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近代教会史

230、天主教的传教工作

230.1两次世界大战为公教在海外的传教工作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失及阻碍：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某些地区似乎完全终止了传教工作的进展。一方面，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不顾及教会的需要，要求传教士们也加入军队，而列强在另一方面又把欧洲人的冲突扩展到海外地区，他们从海外地区引进几十万个士兵，尤其是印度人和阿富利加／非洲人，使他们在欧洲战场上服务。这个战争令欧洲人（以及基督宗教国家）在世界上的名声十分不好。因此，欧洲人在外面的传教工作也变得很困难。德国的传教士被迫离开德国原来的殖民地和管理区，而英美的新教传教士进入那些地区（比如在东亚和南海地区）。在阿富利加／非洲地区，伊斯兰教的压力越来越大。在战争后，德国的传教士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继续被禁止回到自己的传教区去，而凡尔赛（Versailles）条约（第438条）也肯定这种规定。

虽然存在着种种困难，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于1919年在他的“传教通谕”《伟大的那事》（Maximum illud）再次呼吁公教徒们参与传教工作。他提出一些建设本地教会的指导原则，其中最强调培养本地的圣职人员；同时，教会也反对传教士们在海外教会进行任何欧洲民族主义的企图。他的继承人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认为，传教工作是圣座的主要任务，所以他在这方面努力工作。他要求最重要的传教机构的总部迁到罗马，所以他能够完成传教工作的中央化。在1922年，教廷庆祝传信部（Propaganda Fide）建立300周年，而教廷因此在罗马举行了一个国际性的传教大会。在1925年（禧年），梵蒂冈举办了一个很大的传教展览会，教廷于1927年在拉特兰（Lateran）创立了一个长期的独立的传教博物馆，而于1932年在传信部大学创立一所传教学研究所（Missionswissenschaftliches Institut）。额我略大学（Gregoriana）创立一个传教学系，并且聘请几位教授在这方面任教。教宗于1926年还发表了一个大的传教通谕（《教会的任务》Rerum Ecclesiae），其中提醒欧洲的主教们热心支持传教工作，又说传教修会的会长们应该培养更多本地的司铎和主教并应该建立很多本地的修道院。教宗在1926年开始祝圣很多本地的教会领导，他亲自祝圣了一些来自中国、日本、印度及越南的司铎为主教。教宗比约／庇护十二世于1939年祝圣了第一批黑人主教。在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的任期内大约有200个新的传教区（监牧区、代牧区、教区）被创立，而其中有40个首次被交托于本地的主教。因为伪满洲地区的政府宣布尊敬孔子的礼仪没有宗教意义，它只是一种社会性的礼节，教廷收回了1742年的禁令，因此中国东北的公教徒被允许参与敬孔礼仪，日本的公教徒在1936年被允许拜访日本的民族性神庙以及对天皇及其祖先的敬礼。教宗比约／庇护十二世于1939年允许中国信徒在孔子画像前举行敬礼，进而于1940年允许印度的马拉巴（Malabar）礼（参见177.4）。另外，在海外的传教士也努力支持本地艺术的发展，这样要放弃一种“欧洲化”倾向。

因此，那些因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损失逐渐被弥补了，而公教的传教工作走向一个新的高峰。当然，传教的大部分工作仍然由外国来的传教士肩负。德国的传教会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他们于1925年再次被允许进入那些属于英国殖民地地区或原来的德国殖民地地区。在1939年大约有8000个德国传教士和修女在60个传教区为100万海外信徒服务。在资助传教工作方面，美国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国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远东很早就开始了：日本于1931年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在早期的阶段，各地的传教士没有受很大的影响，而在1939年后也只有个别的德国传教士被捕。只有当日本于1941年向美国宣战并迅速占领整个东南亚地区时，在菲律宾的美国传教士以及在东南亚的德国传教士都看到自己的工作被破坏，而且有很多人遭受折磨或死亡。仅仅德国的重要传教会圣言会（SteylerMissionare）就有108个传教士当时死于非命，而圣神会（Steyler Schwestern）有70名修女牺牲性命。

