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近代教会史

215、在奥地利和瑞士的公教会

215.1在奥地利，公教会的情况早在1860年以后就再一次恶化了。贝斯特（Beust）首相领导的政府于1868年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取缔了1855年政教协定（参见203.7）的条款（比如婚姻法与学校方面的规定）。当时，林茨（Linz）的主教儒迪格（Franz Joseph Rudigier，1884年去世）发表了一个提出警告的牧函，所以他被审判入狱，但因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1848—1916年）的大赦被释放。在1870年7月奥地利政府宣布，1855年的协定是无效的，因为“签订协约的对象改变了”（指教会在1870年的梵蒂冈会议后“改变”了）。1874年的“五月法律”再次完全排除教会的影响，国度擅自规定教会的事。教宗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和一些主教提出抗议，但都无效。然而，因为这些法律没有被严格执行，社会上的动荡被避免。教会在社会上获得了相当大的自由空间，这一点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归功于奥地利皇帝本人。

自从1872年以来，在奥地利的老派天主教在一些城市中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而在1897年以后，它因所谓的“离开罗马运动”（Los—von—Rom—Bewegung）获得更多成员。在那些没有受到良好的牧灵照顾的地区（尤其是波希米亚北部、下奥地利Niederoesterreich和施太尔马克Steiermark的工业化地区）有人煽动群众离开公教会，而新教德国送资金，又派遣讲道师和分发传单，这样支持公教徒“脱离罗马”。由于这些煽动，大约有2万公教徒转入老派天主教，而大约5万人加入了新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又有6万人改变信仰。自从1902年，公教会的抵抗力因博尼法修斯协会（Bonifatiusverein）和学校协会（Schulverein）等组织被加强。一位男爵，即福格尔桑（Karl Freiherr von Vogelsang），于1870年后发起的群众运动后来成为基督徒-社会党（christlich-soziale Partei），而教宗良／利奥十三世很支持这个运动。

几个教区举行了一些教区会议（1908年），但在受过教育的人当中，反对教会或冷漠的态度仍然很普遍。在很多情况下，由犹太人掌握了印刷媒介和金融市场。

215.2在自由的瑞士（参见201.6）地区，教会政治方面的搏斗在1870年后加剧。在瑞士联盟政府中，似乎没有公教徒的代表。联盟的宪法于1874年被改写，其中强调国度对教会的主权，再次从整个瑞士领土上排除耶稣会和相似的修会并禁止创立隐修院或恢复原有的隐修院。驻卢泽恩（Luzern）的宗座大使于1874年2月被迫离开瑞士。关于1875年后的老派天主教在瑞士的传播（或说“基督公教会的分裂”Christkatholisches Schisma），请参见212.4。在日内瓦、巴塞尔和伯尔尼州发生了一些反对公教的暴动（所谓的“瑞士文化斗争”）。

教宗比约／庇护九世（Pius IX）于1873年使日内瓦地区脱离洛桑（Lausanne）教区并成立一个宗座监牧区，但新任命的主教（梅米欧德Kaspar Mermillod）被驱逐出境。该州的公教教堂一步一步被交给老派天主教。在巴塞尔州的神学院被取缔（1870年），主教拉哈特（Eugen Lachat）被撤职，因为他谴责了一些反对梵一会议的圣职人员，主教于1873年被迫离开索罗顿（Solothurn），而他的大堂圣职团也被解散（1874年）。那些属于伯尔尼侏罗（Berner Jura）地区的圣职人员也遭受同样的命运，如果他们继续拥护了自己的主教。伯尔尼的新教政府逐渐将公教会的教堂都交给了老派天主教。罢免了一些（60名）堂区司铎并驱逐他们，又于1874年从外面请来50个“爱国神父”（“Staatspfarrer”）—他们多半是一些堕落的司铎。虽然联盟政府在1875年年底介入并强迫他们收回了“驱逐法令”，但公教会仍然在很多地方没有正规的教堂，司铎们必须在一些仓库或类似的地方举行礼仪。公教会在各地的教堂很缓慢才被归还教会。在1884年的秋天，巴塞尔教区再次被恢复。教宗良／利奥十三世提名那位曾经被罢免的主教拉哈特（Lachat）为提契诺（Tessin）州的宗座监牧，这个地区从米兰和克莫（Como）教区分出来，与巴塞尔结合，在1888年后成为卢格诺（Lugano）教区。教宗提名索罗顿（Solothurn）的菲亚拉（Friedrich Fiala）为巴塞尔的主教。在1883年，日内瓦和洛桑（Lausanne）再次被结合，而梅米欧德（Mermillod）被任命为主教；他特别注重天主教的社会工作，并于1890年升为枢机主教（1892年去世）。虽然如此，日内瓦的政府还有一段时间继续保持它的反教会态度，但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平安的局面。在伯尔尼侏罗（Berner Jura）州的情况也是类似的。州政府取缔了部分留下的“文化斗争”法律，比如于1917年取缔了天主教堂区中的“游行禁令”。

