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讲道与讲道的人
第七章:会众
我们仍旧是在综观这幅图画:一人站在讲台上向一群人讲道。我们已经大致谈过了传道人和他的呼召、以及他要做的。对我而言,探讨那些坐在座位上听他讲道的人,也是同等重要。归根结底,他在向他们讲道,他不是仅仅站在那里说出自己的某些想法和主意,也不是发布一些关于圣经教学的理论与学术论文。他在那里的主要目的,是要向那些前来听他讲话的人讲道。这也就引起了一个问题,即座位与讲台、听众与讲道者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在今日以一种新的方式变得十分突出。昔日人们对于此关系的传统观念,似乎已渐行渐远。在此处,我非常严肃认真地将它提出来发问,而这显然和我们的前一主题,也就是传道人的训练有关。很显然,座位与讲台的关系,必然影响到传道人的训练,这一点目前正变得越来越突出。
显而易见,在这个问题上,新的因素是今日人们极度重视座位上的听众。我们得承认,过去的讲台太过独立于座位,因为座位上的听众敬重讲道的人,近乎偶像崇拜。你也许还记得,在爱丁堡的某个著名教堂,有一位伟大博学的教授讲了一堂道之后,一位可怜的女人离开聚会的时候,有人在路上问她喜不喜欢那堂讲道,她说喜欢。于是那人就又问她,「你能听得懂吗?」她答道,「像他那么伟大的人,我可不敢奢望能听懂!」过去这种态度很常见,但是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境地,那就是,座位上的人在主张自己的权利,多多少少试图支配讲台。
听众决定讲台?
这有多方面的表现,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例如,有一位作者说,「这个时代所急需的,不是好的讲道,而是好的聆听。」这是对座位上的听众发难。所以,他觉得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好好聆听,而不是好好讲道。不过,无论发难的方式如何,其重点都在我们所面对的现代人、现代的形势上面。在欧洲日渐受欢迎的、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Amsterdam)的荷兰神学家奎特特(Kuitert)说过这么一段话:「基督徒想要在此时此地找到通向神的道路,过去的东西并不能真正地帮助他们。」这是他对传统神学和传统讲道方式的发难。他还说,「许多基督徒相信,信仰与工作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他们却依然无法了解,如何将此统一性应用到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上。」这是他所看重的。他又说道,「我们要了解此时此地迫在眉睫的问题,正是在此处,而非别处,真理需要得到传扬。」请注意,他不断地强调「当前」、「如今的形势」、「现代人」。布特曼(Bultmann)也同样强调这一点,他对福音进行去神话化的基本理由在于,你不能指望拥有科学背景和视野的现代人去相信福音——他说这是他急于表达的信息——只要有神迹的成份在其中,福音就难以让人接受。你看,换句话说,什么是现代人能「接受」的,这成了决定性因素。那些关于「人类已经长大成人」的谈论,以及其他用滥了「现代」一词的论调,也都是同样的情况。
我们要来看看这种态度各样的表现形式。首先,其中一种就表现在对待我们所称的「普通人」。人们说,现今的普通人已无法思索和理解推理性的陈述,他们是如此习惯于报纸、电视与电影所产生的那种见解和思路,以致不再能跟得上推理性与辩证性的陈述。所以我们应当给他们电影和胶片,请电影明星向他们讲话,让流行歌手给他们唱歌,要有「短讲」和见证,略有福音成分就够了。「制造气氛」才是重头戏,可以在结束的时候略微讲讲福音。