在日本投降后（1945年），各地的传教士可以恢复他们的工作，而德国人也再次被允许进行传教。然而，亚洲和阿富利加／非洲各国开始推动一种爱国运动，因为受过教育的本地人数已经比较大，所以个别的国度获得了政治上的主权和独立性，但在所有的地方都有一种“排外倾向”，而这一点就构成了传教工作的重大障碍。由于战争的需要，技术的革新、机械化和工业化在阿富利加／非洲的部分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城市的形成，但这些大城市也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因为海外的地区更重视自己的独立性，罗马教廷更多强调建立本地的教会。大约在1954年，本地司铎的人数与外来传教士司铎的人数一样多。越来越多的教区是由本地主教管理的，而在1946年甚至有两名非欧洲的主教被提名为枢机主教（其中一位是中国的田耕莘枢机，1890—1967年）。一些传教学校也培养本地的传教员。在政治上的争论，梵蒂冈尽量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很大的地区被提升为正式的教区和总教区，而教廷向这些海外地区也派遣了很多代表和教廷大使。各地的传教士尽力关注本地人士的教育，而且也有一些来自欧洲的平信徒传教员协助他们。有的组织计划很大的项目来抵抗饥饿与疾病，比如德国的弥索尔（Misereor）自从1959年以来进行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将来可能需要更多与亚洲的传统文化进行交谈。然而，在远东有部分很有希望的传教区却是封锁的。

230.2在最重要的传教区的教会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230.2a因为土耳其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近东的教会似乎完全被消灭了。那些属于亚美尼亚民族的基督徒的教难在1915年到1918年间达到了一个新的极点；当时的土耳其人残酷地驱逐了或直接屠杀了60多万亚美尼亚人，其中有3万与罗马教会合一的信徒。100万人逃离了自己的家乡。土耳其人又于1921年驱逐了12万亚美尼亚人。他们在叙利亚（亚历山大瑞特Alexandrette）的新居住地于1939年被划入土耳其地区，所以他们又被迫逃跑。在土耳其那种世俗化的共和国内，基督徒们的情况也恶化了。尤其公教的学校和教会的修会都遭受很多控制。土耳其有2400万人口，其中只有15万基督徒，包括1.8万属拉丁礼的公教徒。土耳其于1922／1923年战胜了希腊，此后有很多东正教徒成了移民，所以在今天的小亚细亚的基督徒非常少。

在近东的其他国度中，公教徒是没有影响力的少数派，除了在黎巴嫩（Libanon）外。英国人于1918年占领了巴勒斯坦地区并说它应该是犹太人的家乡。此后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但当地的阿拉伯人因此举行了一些充满憎恨的暴动。在后来的内战时期出现了一些犹太人恐怖分子的组织，他们既反对英国人，又转向阿拉伯人，所以在1948年以色列国被创立，但阿拉伯国家没有承认这个新兴的国度，而它的边界在1949年的休战条约中仅仅被暂且规定。耶路撒冷被划分为两块，但以色列于1950年宣布耶路撒冷为首都，虽然这一个行动违背了前面的条约。罗马教廷建议让那些犹太圣地成为一个国际化的领域，但这些要求始终被拒绝。1931年的巴勒斯坦有76万穆斯林和17万犹太人，但在1958年有180万犹太人，4万基督徒与17万穆斯林。犹太人驱逐了很多阿拉伯人，而在这些难民中也有10万基督徒。

意大利于1935年和1936年占领了埃塞俄比亚，但这一点为当地教会带来很大的损失。罗马教廷在“意大利—东阿富利加／非洲”创立了9个传教区（代牧区），但在那里的传教士都是意大利人，而原来埃塞俄比亚的皇帝（Negus）于1941年回国，此后一切传教士被驱逐出境。本地的司铎们在一些来自加拿大耶稣会的传教士的协助下没有很大的传教成果，1965年的埃塞俄比亚大约有10万公教徒。

230.2b在阿富利加／非洲（Afrika）的中部和南部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毁灭了很多传教点。大部分的德国传教士被驱逐。从经济结构来看，这个传教区经历着深远的变化。欧洲人逐渐将它视为世界强国的资源库。那些地区的工业化带来了一种缺少基督信仰的欧洲文明，但它就破坏了传统的部落组织，而教会也不知道如何创造性地代替这些部落传统。很多本地人离开了他们的家族，他们成为穷人，而这些穷人容易受一些很极端的影响。一次又一次发生了一些民族性的起义，它们想恢复古老的部落文化，但又离不开恐怖与屠杀。自从1958年，大多的地区都宣布了独立。在南非的白人却想通过严格的民族分裂法律控制当地的黑人。公教的主教们因此曾经提出抗议。南非政府想完全控制教会的学校，这就引起了争论。无论在哪里，教会的增长都很快。比如，刚果（Kongo）宣布独立后经历了好几个恐怖的时期，其中有很多传教士牺牲性命，但在那里有480万公教徒（1960年），而乌干达（Uganda）有190万公教徒。刚果的鲁汶尼翁（Lovanium）大学于1957年创立了阿富利加／非洲第一所神学系。因为传教士们多半进行教育工作，信仰的传播工作面临很大的危机。在葡萄牙的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教会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因为教廷与葡萄牙政府在1940年签订了一个管理传教事务的条约。在那里的1100万人中有140万公教徒。那些地区都有自己的圣统制（自己的总主教和主教），包括原来属于英国的地区和属于法国的地区（1955年以后）。

