-1573年，《神学知识的来源》Loci theologici，1591年）以及格尔哈德（Johann Gerhard，1637年去世，曾在Jena耶拿当神学教授，他的《神学知识的来源》Loci theologici9卷，1610—1622年是正统派的系统神学的主要著作）。

185.2在布劳恩施维格（Braunschweig）公国，上面的“协同书”没有被规定为标准的著作。在黑尔姆施特特（Helmstedt）大学任神学教授的卡利斯特（Georg Calixt，1656年去世）主张一种寻求和平与沟通的思维，他不赞同一个坚硬的、排他性的正统性。他进行教父学研究并游历过很多地方，所以他更多强调共同的因素，不强调三个基督宗教传统的分裂因素，而他想根据前五个世纪的信仰教导（所谓的五个世纪的共识consensus quinquesaecularis）在不同派别之间进行对话和沟通。然而，在维滕贝格和其他地方的路德宗激进派认为这些努力是不能容忍的宗教混合主义（Synkretismus）与潜公教主义（Kryptokatholizismus）。卡利斯特（Calixt）参与了在托恩（Thorn）的宗教对话（1645年参见184.3），但此后发生一个激烈的论战，其中有一些人反驳他和他的拥护者（所谓的“宗教混合主义争论”Synkretistischer Streit）。似乎所有的德国神学家都参与这个论战，而它于17世纪末才结束。毫无疑问，卡利斯特（Calixt）作出了一些贡献：他反对一种狭隘的正统性，反对无建设性的神学争吵，他缓和了路德宗和加尔文宗之间的冲突，并且在部分有修养的新教信徒那里引起了对公教（天主教）的更全面理解。与此有关系的是这样的现象：当时有一些人加入了公教（参见187.3）。

这种对“正统性”的追求主要关注纯粹的教导和教义，但这容易带来一种徒有外表的“正当性”。然而，在新教的神学界中也出现了一些强调内在灵性生命的人，他们尽力支持与培养内心的信仰。当时甚至形成了一种完全灵性或神秘性的派别，而这种派别深受古代或中世纪和天主教思想的影响。比如撒克森牧师魏格尔（Valentin Weigel，1588年去世）的著作包含一些倾向于新柏拉图主义的因素，而魏格尔（Weigel）特别多继承了陶勒尔（Tauler）的思想。来自格尔里茨（Goerlitz）的鞋匠伯梅／伯麦（Jakob Boehme，1624年去世）是一个很有原创性的、但没有接受训练的思想家和神智论者（Theosoph）—他曾被称为“德国哲学家”（philosophusTeutonicus）。他的思想影响很深远，但其中有严格的二元论思想，并且他也反驳路德的“不计罪则称义”（Imputationslehre）。他多次谴责信徒们的“信仰缺乏生命力”的表现，因此当地教会有几次惩罚他。这些冥想或多或少会引导人们离开教会团体，但另一些人严格遵守教会的原则，比如阿恩特（Johann Arndt，1621年去世），他是一个正统的路德宗人士，最终在泽勒（Celle）当教会的监督（Generalsuperintendent）。他的名著是《论真正基督宗教四书》（Vier Buecher vom wahren Christentum，1605-1609年），其中首先从圣伯尔纳德（Bernhard）、陶勒尔（Tauler）和托马斯·肯壁斯（Thomas a Kempis）那里获得灵感，而这些书为路德宗的虔敬主义（lutherischer Pietismus，参见192）作了准备。在德国南部有一位作者努力提高信徒的道德生活，他的著作呈现出丰富的想象力，所以他被称为“基督宗教的Lucian路西安”，就是斯图加特的朝廷讲道师和符滕堡教会的组织者安德瑞埃（Johann Valentin Andreae，1654年去世），他是安德瑞埃（Jakob Andreae，参见上文185.1）的孙子。他和另一些人编写一些奇特的神秘故事，即所谓的“玫瑰十字架故事”（Rosenkreuzer Schriften）。当时也有关于某一个“玫瑰十字架弟兄会”的谣言，这引起很大的争论，并且导致了后来的一些“泛智基督徒协会”的成立（pansophischechristliche Sozietaeten）——这也间接导致了共济会（Freimaurer）的形成（参见191.2）。