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说,这些人无法理解圣经用语,称义、成圣、得荣耀这类词语对他们毫无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后基督教」时代,讲道的最大障碍就是人们听不懂我们的用语。这些字眼对他们来说太过时了,一点儿也不摩登,跟不上时代。结果,就是现今人们热衷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新翻译圣经,也不再称呼神为Thee和Thou,而是you。大家都说这很重要,现代人一听到Thee和Thou,就根本不愿去听福音,更不用说相信福音了。所以,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用语。人们就从重译圣经着手,从我们的祷告里面着手,进而推广到我们讲道的方式上、以及所有的宗教活动中。这就是这种座椅决定讲台的现代观点,表现在如何对待普通人上面。
然后,来到知识分子,人们说他们的眼界是科学性的,他们接受进化论以及全套的科学观,使得三维空间难以令人接受等等,因此,我们必须向他们讲清楚,圣经仅仅处理救恩的事情以及宗教的经历和生活。如果我们没有讲清楚——圣经与科学家们研究的自然是互补的,两者是不同形式的启示,但具有相同的权威——那我们就会惹恼现代的知识分子,他也就不会去听福音。因此,我们不要再去传讲世界和人类的起源、人的堕落、人类历史上的神迹、以及神超然的干预,我们必须局限于宗教的信息。当然,这些毫无新意,立敕尔(Ritschl)在一百年前就已经全都说过了。可是,现在这些换了个包装又跑回来了。
人们愈发强调的另一点则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的知识分子很高端,他们的思维方式是根据现代文学、现代艺术、现代服装与现代小说等等,除非我们能用他们所熟悉的这些风格向他们讲话,我们根本不能对他们产生任何影响。我们必须了解这些牵引着他们的思想。数月之前,英国的一期宗教期刊刊登了一篇书评,很适合用于说明这种态度。那位作者在书评的结尾说到,他相信,假如所有的传道人都读这本书,讲道就有了全新的希望,因为这本书会使传道人认识到,周六晚上这段时间的最佳使用方式,是观看「周六夜剧场」这个电视节目。观看「周六夜剧场」可以让他们知道并明白现代人的心理、观点和他们的习惯用语,因而帮助他们更加胜任周日的讲道!所以,传道人用这种办法来预备主日的讲道——不再是祷告默想,而是观看「周六夜剧场」,认识人的「现代思维」。
这种思想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是强调:现代老练的人尤其厌恶教义的主张,无法忍受古老的讲台教义宣讲。他们很有学问,你无法高高在上对他们说话,他们跟讲台上的那个人是平等的,也许他们还更高一等。他们相信,应该谨慎、理性以及科学地审查一切事物,摆出各种可能的不同观点。实际上,我读到一本某福音派学生组织旗下的杂志,最近他们呼吁现今讲台当做的,是诵读一些新译本圣经的经文,稍加评论,然后邀请大家提问并且讨论。如此,你的礼拜是「智能型的」,而不是只有一个人站在讲台上,定下一些不可更改的律法,然后告知其他人关于这律法的一切事。座位上的人们的参与不可或缺,所以,讲台上的人只是在那里照着这些不同的译本慢条斯理地诵读圣经,然后开始讨论。意见交换、质问和对话,就是这一天的程序!
于是,在实际操作时,在牧师的训练这个问题上,这种新的态度是这样表现出来的:有人说,除非牧师本人有过一些工厂工作的经验,否则他就不适合向工人群体讲道。有人一本正经地提出,所有的传道人在完成学校训练之后,都应该到工厂工作,比方说工作六个月,以便他们可以理解工厂工人看事物的角度和想法。他们必须懂得工人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他一定要有亲身体会,否则无法向工人讲道。
相同的问题,相同的信息
我已经大致谈了这个观点及其常见的表现形式,我们对此如何回应呢?座位应该控制讲台到什么程度?我坚持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这些新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有下列理由。我把我的解答分成两类,一般性的和有针对性的。首先,从一般性的层面来说,该观点在事实上和经历上都有错误,对现状的心理学分析完全不正确。
