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主日简史

第四部分、宗教改革及之后的时期

关于16世纪的周日历史研究相对较为复杂。在活字印刷术与新教宗教改革的影响下，有两大现象尤为明显。第一，因着印刷术的诞生，产生了大批文本材料。在研究早期历史时，我们手头可供参考的文本极其有限；而现在，参考文本数不胜数（大部分都是中世纪的文献），我们需要在众多文本中，挑选对我们的研究最重要、最有用的那些资料。

第二个困难与第一点类似：在之前的研究中，至少在西方，还只有一个统一的教会，我们所引述的观点相对比较简单。虽然有时会意见相左，各有侧重，各方面也不断有所发展，但在基本的神学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到了16世纪，这种一致被打破，产生了相互抵触、常常彼此对立的神学传统。所有这些因素都需予以考虑。在有些传统中，对周日的意义、遵守各执一词；而有的神学传统虽然不是出自同一时期，却相差不大。

鉴于以上两大难题，接下来的章节就按年代编排。先研究宗教改革时期，再探讨以后的时代。在论述有关周日以及周日礼仪的变化时，须谨慎选择参考资料，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重复。

第十三章、宗教改革

天主教

有资料显示，可能早在15世纪，就已经有人坚持要守安息日了。佛罗伦萨宗教会议（The Council of Florence，1438至1445年）把遵守安息日与割礼连在一起，宣称凡遵守这两者的人将无份于永恒救赎。但这规定到底是针对守安息日的基督徒，还是纯粹为了攻击犹太人与犹太教，我们不得而知。宗教改革时期仍有这方面的争论，但很少归入神学层面的探讨。因此，天特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1545至1563年，通过立法平息各种争议）认为这并非重点，无需多谈，但“周日已取代安息日”是当时的盛行观点。因此，天主教常以“周日敬拜的惯例是靠教会权柄设立而非圣经教导”为理由，来反驳路德的唯独圣经的原则。2在天特会议闭会之前的讲道中，雷焦（Reggio）大主教傅思可（Gaspar del Fosco）也论到教会权威高于圣经：

安息日是律法中极为荣耀的一日，而现在已经变成主日。亚伯拉罕及其子孙若不受割礼，就要从百姓中将其灭绝，但这律法现已全然作废——是教会权柄改变了这一切。3

@1Henrici Denzinger,Enchiridion symbolorum defnitionum et declarationum de rebus fdei et morum(Rome:Herder,1957),712.

@2见John Eck von Ingolstadt，Enchiridion of Commonplaces against Luther and Other Enemies of the Church(Grand Rapids:Baker,1983),101-2.

@3Mansi,Sacrorum conciliorum nova et amplissima collectio(repr.;Paris：Welter，1901-1927），33：529-30．甚至到了21世纪，仍有一些极为保守的天主教护教家利用这个论点反驳新教。他们认为，既然在周日举行敬拜是靠教会权柄而设，那么如果新教徒要遵守圣经，就必须放弃在周日举行敬拜（基督复临安息日信徒也是利用这个论点）。

从下文可以知道，路德自己为这个观点提供了基础。

天特会议讨论较多的是有关守周日的其它方面。多半重申传统教义，如化质的教义和视弥撒为献祭的教义。但鉴于宗教改革开始后，礼拜仪式变得多种多样，甚至混乱不堪，会议也致力于捍卫仪式的一致性。因此，会议规定弥撒必须使用拉丁语，即使这意味着要用各地方言再向会众解释一遍（session28，canon8）。4教皇庇护五世（Pope Pius V）为寻求仪式的一致性，发行了一本弥撒书（missal），规定所有人都必须严格照书而行，不得离弦走板或加枝添叶。据教皇所述，除某些指定的特殊情况，这份弥撒书随时随地行之有效。

4Denzinger，Enchiridion，946．不过，古莫札拉比（Mozarabic）礼、高卢（Gallican）礼与米兰（Milanese）礼（使用的也是拉丁语）仍可使用。

