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近代教会史

217、在北美、中美和南美的公教会

217.1在北美的公教会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参见205.1.2），而在19世纪下半叶也继续维持了这种迅速的增长。因此，北美的教会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组织的整体，它在人数和内部生命力已经超过了某些欧洲国度的公教会团体。因此，北美的教会地区于1908年后不继续算为“传教地区”，不再属于传信部的管理，而直接属于宗座。当时，加拿大已经有8个总教区，包括20个教区以及大约225万公教徒，大多是法国人的后裔。1959年的加拿大则有700万公教徒（总人口为1600万），分为15个总教区和39个教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传教区以及4个主教区（Exarchate）—这些“主教区”针对自从1891年来的20万乌克兰（Ukraina）移民，他们是属于与罗马合一的东方教会。加拿大和美国的制度一样：教会与政治分开了。教会的生活很活泼，而在加拿大的修会团体也很多。他们于1851年在魁北克（Quebec）举行了第一个教省大会，1911年举行第一个全加拿大主教大会。加拿大有三所公教大学，即在魁北克（Quebec）的拉瓦尔大学（Laval-University，1852年创立），在渥太华（Ottawa，1866年创立）和蒙特利尔（Montreal，1876年创立）。

217.2美国（United States）的公教会的发展更令人注目：美国在1850年有6个总教区，1900年14个，1959年26个总教区（即“教省”），1850年有27个教区，1900年有69个，1959年有114个教区。美国的公教徒的人数在1955年大约为4600万（等于全人口2亿多的23％）；除此之外，菲律宾在1946年以前也属于美国，而在那里也有1600万公教徒。因为美国的新教分裂为很多派别，天主教是美国最大的基督宗教团体。因为巴尔的摩（Baltimore）的主教座是最美国古老的主教座，所以巴尔的摩的总主教于1858年被提升为“美国的首席主教”（Primate）。纽约（New York）的总主教麦克克罗斯基（McCloskey）于1875年成为美国第一位枢机主教，而那位极勤奋的巴尔的摩（Baltimore）的总主教吉本斯（James Gibbons，1921年去世）于1886年被提名为美国第二个枢机。1950年，美国有4位枢机主教。良／利奥十三世于1892年在华盛顿（Washington）建立了一个固定的宗座代表处（Apostolische Delegatur），但美国的宪法不允许将它变成一种正式的大使馆。美国的主教于1852年、1866年和1884年在巴尔的摩（Baltimore）举行了一个全国性的主教会议，这些会议对于教会组织的完善、学校的创立、牧灵工作的进步、公教印刷事业以及各种公教协会都有重大的影响。根据后面两次会议以及罗马教廷于1916年和1919年的决定，全美国的主教的提名过程应该是这样的：总主教们在他们的教区进行一些调查并每两年寄一些候选人的名单到罗马，而罗马教宗根据这些名单提名新的主教。在1959年，美国各地的教区修道院共有94所。在罗马和鲁汶／卢万大学也有一些美国司铎学院。1926年在芝加哥（Chicago）举行的世界感恩祭大会（eucharistischer Weltkongress）有100多万人参加，其中能够看到美国公教会的种种组织和团体，真令人佩服。信徒们的慈善服务和奉献也很大，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在1958年美国有139000个新皈依者，而且美国教会也有相当多的默观式的或严格的隐修院，比如特拉普会（Trappists），这一切都说明美国教会极具生命力。