让我详述这一点。我对此事没齿难忘——我在此重提此事,因其有助于解释清楚——我忘不了二十七年前的一个主日早上,我在牛津大学的学院教堂讲道。我在那里的讲道与我在其他地方的讲道没有两样。礼拜一结束,我还没来得及走下讲台,校长的太太就冲过来说,「你知道吗,今天是我在这个教堂所见过的最好的事情。」我说,「你是什么意思?」她回答说,「嗯,你知道吗,我所听过的讲道者里」面,你是第一个把我们当作罪人来讲道的!」她接着说,「因为这是牛津大学的教堂,所以来这讲道的传道人都会想当然地去费尽心思准备学识丰富、理性十足的讲道,脑中把我们都当成大学问家。开场的时候,这些可怜的人们大多都会表示自己没有太多的学问。但是,很显然,他们都绞尽脑汁想要尽力展示他们的学识和教养。结果是,我们离开的时候感觉一无所获、无动于衷。我们听到的尽是些论文,我们的灵魂仍旧枯干。他们似乎不明白,我们虽然身在牛津,但仍然是罪人。」这话出自一位高智商的女性,大学校长的太太。
我想起一位传道人,他很善良,在一个工人阶级地区的教会服事得十分出色。后来他被召去城郊的另一处教会。我记得,过了一阵子,他到了我所属的长老会,我注意到,他看上去非常疲惫紧张。一天,我们谈天时,我跟他说了我的这种感觉,他承认自己非常紧张疲倦。我说,「嗯,怎么回事?你是有经验的,你在那间教会服事了那么些年,干得很成功啊!」他说道,「哦,你看,我现在拥有一群完全不一样的会众,我得要向生活在郊区的人讲道。」他们中间有些是高薪白领,有些是成功商人,所以搬离市区,到了城郊居住。因此,这位可怜的传道人想要为那些他所评估的人们讲出很好的、知识性的讲道。事实上我知道,他教会的人抱怨说他的讲道非常枯燥,并非他们想要的。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个可怜的人,最终因着他这种对于讲道的错误态度,害死了自己。他的身体垮了,随后英年早逝。他讲的根本不是人们想要的,不是他们需要的,也不是他们所期盼的。
浅显但不肤浅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一般的人不能听讲道,尤其是听不了冗长的讲道的这个问题。一年前我生病了,那时我收到了不少信件。其中有一封让我如获至宝。我想说,根据现代的标准,我的讲道理念完全错了。我常常一讲就长达四十五分钟左右,而且肯定没有把时间花在讲故事上。然而,我所宝贝的这封信来自一位十二岁的小女孩,是她代表她自己和她兄弟写的,她的父母并不知道。信中说道,他们为我的康复祷告,希望我可以很快回到讲台。她接着说了她这样做的理由,让我眉开眼笑。她说,「你是唯一一位讲道能让我们听得懂的传道人。」按照现代的思想与理论,我并不是一个好应付的讲道者,作老师也惹人厌烦——我的讲道里有太多的推理与论证。我听说,有些人从来不带新信主的朋友来听我讲道,也不推荐那些似乎快要信的人来听。他们说,我的讲道对这些人来说太艰深了,他们一时会难以接受,等等。以后也许可以,但目前还不行。但是这里有位小朋友说,「你是唯一一位讲道能让我们听得懂的传道人。」我确信她所言不虚!
在此,我还要再强化一下这一点。我有过多次如下的经历:有些人信了主,一直来教会,在这里成长,后来他们来见我,告诉我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他们常常说的是,「一开始来教会的时候,我们确实不太听得懂你在讲什么。」我就会问,那为什么他们还来呢?一次又一次,我得到的答覆都是,「整个的气氛中有什么吸引着我们,让人觉得这是对的。这促使我们再次到来,渐渐地,我们发觉自己不知不觉地吸收了真理。渐渐地,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些都很有道理。」他们并不像其他人那样从讲道中得着很多,但他们多少有些收获,这些收获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他们继续不断地在理解上长进,直到现在他们能够完全享受整堂礼拜,享受全部的信息。这种事很常见,各阶层的人似乎都能够在圣灵的作用下提取他们所需要的、对他们有益的。这就是你能够向一群背景不同的会众讲道的原因。他们虽然处在不同的智力水平,拥有不同的理解力、知识和文化,但他们全都可以从讲道中得益。
