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近代教会史

231、基督新教，尤其在德国。一些教会合一的努力

231.1德国的“十一月革命”（1918年）带来了一些重大的改变，也影响了德国新教的情况。因为君主制度被取缔，德国君主当“最高的主教”（Summepiskopat derFuersten）这种似乎有400年传统的制度也被取消了。这就意味着，原来的“地区教会”就没有基础。魏玛（Weimar）宪法松懈了国度与教会之间的纽带（参见226．1）。因此，德国各邦国的新教需要独立地管理它们的事务，它们是一些属于公法的团体，但不能继续依赖于君主的支持。这些邦国教会团体也需要为自己找一种比较民主的制度。由于第一次大战后的社会情况不稳定，也是因为教会和民主与议会制度没有联系，“国教”似乎无法很快地变成一种“民教”（die Staatskirche in eineVolkskirche umzuwandeln）。在那些受社会主义党派统治的邦国（如撒克森、图林根、布劳恩施维格），教会陷入一些严重的困难中。一些教派获得迅速的发展，而且当时的“离开教会运动”越来越强烈（参见221.3）。然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恢复生命力的迹象：人们比较多注意到教会和礼仪，青年运动和学生运动很活跃，教会合一运动（参见下文），新兴的组织和协会，就是要在公共生活中代表和支持基督教思想（比如父母协会、民间教会联会、基督徒社会服务，参见222.2）。教会的重建工作是在1919年到1925年间完成的，部分上经历了激烈的争论。在28个邦国教会中有27个为自己制定了新的制度（巴登于1919年，符滕堡与巴伐利亚于1920年，撒克森、黑森与普鲁士在1922年等等）。其中有一些国邦与国度签订了特殊的条约以管理法律和经费上的问题，即巴伐利亚（1922年）、普鲁士（1931年）与巴登（1932年）。几个邦国教会的领导再次接受了“主教”的头衔。因此，那些“创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教会”的努力没有结果。然而，各地区的新教人士于1922年在维滕贝格建立了“德国福音教会联盟”（Deutscher Evangelischer Kirchenbund）。这个联盟的目的是“保持和支持共同的利益······但同时保留联盟成员教会的充分独立性，无论是在信纲、制度和管理方面”。这个联盟的执行机构是DeutscherEvangelischer Kirchenausschuss（德国福音教会委员会，参见222.1）。

德国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俾斯麦的大国”与新教信仰就是一回事，而这种态度在1918年后阻碍了那些有新教意识的人参与魏玛共和国，但却也创立了一个相当有影响的“德国教会”运动。这些人中的很多在1933年热烈欢迎纳粹党的新政权。一些有新教信仰的纳粹党人士于1932年创立了所谓的“德意志基督徒的信仰运动”，这个运动要在教会内推动纳粹党的新世界观，甚至要利用爱国情绪和一个“与国家统一的”（gleichgeschaltete）教会的力量来唤醒人们的宗教热忱。这个运动在希特勒掌握政权后马上被要求创立一个统一的全德国教会（“Reichskirche”），而当时的“福音教会联盟”也已经准备了这种发展。各邦国教会的代表以多数票选择了波德尔施文格（Friedrich von Bodelschwingh）为“全德国主教”（Reichsbischof）。他们就准备创立一个统一的，但不受政府指导的教会。因此，那些“德意志基督徒”不满意，而他们获得了政府的支持。政府在普鲁士任命一个国度监督（Staatskommissar），要他管理一切邦国教会。这个事件等于是所谓的教会斗争（Kirchenkampf）的开始，而这个斗争不久后成为对整个基督宗教的镇压，在1945年才结束。在这个斗争中，德国的新教大概经历了400年以来最痛苦的考验。