马丁路德

宗教改革带给周日礼拜最大的改变就是地方语言的使用。虽然天主教会为统一起见，坚持使用拉丁语，但路德为会众之故提倡使用地方语言。对路德来说，这不仅是语言的改变，更是一种文化涵化（enculturation）。在公元1525年，有些人想要推进、加快改革（在路德看来并不妥当），有人坚称弥撒必须使用德文；路德却说道：“德国人用德文做弥撒，我实感欣慰。但若强行规定非此不可，未免言之过甚。”（Against the Heavenly Prophets）5

他还认为“德文弥撒”并不单单是语言的转化，更是一种文化嵌入。在提出弥撒要使用德文后，他马上解释道，真正的德文弥撒远非如此。

今日能用德文做弥撒，我甚是欣喜，愿尽力而为。但我极盼望我们的弥撒能真正拥有德文特质。我虽同意在翻译拉丁文歌词时，仍保留拉丁曲调，但这样听着并不悦耳，也不顺畅。因此，不管是歌词、曲调、腔调、旋律，或演唱方式，都应源自所用母语及变体，否则就和猩猩一样，只是纯粹在模仿而已。（Against the Heavenly Prophets)6

@5LW40:141.

@6LW40:141.

路德对弥撒的论述于公元1526年出版，里面除了垂怜经（Kyrie）仍用希腊文演唱，其它都是德文。在歌词与音乐的处理上，路德所做的并不是简单的翻译与调整，而是下足功夫改编，以引起德国人的共鸣。路德简化了歌唱部分，使用德国人惯用的普通方式演唱；因此，所有人都可以参加整场弥撒，包括吟唱在内。对路德来说，这是优秀礼拜音乐的标志之一。另外一个标志是以基督为中心，彰显福音。

在路德发行德文弥撒书之前，他已经出版了一份拉丁文弥撒书。虽是传统弥撒，却去除了一切隐含靠行为得救、人的功德、化质说、弥撒为基督之祭的内容。德文弥撒虽然在音乐与用词上更贴近德语文化，但总体上还是依循这一拉丁文弥撒的顺序。不过，路德并不赞成统一的敬拜。在德文弥撒的序言中，他写道：

首要的是，欲了解或渴望遵守我们圣礼秩序（Order of Divine Service）的人，为神的缘故我迫切恳求你们，万万不可以此为强行之法，使他人的良心陷入网罗。相反，只要条件许可或需要，不管何时何地，根据基督徒的自由，甘心乐意而行。此外，我们也不愿人觉得我们想管辖他人，或通过律法强迫任何人。7

@7In B.J.Kidd,ed.,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Continental Reformation(Oxford:Clarendon,1911),193.

路德不仅谈到基督徒的自由，也告诫众人不可以这自由冒犯他人。他强调：“尽管如此，我绝不希望你们放弃已有的良好秩序（或蒙神恩典甚至是更好的秩序）而顺从我们，也不是说整个德国都必须采纳我们威登堡秩序(Wittenberg Order)。”8

虽然这和我们的研究课题关系不大，但用方言敬拜、用欧洲各地语言翻译圣经的影响却很大，不容忽视。这是几个世纪以来，普通会众第一次明白敬拜的内容。随着翻译与印刷业的不断发展，不管是个人读经还是家庭聚会，人们在家中读经已为常事，尤其是在周日。

众所周知，路德非常看重讲道。他通常在周日做弥撒时讲道，但平日里其它情况也有讲道。但讲道绝不以布道者及其权威为重，只是单单定睛于所宣讲的那一位。1546年2月15日，路德在他的最后一篇讲道中，清楚说道：

忠心的传道人须殷勤、信实地单单传讲神

的话语，唯独寻求祂的荣耀并赞美祂。同样，听众也要如此回应：我所信的并不是我的牧师，乃是他所教导的主——祂名称为基督。我们听从牧师的教导，是因他向我们显明基督，将我们引向这位真教师和主，就是神的儿子。9

@8Kidd,Documents,193.