非常重要的是另一个现象：自从1880年代，瑞士公教会内部的生活都有明显的提升，公教徒的信心被强化。公教学校、公教协会、公教的社会工作和慈善工作都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弗里堡（Freiburg）于1889年创立了宗教改革以后瑞士第一所（即唯一的）公教大学，而这个大学有国际的性质。在初期的困难后，这所大学也在国外被重视。它的神学系交给道明会管理（1890年）。在那里，“公教大学生协会的国际联盟”（Intl.Arbeitsgemeinschaft der katholischen Studentenverbaende，Pax Romana“罗马和平”）诞生于1921年。瑞士的公教徒于1907年在卢泽恩（Luzern）举行了第一个“公教日”。日内瓦州于1907年，而巴塞尔城于1911年分开国度与教会，而这些新规定对公教会没有造成损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罗马教廷进行慈善工作（Kriegshilfsarbeit），为此在首都伯尔尼建立了一个教廷代表处，它于1920年成为一个正式的大使馆。然而，禁止耶稣会在瑞士活动的法令始终没有被收回。

216、在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度的公教会

216.1法国在1870／1871年的战争后相当迅速地恢复原来的力量，只是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被迫下台（1870年9月4日）。“第三共和国”的政府在开始的时期对宗教和教会怀着好感，因为战争的痛苦与巴黎公社（Commune of Paris，1871年3—5月）的残暴使人们反省所发生的事—在“巴黎公社”运动中，总主教达波伊（Darboy）与62名人质（部分圣职人员，部分平信徒）全被枪毙。然而，在法国的冷漠主义和无信仰非常普遍，尤其那个东方学家和历史学家勒南（Ernest Renan，1892年去世）的著作《耶稣生平》（La Vie de Jesus，1863年）以及另一些描述早期教会历史的书都传播了这种无信仰的态度。法国的君主派的复古运动失败了，所以共和派左派和反对教会的共济会极端主义者逐渐占上风。早在1877年共和派领袖甘必大（Leon Gambetta）在法国国会中说出这样的标语：看，圣职主义这个敌人！（“Le clericalisme，voila l＇ennemi！）”。在教育部部长菲瑞（Ferry）和贝尔特（Bert）的指导下，法国政府充满憎恨地开始进行一个镇压公教会的“文化斗争”，为公教会造成很严重的损失。那些于1875年才创立的自由的公教大学于1879年又被剥夺授予学位的权利。根据1880年3月的法令，在法国的一切耶稣会会院和耶稣会办的学校都被解散，而其他的国家不承认的修会团体被要求在三个月以内向政府申请批准书。261所男修会的会院被取缔了。另一些法律规定（1880—1883年）要求圣职人员服兵役，取缔了军队牧灵和医院牧灵服务，要求墓地和法院的“平信徒化”（Laisierung／laicization世俗化），简化离婚的手续，并取消了星期天为公共休息日。政府支持义务的、免费的并世俗化的教育制度，因此在国家学校中排除了任何宗教教育，并且圣职人员和修会人士被禁止任教（1882／1886年）。遗憾的是，法国公教内部的分裂为反对教会者的措施铺路。虽然教宗良／利奥十三世在他于1884年、1890年和1892年发表的通谕中提醒法国的信徒，虽然在阿尔及尔（Algier）的拉维日里（Lavigerie）枢机是一个良好的榜样，但很多信徒，尤其那些来自贵族的主教、司铎和来自某些修会团体的人不愿意忠诚地接受共和国的政治体系。因此，那些反对教会者很容易可以使用“镇压共和国的敌人”这样的借口来迫害教会本身。