185.3通过1559年宣布的“一致性法令”（Uniformity Act），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1，参见183.2）要求英国国教实施统一的礼仪。然而，一些曾经去过苏格兰的英国新教徒，或一些曾经到欧洲大陆逃难的时候认识加尔文派那种非常简朴的礼拜方式——反对安立甘会的礼仪方式。他们激烈地反对圣乐（在教堂中唱歌或弹管风琴）、反对十字架（苦像），反对司铎的礼服、节日等等。他们要求建立一个完全“纯粹的”和“符合《圣经》的”教会生活，要求不受国家的影响，他们要求除掉“教皇主义的酵母”的一切因素，所以他们约于1566年后被称为清教徒（Puritans，来自拉丁语的纯洁性puritas）。然而，英国的国教拒绝他们的要求，所以他们遭受了严厉的迫害，很多讲道者被迫下台。因此，他们自从1567年以后开始建立自己的教会团体，这又引发了教会制度的问题。由于他们拒绝圣公会（英国国教）的主教制度（Episkopalismus），这样他们同时也成为长老派（Presbyterians）：他们实行一个民主的教会制度并宣布这是“神律”（符合神圣的法律）。在这方面特别有影响的是贝扎/伯撒（Beza）的学生卡特赖特（Thomas Cartwright，1603年去世），他是教授和讲道师。由于这些清教徒反对国家的“一致性法令”，他们也被称为Nonconformists或Dissenters（持异议者）。虽然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和詹姆斯一世（James I，1603—1625年）千方百计地镇压他们，但他们仍继续存在。这些清教徒的特点是有良好的道德纪律，生活严肃，并且严格自制。然而，他们有时候也呈现出一些反面的因素，比如他们太严格或倾向于一种法利赛人式的骄傲。大约有2万名清教徒离开了英国并在北美建立了一些殖民地，其中最有名的是“清教徒移民始祖”（Pilgrim Fathers），他们在1620年乘“五月花”（Mayflower）号船到西方去。他们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在开始的阶段不容忍持异议的人，但逐渐采取宽容的态度。清教主义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这一点：保卫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

在查理一世（Charles I，1625—1649年）的时代，英国的清教徒在苏格兰长老会的协助下甚至掌握了政权（参见183.4）。然而，获得胜利的是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领导的独立派（Independents）或公理会（Congregationalists）党派-他们的基础是一种彻底的清教主义。这个党派放弃了传统的长老制度和“大会制度”（Synodalverfassung）并认为每一个“圣徒”的小团体（称congregation）都是完全独立的。这种思想也包含着一些重洗派和灵性的因素（参见下文，浸信会）。当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于1662年恢复主教制度时，清教徒再次受到迫害。2000位拒绝在新的“一致性法令”（Uniformity Act）上签名的教士被迫离职和离开团体，其中有很多人入狱。只到威廉三世（William III）于1689年宣布“宽容法令”后（参见183.5）才使清教徒和其他的新教“持异议者”（dissenters）宗教有了些自由，但仍然有所限制。另外，在1660年后，清教运动的吸引力和传播动力逐渐衰退。

在1630年和1640年之间，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教派，即浸信会／浸礼会（Baptists），在开始时他们只是很少的几个人，并且也没有明确的创始人。他们脱离了清教或公理会的团体，而他们的特点与门诺派（Mennonites）比较相似（参见165.1）。他们主张儿童受洗无效，而只有成人完全进入水中受洗才有效。在1930年有1150万浸信会信徒，其中80％在北美。他们在北美也分为几个分支。他们于1934年才传入德国，1950年约有6万信徒。浸信会的人自称为“有信仰受洗的人”，他们严格遵守教会纪律，并且在海外进行传教。

