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近代教会史

22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

229.1德国的全面投降在欧洲地区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此后有四个胜利国（英、美、法、俄）占领了整个德国地区。人们此时才发现第三帝国和战争所造成的损失。很多教堂被毁灭或受损失（在西部地区是一半或更多教堂），几千个修道生或年轻司铎阵亡或失踪，教会组织解散了，甚至许多教会机构的楼房因空军袭击被毁灭。大约有1200万德国侨民到德国逃难，因为他们原来居住在波兰、捷克或匈牙利，但当地的人抢劫并驱逐了他们。教会的慈善任务非常庞大，这些任务能够完成，因为瑞士、荷兰、爱尔兰，尤其美国的公教徒慷慨地资助这些工作。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在精神上失去了依靠和寄托—他们原来崇拜纳粹主义，后来感到彻底失望。然而，“第三帝国”的思想在年轻人中间仍然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主教们和父母们非常努力地限制这种影响。因为教会在原则上抵抗了希特勒的政权，而因为一些具有威望的公教徒积极地参与抵抗运动，那些胜利国相对快恢复教会的行动自由，所以教会能够指导精神上的、组织上的和物质上的重建工作。曾经被解散的公教协会大部分能够重新建立，各种修会恢复他们的服务。为了更接近工人阶层，教会于1958年建立埃森（Essen）教区。除了原来的神学系以外，在美因茨和特里尔也有一些新的神学系被创立。

当时最迫切的教会内部问题是大约600万公教难民的接纳，这一点似乎超过了德国公教会的财富和精神资源。他们在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人占领的地区的定居意味着似乎所有的德国邦国的公教和新教比例都有所变化。那些原来在信仰上比较一致的地区全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越来越多含有混合现象的地区。原来似乎完全属于新教的北部地区和德国中部地区现在获得了一些相当重要的公教居民，这就为各地的主教造成很大的忧虑。到处需要建立新的教堂和堂区为了帮助人们迅速脱离精神上的空虚。比如，在梅克伦堡（Mecklenburg）有40万公教徒定居，而在图林根（Thuringia）有70多万公教徒定居。在另一方面，很多传统上的公教地区也接受了新教人士，比如当时有65万新教徒移民到巴伐利亚。这种现象导致更多混合的婚姻，为公教会也造成某些损失。另一些损失来自很多教派的宣传，尤其是“耶和华证人”（Zeugen Jehovas，Jehova＇s Witnesses，参见222.5d）；德国“第三帝国”曾经镇压了这个教派，但通过美国的支持，这个教派现在到处传教；那些“自由思想协会”也重新恢复起来了，但它们的影响不是很大，至少在西方是这样的。

在德国西部，1949年的波恩宪法（Bonner Grundgesetz）规定国度和教会的关系，其中承认一些基本的权利（即国度之上的权利，vorstaatliche Rechte），即信仰自由、良心自由、宣认自由和公开表达宗教自由的权利（第3条）。因为父母有权利确保孩子的教育，他们也可以决定让孩子参与宗教教育，而宗教课是一个正规的学科。公教和新教的基本权利根据魏玛（Weimar）宪法（参见226.1）重新得到肯定。两个教会被视为特殊的、属于公法的团体（oeffentlich-rechtliche Koerperschaften besonderer Art），它们仅受国度的消极监督，而在1945年后的灾难期，教会团体承担了个别属于国度的任务，尤其在公益服务方面。在长期的学术性谈论后，1933年的政教协定于1957年通过宪法法院的决定被承认为有效。因为各种文化事务属于新兴邦国的管理，各国的国会解决了学校的问题。原来的宗派学校制度（Bekenntnisschule）只有在莱茵兰德-法尔茨（Rheinland-Pfalz）、南符滕堡（Suedwuerttemberg）、巴伐利亚（Bayern）、奥登堡（Oldenburg）与黑森部分上恢复，但在尼德撒克森（Niedersachsen）有不利于公教的规定，而在巴伐利亚关于教师教育的信仰问题在1958年才被决定。

