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近代教会史

184、荷兰地区的转变。在波兰、匈牙利和瑞典的宗教动荡

184.1荷兰（尼德兰）的情况是这样的：勃艮第（Burgundy）的公爵“勇敢者”卡尔（Karl der Kuehne）的女儿玛利亚（Maria）成了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皇帝的妻子，这样荷兰于1477年归于哈布斯堡（Habsburg）的势力范围。信仰上的改革在这里也很快受到传播，但在卡尔五世的时候，采取了一些严格的措施控制改革者。相当多的人被判死刑，大部分属于重洗派。在1555年，卡尔五世皇帝将荷兰的统治权交给他的儿子菲利普（Philipp II）—他后来是西班牙的王（1556—1598年）。当时，荷兰的新教（尤其是加尔文主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菲利普是西班牙人并肯定他的王权，他深信他有义务保卫公教和保卫信仰的一致性，但同时他也相信他应该在国度和教会内建立王权的专制统治。而且，他要在欧洲确立西班牙的领导地位。他的朝廷在16世纪下半叶成了公教改革的核心基地之一。法国、意大利和宗座都深受他的影响（参见175，176）。然而，他针对英国（参见183.3）和法国（参见182.2—5）的政策基本上都失败了。在荷兰，他的遭遇也许是最大的挫折。他有一种充满怀疑的封闭性格。荷兰人珍惜自己的特权，但他以中央集权的思想依据干涉这些特权，西班牙人在经济上剥削了荷兰，而没有让当地人获得高的官位—这一切都引起荷兰人的反感。表示不满的人包括（被称为“沉默者”的）威廉·纳骚（William of Nassau-Orange），他是荷兰、西兰（Seeland）和乌德勒支（Utrecht）的执政者；埃格蒙特（Egmont）伯爵，他是佛兰德（Flanders）的执政者以及侯恩（Hoorn）伯爵。除了政治的问题还有宗教上的煽动。尤其引起争论的是教宗保禄／保罗四世（Paulus IV）根据西班牙国王的请求于1559年进行的教区规划（原来有4个教区，其中3个总教区，1559年规定要有18个教区）。很多人也要求取缔卡尔皇帝的“宣令”（Plakate，即他的宗教法令）以及缓和异端裁判所。帕尔玛（Parma）的女公爵马格瑞塔（Margareta）是国王同父异母的姐妹，她在1559年后成为尼德兰的总督，她因民众的不满于1564年开除了她原来的政治顾问格兰维拉（Granvella）枢机—他是一位有才能的政治家和梅克恩（Mecheln）的总主教。但这个举动并没有带来平安，反而引起更多的非议。在1565年12月初，下层贵族在布鲁塞尔（Bruxelles）组织一个同盟，其目标是抵抗异端裁判所和宗教法令。反对他们的人称这个同盟的成员为“乞丐”（Geusen，gueux）。在城民和工人中间也有越来越多反对领导者的人。很多（新教的）宣教士来自日内瓦、法国和德国，他们在荷兰地区的讲演具有煽动性，并导致1566年8月在安特卫普（Antwerp）和其他城市发生的可怕破坏运动，其中毁灭了很多教堂和圣像。荷兰很多地区停止了传统的天主教礼仪。在1566年在安特卫普（Antwerp）举行的会议上，新教的人士组织了尼德兰的加尔文教会（《比利时信条》Confessio Belgica）。然而，新教徒有时候采取的暴力行为和破坏行动使部分的人进行反思，所以政府镇压了这次起义。奥兰治（Orange）的公爵无法接受这种情况，所以他回到德国的家乡纳骚（Nassau）去了。