更进一步,这个现代思潮完全被数世纪以来的传统推翻。我们不是第一批、也不是唯一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把自己说得好像是这样一样,又或者显得我们是特别与众不同的族类。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这些不同类型的人早已存在。如下是路德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一个传道人需要有能力去简单直接地、朴实地教导没有文化的人,因为教导比劝勉更加重要。」然后他继续说道,「我讲道的时候既不关注医生也不关注法官,他们在会众里有四十多人。我全部的注意力都在仆人、女佣和孩子们身上。如果有学问的人听了觉得不满意,那么,门开着。」这是非常正确的态度。有些「医生和法官」也许感觉讲台上的传道人没有足够重视他们。但是,智慧的传道人会关注仆人、女佣和孩子们。如果哪位学问渊博的人觉得他一无所获,那么他就是在定自己的罪,罪名在于他不属灵,无法接受属灵的真理。他是如此「自高自大」,被知识冲昏了头脑,忘记了他也有心灵与灵魂。他定自己的罪,假如他走掉了,那么他就是失败者。当然,我在此假定这位传道人的确是在传讲神的话语。
让我用一件亲身经历来加强这一点。奇怪的是,这仍然发生在牛津大学。一九四一年,我受邀在一次大学宣教聚会中讲道,我被分在星期天晚上讲道,那是第一堂聚会,地点在圣玛丽教堂,著名的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Newman)一也就是之后的红衣主教纽曼——还在英格兰教会的时候曾经在此讲过道。当然,会众主要都是学生,我对他们的讲道,与我在其他地方的讲道没有两样。主办方安排并宣布说,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聚会结束后退到教堂后面的一个房间去。届时,牧师和我都到了那里,原以为不会有多少人,但是那里却人满为患。牧师就坐,问他们有没有问题。马上,就有一位坐在前排的年轻人站了起来。我后来发现他学的是法律,是牛津大学联合辩论社团的主要成员之一,这个社团是未来的政治家、法官、律师和主教学习公共演讲和辩论的地方。他的衣着和姿态表明了他的身分。他站起来,说他有一个问题。他提问的时候,身上具有一位辩手的优雅和精致的特征。他说了一些恭维讲员的话,他十分欣赏这篇讲道,但是这篇讲道给他的心里带来一个很大的疑难与困惑。他非常满意这堂道,他也承认讲章准备得上佳,道也讲得很棒,但他真的不由得觉得,如果这篇道讲给农场工人或是其他人听,也许无法发挥出相同的效果。问完他马上就坐下了,全场哄堂大笑。主席转身等我回答。我站起来,给出了对此类态度非有不可的回覆。我说,我对这个问题十分感兴趣,但是实在搞不懂提问者的难处在哪里。因为,我坦承,虽然我的看法可能有些另类,但一直以来,我都把牛津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当成是与其他人一样的、普通的,出于尘土的人,可悲的罪人。我认为,他们的需要和那些农民或是其他任何人的需要都是一样的。我特别留意,让自己此次的讲道跟我之前的讲道没有任何不同!我的回答再次使全场发出欢呼与笑声。当然,重点是他们欣赏我的话,此后我讲道的时候他们都更加留心去听。实际上,就是因为此事,我才收到邀请,要我去牛津的社团,与著名的乔德博士进行一场辩论,就是我之前的讲座中提及的。认为特定的群体需要不同的福音,这真是错到极致了。这完全违背了圣经一清二楚的教导,也完全与我们从怀特腓德、司布真等杰出传道人的传记,或是慕迪等布道家的故事中所读到的相违背。他们从未有过这种错误的区分,他们的事工给各类的人,知识分子、社会人士等等都蒙福。
圣经译本的问题?