@9LW51:388.

总之，宣讲神的话语与圣餐庆典成为周日的主要活动来传扬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而得救的福音。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有信徒认为，要得救就必须遵守周日或必须在周日休息，这些靠功劳得救的想法皆不可取。

与此同理，私人弥撒也被废除。首先，私人弥撒忽视了敬拜和参与团体生活的重要性。其次，私人弥撒也使弥撒成为个人的功德或功劳。

公元1524年，迦勒斯大（Andreas Bodenstein von Karlstadt）出版了著作《论安息日》（On the Sabbath）。路德在对此书的回应中探讨了谨守周日的问题。10迦勒斯大认为，安息日的诫命属于道德律，因此仍需遵守。人类堕落之后，神因怜悯赐下安息日，免得我们终日劳苦。迦勒斯大并不是说教会在周日敬拜有何不妥，也不是说周六比周日更好。相反，他宣称我们可以自由选择一日作为安息日。但为了同聚听道，最好还是有统一的休息日，而不是各人随己意而定。他也提出“外在安息日”与“属灵安息日”的区别。前者是七日一次的节日遵守，后者则是一种需要时刻保持的态度，要求信徒“保守圣洁，在每个工作日都有安息时刻”，以便经历福音之安宁（Gelassenheit）。属灵安息日是为了让我们停止劳碌，不再靠自己去讨神喜悦，让神在我们里面作工。神在《出埃及记》里提出安息之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所行的妨碍了神的工作”。属灵安息日的具体遵守方法，大体就是低头祷告、双手掩面、痛心悔改。

@10“On the Sabbath,”in The Essential Carlstadt:Fifteen Tracts,trans.and ed.E.J.Furcha(Scottdale,PA:Herald,1995).

路德却对此不以为然，他对迦勒斯大回应如下：

真要感谢保罗与以赛亚，让我们在很久之前就得以摆脱乖戾的灵。否则，我们也要受人欺哄，在安息日整日静坐，“掩面”静候有声音从天而降。诚然，若迦勒斯大再继续谈论安息日，恐怕连周日都要让位，我们要在周六庆祝安息日了。他使我们在诸事上成了犹太人，让我们也遵守割礼等犹太礼节。（Against the Heavenly Prophets)11

@11LW40:93-94.

迦勒斯大并没有说遵守安息日必须要在第七日，而非第一日，这也不是路德反对他的原因。路德不赞成迦勒斯大，主要是因为他提议要在安息日那天为罪哀悼，而不是庆祝恩典。其次，迦勒斯大提出“不要工作”（not work-ing），而单单让神作工，但这“不工作”其实也是一种隐含的工作，是想靠自己取悦神。因此，本质上还是靠行为称义。路德虽然在早年很支持神秘主义者，但后来，因为这一点而反对他们。迦勒斯大还提出周日只是由教会设立、专门用来敬拜的日子，除此之外并无特殊之处。这点路德倒是与迦勒斯大意见一致。但路德反对中世纪的传统观点——认为周日已取代犹太安息日，因此仍须遵守十诫中的安息之命。此外，为公义之缘故，路德声明，七日中须有一日让雇工等人歇息，免得他们终日劳苦。

路德曾说，若按迦勒斯大的原则而行，最后割礼就会成为必需品。显然，这猜想最终成了现实。公元1538年，路德发表了一封写给朋友的信，名为《反对守安息日者》（Against the Sabbatarians）。他在信的开篇提到，他的朋友告之，“基督教被犹太人的毒教义所侵蚀。有基督徒被迷惑而受了割礼，并认为弥赛亚或基督还未出现。”2令人遗憾的是，这使得路德猛烈地攻击犹太人与犹太教，反而极少谈到安息日。论到安息日，他只说：一周第七日要休息的诫命只针对神带领出埃及的那群人，但静默与以敬拜之日为圣的诫命却是普世性的。“因此，第七日与我们外邦信徒无关。”13

@12LW47:67.