184.2当时也许还能恢复秩序，但西班牙王菲利普二世（Philipp II）感觉到，人们抵抗他的统治，这就给他作为统治者的自豪感一些刺激。因此，他命令他最好将军阿尔瓦（Alva）公爵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到荷兰。阿尔瓦（Alva）作为国王的代理人，以最严格的手段处理了荷兰的问题。由于这一举动，帕尔玛（Parma）的女公爵马格瑞塔（Margareta）受到打击，因此她于1567年年底委屈地离开政治舞台。阿尔瓦（Alva）指定的“动荡议会”—民众称它为“血腥议会”—判处很多人死刑。那位忠于国王的勇敢将军埃格蒙特（Egmont）和侯恩海军上将（Admiral Hoorn）被审判为“叛徒”并于1568年被斩首。沉重的税务阻碍了贸易和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反对这种恐怖的制度，在很多地方出现了暴动（1572年）。此时，奥兰治（Oranien）的公爵发动独立战争，并公开承认自己对加尔文派是开放的（1573年）。阿尔瓦（Alva）被派回西班牙。在荷兰省和西兰省（Seeland），加尔文派迅速获得统治性的影响，称公教（天主教）为“拜偶像”并被禁止（1574年）。在1576年的“根特和约”（Genter Pazifikation）中，所有的13个（或17个）尼德兰地区的省决定共同抵抗西班牙人。然而，马格瑞塔（Margareta）的儿子法内塞（Alexander Farnese，1578—1592年）利用杰出外交技巧和军事能力为西班牙和为公教（天主教）确保了南部的诸省（即比利时）—在那里的居民多是罗曼人（即Wallones）。因此，1579年的乌得勒支同盟（“Union of Utrecht”）仅仅包括七个北方的省（即荷兰Holland、西兰Seeland、乌得勒支Utrecht、格尔登Geldern、格若宁根Groningen、弗里斯兰Friesland、奥贝尔依塞尔Oberyssel）。这些地区在1581年宣布独立并为自己规定了一个“代表—共和国”制度。共和国政府的领导者是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一直到他被暗杀为止（1584年）。此后，他的儿子摩里茨（Moritz／Maurice）当总督（1585—1625年）并继续领导他们与西班牙的战争，这期间时胜时败。最终，尼德兰共和国取得了自己的独立—它受英国的支持，并且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海商国和殖民地强国。同时，西班牙的光辉在“无敌舰队”（Armada）的灾难后（参见183.3）也开始衰弱。尼德兰于1609年获得了12年的休战条约，1621年又爆发战争，但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尼德兰的独立终极性地被承认。他们的国教是加尔文宗，只有信奉加尔文教的人才能够担任公职。公教徒的人数仍然是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但他们没有权利公开地举行礼仪，只能在家里祈祷。这种情况基本上一直维持到法国革命。因为大部分的司铎被驱逐，圣统制被毁灭，教产被没收，所以公教的牧灵工作也面临很大的问题。尼德兰成了一个传教地区。自从1602年，乌得勒支（Utrecht）有一个宗座代牧，而这些宗座代牧照顾尼德兰的公教徒。与此不同，布拉班特（Brabant）和林堡（Limburg）省于1630年才加入了尼德兰的统治，而这些省的公教徒能够保持与当地的主教们的联系。不久后，一些修会（托钵修会和耶稣会）重新回到尼德兰，但又与教区司铎发生了一些纠纷（参见190.5）。

184.3在波兰（参见170.4）王西格斯蒙德二世（Sigismund II August，1548-1572年）的任期内，新教已经公开地被传播。当时的波兰的乡间贵族很强，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一致性，国王提名的主教和下层圣职人员在教育和道德纪律上也都有一些缺陷，而国王自己也有一段时间倾向于新教—这些因素都为新教的宣传提供有利的环境。在波兰西部地区，在初期主要有路德宗的影响。在1557年以后，路德宗在那些地区甚至获得完全的自由，但从1550年后，加尔文派也获得了很多波兰拥护者。尤其一位具有人文主义修养的波兰贵族拉斯克（Jan Laski）在1557—1560年间传播了加尔文主义。另外，由于施马尔卡登（Schmalkaldic）战争从波希米亚被驱逐的所谓的“波希米亚弟兄”（参见180.3）也来到波兰。这三个反对公教（天主教）的宗派于1570年在森多米尔（Sendomir）签订了一个共同的“圣餐契约”（Consensus Sendomirensis）。当雅格伦（Jagellones）王朝于1572年消亡时，波兰人选择一个新王，而新教人士此时（1573年）在华沙（Warsaw）要求这样的权利：贵族人士为自己和自己的臣民能够决定信仰（所谓的Pax dissidentium或Confederation of Warsaw）。不久后，在波兰也传播了反对三一论的索西尼派（Sociniani，参见185．4），这就加深了新教各派之间的分裂。