230.2c原来属于英国的庞大地区是印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传教士被迫离开印度，这一点为传教工作也造成损失。通过甘地（Gandhi，于1948年被害）几年的非暴力运动，印度于1947年能够宣布独立。这个巨大的地区被分为印度（1961年有4亿3800万人）和巴基斯坦（9200万）。这些发展带来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也必定会影响印度的教会。印度于1948年宣布的宪法保证宗教自由，包括传教的自由，并取消了贱民（Pariah）这个种姓。在印度的城市中，传统的严格种姓制度早已经开始瓦解，而教会支持这个过程，因为教会的成员多来自“贱民”。然而，乡下和工业区中有很多社会问题，而在1960年代以来出现了各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它怀疑传教士们并阻碍他们的工作。因此，教会很难能够融入印度社会和文化。另一个问题是印度教，它不再被视为某一个宗教，而被视为印度民族的共同基础。同时，印度教会的独立性很强。在1961年，630万印度公教徒属于73个主教的管理，其中有43个本地人（包括一个枢机主教）。司铎75％以上都是本地人。2000年的印度大约已有1709万公教徒以及同样多新教徒。

自从1947年以来，印度要求法国和葡萄牙放弃它们在海岸地区的殖民地。法国于1954年交还了最后的地区，但属于葡萄牙的果阿（Goa）地区于1951年被印度占领。因此，亚洲最古老的教区—它始终受葡萄牙的照顾—突然进入一个世俗化的、没有宗教教育的国度。当时的果阿教区就有35万公教徒。

在印度西南角马拉巴（Malabar）地区，基督徒最多。除了130万属于叙利亚教会的信徒和拉丁礼的信徒以外还有（自从1930年）很多“雅各伯教会”的信徒，他们在马尔·伊凡纽斯（Mar Ivanios）主教的领导下要求与罗马合一。这个叙利亚—马兰卡（syro—malankarische）教会于1964年已经有14万信徒，分为两个教区。他们的礼仪是西部叙利亚的礼仪，他们的宗教语言是本地语言。

在巴基斯坦地区，分为10个教区的32万公教徒形成一个没有影响力的少数派。这个属于伊斯兰教的国度在1960年代没有给他们很多压力。巴基斯坦、印度都和梵蒂冈保持外交关系。

230.2d缅甸于1948年脱离了英国的统治。共产主义者与一些少数民族的起义影响了教会的生活。教廷于1955年为当地的15万公教徒创立了一个圣统制。缅甸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和佛教的国度，而佛教在泰国的地位更突出，在那里的佛教就是国教。1932年的宪法为教会带来了更多一点自由，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发生了流血的教难。住在马六甲的人大部分是华侨，它与中国香港一样成为华裔移民和移民教会的重要基地。

曾经是荷属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在1942年被日本人占领，他们马上逮捕所有传教士。那些虔诚的穆斯林与日本人一起反对欧洲人，而这种排外战争在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继续进行。印度尼西亚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度，它是由15个邦国形成的。印尼的宪法保证宗教自由，又肯定父母有决定孩子教育的权利，而政府与梵蒂冈保持外交关系。教会的增长率在1960年代稍微下降。1959年的印尼人口是8900万，其中有110万公教徒。2000年的数字是：在2.127亿人中有640万公人公教徒（3.1％）。大约一半的公教徒生活在弗洛勒斯（Flores）等岛上。本地的圣统制创立于1961年。在1968年有25个教区，但只有3名本地主教。

对越南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带来了日本人的侵略，而且也促进了独立运动。法国人和起义者之间的战争在1954年才结束。其中的公教徒有部分人支持法国，部分人支持另一方，但公教徒们都反对共产主义。在1954年，整个北部地区归于共产主义者，这就导致一大群公教徒乘船逃到南部—南部当时已经宣布了独立。在1949年的越南北部地区有110万公教徒，而南方只有40万，但在1960年的北部大概只有30万，而南方有140万公教徒。由于这些难民，公教的慈善机构面临很重大的任务。在越南的教会中，教廷于1960年创立了本地的圣统制，而在1968年80％的司铎都是本地人。在18位主教中有9位本地人。2000年的越南大约有628万公教徒（总人口8265万）。