@13LW47:92.

慈运理（Ulrich Zwingli）与布塞珥（Martin Bucer）

同路德一样，慈运理也特别强调周日的重要性，废除了许多圣徒日与其它中世纪的节庆仪式。周日敬拜以讲道为主，周间也常有讲道活动。慈运理认为，圣餐的重要性在于提醒信徒心存敬畏，记念基督被献为祭。若庆祝过于频繁，会减弱圣餐的意义。因此，一年只需举行四次圣餐礼。另外，为强调圣经权威高于教会与传统的权威，按顺序讲解圣经各书卷取代了经选集（lectionary）的使用（慈运理的讲道就是从《马太福音》的家谱开始）。既然一年只有四次圣餐礼，所以即使在周日，敬拜的中心也是布道，而非圣餐。相比起初至少每个周日都要举行一次圣餐的传统，现在的圣餐频率大大降低，所以慈运理希望所有信徒都能参加。而相比中世纪一年只领受一次圣餐的传统，此时的圣餐又是相对频繁的。慈运理改编的圣餐仪式于1525年出版，早于路德的版本。他的敬拜仪式十分简朴，为了遵行圣经传统，甚至连音乐也不用，只是轮流吟唱《诗篇》，许多慈运理神学理论的追随者却不赞同这点。因此，瑞士其它地区的教会与慈运理的教会不同，周日聚会仍有颂唱环节，甚至还为此出版诗歌集。所以，不仅慈运理本人偏爱简朴的周日聚会，取消颂唱环节的做法在后来的改革宗传统中也甚为普遍，但此时并不是所有的追随者都在这点上与慈运理意见一致。慈运理虽谱写诗歌，却拒绝在周日使用这些诗歌。讽刺的是，在他去世后，他的部分诗歌被人发表出版。14

@14Ulrich Gäbler,Huldrych Zwingli:His Life and Works(Philadelphia:Fortress,1986),108.

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改革家布塞珥认为，基督教国家要想拥有良好的秩序，必须在周日遵行十诫中关于安息的教导。既然律法有遏制社会恶行的“第三种功用”，作为基督教国家的统治者就应当遵行律法，使周日的休息成为当尽之责。布塞珥想请斯特拉斯堡的当局出面执行周日安息的法律，但他未能成功劝说政府如此行。来自苏黎世的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作为慈运理的继承者，也持类似观点。

重洗派

“重洗派”（Anabaptism）最早开始于慈运理所在的苏黎世，后来遍及欧洲中部。路德主张保留一切没有违背圣经的礼节，慈运理只实行圣经提及的礼节，而重洗派则更进一步，试图按照新约的模式重塑生活与教会。

多数重洗派信徒简化周日敬拜，使其不那么正式。通常信徒只是聚在一起研讨圣经，无人讲道。聚会的高潮部分，大家围坐一张桌子庆祝主餐、分享爱宴。有人坚持按圣经教导使这日成圣；甚至有人秉着严格遵照圣经的原则，坚持认为敬拜应该设在第七日而非第一日，并在这一天严格安息。

因此，“严守安息日主义”（Sabbatarianism）这个词有两层意思，我们必须加以区分。有人宣称要按圣经教导谨守周日，而被称为“守安息日者”。对他们来说，周日就是安息日，须如此遵行。但另一批人，后人称之为“守第七日安息日者”（Seventh-Day Sabbatarians），坚称第七日才是名副其实的安息日，周日的敬拜与礼节是由教皇或君士坦丁（或由两者共同）创立的。

“守第七日安息日者”出现在宗教改革初期。路德指出，在摩拉维亚（Moravia）与奥地利（Austria）先后出现了一群愚蠢之人”，宣称要按犹太传统谨守安息日。除此之外，路德并未过多论述。直到1538年，他写了一封反对“守安息日者”的公开信（就是我们先前引述的那封）。通过这份文献，我们清楚知道路德在攻击“守第七日安息日者”（按字面理解，就是指那些谨守第七日、守割礼之人）。