在“国度监督”被提名后，波德尔施文格（Bodelschwingh）退位。在1933年7月，政府拟定了“德意志福音教会”的宪法。这个制度模仿“元首”的原则，这个“全德国主教”拥有很大的权力。德国人举行普遍的教会选举，而依赖于希特勒的协助，所有的地方教会都支持了“德意志基督徒”（除了汉诺威、巴伐利亚和符滕堡外）。新“全德国主教”（Reichsbischof）是与希特勒有密切关系的米勒（LudwigMüller）。现在开始一个权力斗争，因为个别国邦教会都被迫接受“全德国主教”的管理制度。同时，对于《旧约》的批评引起“德意志基督徒”内部一次严重的危机，最终他们分裂了。

那些在开始接受政府支持的“德意志基督徒”基本上要创立一个没有太多教条的德国教会（eine dogmenfreie deutsche Kirche），但与他们形成尖锐的矛盾是所谓的认信的教会（Bekennende Kirche），它在巴特（Karl Barth，参见下文，231.3）的影响下要求教会的自由以及教会在教义上的坚定权威。因为全国的主教会议（Reichssynode）快速地接受了政府的“雅利安规定”（即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这个“认信教会”放弃了与全国主教会议的合作。大约三分之一的德国牧师组织了所谓的紧急牧师会（Pfarrnotbund），而在1934年发生了第一次自由的主教会：在德国的巴门（Barmen）先有一些改革宗的代表，后来也有信义宗的人士参与，而符滕堡、巴伐利亚与汉诺威也加入了，这样他们举行了第一个全德国会议。这个会议的代表属于不同宗派（改革宗、信义宗），但他们共同肯定只有基督能够统治他的教会，所以他们谴责了“国度能全面整理教会”的异端。会议宣布它代表正规的德国福音教会。根据一个教会的紧急权利规定，他们在柏林—达冷（Berlin—Dahlem）建立一个临时的教会指导总部［“紧急牧师会”的领导尼默勒（Martin Niemöller）在那里当牧师］。政府的回应是解雇了巴特（Barth）并创立一个大权在握的“全国教会部”（Reichskirchenministerium）。政府试图与“认信教会”达成共识，而这些谈判导致“认信教会”分裂为两派。政府此后采取一种全面削弱与瘫痪教会的政策。国度控制教会的整个经济生活并禁止“认信教会”培养牧师，最终他们禁止一切宗派的印刷品，取缔了个别教会之间的联系，将每一个地方教会孤立起来。第一批福音教会的牧师于1935年被送到集中营，而尼默勒（Niemöller）于1938年也被送到达豪（Dachau）集中营。在威斯特伐利亚（Westfalen）大约有五分之一的牧师都被捕入狱。因此，认信教会的团体有更深切的关系，他们也普遍要求尊敬每一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权利。尤其符滕堡的主教乌尔姆（Wurm）致力于结合认信教会，使他们有共同的立场，但在这方面当然出现一个很大的、引起争论的问题：要与希特勒合作还是抵抗他的制度呢？

在德国占领的地区也出现了一个镇压教会的斗争，在荷兰是因为希特勒要求逮捕犹太人，而在挪威还有另一个原因：纳粹党要求青年都加入“国度青年会”。挪威的主教们和牧师在1942年拒绝与国家办的“教会部”合作，而挪威的主教贝格拉夫（Berggrav）被捕入狱。在丹麦，卫护教会自由的最勇敢的人士是孟克（Kaj Munk）牧师，他被暗杀后，很多人用武力抵抗新的统治者。