第三点,这个现代的思潮基于错误的思路。在我看来,这是最重要的。它假定,现代人的疑难与困惑,那些阻止他们相信福音的事情,几乎完全是语言和词汇的问题,如今被夸大为「沟通的问题」!这就是这个思潮背后的原因。
再次申明,我完全赞同我们应尽可能地去追求上佳的翻译。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不能作蒙昧主义者。让我们去拥有翻译学家们所能给我们的最好的译本。但是,现今的想法并非以此为出发点。他们说,如果你要跟现代人「沟通」福音的话,你得称呼神you,而不是Thee或Thou。这个思潮的基本假设是说,人们不相信神、不祷告、不接受福音的理由,是因为英王《钦定本》(或中文的《和合本》)圣经的古老语言。如果语言对了,整个情况将会有所改变,现代人就能够接受这些东西了。对于这一切,我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人们一直以来都觉得这些用语很奇怪。这群人给理由说,后基督教时代的人听不懂称义、成圣、得荣耀这些词汇的意思,我们可以反过来问他们:人们何时听懂过呢?不信的人何曾听明白过这些话呢?答案是:他们从来都听不懂!这些词是福音专有的。这正是我们传道人的责任,表现出我们的福音是非同一般的,我们所讲的是不同凡响的。我们必须强调,我们所讲的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应该引导人们去期待这点,我们也要坚守住这点。我们的责任,是要教导人们明白这些词汇的含义。不是他们来决定讲道的内容以及讲道的方式,是我们拥有神的启示、神的信息,我们要去让人明白。这就是改教者们的工作原则,也是他们推出了他们自己的全新译本的原因,正如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想要让这个信息「为人所知」。看不懂拉丁文,和看不懂称义等类的救恩用语,完全是两码事。我们总是应该用人们的母语来翻译圣经和讲道,但这不能解决对救恩的特殊用语的理解的问题。这正是讲道的特殊任务。我们不该期望人们能够理解这些词汇,讲道的整个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对这些词汇有所认识。「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林前二14)。我们得留意一下博雷(J.H.S.Burleigh)教授在克劳尔讲座(Croall Lectures)中论及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哲学、以及特别是其《上帝之城》(City of God)时所说的话。他引用奥古斯丁之言:
「如果摩西还活着,我会抓住他,问他,恳求他指示我这些事情。我会全神贯注地倾听从他嘴巴里发出的声音。但是假如他用希伯来语讲,他的话对我的听觉发挥不了任何作用。这些话也绝不会进入我的心里。即使他讲拉丁语,他的话能让我理解吗?」
博雷教授接着说:
在《论教师》(De Magistro)里,圣奥古斯丁分析了真理从一个人的头脑传递到另一人头脑里的过程。除了宣讲和聆听这一物理过程,还必须有一个属灵的过程发挥作用。话语,不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是理解真理所不可或缺的机械辅助,但却并非理解真理的根据。话语是表明真理的记号,话语向人心里的耳朵说话的时候,只有因着头脑内部的教师认同基督——祂就是真理本身——我们才能领会真理。
很多人在理论上同意这个观点,可是在行动上往往忘得一干二净。
提防不是障碍的障碍
再来看看另一种错误的论调,他们说,在能够真正开展讲道之前,我们必须搞清楚听众的具体背景,因而,为了有效地向工厂工人讲道,传道人应该到工厂去工作六个月。对我来说,这个看法在众多论调里面是最可怕、最愚蠢的。因为,如果这个论调是对的,如果这被当成合乎逻辑的结论,那么传道人的训练过程永远没有尽头。原因是,假如你要向酒鬼讲道,你得到酒吧和夜总会呆六个月,以此类推,你要去各种各样的行业和部门实习,每一个地方你都要呆上六个月,只有到那个时候你才准备好向他们讲道了。我觉得这个想法实在荒唐,因为根据这一论证与假设,你根本无法向背景不一的会众讲道。你为一群非知识分子的会众要准备一堂礼拜,然后接下来你要为一群知识分子准备一堂礼拜,也许你还需要为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再准备一堂。然后,也许还应该针对不同的年龄层准备不同的礼拜,然后,为工厂工人、白领人士也要准备不同的,以此类推下去,没完没了。这样下去,你得把你的会众作出细致的划分,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公共的、大家一起的崇拜和讲道时间。你也得如此划分你自己的时间,工作无穷无尽。无论哪种情况,这都破坏了新约圣经关于合一的基本原则:「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我再加上,不分知识分子或非知识分子,工厂工人、白领人士或其他人等。我们都在罪恶、失败、绝望当中,都需要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并祂的救恩。