显然多数重洗派信徒都不是“守第七日安息日者”，但也有守主日为安息日的“安息日者”，甚至还有人遵守、支持守第七日为安息日的做法。重洗派信徒群体多样，流动又大，因此无法研究这派内部“守第七日安息日者”的发展历程。15不过，在主流的重洗派中，关于“第七日安息日论支持者”的记载倒是颇多。格雷特（Oswald Glait）原是一位路德宗牧师，曾被驱逐出奥地利而定居摩拉维亚。他受重洗派知名神学家巴尔塔萨·忽麦尔（BalthasarHübmaier）影响而归入重洗派。但在和平主义的问题上，由于格雷特支持而忽麦尔反对，两者便分道扬镳。最后（具体时间不详），格雷特成了一位“守安息日者”，出版了一本题为《论安息日之小册》（Booklet on the Sabbath）的书。此书虽已失传，但其内容可通过其批判文献略知一二。格雷特认为，亚当在堕落之前谨守安息日，但后来因未守诫命而被逐出伊甸园。因此，拒守安息诫命之人也照样会被天国拒之门外。这安息日是神所立的敬拜日，只能是一周的第七日，不可更改；但是，周日的敬拜仅是教皇设立而已。16

@15相关全面的文献，见Gerhard F.Hasel，“Sabbatarian Anabaptist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Andrews University Seminary Studies5,no.2(July1967):101-21;6,no.1(January1968):19-28.

@16Daniel Liechty,Sabbatarianis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A Pa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Radical Reformation(Berrien Springs,MI:Andrews University Press,1993),31-33.

格雷特的同工费安德（Andreas Fischer）是重洗派的另一位“守安息日者”，也曾为严守安息日主义辩护。17其论著的主要观点就是，守安息日是十诫之一，我们必须谨守。他认为，周日是君士坦丁设立的，而安息日则是神所设立的。

史上对于重洗派严守安息日主义的回应颇多。我们知道多数宗教改革的领袖与路德一样，皆反对和批判这种观点。这种严守安息日主义的早期形式后来逐渐销声匿迹，只在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及其周边区域流传至12世纪。18

@17至于格雷特是否影响了费安德的观点，又是否采纳了后者的观点，详见Daniel Liechty，Andreas Fischer and the Sabbatarian Anabaptists:An Early Reformation Episode in East Central Europe(Scottdale,PA:Herald,1988),59-62.

@18See Liechty,Sabbatarianism,78-84.

约翰·加尔文

作为第二代新教神学家的领军人物，加尔文与其他改教家一样，都特别重视周日，废除其它一切与之背离的节日与盛典。受其影响，日内瓦宗教法庭（Consistory ofGeneva）在1550年颁布法令，规定周日作为神所设立的敬拜日将成为唯一的合法节日。在日内瓦，加尔文不仅驳斥各种守安息日者，还与一位名叫格林纳斯（Colinaeus）的人辩论。格林纳斯宣称，用一天的时间来敬拜、休息，便是效法犹太人，削弱了福音的自由。结果，格林纳斯因此被囚牢狱。在这期间，有一位名叫法夫里（Christophe

6Fabri）的人出于同情去监狱探望他，竟被指控同流合污。19可见当时社会对格林纳斯的偏见有多么严重。对于守安息日者以及格林纳斯这类宣称完全废除安息的人，加尔文回应如下：

我们谨守主日，并因此超越犹太教。因我们与他们在这点上大相径庭。我们并非以一种僵化死板的仪式庆祝，认为这是奥秘之事。乃是将主日作为教会维持秩序的手段。（Inst．2.8.33）

@19—1537年7月31日，法夫里觉得务必要写信给日内瓦的牧师，以阐明自己的立场，否认自己与格林纳斯意见一致。此信可参考A.-L.Herminjard,Corrrespondance des réformateurs dans les pays de langue française(repr.;Nieukoop:De Graaf,1965),4:270-72.