在1945年德国的大崩溃后，认信教会的一些核心人士在黑森的特瑞撒（Treysa）成立了一个临时的委员会，并于1946年宣布，这个委员会是德国新教的唯一有公法权利的组织。他们有跨越宗派的倾向，所以那些信义宗（路德宗）的邦国教会形成了一个“德国福音路德派联盟”（Vereinigte Evangelisch-Lutherische Kirchen Deutschlands），但最终他们都加入了1948年在艾森阿赫（Eisenach）创立的德国福音教会（Evangelische Kirche in Deutschland，即EKD）。这个联盟是一个“由宗派教会形成的盟约”，各教会不能再脱离它，但也没有圣餐上的合一。一切邦国教会（除了不来梅Bremen以外）都加入了这个盟约。认信教会的委员会从教会的指导退出去，虽然这些人的影响继续存在。部分的德国教会强调本地的宗派传统，另一些人倾向于教会合一，他们寻求一些新的形式，而对当时的政治论题的态度也不同（德国军队的重建、德国的合一、学校问题）。纳粹党的教会斗争最终导致了不同宗派之间的新关系、对教会权利的反省以及对政治生活的更大关注和责任感。尤其是“德国福音教会日运动”（Deutscher Evangelischer Kirchentag，从1949年以来）要鼓励平信徒们在世俗的社会中宣认教会。在1955年尼德撒克森（Niedersachsen）重新整理那些1931年与普鲁士作的协定时，政府其中承认教会的工作是一种“公共服务”（öffentlicher Dienst／public service）。施莱斯威格-霍尔施泰因（Schleswig-Holstein）在1957年与政府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在“铁幕”后的新教情况基本上与天主教（公教）的状况一样，尤其在东德和匈牙利。西德的新教至少能够保持与东德新教的一致性。在匈牙利的路德宗主教欧尔达施（Ordasz）在1948年被捕入狱，此后教会与政府签订了一个条约，这就接近于匈牙利教会的“同化”（Gleichschaltung）。在1948年以前，匈牙利的改革宗已经承认学校的国有化。在1949年的保加利亚，15名属于“联合福音教会”的牧师被审判，据说他们是“间谍”。

231.2两次世界大战对于新教在海外的传教工作也造成很大的损失。那些属于中立国度和英美国家的传教士都可以继续进行他们的工作，但列强禁止德国传教士在外宣教。在第一次大战后，德国的新教传教会获得了新的工作地域，比如在马来（Malay）群岛。在1924年后，德国传教士再次被允许回到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去。在中国他们没有受到阻碍。德国和英美新教的主要精力和资金都投入于这个庞大的远东国度。他们特别注重教育工作。然而，中国的革命运动连续不断，而排外的情绪也越来越明显。比如，在1927年的北伐时期，似乎所有的英国和美国传教士都必须迅速地逃离中国（7000多男女英美传教士），但在社会情况平静下来后，大部分的人还是回去了。印度和东亚的新兴民族意识很强，而从俄罗斯传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参见232.1）为传教士们形成了一些新的、棘手的难题。一方面，传教士们的服务属于那些“文化、人道主义、社会性的”工作（教育工作、慈善工作），同时他们也想培养一些在组织上能够独立生活的“年轻教会”，他们部分上对基督信仰也有新的理解，比如苏门答腊（Sumatra）岛上的巴塔克（Batak）教会（1951年成立）。因为这些新兴的教会在教义上经常不一致，欧洲的教会团体与他们的关系带来严重的问题，英国国教与印度南部教会的“共餐问题”（参见222.3）就是一个实例。在另一方面，完全脱离西方的教会也带来了一些好处，比如在1949年后的中国，新教能够继续活动，因为它在管理、经费和教导方面宣布独立并拒绝来自海外的传教士。

在阿富利加／非洲（Africa）地区，培养本地的讲道员和老师是一个重大的任务，但传教士们也重视医疗工作，这方面的著名例子是原来属于自由派的神学教授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美国新教的各种宗派和教派曾经在中美和南美（部分上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进行过宣教工作，它们也曾经对公教徒进行传教；在意大利和哥伦比亚（Columbia），尤其在西班牙，它们遇到阻碍或抵抗。然而，在南美洲的很多地区，属于新教的移民和大约1.6万宣教师和讲道者（1950年）照顾相当多的本地居民。

由于宣教工作的各种难题，不同的宣教差会和协会被迫进行合作，不仅仅在海外地区—比如，日本于1941年在政府的支持或压力下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福音教会—而且在欧洲和美国。新教于1921年创立了一个“国际宣教协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IMC），它多次讨论不同教会团体的合作问题，而它于1961年在新德里（New—Delhi）的大会上加入了普世基督教协会（WorldCouncil of Churches，WCC），这就表示教会与宣教的密切关系。在1958年，海外的新教信徒大约有2500万，而总共有3.8万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传教士。德国新教于1930年有1400多传教士，但到1955年只有755名传教士。