230.2e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境内的教会情况仍然正常发展。在1924年，中国教会在上海举行第一届全国性的主教会议，其中规定培养本地圣职人员是最迫切的任务。因此，本地圣职人员和修女的人数也迅速增加（1949年有2500多位中国司铎）。一些外国传教士把他们管理的教区交给一些本地司铎。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于1926年亲自祝圣了6位中国司铎为主教。他的接班人于1946年创立了中国的圣统制并接收了一位中国人（田耕莘总主教）加入枢机的团体。在1949年，中国已经有330万公教徒，每三分之一的公教徒拥有一位中国主教。一些中国平信徒也投入于慈善工作和传教工作，其中被著名的是上海企业家陆伯鸿（1937年被暗杀）。

日本人于1937年侵略了中国，并发动了一场残酷的侵略战争。在1946年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经过几年的战争后于1949年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梵蒂冈的大使反对政府所宣传的“独立自主、自选自圣”的政策，于1951年被驱逐出境。在1957年后，一些自选自圣的主教出现。罗马教廷在1958年绝罚了他们。在1949年大约有3000多名外国传教士在华服务，至1956年全部离开。

教宗比约/庇护十二世于1949年允许在圣道礼仪中使用普通话，并在1952年和1954年向中国人写了两篇通谕。一些被驱逐的传教士去东南亚其他地区或在中国台湾岛进行传教工作——蒋介石也逃到台湾了。在中国台湾的信徒的人数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上升。

230.3f日本在1914年到1945年间似乎都处于一种战争状态，而当时出现了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潮流，这个潮流也有很多宗教性的因素，当时有很多日本人想驱逐外国人和基督宗教。然而，日本公教的领导者很圆通地适应了日本人的感情，所以教会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也能够保持自已的地位。教廷早于1919年派遣一个大使到日本。教宗比约/庇护十一世（Pius XI）于1927年祝圣了第一个日本人为长崎（Nagasaki）的主教。教廷于1936年允许公教徒们参与神道教这种“国教”礼仪。在1941年公教会为回应政府的要求放弃了一切外国的主教，此后所有的日本教区和一切学校都是由本地人士指导的。政府承认公教会为一个合法的宗教团体，但这当然也意味着政府可能会影响教会。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长崎（Nagasaki）原子弹杀了很多日本人，包括8000名公教徒。由于空袭也有很多教会楼房被炸毁。美国占领日本一段时间，这就意味着作为国教的神道教不复存在，而政府也不再介入于宗教。因为比约/庇护十二世当时请很多传教会派遣传教士到日本，所以本地的教会经过了一个繁荣时期。在1949年，日本的信徒纪念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去世400周年，当时他们第一次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公开的游街活动。在1952年和约后，日本人对基督信仰再也没有表现出很浓厚的兴趣。民间的神道教传统被恢复起来，西方的物质主义更被强化，而在一些知识分子中也有共产主义的思想。

面对精神性的需要，传教士们尤其重视印刷品、文学作品和教育工作。耶稣会会士于1913年在东京创立了智慧（Sophia）大学，它于1913年被政府承认。在1945年后，公教会还另外建立3所公教大学。1946年的公教徒有10.8万，1963年有31万，2000年48万。1963年有522名本地司铎。日本的公教徒多住在城市中，而在1亿多人中他们只是一个没有影响力的少数派，但其中有很多具有高级教育的人士，也有很多司铎圣召和修会人士。他们也注重日本的移民（仅仅在巴西有50多万日本移民，在1968年后可能有更多）。

在韩国的教会本来很繁荣。在日本人被战胜后，韩国被分为苏联占领区和美国占领区。一些德国本笃会传教士在1927年从首尔（Seoul）迁到元山（Wonsan），但他们在北部苏联占领区被捕入狱，而最后几个本地的司铎也被捕。在美国军队撤退后，北部于1950年夏天突击南部，各地的教堂被毁灭，很多传教士被杀或失踪，当时丧失性命的人有43名本地和外国司铎，也包括宗座的大使。虽然有很多难民迁到南部，教会能够一步一步地恢复教会的生活。虽然韩国人对基督信仰很开放，而政府的态度也同情教会，但公教会没有高等学府。在1960年代有计划建设一个公教大学。1961年的韩国人口共有3600万，其中48万公教徒在南部以及大约1万信徒在北部，但他们没有司铎。在1937年有第一位本地主教领导一个教区，而韩国自己的圣统制是于1962年创立的，当时创立了9个教区，其中有4个交给韩国主教。2000年的韩国人口有4715万，其中有270万公教徒和1200万新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