185.4在16世纪后半期的波兰和罗马尼亚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有组织的“反三一派运动”（参见169.3），就是所谓的索西尼派（Sociniani）的教派。这个教派的名称来自他们的精神领袖索西尼／索西努斯（Faustus Sozzini／Socinus，1604年去世），他来自锡耶纳（Siena）。他的叔叔索西尼（Laelius Sozzini，1562年在苏黎世Zuerich去世）曾经表达了一些很自由的概念和著作，而他的侄子继承了这些思想，并从1579年到去世（1602年）在波兰地区传播这些“一神一位论”（Unitarismus）的思想。由于重洗派的传播，这种思想早已经进入了一些波兰新教团体。拉扣（Rakow）成为这个新兴信仰团体的核心地带，在那里他们也建立了一所高等学院。索西尼（Faustus Sozzini）编写了一部分教义书，即所谓的《拉扣教义书》（Rakowsche Katechismus，1605年发行），这书成为该团体的信条著作。它仅仅承认唯一的“单一位格的神”；认为基督只是一个人，但应该受敬拜；他的死亡并没有赎罪的作用。诸圣事也仅仅是一些受重视的记号。在波兰的公教复兴运动（参见184.3）使这些团体走向没落和消亡（1658年）。被驱逐的人逃亡到德国、荷兰、英国、北美，尤其是罗马尼亚地区（Siebenbuergen），在那里这个教派继续存在，于1950年大约有6万信徒。在罗马尼亚地区，早在索西尼（Sozzini）之前，意大利人布兰德拉塔（GeorgBlandrata）-他1563年以来是约翰·西格斯蒙德（Johann Sigismund）王的随身大夫—和教会监督达味迪斯（Franz Davidis，1579年去世）在新教圈子中传播了“一神一位论”。这个信仰长期被镇压，但于1638年获得法律上的认可。

185.5在17世纪初，在尼德兰（荷兰）的改革宗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争论，这个争论围绕着加尔文宗的核心信条，即“预定论”（praedestinatio）。早在16世纪末有一些讲道者在得尔夫特（Delft）提出堕落后预定论（infralapsarianismus）的观点，就是说神的预定安排是在人类堕落后才是有效的。那些严格的加尔文派人士反驳这个观点（他们被称为supralapsarians或antelapsarians，即“堕落前预定论者”）。具有权威性的人物是莱顿（Leyden）的神学教授阿米纽斯／亚米纽（Jacob Arminius，1609年去世），他更进一步地反对绝对的预定论，他认为神的预定论的基础是神的预先知识。他说，基督是为一切人死的，而上主的恩宠／恩典并没有“不可抗拒的效果”。当时有很多人支持他的观点，这些拥护者被称为阿米纽斯派（Arminians）。根据他们于1610年向荷兰与弗里斯兰西部地区的代表议院提交的“信经”（称瑞蒙斯特兰斯，Remonstranz），他们也被称为瑞蒙斯特兰特斯（Remonistrantes）。阿米纽斯（Arminius）的主要对手是戈马尔（Francis Gomarus）教授，而拥护他的人被称为戈马尔派（Gomaristes）。双方的争论由于政治因素加剧而引起，贵族人士和富有的城民阶层比较多支持阿米纽斯（Arminius）派，他们倾向于尼德兰共和国的一种贵族式的联邦制度。与此对立的是一个由一位总督领导的中央极权制度。因为当时的总督奥兰治的摩里茨（Moritz／Maurice of Orange）依赖于民众的支持，他投身戈马尔（Gomarus）的党派，所以他们占了上风。尼德兰共和国在多德瑞克特（Dordrecht）召开的教会大会（1618年11月到1619年5月）—也有一些来自英国、瑞士和德国几个公国的神学家参与了这个教会会议—谴责了阿米纽斯派（Arminianismus），所以有200多个阿米纽斯派的圣职人员被罢免，其中有80位被驱逐出境，包括他们的神学领袖埃皮斯科皮乌斯（Simon Episcopius），他是莱顿（Leyden）的神学教授。在那些阿米纽斯派的平信徒当中也有一些著名的人物，比如年老的奥尔登巴内菲尔德（Johann von Oldenbarneveldt），他曾经是荷兰省的议会长（Syndicus），他被判为“叛国贼”并被斩首。著名的学者格劳秀斯（Hugo Grotius）—他曾经是鹿特丹（Rotterdam）的省议会议员，被判无期徒刑，但不久后从监狱中逃跑。因此，加尔文派的正统信仰在尼德兰获得“唯我独存”的统治地位。然而，在摩里茨（Moritz）去世以后（1625年），那些被驱逐的阿米纽斯派的人被允许回国，而且在1630年他们获得宗教自由的权利。在1950年，他们仍然有21000名成员。