231.3在新教的神学内，尤其在德国，出现一个明显的转变：人们放弃了自由派的神学和19世纪那种“自我批评”并回归到古典的新教主义（Altprotestantismus），尤其是加尔文那种严格“以神为中心”的观点：“唯独神”（streng theozentrische Auffassung Calvins vom“solus Deus”）。这种被称为“辩证神学”或“危机神学”（“dialektische Theologie”oder“Theologie der Krisis”）的观点无条件地承认基督信仰为一个“被启示的宗教”以及一种客观存在的救恩制度（objektive Heilsordnung），它反对任何过分的“历史主义”与“主观心理主义”（Psychologismus）。它也严格反对任何基本哲学（形而上学）、自然神学以及任何宗教上的先验概念（jede Metaphysik，die natuerliche Theologie und jegliches religioeses Apriori），它有严格的“终末论”倾向（streng eschatologisch）。它的主要代表是在波恩任教的巴特（Karl Barth，1935年后在巴塞尔），在布瑞斯劳任教的郭格滕以及苏黎世的布伦内尔。这个学派的影响很大，尤其在与“德意志基督徒”进行搏斗时（参见上文，231.1），它能够确保新教中的纯正因素。在纳粹党镇压教会的时期中，不同神学学派之间的差异变得不重要。在1945年的崩溃后，那位受存在主义哲学影响、在马尔堡（Marburg）任教的神学教授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的“脱神话化”（Entmythologisierung／demythologization）理论引起了一些争论，而一些信徒反对他。现代的神学也很热心于谈论教会与伦理学的问题。

231.4在很多传教区，人们体验到基督宗教的世界是分裂的，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也重复这个痛苦的经验：在德国新教和英美新教中形成一个巨大的鸿沟。因此，很多人致力于种种新教会团体的合一工作。这些合一运动部分上继承1914年（第一次大战）以前的尝试（参见222.4）。在这种合一运动中，美国新教具有领导的角色。然而，基督徒的合一与教会的合作不限于新教的宗派和教派，它成为一个大的教会合一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而一些普遍的组织被成立。一些来自美国和欧洲北部的神学家（比如瑞典的总主教索德布鲁姆Nathan Söderblom）支持了早于1914年创立的诸教会合作世界同盟（“Weltbund fuer Freundschaftsarbeit der Kirchen／World Covenant for Cooperation among Churches”）。这个同盟准备了1925年8月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举行的“生命与工作世界教会协会”（WorldConference for Life and Work），当时有6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包括希腊东正教的代表）参加。因为这个运动来自一些自由派的觉醒运动，所以他们在大会上强调用共同的社会伦理项目方面的合作来结合教会。他们也谈论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基督徒的教育问题以及不同教会之间的合作方法。第二个这样的大会于1937年在牛津举行。

大约同时形成的“信仰与制度的世界联盟”（World Conference for Faith and Order）直接追求各个教会的合一。这个联盟在英国国教（安立甘教会）的领导下在瑞士的洛桑（Lausanne）于1927年举行了第一届全球大会，大约有400名代表参与，他们来自90个宗派和教派。然而，他们无法在“教会的本性”、主教职、共同的信经和圣事方面达成共识。来自东方教会的代表屡次强调他们在教义和教会制度方面的特殊地位。虽然如此，大家对“未来的教会”仍怀着希望，所以他们于1937年在爱丁堡（Edinburgh）举行了第二个大会。因为这些教会觉得他们有很多共同的观点，所以他们决定要创立一种“诸教会合一协会”（Ecumenical Council ofChurches），使它成为一切基督徒的共同声音（但不包括罗马天主教）。