216.2虽然如此，教会在法国的公共生活中仍然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法国的修会团体很多，而它们创办很多学校，也有很多协会。因此，自从20世纪初，法国政府又开始攻击各种修会，尤其那些参与教育工作的修会。根据1901年7月1日的“协会法律”，那些没有获得政府批准的修会都被镇压，不久后也有部分原来被承认的修会也遭受镇压。最终，一切修会被禁止参与教育工作，政府于1903／1904年规定这些修会需要在10年内取缔它们的一切学校（当时的法国大约有1万所这样的学校）。修会财产被没收，但国度收益不大，因为那些没收者自己占领很多财产。掌握政权的党派的最终目标越来越明显：要全面的“世俗化”（“Laisierung”），也就是说，目标是让国度和社会完全脱离基督信仰。因此，在法国国会中几乎每年都有人提案要求分开国度和教会。政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反对这种提案，而议院中大多数的人也同样拒绝它，但不久后发生了关键的转变。在良／利奥十三世任期的结尾时期，法国和罗马教廷因提名主教的问题而发生冲突（是否法国政府可以“提名”或“任命”，即nominavit或nominavit nobis）。法国总统卢贝（Loubet）于1904年4月去访问意大利政府，而教宗比约／庇护十世向此提出抗议，因为这种行动侵犯了那些公教政府的传统规律。此后教宗比约／庇护十世要求两位法国主教来罗马说明这件事，但法国政府在康贝（Combes）首相的指导下宣布政教协定被侵犯了，所以法国与1904年7月停止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关系并在议会提案要分开国度和教会（1904年10月）。虽然教宗、法国的主教和那些仍然怀着教会意识的法国居民提出抗议，但议院（341比233票）和上议院（Senate，179比103票）都接受了这个提案（1905年7月3日和10月6日）。1905年12月9日的分裂法令确保人们的普遍信仰自由和崇拜自由，但它禁止国度或地方政府支持任何一个宗教团体；这个法令规定将来可以建立一些“文化协会”（associations culturelles），这些“文化协会”可以管理那些纯粹属于教会的财产，也可以在国度的监督下使用宗教场所。

216.3这样，法国的天主教会被剥夺作为公共社会承认的组织的权利，公教会的地位被压抑为一个“私人协会”的地位，而这个“协会”要符合国度规定的和监督的框架。部分法国公教徒认为，应该接受政府的规定并适应新的条件。然而，比约／庇护十世不仅通过1906年2月11日的《我们很强烈》（Vehementer nos）通谕谴责了法国的法令，并且也在另一个文献（《严肃的任务》Gravissimo munere，1906年8月日）中禁止建立那些“文化协会”，因为它违背教会法律；教会认为主教们应该创立一些合适的组织。法国教会的一切教产被没收（包括主教的居住地、修道院、司铎的住所）。然而，布瑞安（Briand）首相的政府看到这些措施引起很大的动荡，部分的人民抵抗政府的措施，所以政府于1907／1908年允许教会继续使用各地的教堂，而教会的礼仪根据普遍的协会法律是合法的。由于法律上缺少稳定的基础、资金的缺乏以及司铎人数很少，法国教会的处境非常困难。然而，这些灾难在另一方面对公教徒们具有一种净化和强化的作用。以前教会对广大群众失去了影响力，但现在又恢复了部分的影响，而在比较大的城市和受过教育的阶层的年轻人那里，宗教精神再次被提高。人们也愿意为教会、学校和慈善服务作出很大的牺牲，真令人佩服。部分的修会学校能够以私人学校的形式再次开办。作为学术活动的神学也同样呈现出令人感到鼓舞的局面。现代主义（Modernismus，参见220.3）以及一种极端民主的倾向（即桑尼尔Marc Sangnier的《犁沟》Sillon）造成很严重的问题。比约／庇护十世于1910年谴责了后者，而桑尼尔（Sangnier）马上接受了教会权威的决定。在教会与国度的分离后，教宗完全独立地提名主教们，不考虑到法国政府，而法国的主教则指定各地的司铎。