让我这么说吧。我成年以后的第一个职业是医生,我总是对医生和传道人两者工作之间的不同兴趣盎然。当然,两者之间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两者之间有如下的本质区别:医生如何对待病人?一开始他要叫病人诉说他的症状和烦恼、他的疼痛与痛苦,在哪个部位,疼了多久了,怎么开始的,有什么变化,等等,所有这些都要交待得很详细。医生仔细记录病情,询问病人自童年以来的过往病史。然后他要看家族病史,这对某些特定的病情有极大的参考作用。有些疾病有遗传性和家族性,或者有家族性疾病的倾向,因此,家族病史十分重要。确定了这些事情之后,他开始给病人做身体检查。若没有对病人这样详细、具体、专门的了解,医生没法看病。我想说,正是在这一点上,医生的工作和传道人的工作截然不同。传道人无需知道会众的这些个人私事。顺带说一句,这一点也与另外一件事有关联,就是在布道会上作见证。有些人十分重视作见证,他们觉得一个人听了另一个人的故事,这人曾经和听的人有一样的软弱与罪孽,却如何「接受基督」得蒙拯救,于是听的人会从中得到帮助。这里还是同样的道理,区别在于:传道人无需了解这些细节。为何?因为他知道所有在他面前的人都患了同一种病,就是罪,绝无例外。每个人的症状可能大不一样,然而传道人的任务不是治标,而是治本。因此,传道人无需过分关注罪的具体形式。
传道人于聚会之后在他的办公室与人谈话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有人进来跟你交谈,你会发现几乎毫无例外,他们都想谈自己的某一种罪。其中一些人好像觉得,如果他们能摆脱这个问题,那么一切就都会好起来。这时,传道人需要担当起纠正他们的责任,应该向他们表明,即便他们摆脱了某一种罪,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需要救恩。而且,拯救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摆脱某一个特别的问题,而是摆正「全人」与神的关系。
所以,传道人无需了解这些具体的特殊细节,因为他知道,人都有这个普遍的、共同的需要。讲道的一个很重要的部份,就是要把所有的人都归入这个共同的特征当中。传道人要告诉那些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他的需要非常大,跟税吏一样大,甚至还更大。他要告诉那些夸耀自己的知识和见识的大知识分子,他犯了知识上的骄傲的罪,那是所有的罪当中最坏的一种,比其他许多肉体的罪都要严重。他要揭露出这个人的骄傲:他信靠自己,信靠他的学识与知识。这个人来听讲道的时候,比较多是作为一位检察官、一位法官,而不是一个罪人。听信息能使他谦卑下来,要使他认罪,他必须意识到自己有很大的需要。因此,传道人并不需要进入社会的每一部份、每一阶层和每一区域,他知道工厂工人的需要,他知道白领人士的问题,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毫无区别。有人因为喝啤酒喝醉了,有人因为喝红酒喝醉了,但关键是他们都喝醉了;有人穿着破衣烂衫犯罪,有人穿着晚礼服犯罪,但重点是他们都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
这种现代的看法基于完全错误的思路。事实上,最终是由于其糟糕的神学。他们没有能够认识到罪的真实本质,意识不到问题在于罪,而非罪行。他们这样特别针对罪的特殊形式与表现的,是不当的,也非常浪费时间。数世纪以来的教会历史及其讲道,都证实了这一点。福音的宣讲,经由圣灵具体应用在个人的特殊事例上。要让男男女女都看到他们共同的基本需要,是同一位圣灵使他们信主和重生,使他们融入教会。倘若有人觉得他们不能,也不会融合在一起,那么他们就没有重生。就是如此。如果有人因为自己的高学问而觉得受到了忽视,这就表现出他们缺乏基本的谦卑之心,他们本当谦卑下来。教会的荣耀,就在于她包含了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人,并且因为他们都具有相同的生命,他们就能够聚集在一起,聆听同一堂讲道。
处境化有何地位?