这种“普世基督教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WCC）首次于1948年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聚会，它共有160个教会团体，包括救世军和东正教。在走向共同的教义方面，他们似乎没有什么进步，但在具体的合作方面，他们有很多成就，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同教会团体的组织共同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普世基督徒协会”第二个大会（1954年）举行在芝加哥（Chicago）附近的厄万斯顿（Evanston），当时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即欧洲大陆那种重视教义的主导地位逐渐衰弱。参与会议的东正教神学家再次就他们的教义提出了一些特殊的方案。下一次的会议是1961年在印度的新德里（New—Delhi）召开的。这个大会决定在“普世基督教协会”的“以基督为核心”的基础原则上加上“三位一体”的信条，而这次会议也强调“合一”与“宣教”的密切关系（参见上文，231.2）。当时也首次有一些来自天主教（公教）的观察员在场。在宣布将要召开梵蒂冈第二次大会时，教宗若望／约翰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也邀请一些来自“普世基督教协会”的代表和一些不属于普世协会的教会派遣一些观察员参与大会议。

除了这些大规模的会议外，个别教会团体也结合为一，但因为它们没有共同的教义，这些同盟与协会都只能是一些与“德国福音教会”类似的联盟，比如安立甘会于1947年在印度南部与一些自由教会共同建立的“南印度教会”（参见222.3）或美国在1950年创立的“美国基督的教会联会”（National Council of the Church of Christ，有29个教会属于它）。

公教会（天主教）同样被邀请参与20世纪的大会议，但出于原则性问题而无法参与。早期的大会都有一些乌托邦式的梦想，但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于1928年在他的通谕《人们的心》（Mortalium animos）谈论了教会的真正合一。他认为，一个公教徒都不可以参与一些同等对待真理和错误的活动。在1948年的大会议之前，圣部的一个文献提醒平信徒和圣职人员，根据教会法典的规定需要圣座的许可，才可以参与和非公教徒进行的宗教对话。然而，同样的教廷部门于1948年宣布，教会合一的努力是教会的任务和义务，又说在地方主教同意后可以进行“教会合一对话”，只要避免这样的印象，即：只有通过共同的努力和对话可以发现真理。

当教宗预告将要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时，他表达了对教会合一的愿望，并且创立了“基督徒合一促进委员会”（1960年）。很多基督徒非常欢迎这些说法，而在梵二会议上，全世界的主教们都认为合一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他们都愿意进行对话。

在私人交谈方面，在梅克恩（Mecheln）举行的对话是属于最早的和最重要的。在那里有几个属于高派教会的安立甘会人士和几个公教人士进行对话。安立甘会的领导者是80岁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伯爵，而在公教这一边是梅西耶（Mercier）总主教和枢机（参见220.1）。他们谈论两个教会合一的可能性，而这些维持几年的对话（1921—25年）是以彼此尊敬与寻求和好的态度进行的，但没有直接的结果，因为安立甘教会首先无法接受教宗的司法权。自从纳粹主义崩溃后，新教和公教的人士依赖于共同的抵抗经验而在德国多次私下举行了一些所谓“唯一至圣的圈子”（Una Sancta-Kreise）的对话。

和英国的礼仪派（Ritualists，参见209.2；222.3）一样，在德国的、瑞典的和法国的新教徒中也出现了一些接近公教的（礼仪方面的）运动，但对普通民众没有很大的影响。这些运动在德国导致“高教会的协会”的形成（1918年），1924年又出现了一个（在1927年前是跨越宗派的）“高教会合一同盟”（Hochkirchlich—oekumenischer Bund），在1947年后称“奥格斯堡信纲的福音合一协会”（Evangelisch-oekumenische Vereinigung des Augsburger Bekenntnisses）；这种协会追求一种“福音的公教性”（evangelische Katholizitaet）。在这方面很有影响的刊物是马尔堡（Marburg）宗教历史学家海勒尔（Friedrich Heiler）编写的杂志（1925-1927年：《唯一至圣的》Una sancta，1928-1933年称《宗教的反省》Die religioese Besinnung，而在1934年后称《一个神圣的教会》Eine heilige Kirche）。一些人建立了某些接近于隐修院的“宗教反省的场所”或共同祈祷的地方，其中最著名的也许是法国克吕尼（Cluny）附近的泰泽（Taize）团体，但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团体受了公教“修会”的启发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