原来被俄罗斯人占领的中部德国地区于1949年宣布成立“民主德国共和国”。由于那些被驱逐的德国侨民移民到这里，在1880万居民中的公教人口增加到330万（1948年），但后来还有很多人移民到德国西部。1949年的东德宪法也为宗教自由提供保障。两个教会在这里也是属于公法的团体，但国度与教会是分开的，而学校失去了基督精神的特征。东德的制度禁止创办私人学校。教会在公共生活的影响以及对文化的影响处于瘫痪状态。年轻人有意地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虽然如此，宗教生活还很有力量。在布瑞斯劳（Breslau／Wroclaw）和布劳恩斯堡（Braunsberg）再没有主教，在那里的神学系也没有，唯一的主教是迈森（Meissen）的主教，但部分东部地区属于帕德波恩（Paderborn）和富尔达（Fulda）教区，所以有两个副主教去东部，一个到马格德堡（Magdeburg），一个到爱尔福特（Erfurt），而在爱尔福特创立了一个学院来培养神学家。

229.2占领奥地利地区的胜利国于1955年才撤军离开奥地利。当时奥地利人不愿意恢复任何有“国度和教会合一”倾向的制度。人们着眼实际的情况并要尽可能实现教会对社会的要求，即确保人的自由和尊严。在早期的时候，教会仍然受了纳粹主义法律制度的负面影响，尤其在学校和婚姻法方面。1934年的政教协定的有效性一直到1957年仍受社会民主党的批评，所以任命新的主教也成问题。经过与圣座的谈判，奥地利东部的艾森施塔特（Eisenstadt）教区于1960年被创立，而学校问题于1962年被解决。

在荷兰被解放后，原来如此旺盛的公教学校传统迅速被恢复，而教会合一运动（oecumenical efforts）更多被强调。因为荷兰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是一个非基督宗教的国度，所以主教们呼吁信徒们保持政治上的合一。与此不同，在比利时发生一些激烈的争论，这是围绕着公教学校的纠纷。属于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派的政府于1955年获得成功，但部分的居民（尤其是弗兰德斯Flanders的人）提出激烈的抗议。通过1958年的基本条约，学校的问题才解决。

意大利决定要协助德国而加入了战争，但却因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战争毁灭了这个不幸的国度。墨索里尼（Mussolini）被推翻后，意大利人于1946年宣布为共和国制度。从一开始，意大利的共产党（有250多万成员）对于意大利社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1948年的选举有的人担心意大利将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度。然而，意大利基督宗教民主党（Democrazia cristiana）能够推动国内的公教人员。许多人的社会问题和贫困问题（尤其在南部）仍然是一个迫切的任务，而意大利的教会也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法国解放后，也有一部分人担心法国可能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度。因为在战争时期有很多公教徒，包括圣职人员和修会人士，积极参与了抵抗德国的工作，在维希（Vichy）政府下台后并没出现一个新的极端的反教会运动。虽然大多人都基本上同意，但“宗教自由”的原则于1946年没有被纳入宪法。法国也没有和圣座签订什么条约。由于“共和国群众运动”（MRP／Mouvement republicain populaire）党派的影响，1951年的新法规定国度要在一定的范围内支持公教会的自由学校—似乎25％的孩子都上这些学校。在其他方面，法国的教育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动力。为了再次接近一般群众，一些教区司铎创立了“法国传教会”（Mission de France），他们要适应社会环境。另一个团体是由徐阿尔（Suhard）枢机创立的巴黎传教会（Mission de Paris），其成员投身于对工人的牧灵。他们的很多成员以及很多修会司铎与工人一起去了工厂和生产队，与普通人一样工作（1953年他们有350个“劳动者司铎”）。因为这就意味着司铎们被牵入到阶级斗争的问题中，教宗若望／约翰二十三世（Johannes XXIII）于1959年禁止这种形式的传教尝试。自从1957年以来还出现了其他的传教方式，而这些受到了基本的肯定。有的堂区也培养圣职人员的共同生活。公教工人青年协会也举办了很多活动。不断出现一些很有吸引力的人，他们勇敢地面对现实的问题，比如彼埃神父（AbbePierre）。法国人对神学的贡献仍然是很重大的。

229.3德国和俄罗斯于1939年签订的条约以及俄罗斯的胜利都帮助布尔什维克派（Bolschewismus）在波罗的（Baltic）地区和东欧的传播，但布尔什维克主义对教会保持敌对的态度。在将军斯大林（Stalin，1953年去世）的领导下，俄罗斯政府很巧妙地利用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以及俄罗斯的东正教（参见232.2）来推动自己的政策。各个斯拉夫民族在俄罗斯的领导下形成了某种合一，而俄罗斯的军队被视为“斯拉夫文化的拯救者”，能够抵抗德国向东的扩展。这些斯拉夫民族后来驱逐德国侨民，但又担心德国人会报复，所以仍然保持这种合一。在这个新的“斯拉夫—共产主义的世界”中，苏联的新宗教政策起先没有强制性地毁灭了教会团体——这一点也符合“解放斗争”的标语。在1944年和1945年，苏联政府宣布将来要在这些国度中分开国度和教会，但宗教活动将不会遭受镇压。然而，政府致力于消除教会在社会中的声音，这样教会被视为一种协会，而通过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政府使教会的慈善工作成为不可能的，使圣职人员在资金方面完全依赖于政府。当教会对此提出抗议时，新的统治者镇压了教会。