同时，公教的改革运动也已经开始。其中的主要推动者是宗座的大使郭门多尼（Commendone，1563-1565年）以及他的朋友艾尔姆兰德（Ermland）的主教（1551年后）霍修斯（Stanislaus Hosius，1579年去世）枢机。他于1565年在布蒙恩斯贝格（Braunsberg）创办了一所耶稣会学院（称Lyzeum Hosianum），而在它旁边又创办了（从1578—1798年）一所宗座的修道院，这个修道院为东北地区培养圣职人员。在其他的地方也开始有耶稣会的学院，比如在普尔图斯克（Pultusk）、雅罗斯拉夫（Jaroslaw）、维尔纳（Wilna）、波斯南（Poznan）、克拉考（Cracow）、冷贝格（Lemberg）等等。这样，波兰人也能够逐渐培养比较能干的圣职人员，能照顾贵族子女的教育，并且提高一般民众的宗教生活。在国王西格斯蒙德三世（Sigismund III Wasa，1587—1632年）的统治下—他同时也是瑞典的王（参见下）—公教的改革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其中最关键的人物之一是国王的宫廷讲道师，耶稣会会士斯卡格（Peter Skarga，1612年去世）。很多原来放弃了教会的贵族人士重新肯定他们的公教身份。国王拉迪斯劳斯四世（Wladislaus IV，1632—1648年）在多恩（Thorn）举行了一次“宗教谈论会”（1645年），想借此再次恢复与那些离开教会的人的关系，但没有效果。那些“反三一派”（Sociniani）的人于1658年被从波兰驱逐出境。在18世纪的波兰国王是一些来自撒克森的人，即奥古斯都二世（August II，1697—1733年）和奥古斯都三世（August III，1733—1763年），他们个人没有宗教倾向。在他们的统治下，那些异议分子被剥夺部分的权利，但这引起普鲁士、俄罗斯和其他国度的干涉。这方面的争论一直到波兰国度的灭亡（1772／1795年）才结束。

因为在波兰的耶稣会会士进行改革和宣教活动，人们也开始注意与分裂的俄罗斯教会的合一以及与鲁塞尼亚（Ruthenia，今天的乌克兰西部地区）的俄罗斯信徒的合一，因为当时波兰统治鲁塞尼亚。在1595年Litauisch-Brest（＝Brest Litowsk布瑞斯特）的主教会议上，鲁塞尼亚（Ruthenia）的主教们在基辅（Kiovia）的大主教的领导下决定，将要根据1439年的佛罗伦萨的协议（Decretum Florentinum，参见第2卷，144.1）与拉丁教会合一。教宗克雷孟／革利免八世（Clemens VIII）批准和肯定他们愿望，所以两个教会的合一在布瑞斯特（Brest）的主教会议上被正式宣布（1596年10月）。鲁塞尼亚（Ruthenia）地区的教会被允许继续使用他们的礼仪，而他们的司铎也可以继续结婚成家。然而，一些人反对这种合一，而俄罗斯教会感到嫉妒。那些主张分裂的人甚至于1623年在维特斯克（Witebsk）暗杀了合一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即波罗斯（Polozk）的总主教孔泽维茨（Josaphat Kuncevic）。