这就是对此事的一般性考量。不过我可以想象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那哥林多前书九章19至23节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保罗说到他自己的事奉:
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这段经文的确与此问题十分有关联。表面上看过去,这段经文好像能佐证许多现代的看法,认为座位应该控制讲台。表面上,使徒似乎在说,他的所作所为受到听他讲道的人的牵制。
我们对此如何解释呢?毫无疑问,使徒在此处针对的,主要是他自己一般的举止与行为,而不是指实际的讲道。但是,我同时相信,他也在针对传讲真理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对此必能给出一些定论。这位使徒中的使徒——其他的使徒也是一样——的意思,显然并不是说他信息的内容要因人而异,他在此只是指传讲的形式。但是,若说到传讲的形式——这是我们此时所关注的——此处有什么样的教导呢?很显然,此处清楚地教导了,作为传道人,我们要灵活:我们不能作传统主义者,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能墨守成规。我们很多人都有变成传统主义者和墨守成规者的潜在危险。有些人似乎喜欢使用古老的词语,如果你不用的话,他们就怀疑你是不是真的在讲福音。他们成了这些词语的奴隶。比方说,我注意到有些年轻人最近开始关注清教徒,于是他们开始以十七世纪的人的方式来讲话和写作。这真是十分可笑。他们使用那个时候的日常用语,他们甚至模仿清教徒特色的装扮和仪表,然而那早已不是今日的基督徒的特色,他们热衷于某些特殊癖好。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不应该关注宗教上那些应景的、暂时的和流逝的局面,我们应该注意永恒性的原则和事情。这就是使徒所说的,他极力抗争这许多事。在哥林多前书前一章里,他一直在处理祭偶像的事情,他在罗马书十四章也谈到了这件事。人们墨守着信主之前的传统,因这些事情带来了很大麻烦。犹太人基督徒和一些外邦人基督徒,对于吃祭偶像的食物以及其他一些事发生了纠纷。使徒一再说的是,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对非原则性的事情必须有弹性。他如此说,是因为他关心那些「较软弱的弟兄」。你不能无视这一位弟兄脆弱的良心,你要帮助他,甚至为了不冒犯你的弟兄,有些本来可做的事情,你都宁可不去做。他说,「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等等。他所说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你绝不能容忍偏见进入到人们和你的信息之间,不要让你个人的小癖好辖制了你。你应该尽力帮助那些听你讲道的人去认识真理。因此,当你向外邦人讲道的时候,不要坚持某些犹太人基督徒所坚持的东西,因为他们的坚持是错的。你记得,保罗在安提阿也为着此类事情「当面抵挡彼得」。彼得在这一切事情上也犯糊涂了,保罗不得不当众纠正他。他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对此有所描述,他在那里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也是如此。
让我用现代词汇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总应该顺应当代,我们的目标是要针对在我们面前听道的活生生的人。我走上讲台讲道的时候,心里绝不能总想着那些完美传道人的图画,比如说三百年前的清教徒,或者一百年前的传道人,然后表现得好像跟他们处于同一境况。如此做会招损。这不尊重现代的会众,会使他们听起道来更费劲。无论如何,这都并非信息中必不可少的部份。我可以向以前的传道人学习,也应该向他们学习,但我不能一味在各方面模仿他们。我得益于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及阐述,但是他们的讲道中那些仅仅应景的事情——暂时的,仅仅出于那个时代的习俗与风尚的——我不会坚持它们,不会把它们当成像真理本身一样重要。那不是「坚持真理」,那是传统主义。这不仅适用于讲道的方式,还适用于礼拜的形式、穿着以及其他各方面。
灵活的限度
使徒的说法无疑是指,在传讲信息的实际方式上我们应该保持灵活。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即使这个原则也有一定的限度。我们的确不该陈腐和墨守成规,但对此也要有限度,其中一点就是「不能根据结果来将过程合法化」。我们今天很常见到一种论调,「但是这么作的结果是有人信了主呀。」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虚伪狡诈的论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反对这种做法。
其次,我们的方法必须始终与我们的信息保持一致与和谐,而非相互矛盾。这又是当今十分重要的一点。有些人很真诚,十分诚恳,动机无疑也是好的,想要使人得救,但是他们误入歧路。他们渴望与人接触,渴望让人们更加容易相信福音信息,于是就做了我认为是与福音信息相违背的事。方法一旦与信息相矛盾,事情就糟糕了。我们的确要有弹性,但不能到与你所传的信息相抵触的地步。
这点不仅是圣经的原则决定的,并且在实际操作中也被证实。那些热衷于现代方法的人们常常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对人心理的认识少得可怜,他们压根不懂人的本性。事实上,世界上的人都期待我们基督徒是一群不一样的人,现在他们反倒认为赢得全世界的方式是表现得跟世界一样,毫无区别,或者仅有一小点区别。这无论在神学上,还是心理学上,都是根本错误的。