政府要夺取教会的传统权利，努力使教会成为“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顺从政府的宣传工具，但公教会尤其抵抗这种做法。在俄罗斯以外的欧洲人民共和国地区（即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在7000万人的总人口中，公教会有4200万信徒。这个斗争曾经利用一切工具和手段，比如一些诱惑、宣传运动、公开的法院、公开的审判、减轻惩罚和加深压力。教会与西方的关系似乎被完全中断，尤其与梵蒂冈的关系。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关系被中断，各种政教协定被取缔，教廷大使被驱逐出境，教会的高级领导被控诉为间谍或破坏者，他们失去了威望和名声，而各地的政府创立了一些怀着脱离罗马的组织来分裂教会，其中支持一些自由派的司铎和平信徒。宗教教育逐渐被停止和禁止。“沉默的教会”在这种奋斗中只能耐心地等待和忍受一切压力。除了斯拉夫民族以外，一些非斯拉夫民族也遭受了这种反对公教会的斗争的影响。

229.4这些不幸的国度首先是波罗的海地区的国度（Baltic states）。德国于1940年将这些地区让给俄罗斯。这些地区马上成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俄罗斯人憎恨那些具有自己民族性的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因此想镇压他们和他们的教会。与圣座签订的条约被宣布无效，政府不继续资助教会，一切教产被没收，在学校的宗教课被禁止，而几个神学系被关闭。德国人于1941年占领该地区，但这个事件所带来的好处不大，再次恢复教会税收和宗教课。德国人于1944年和1945年撤退，当时有几个主教、很多司铎以及几万个公教徒移民到德国。当红军占领该地区，教会的生活在各方面遭受镇压，各地的隐修院被取缔，修会人士被驱逐，教堂要交出很大的税，部分的人口被送到西伯利亚。因此，信徒与圣职人员的人数变得很少。然而，在1948年的拉脱维亚仍然有一个新的主教被祝圣，而在1954年有两个立陶宛主教被祝圣。