加尔文认为，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提到的那些“谨守日子”之人，“不劳作的原因并非是工作，让他们分心，使他们难以专注圣经学习与默想，而是他们自认为这样恪守陈规谨守日子，可以荣耀神所命定的奥秘”（Inst．2.8.33）。而教会选择谨守周日（而非周六），免得“人误以为我们在庆祝犹太人的圣日”（Inst．2.8.33）。

古人用主日替代安息日，既为了避嫌，也为了记念主的复活（主的复活是真安息的开始，也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但即便如此，加尔文仍明确表明这个决定并不具约束力。他不以某一天为特殊之日，也不认为“七”这个数字有何特殊之处。因此，他说：“只要没有迷信某个日子，我不反对教会在其它庄严之日聚会。”（Inst．2.8.34）不过，不能因第四条诫命的实质为礼仪律就置之不理：“安息的律例为属灵上更高的奥秘，因此这条诫命实为礼仪律，但我并不是说它就没有其它用途了。”20

@20John Calvin,Commentaries on the Four Last Books of Moses Arranged in the Form ofa Harmony,trans.Charles William Bingham(repr.;Grand Rapids:Baker,1979),2:437.

谨守主日的其它原因如下：让我们谨记终极安息日，得以腾出时间默想神的作为，防止我们压迫那些受管辖之人（Inst．2.8.28）。但加尔文同时也表示自己无法容忍那些坚守迷信之人，他们比犹太人更愚昧，迷信世俗安息日的程度比犹太人更甚。”（Inst．2.8.34）

加尔文很好地总结了新教重视讲道的立场，明确说明神的道与圣餐礼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举行圣餐礼必须要宣讲神的话语。主餐对我们的一切益处，皆是透过祂的话语——因此，若把圣餐变成一场无言典礼，就像教皇专政时期一样，便是荒谬至极了。他们认为，神父可以决定整场献祭，好像圣餐与会众毫无关系。恰恰相反，这奥秘最该向会众解释清楚。（Inst．4.17.39）

在周日敬拜之中，神的话语与圣餐密切相关。加尔文非常看重这一点，并以此为教会的主要标志：

教会若诚实宣讲、领受神的话语，按基督的教导设立圣餐，那么，这无疑就是属神的教会。（Inst．4.1.9）

加尔文不断强调神话语与圣餐的关系，希望在日内瓦恢复“每周日都领圣餐”的古老做法。此惯例在天主教与路德宗内保留了下来，但瑞士多数的新教城市都受慈运理的影响，不再如此行。另外，加尔文认为单单参加圣餐仪式是不够的（这在天主教内极为普遍），所有信徒都必须领受圣餐。他论道：

对圣餐礼的诸多论述皆充分说明，一年一次的圣餐礼是远远不够的——在初期教会，但凡有聚会就有讲道、祷告、领受主餐与奉献，这是当时的黄金法则。信徒一周至少要举行一次主餐，我们也因主餐所代表的应许而得着属灵的喂养。（Inst.4.14.44,46)

日内瓦市政局并未通过加尔文的提议，但倾向于慈运理在苏黎世所提倡的做法。因此，“圣餐为周日敬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是加尔文个人的想法，而非那些将加尔文主义传遍欧洲之人拜访日内瓦时的所见所闻。在苏格兰，诺克斯（John Knox）提出一个月举行一次圣餐。即使如此，1562年的苏格兰教会联合大会（the genera1assembly of the Church of Scotland）也只要求在城市里一年举行四次圣餐，小镇一年最少两次。一个世纪以后，苏格兰长老会（Scottish Presbyterians）与英国分离派清教徒（Separatist English Puritans）通常都是一年举行一次圣餐。