186、希腊教会和俄罗斯教会发展情况

186.1自从土耳其人于1453年攻克了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之后（参见第2卷，156.2），东方的希腊教会的情况一直很艰难，虽然她的外在情况和法律地位并没有变，而且他们的宗主教在君士坦丁堡不仅有精神领袖的权力，而且也有世俗的司法权，即使如此，主教们仍无法较强有力地影响教会生活，因为土耳其人的“保护统治”不断施加压力，致使很多基督徒转向伊斯兰教。圣职人员和信徒民众都处于无知识、无教育、无学术修养的状态中。圣职人员似乎完全忽略了讲道，他们中有很多人很腐败。宗主教（Patriarch）的更替频率极高（比如在1625年到1700年间有50个宗主教），有几次这个尊位竟通过拍卖的方式让给了最有钱的人。穆斯林的苏丹会正式任命（Investitur）一个新的宗主教，但为了获得苏丹的支持需要先送给他豪华的礼物。因此，东方教会的主教成了苏丹和其官员（Vezire）的傀儡。虽然如此，但仍不能否认希腊教会从总体来看仍然完成了它的任务：它在东方的环境中保持了基督宗教和希腊教会的特征，和以前一样，民众和教会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

在16和17世纪，拉丁教会多次尝试和希腊教会签订一些合一条约。在这方面很积极的人是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他在罗马也建立了一个“希腊学院”（1577年）。1622年后，教廷的“传信部”也曾经为合一而努力，但这些努力所取得的成果甚微。希腊教会始终要确保它的独立性和封闭状态。他们也异口同声地拒绝接受额我略／贵格利（Gregorius）教宗修改的历法（所谓的GregorianCalendar，1582年）。个别学者则通过学术著作推动了合一的进程，其中最杰出的人物可能是阿拉奇（Leo Allaci，1669年去世），他来自克欧斯（Chios）岛，长期在罗马当家庭老师，于1661年被聘请为梵蒂冈图书馆的秘书。

其他东方教会的一些努力也没有太大的成果。东叙利亚教会的宗主教和部分叙利亚信徒与罗马教会合一（1551年），但这个事件并没有长期的影响。在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的时代，教廷开始和埃及的信徒（被称科普特人Kopten）进行一些合一谈判。在克雷孟／革利免八世（Clemens VIII）的时代，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宗主教加伯尔（Gabriel）的代表去罗马，在那里宣读了公教的信经并宣布自己服从罗马主教。然而，下任宗主教再次放弃与罗马的关系。宗主教约翰内斯十六世（Ioannes XVI，1676—1718年）也曾经两次计划推动自己的教会与罗马签订合一的条约，但均告失败。

新教的神学家也想获得希腊教会的支持。因此，梅兰希顿于1559年向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约阿撒夫二世（Joasaph II）写了一封信并且加上奥格斯堡信条（Augustana Confessio）。另外，著名的蒂宾根（Tuebingen）希腊学家和历史学家克劳斯（Mlartin Crusius＝Kraus）、神学教授安德瑞埃（Jacob Andreae，参见185.1）、斯图加德的宫廷讲道师欧西安德（Lucas Osiander）和另一些人于1573—1581年间向耶勒米亚二世（Jeremias II）宗主教写了一些信，但毫无结果。后者在回信中（1576年和1579年）尖锐地谴责奥格斯保信条（Confessio Augustana）并且表明，他在成义／称义说、七件圣事、弥撒祭礼、对圣人的尊敬、隐修者的圣愿等等问题上基本上都符合传统的公教（天主教）教导。他说，如果在这些事上提出什么新的改变，那都是亵渎。那位很有抱负的宗主教济利禄／区利罗·路加瑞斯（Cyrillus Lukaris，1620—38年），他是一位来自克里特（Crete）岛的人和公教的严格反对者—他曾经在意大利进行研究并长期在波兰和立陶宛工作—于1629年发表了一个加尔文宗信条（双语的，即希腊语和拉丁语：Homologia，Confessio fidei）。这个“信经”在希腊教会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和反驳。济利禄／区利罗（Cyrillus）有几次被驱逐，最后苏丹判定他为叛国者并命令处死他，而他的尸体被投到海里（1638年）。1638年和1642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主教会议以及1672年在耶路撒冷—由多西特乌斯Dositheus宗主教主持的—召开的会议都谴责了济利禄／区利罗（Cyrillus）的“信经”并再次强调传统的正统信仰。