新波兰在东部失去了一些地区，但在西部（在奥德尔—尼萨Oder—Neisse线以东）获得了一些原来属于德国的地区。由于持有其他信仰的少数人失踪或被驱逐，波兰成为一个95％人口有公教信仰的国度，而因为在1939年后有那么多圣职人员殉道，教会在道德上的地位非常高。因此，新的共产主义统治者在夺取政权后在早期很谨慎地对待教会。由于莫斯科的压力，与梵蒂冈的协定早在1945年已经被取缔。新的宪法说要确保宗教自由。当时的政府很想利用罗马教廷的权威来巩固在西部的新边界，所以他们要求建立一些新的教区。波兰的主教们也已经支持这种行动，比如赫伦德（Hlond）枢机在布瑞斯劳（Breslau／Wroclaw）、欧波勒（Oppeln／Opole）、兰德斯贝格（Landsberg）、格但斯克（Danzig／Gdansk）和阿伦特斯泰格（Allentsteig）创立了一些新的教区。然而，圣座基本拒绝这些要求，因为它说先需要签订一个新的和约，而原来的德国主教们没有被允许进入他们的教区（当时的布瑞斯劳正好没有主教，艾尔姆兰德的主教被驱逐，而格但斯克的主教被捕入狱）。因此罗马仅任命了一些代牧。波兰政府要求波兰的主教团更激烈地向圣座提出要求，所以对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公教的协定组织遭受压力，宗教教育受限制，慈善工作和教产受影响而且一些圣职人员被逮捕（有时候有400个司铎被捕入狱）。在华沙（Warzawa）的新总主教维辛斯基（Wyszynski，1901—1981年）的指导下，主教团与政府在1950年签订了一个条约，其中规定波兰政府要确保学校中的宗教教育、军队和医院中的牧灵服务、要维持各地的神学系和修会团体，同时主教们承诺他们将会支持波兰政府在西部新边界的奋斗，并要告诉司铎们在土地改革方面保持忠于政府的态度。因为波兰的主教们无法擅自完成新教区的创立，政府说他们违背了条约，所以政府自己提名了一些教区管理人，而波兰的首席主教最终也给予他们所需要的权力。另外，他们在布瑞斯劳（Breslau／Wroclaw）建立了一个由波兰人组成的大堂圣职团。同时，政府创立了一些没有宗教教育的学校，因“具有反对国家思想”的罪名而解雇500名宗教老师，又取缔了天主教的明爱会（Caritas）的独立性，所以政府在很多方面违背了原有的契约。在1952年，波兰政府甚至要求教会职位的任命权和提名权都应该取决于政府，但这导致了主教们的公开抗议，又带来了政府和教会关系的破裂。维辛斯基（Wyszynski）枢机被捕而受到软禁，他被控诉“反对国家”，因为他曾主张将西部地区还给德国。其他的主教们也遭受很大的压力，据说部分人后来同意了政府的措施。在1954年，一半的波兰主教们被迫退位，当时有大约2000名司铎被捕入狱。在1954年年底，波兰的几所神学系也被关闭，不久后各个学校都禁止开设宗教课。政府从1950年以来培养的“进步司铎”受国度的热心支持，但圣座于1955年将他们的著作列入禁书名单。由于“脱离斯大林运动”（Entstalinisierung），枢机维辛斯基（Wyszynski）于1956年被释放，学校中再次允许有宗教课，但1961年又禁止了宗教教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将喀尔巴阡山—乌克兰（Karpatho—Ukraine）地区让给俄罗斯。在战争期间住在伦敦的总统贝奈斯（Benes，1884—1948年）早在战争时期就要求恢复该国与梵蒂冈的关系，他想恢复1927年签订的双方条约。因此，在开始的阶段国度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相当好。政府与布拉格（Praga）的总主教贝兰（Beran，1888—1969年）—他曾进入达豪（Dachau）集中营—谈判并决定先不要将教育“国有化”，而宗教课在学校中要成为正规的课程。然而，在1948年的政变后，教会的财产被没收，推行学校的国有化并执行新的无神论教育制度。在捷克也有一些“进步的司铎”，其中有卫生部部长普洛哈尔（Plojhar），而贝兰（Beran）总主教禁止他们举行圣事（suspensio）。这些被停职的司铎于1949年创立了一个与公教会分裂的“公教进行会”（Katholische Aktion），借此试图创立一个“国教”。一些新的法律规定，圣职人员的提名和任命需要国家的批准，国度要监督宗教的出版物，同时也要监督主教们的牧函，而教会的捐献活动被禁止。因此，主教们于1949年发表了一封警告政府的牧函，但总主教贝兰（Beran）因此被捕入狱（一直到1965年）。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关系被中断。在后来几年中，一些主教以“梵蒂冈的间谍”的罪名被判长期徒刑或被送到劳改营。很多教区没有主教（在1955年有12个没有主教的教区），而政府派遣一些受监督的管理人来指导这些教区。两所尚未解散的修道院被“统一”（gleichgeschaltet），圣职人员被迫参与一些学习班，各地的隐修院被取缔，修会人士被送到劳改营，几百位司铎（尤其在斯洛伐克）被捕入狱。那些“进步司铎”的工作没有太大的影响。政府要求司铎们宣誓服从于政府，又为司铎们提供工资，这样全面执行一种“马克思式的约瑟夫斯主义”(marxistischer Josephinismus)。