让我用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解释一下我是什么意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英格兰有一位著名的牧师,人称「忍冬威利」(Woodbine Willie)。他为什么被人称作「忍冬威利」呢?原来是因为他在军队中做过军牧,而且干得十分成功,他的成功之处在于——许多人都同意他的做法——他和战士们共处在一个战壕中,做他们所做的事。他和他们一起抽烟,尤其抽他们那种廉价的牌子「野忍冬」(WildWoodbine),俗称「忍冬树」。在一九一四年之前,一个便士可以买五包这样的香烟。军官们是不抽的这种牌子的香烟的,普通士兵们才抽。因此这位名为斯塔德一甘乃迪(Studdert——Kennedy)的人,为了安抚人心,辅助他的军牧工作,他也抽「忍冬树」香烟,也因此得名「忍冬威利」。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大多数人出口就是脏话,所以他也照办。不是说他愿意说脏话,而是他认为如果你想赢得人心,你就必须要用他们的语言,一定要处处都跟他们一样。这一切都让他成了一个受欢迎的人,这点毫无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曾到处游历,教导并敦促传道人如此行,许多人试图并开始这样做了。然而历史的结论表明,这是一个彻底的失败,一个一时的「噱头」或「花招」,博得了一时的名声,但很快就从教会的思想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当时的确十分流行。
从新约圣经的角度来看,其根基完全是个谬论。我们的主吸引罪人,是因为祂不一样。他们来接近祂,是因为他们感觉到祂的身上有着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读到的那个可怜的妇人,她并没有去接近法利赛人,用眼泪洗他们的脚,用头发擦干。没有,她感受到了我们的主——祂的纯洁,祂的神圣,祂的爱——所以她靠近祂。正是祂本质上的不同吸引了她,而世界总是希望我们有所不同,想要通过与人认同的方法来使人接受基督信仰的想法,在神学上和心理学上,都是大错特错的。
如今这个原则又有了新的应用。有些愚蠢的更正教徒似乎觉得,赢得罗马天主教徒的方法,就是告诉他们,我们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区别,而罗马天主教徒总是会告诉你,对他们有吸引力的正是不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这个现代的思潮,在心理学上和神学上都是错的。
出现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的原因在于,我们所面对的主题十分不一样。在此,我们面对的,是神、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与神的关系。因此,一切都在「神的主权之下」,要带着「虔诚敬畏的心」去做,我们没有决定权。主权不在我们手中,而是在神的手里,这是祂的事工,就当「用虔诚敬畏的心事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此外,轻松的娱乐、随和的亲近以及打趣逗笑,都不符合对于人的灵魂的处境的认识,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严肃的,他们失丧了,落在永远沉沦的危险之中,他们因此需要拯救。不仅如此,这样的方法无法带出真理,而我们的任务是传讲真理。这些方法也许可以在心理上和其他方面打动人心,也许可以使人做出「决定」,但我们的目标不是仅仅让人做出决定,而是要使人认识真理。除此之外,我们绝不可让人以为,我们要做的只是使他们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上做出一些调整。这与我们的信息敌对,我们的信息是说每个人都「必须重生」,缺了这一点,从他与神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看,不管他做什么都于事无补。新约圣经教导我们说,不信的人是完全错误的。不仅仅是他的艺术和戏剧思想错了,是他的一切都错了。他的某些特定的看法出错了,是因为他的全局视野错了,他这个人本身就是错的。原则应该是「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若把重心放在「这些东西」上面,而不是放在「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上面,你就注定要失败,你在糟蹋神托付给你的信息。
没有人是被「劝说」进入神的国度,这是不可能的。过去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我们都在罪中,「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我们处在同一属灵景况之中。因此,我认为,哥林多前书九章15至27节是在教导,我们要竭尽全力使我们所传的清楚明确、简单易懂,不要让我们自己的偏见、弱点或是应景的事情成为信息的障碍。「向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人」是在此意义上的,也仅在此意义之上。
讲道依然是有能力的
我最后要说的是,这种现代观的真正问题,在于它忘记了圣灵及其大能。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成了心理学的专家,擅长把人分类——心理上的、文化上的、民族上的,等等——由此我们得出结论,适合于一个人的,不一定适合于另一个人,结果我们犯了否认福音的罪。「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这是一个福音——唯一的福音!这个福音是给全世界的,给全人类的。全人类都是一样。我们落入现代心理理论的严重错误当中,严重到一个地步,以致逃避真理,不去传扬信息,并且常常把那些与我们本该传讲的信息不一致、不和谐的方法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