217.3当然，美国教会始终没有缺少一些争论和困难。在那些移民中间，由于宗教上的冷漠态度、混合婚姻与（在初期阶段）缺少正规牧灵，很多人没有良好的信仰生活。虽然在美国联邦中基本上都有宽容和“平等对待”（Paritaet）的原则，但某些控诉、下层群众的暴动或极端爱国主义者的敌意仍然针对公教徒们。属于后者是所谓的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1845年后）以及那种采取暴力行动的“三K党”（Ku—Klux Klan，1866年后，1915年后）。为了保卫和支持公教的利益，在1882年形成了所谓的“哥伦布骑士团”（Columbus Knights），这是一个有自己特殊仪式的平信徒团体，1953年有86万成员。美国教会的繁荣的原因有这些：一方面，牧灵者（被称为“父亲”，“Father”）与民众保持密切联系，修会和协会众多，而且美国人在教育界方面有很大的投入和热忱。因为国家创办的学校没有宗教课（宗教上是“中立的”），所以美国的公教徒作出很大的牺牲，这样能够创办并经营1万多所小学（“堂区学校”）、2000多高中学校以及几百所学院（colleges，academies），还有23所公教大学，尤其著名的是首都华盛顿（Washington）的公教大学（1889年创立）。

北美的公教会需要在一些很特殊的条件下生活与工作，所以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奇特的、与一般公教习俗不同的现象，这一点不会令人感到奇怪。在19世纪的80和90年代有很多人谈论所谓的“美国主义”／“美国论”（“Americanism”）；这种思想要求公教思想应该在很多方面符合现代文化，并且要求注重美国人的特征，就是在灵修方面更强调个人因素和个人的特点，降低或减少权威因素和权威性原则，更重视人的自然美德和主动性，重视人向物质财富的追求，并且对持不同信仰的人要有很大的宽容。这种“美国论”思想的主要代表之一是赫克尔（P.Isaak ThomasHecker，1888年去世），他曾经创立了圣保禄会（Society of St．Paul，1858年），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新教徒的皈化。另一个支持“美国主义”的人是圣保禄／保罗（St.Paul）的总主教艾尔兰（John Ireland，1918年去世）。教宗良／利奥十三世于1899年在他的简函《仁慈的见证者》（Testem benevolentiae）谴责一些太极端的主张，不久后关于“美国论”的波浪再次平静下来。另外，一些美国信徒也有某种过于保守的整体论（Integralismus）的倾向。

另一个问题是那些外来的移民的“美国化”，尤其是来自德国和意大利移民的问题。为了保护移民，一些公教徒—尤其在德国林堡（Limburg）商人卡亨斯里（Cahensly，1923年去世）的推动下—创立了所谓的“来福协会”（“Raphaelsverein”），这个协会希望（参见1890年的备忘录）每一个国度派遣一个主教的代表到美国（或其他海外地区），这样更好地照顾移民。然而，美国人认为这种要求侵犯他们的爱国心。罗马教廷早一些允许在美国可以有不同语言的堂区，但教廷反对进一步的要求。在美国也有很多移民司铎和传教会修女，而他们也尽力协助建立各地的教会团体。一个修会特别照顾在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就是斯卡拉布瑞尼（Scalabrini）修会—它于1887年由皮亚琴察（Piacenza）的主教斯卡拉布瑞尼（Giovanni Scalabrini）创立。那位于1946年被册封为圣人／圣徒的卡布瑞尼（Francesca Cabrini）女士（1917年去世）也在照顾意大利移民有特别大的贡献。虽然美国教会的成就很可观，而公教会在美国社会上的地位相当好，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难题，而未来的发展也包含一些挑战。关于北美的传教工作，参见218.2。

217.4在中美和南美地区大部分的国度中，政治的情况很混乱，而公教会的地位不令人感到满意（参见205.3），虽然这些国度在名义上似乎都是“公教国家”。教宗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与一系列南美洲国度签订了政教协定（1853—1862年），其中肯定公教为“国教”，但这些协定在执行方面有很大的缺陷，而几个国度的政府其先宣布了一些反对教会的法律。

在厄瓜多尔（Ecuador）出现了一个怀着教会精神的总统，即莫瑞诺（GarciaMoreno，1861—1875年），他算是该国家的复兴者，于1863年与罗马教廷签订了政教契约，又邀请一些修会来厄瓜多尔（Ecuador）传教，但他于1875年被暗杀。不久后，首都基多（Quito）的总主教杰卡（Checa）在1877年的圣周五被毒死。此后该国的“文化斗争”似乎都没有中断过。