当俄罗斯人在匈牙利获得胜利后，一些新教的爱国派和自由派与共产党进行合作。当时有一些公教人士创立了一个“基督宗教民主人民党”，但这种尝试已经来得太迟。政府中断了与梵蒂冈的关系。当时的土地改革没收了90％的教产，而匈牙利的主教们没有提出抗议。4000个公教协会和公教组织突然被取缔，这一个措施也没有引起太多波浪，但关于宗教教育和学校的问题于1948年导致公开的争论。一个新的法律规定，3000多教会学校应被国有化，大约有4500个修会人士被迫离开学校。教会抵抗的灵魂人物是枢机和首席主教明斯曾提（Josef Mindszenty，参见228.4）—当俄罗斯军队占领匈牙利时，他从德国人的监狱中被解放出来。当时的公教徒很支持他，而他宣布一些参与拟订这个新法律的公教徒都被绝罚。他也禁止司铎们宣发政府要求的“忠于政府的誓”，这样他也禁止司铎们在国家的学校进行宗教教育—这些学校的教育路线很明显是“反对教会的”。因此，明斯曾提（Mindszenty）枢机被捕入狱，被控告为“间谍和叛徒”，被迫签名一个“承认罪行书”并于1949年被审判终身徒刑。此后，各学校中的宗教课被取消。政府试图通过一些爱国的司铎分裂教会并使教会支持政府的政策。在1950年，主教们和政府的代表签订了一个条约，其中规定主教们将会呼吁人们支持政府的五年计划与和平运动，而政府将会资助下层圣职人员并保留一些公教学校。然而，一个星期后就有一万名修会人士被送到劳动营，所有的隐修院被没收。政府为每一个主教指定一些支持共产党的秘书和副主教，而在主教团的会议上，这些人士要求投票权。这样，主教们的原来看法被歪曲。一些主教们被捕并受审判。原来有10所司铎修道院，但在1952年有6所修道院被关闭，政府在1953年擅自指定了一些堂区司铎，没有征求主教们的意见。1956年春天的人民起义为明斯曾提（Mindszenty）带来自由，但几天后他被迫在美国大使馆中避难。在1957年春天，匈牙利政府收回了一切策略性的缓和措施并进行强烈的无神论宣传。当时大部分的主教已经很老，他们试图保持一种“和平共存”的状态。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于1947年成立。在1948年，与罗马合一的教会遭受致命的打击（参见232.4）。拉丁语的教会也同样受到压力。在1948年，政府取消了1929年的政教协定，教会的学校受政府的指导，而各地的医院也同样被接管。同时，政府禁止修会和隐修院。拉丁教会的教区擅自从5个被减少到2个，教廷的大使于1950年被驱逐出境，几百个司铎和修会人士被送到劳动营，而政府在特兰西瓦尼亚（Siebenbuergen/Transsylvania）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与罗马没有关系的）教会。属于拉丁礼的主教们全部被捕入狱，而教会被限制为一种“墓穴中的存在”（Katakombenexistenz）。1954年有两名年老的主教被释放。

阿尔巴尼亚（Albania）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其中的公教人口占8%，那里的信徒也遭受了特别残酷的迫害。当意大利人占领阿尔巴尼亚时（1939—1944年），公教徒享受了某种优待，因此在1945年有很多人特别憎恨他们。原来的教区长（一位方济各会会长）被枪毙，所有的意大利圣职人员和修女被驱逐，本地的圣职人员被捕，而大部分的人被杀，两个主教被枪毙，其他的主教入狱。最后的主教在1956年死去。与罗马圣座的关系被中断，而与外国教会的任何信件来往都需要政府的批准。教会的圣职人员必须宣誓要忠于国度。在1962年仍然有四名被梵蒂冈承认的教区管理人。

虽然南斯拉夫当时比较独立，它不完全听从莫斯科的指挥，但它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度，对于教会也怀着一定的敌意。除此之外还有民族之间的冲突：大部分的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属于公教，但塞尔维亚人属于东正教。因为希特勒支持了克罗地亚的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在1945年以前也有一些过分的表现，而塞尔维亚人因此在1945年后也暗杀了一些人。萨格勒布（Zagreb）的总主教斯特皮纳茨（Stepinac，1898—1960年）受到审判，因为他据说支持克罗地亚人在战争时期中的犯罪行为以及支持东正教徒强制性地要接受公教信仰。由于这些虚构的控诉，他被审判入狱16年，但因健康问题在1951年后在自己家乡的农村被关起来。他于1952年被提名为枢机主教，但这就导致政府中断了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另外还有别的主教以及很多司铎由于不同的“政治性的”理由被捕入狱。一些暴民和群氓曾经多次殴打主教们或司铎。同时，南斯拉夫的总统铁托（Tito，1953—1980年）在表面上要保持“教会享受自由”的形式，比如各地的司铎修道院和神学系继续存在。然而，政府资助共产主义的教育，这样影响青年，而各地的教堂和礼仪都需要交出巨大的税。1952年关于各宗教的地位的法律宣布宗教信仰的自由，但国度和教会被严格分裂了。因此，在一切学校中（除了修道院外）不可能有任何宗教教育：自从1947年以来，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有一些“爱国司铎会”被创立，但支持它们的人不多。1955年的南斯拉夫人口共1670万，其中有54万公教徒。在1956年后，政府的态度才有某些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