因此，虽然加尔文与路德宗的传统都强调讲道的重要性，建议一周举行一次圣餐，但在改革宗内部，周日的敬拜渐渐只关注讲道，而圣餐则是偶尔举行，甚至成为罕见的仪式。

英国圣公会

当圣公会逐渐形成自己的教义时，它就将“安息日及其与第四条诫命的关系”的理解，建立在以“礼仪律与道德律之别”为理论基础上。以下这段引自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大主教发表于1543年的教义问答，是很好的例子：

如奥古斯丁（St.Augustine）所说，其它九大诫命都是道德律，不仅属于犹太人，也适用于旧约时代的其他人以及新约时代的所有基督徒。但在第七日歇了工作、让身体休息的安息命令却是礼仪律，只属于基督降临以先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与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无关。然而，身体安息所预表的属灵安息（就是从肉体劳作、各样罪恶中得安息）却是道德律，一切属基督之人都要遵行。不单单是每周第七日，而是每天每时每刻都要抛开肉体的欲望与享乐，离弃所有罪行与恶念，追求灵里安息——虽然所有基督徒都须遵守这条诫命，但和犹太人不同，基督徒不再谨守周六的安息日，而是谨守周日，以记念基督复活。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它的圣日与节日。教会规定这些日子为圣，并非因为这些日子更讨神喜悦或更为神圣，而是希望我们在这些日子里能够全然献上，毫无保留地作那些圣工。21

@21Quoted in”Sabbath Days,”Anglican Rose(blog),November27,2012,https://anglicanrose.wordpress.com/2012/11/27/sabbath-days/.

总结

简要而言，纵览整个宗教改革时期，有以下几大要点：

最显著的就是，地方语言在敬拜中的使用与地方文化的渗入，破坏了原本的统一性。虽新教徒提倡敬拜使用地方语言，适应各种文化，但天主教却与此相反，直到20世纪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才采纳了早期新教改教家的做法。同时，地方语言的使用与文化适应也使新教徒的敬拜更简洁，参与性也更强，这在改革宗与重洗派中尤为明显。

第二，虽然某些新教（尤其是改革宗传统下的新教徒）举行圣餐的频率有所降低，但普通信徒的实际参与却大大提升。

第三，新教徒试图简化教会历法、废除圣徒日与其它特殊节日，从而使周日显得更为重要。

第四，为了将新教的基础教义教导给普通信徒，同时因为新教看重圣经教导，讲道（尤其是释经讲道）成为重中之重。这类讲道每周日至少一次，周间也常有类似的分享。

第五，多数新教改教家都承认，在早期历史中，是教会将犹太人的安息日（第七日）调整为第一日——周日或主日。天主教借此宣称，新教徒将传统权柄置于圣经教导之上。

第六，许多新教徒认为，选择第一日为敬拜日是随意之举，主要是因为在这天便于休息与敬拜。不过也有文献提到周日为复活之日，但这类记载并不如初期教会时期那么频繁，也非重点。还有一些人，特别是重洗派，认为这日子不能随意选择，而是神的命定，因此必须谨守第七日而非第一日。

第七，休息日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表明无人能靠自己的行为配得神的恩典。我们歇了一切的工，承认与神的作为相比，我们的慈善与顺服不值一提。路德等人担心，过于强调谨守周日安息的律法会导致律法主义，从而重蹈“靠行为得救”之覆辙。

第八，至于周日与第四条诫命（在天主教为第三条诫命）之间的关联程度，改教家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但基本认为这条诫命既是道德律也是礼仪律。作为道德律，人们必须谨守这条诫命，花一天的时间休息、行属灵之事；而作为礼仪律，这安息日是将来之事的影儿，现被周日替代。

第九，各人意见不一，其中有人（尤其是在改革宗传统内部）赞同“律法第三种功用”之说，认为律法可以按神旨意规范社会，因此政府应强制众民谨守周日。

最后，在诸多有关休息日的讨论中（不管是周六还是周日），有观点认为，这乃防止剥削劳动者的公义之行。这方面虽着墨不多，却也时有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