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教会的情况有所改进。教宗良／利奥十三世在各地建立宗座大使馆（在1960年有19个这样的机关在拉丁美洲），而且很多欧洲的司铎和修会努力工作，很多新的教区、公教学校和协会被创立。1934年的“世界圣体大会”举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1955年的大会举行在里约热内卢（Riode Janeiro），这些大会都表明当地的人对信仰有热烈的兴趣（虽然这种情绪比较容易煽动起来）。在一定的程度上，那种反对教会的革命精神衰退了。那些称为“ABC国度”的情况是比较好的，就是阿根廷、巴西和智利，虽然在后两个国度中国家和教会都被分开了。在阿根廷的总统庇隆（Peron）发生一次很短暂、但剧烈的教难（1955年），但不久后教会的和平又被恢复。教宗良／利奥十三世于1899年5—7月在罗马举行了一个“全拉丁美洲主教会议”，这个会议很重要，它为当地的圣职人员的教育和纪律作出一些规定。罗马教廷于1858年已经创立了一所“南美洲学院”。

整个拉丁美洲于1958年有420个教会管理区（“教区”），大约有1亿8000万公教信徒，还有400万新教徒和300万—400万外教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政治压力比较大，而美国的新教团体在1916年以后组织起来了，他们—尤其是一些教派—有丰富的资金并进行广泛的宣传和传教。虽然还没有发生过一些大规模脱离公教会的事件，但大部分的公教信徒实际上没有牧灵者（1965年总共只有4万个司铎），而且大多信徒的宗教教育水平很低，所以他们不会有很大的抵抗力，如果他们面对新教派来的3万多传教士和他们的助手。虽然在1945年到1968年间有18所公教大学创立在拉丁美洲，而于1955年创立的拉丁美洲主教团可以集体地面对种种问题，虽然有很多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司铎在南美服务，但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问题、教育问题，需要迫切地以基督精神来进行一些社会改革。自从1961年以来，德国公教的“愿它来临”（Adveniat）运动也为此募捐。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拉丁美洲两个最大的国度的教会史。在墨西哥（Mexico），印第安人总统胡亚雷斯（Benito Juarez，1861—1872年）的统治开始一个敌视教会的时期：各地的教堂被掠夺，教产被充公，主教们被驱逐，穿圣职人员的衣服被禁止。法国的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建立奥地利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在墨西哥的皇位（1864—1867年），但不久后这个尝试全面崩溃了。在1874年组织的墨西哥政府严格分开教会和国度，并且禁止在学校中的宗教教育。在那位精力充沛的将军迪亚斯（Porfirio Diaz，1877—1881年和1884—1911年）的统治下，墨西哥内部的情况变得比较稳定，而教会也能够再次巩固自己的地位，虽然仍然存在着很多文化斗争的法律。马德若（Madero）于1911年推翻了迪亚斯（Diaz），这就意味着新的混乱、无政府状态和内战；除此之外，卡兰萨（Carranza，1915—1920年）总统不久后严厉地镇压和迫害教会。

在巴西（Brazil）的官方宗教是天主教（公教），但一个受了共济会影响的政府于1873／1874年宣布了一系列反对教会的法律。那些反对这样规定的主教们被迫害。在1889年11月，一个军事集团推翻了伯多禄／彼得二世（Dom Pedro II）皇帝的政权（1840—1889年）并宣布成立巴西共和国。新的宪法于1891年规定国度和教会的分裂，但因为教会可以保持它的财产并获得了行动自由，它的情况还算相当好。牧灵照顾有所提高，宗教生活上升，这一点也归功于欧洲的传教修会（尤其是德国的）。巴西的圣统制有很大的增长：1850年只有一个总教区和9个教区，1957年则有20个总教区和100多个教区和独立的监牧区。教会于1929年在罗马创立了一所“巴西学院”。然而，教会仍然缺少司铎，本地的圣职人员不够。这个巨大的国度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传教区。除此之外还需要照顾那些来自欧洲的移民。新教的人大多是一种移民，于1955年才算为总人口的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