186.2俄罗斯的国教（关于其开始，参见第2卷，83.4）在整个中世纪都属于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管辖。它的大主教的主教座原来在基辅（Kiova），但从1328年迁到新的首都莫斯科（Moscovia／Moscow）。15世纪的政治发展引发了俄罗斯教会脱离了君士坦丁堡。一方面，土耳其人占领了拜占庭帝国，而在另一方面俄罗斯人自己在长期的解放战争中克服了蒙古人的统治—他们自从约1250年以来都受了蒙古人的管辖。莫斯科的大公伊凡三世（Ivan III）于1472年与最后的希腊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us XI）的侄女佐埃·苏菲（Zoe Sophie）结婚，并且他将拜占庭的两头鹰接画到自己的俄罗斯国旗上。从此以后，俄罗斯人一直持有这样的信念：他们的王国对于拜占庭有特属的权利，因为在拜占庭没落后，俄罗斯是正统信仰的保卫者，而种种教会的权利从君士坦丁堡转向了莫斯科—后来的“亲斯拉夫人”（Slavophilen）说，莫斯科是“第三个罗马”。在号称“恐怖者”的伊凡四世（Ivan IV）的领导下（1533—1584年），俄罗斯人消灭了蒙古人的统治，而俄罗斯获得了全面的主权。从此以后，大公自称“沙皇”（Czar，来自古罗马的恺撒Caesar）。教会也完全属于他的管辖下。不久后，俄罗斯的教会也走向独立。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耶勒米亚二世（Jeremias II）于1589年提升莫斯科的大主教（metropolita）约伯（Hiob）为宗主教（patriarch），而其他的东方宗主教也同意这种做法。这就意味着，俄罗斯的教会成为“自己有元首的”，“独立的”（autokephalos）。当时的莫斯科宗主教管理4位大主教（metropolita）、6位总主教（archiepiscopus）和8位主教（episcopus）。

拉丁语的教会有几次想与俄罗斯教会合一。在波兰—俄罗斯战争期间，教宗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于1581／82年派遣耶稣会会士波塞维诺（Antonio Possevino，参见184.5）到沙皇伊凡四世（Ivan IV）那里当和平谈判员。俄罗斯的统治者虽然承诺将来要与西方教会合一，但他的诺言没有兑现。俄罗斯的部分西部地区后来让给波兰，而其居民大部分与拉丁教会合一，参见《布瑞斯特协议》（Union of Brest，1595／1596年，参见184.3）。此后出现某一个“虚假的Demetrius德梅特瑞乌斯”，据说他是伊凡四世（Ivan IV）的儿子并在波兰接受了公教信仰。在那种“动荡的时期”（1604／1605年）他使一些人怀着希望：俄罗斯将来会接受公教（天主教）信仰。教宗保禄／保罗五世（Paulus V）已经怀着这方面的期待，但这仅仅是一个短期的潮流，因为俄罗斯的圣职人员和民众不愿意和罗马合一。此后，德梅特瑞乌斯（Demetrius）和许多波兰人被杀，而新兴的罗曼诺夫（Romanov）王朝重新肯定了东正教的地位（1613年后）。基辅（Kiova）的大主教（metropolita）摩格拉斯（Peter Mogilas，1647年去世）于1638年编写了一本教义书（书名《正教的信条》Confessio orthodoxa，有拉丁语和希腊语本），其中认定正教（东正教）信仰与公、新教之间的差异。东方其他的宗主教们也批准了这个文献，所以它在希腊—俄罗斯的教会中获得了“信经”般的权威性（symbolisches Anse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