184.4在皇帝鲁道夫二世（Rudolf II，1576—1612年）的时代，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地区（Siebenbuergen）在耶稣会的协助下经过了一个公教复兴运动。因为罗马尼亚地区的贵族人士组织一个起义，政府需要在1606年的《维也纳和约》中为该地区的路德宗和加尔文宗信徒保证宗教信仰的自由，而在1645年的《林茨和约》（LinzerFriede）中也给匈牙利的新教徒同样的自由权利。格兰（Gran）的总主教和匈牙利的首席主教帕斯马尼（Peter Pazmany）枢机（1616—1637年）在恢复公教方面获得了比较大的成就。他自己来自加尔文宗的家族，受了良好的教育，也是一个杰出的讲演家，所以他能够将50多个贵族家庭再次领回到天主教。他慷慨地支持高等教育。匈牙利国会中多数的代表再次成为公教徒。在皇帝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1658—1705年）的时代，哈布斯堡的军队能够幸运地抵抗土耳其人（1683—1699年的战争），这样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被解放并且更亲密地与哈布斯堡（Habsburg）帝国有关系，那时有一部分罗马尼亚的新教徒和希腊—东正教徒进入天主教。

184.5通过古斯塔夫斯·瓦撒（Gustavus I Wasa，1523—1560年），瑞典成为一个新教国度（参见170.2）。这个国王有两个儿子，第一个是埃里克十四世（EricXIV，1560—1568年），他愿意在瑞典实行加尔文宗，但他是一个暴君，有时候精神不正常，所以于1568年被迫下台入狱。国会和路德宗的主教们后来（1577年）决定要在监狱中毒死他。他的弟兄约翰三世（Johann III，1568—1592年）与波兰的加大里纳·雅格罗尼卡（Catharina Jagellonica，她是信仰天主教的公主）结婚。主要是出于政治性考虑，这位国王想再次与传统的信仰达成合一，所以他与额我略／贵格利十三世（Gregorius XIII）进行谈判。教宗派遣几个耶稣会会士到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其中有很有学问、非常圆通的波塞维诺（Antonio Possevino，参见178．1a）。当时，他们在瑞典实行一种接近公教的礼仪（所谓的“红书卷”），而国王私下也加入公教会（1578年5月）。然而，国王要求保持司铎的婚姻、平信徒接受圣血以及弥撒部分用本地语言，而罗马教廷没有允许进行这些改革。另外，由于约翰三世（Johann III）的政治盼望并没有实现，所以他的宗教热忱逐渐消失。他大概仅仅追求一种比较自由的“让步公教信仰”（freisinniger Kompromisskatholizismus），比较像卡桑德尔（Cassander，参见180.1）的主张。他的儿子是西格斯蒙德三世（Sigismund III，1592—1604年），他已经是波兰王（参见上文184.3），而且他是一个坚决肯定公教会的统治者。然而，根据乌普撒拉（Upsala）的教会会议的要求，他在加冕礼之前（1593年）必须承诺他将来不会影响瑞典国内“奥格斯堡信条”的拥护者。这位国王保护瑞典的公教徒，并规定一些地方可以再次举行公教礼仪，此后他回到波兰去了。他的叔叔卡尔，即索德曼兰德（Soedermanland）的公爵，被指定为执政者，但他是一位新教徒，所以他利用这个机会来完全镇压公教会并驱逐天主教的圣职人员（1595年）。西格斯蒙德（Sigismund）在斯坦格布罗（Stangebro）的交战中被溃败（1598年）并被弹劾（1599年），他的拥护者遭受残酷的镇压，而他的叔叔以卡尔九世（Karl IX）的名字登上王座（1604—1611年）。这样，瑞典的公教复兴运动结束了，路德宗的严格国教制度再一次被巩固。在卡尔的儿子古斯塔夫斯·阿多夫（Gustavus II Adolf，1611—1632年）的领导下，瑞典进一步成为北欧新教最重要的强国—古斯塔夫斯（Gustavus）在三十年战争中成为德国新教的“救星”。当时，公教的司铎不能来瑞典，违反者将被判死刑。和丹麦一样，如果一个瑞典人加入公教，他的惩罚是驱逐出境和失去继承权。当时唯一的有公教礼仪的地方是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的公教国度的大使馆中，而瑞典人被禁止参与。古斯塔夫斯·阿多夫（Gustavus Adolf）的女儿克瑞斯提纳（Christina）后来加入了天主教（在1654／1655年），但这个事件对瑞典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在皈依之前，这个公主已经放弃了她的王权（参见1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