216.4英国的公教会在重新建立圣统制以后（参见204.5）获得了良好的发展。长期持续的皈依运动使几百个很有学问且信仰虔诚的人加入公教会，包括圣职人员和平信徒。教宗良／利奥十三世于1896年宣布安立甘会（圣公会）圣职人员的祝圣是无效的（参见183.2），这个事件带来一定数量的衰退，但不久后又有一些皈依者。虽然英国的教会面临很多问题，但其内部生活很活泼。英国的法律倾向于自由主义，这种基本的制度为各修会、学校和协会的发展都有良好的影响。对英国公教会的精神性发展具有特别大的贡献的人物是纽曼（John Henry Newman，参见204.5）—他属于司铎祈祷会（Oratorium），而良／利奥十三世提升他为枢机主教。威斯特明斯特（Westminster）的总主教曼宁（Manning，1865—1892年）枢机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也因为在伦敦工人阶层中进行社会工作而普遍受到尊敬。他的接班人是沃恩（Herbert Vaughan，1892—1903年）总主教，此后有布尔恩（Francis Bourne，1903-1935年），这两个人也被提升为枢机主教。曼宁（Manning）曾经影响了罗马教廷禁止英国的公教学生进入那些属于安立甘会的大学，即牛津和剑桥（Cambridge）大学，但沃恩（Vaughan）请教宗良／利奥十三世收回这种禁令（1893年）。比约／庇护十世于1911年规定伯明翰（Birmingham）和利物浦（Liverpool）为总主教区，而本笃十五世（Benedictus XV）于1916年在纽波特-卡迪夫（Newport—Cardiff）为威尔士（Wales）建立了英国第四个教省。这些新的教区没有影响威斯特明斯特（Westminster）总主教的特殊荣誉，他仍然算为英国的首席主教（Primas）。当国王乔治五世（George V，1910—1936年）继位为王时，王家改变了誓词中一些可能会得罪公教徒的说法。

在苏格兰地区的公教会获得增长，其中一个原因是那些来自爱尔兰的移民，所以逐渐发展到50万人。因此，良／利奥十三世于1878年恢复了原来的老圣统制：他创立了两个总教区，即圣安德烈—艾丁堡（St.Andrews—Edinburgh，包括四个属于它的教区）以及格拉斯格（Glasgow）。在爱尔兰，英国政府继续回应了公教居民的迫切愿望。在英国首相格莱斯顿（Gladstone）的任期内，爱尔兰的高派教会脱离与政府的关系（1869年）。全爱尔兰的中央修道院在梅努斯（Maynooth），这个巨大的位于都柏林（Dublin）教区内的神学院也获得了很大的资助。在都柏林（Dublin）创办的第一所自由的公教大学（1851—1858年）却因缺少资助不能坚持—它的首任校长是纽曼（Newman）。政府于1908年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爱尔兰大学，它有三个学院（在都柏林Dublin、克科Cork、盖勒维Galway）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公教会的特征。

216.5在比利时发生激烈的冲突，主要是因为学校的问题。当时的自由派政府（1878—1884年）于1879年宣布了一个新的教育法，其中规定小学教育应该是普及的，但禁止其中的宗教课程。因而，公教徒们提出强烈的抗议；他们到处创办了一些自由的公教学校。在1884年的选举，公教的党派再一次获得多数票，并且一直到1919年在国会和政府中占有多数。与罗马原先中断的关系被恢复，而学校的问题得到一种自由式的解决。在比利时的修会和修女会经历了特别好的发展。在鲁汶／卢万（Louvain／Löwen）的公教大学是很有威望的，它也成了公教精神生活的重要核心之一（参见220.1）。然而，在比利时也有相当多共济会人士和拥护一种极端的、反对宗教的社会主义人士。

荷兰王国的政府基本上属于自由主义，一般也有保守的倾向，所以当地的公教会呈现出令人感到鼓舞的进步和发展。德国和法国的文化斗争驱逐很多修道人士，而他们当中有很多来荷兰，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因为荷兰政府规定国家创办的学校在宗教上应该是“中立的”，所以荷兰的公教徒也作出很多奉献为了创办许多私立学校。自从1889年，荷兰政府资助了教会办的小学，而自1905年后，政府也资助那些高级的教会学校。荷兰的社会服务和慈善工作、协会组织以及公教的印刷媒介都达到很高的水平。

216.6于1868年在西班牙爆发的革命以及女王伊撒伯尔的被推翻带来了新的政治动荡和教会的灾难。然而，波旁（Bourbon）王朝再次被恢复，而伊撒伯尔的儿子阿方索十二世（Alfonso XII，1875—1885年）登上宝座，此后情况再次变得比较平静。1876年的宪法文献称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罗马宗教为西班牙的国教，为那些非公教徒也提供信仰自由与崇拜自由，但他们不可以有公开的宗教活动（在1910年有更温和的规定）。新教的人在西班牙进行一些相当激烈的宣传活动，但没有比较大的成果。在女王玛丽亚·克瑞斯提纳（Maria Christina de Austria，1885—1902年）以及她的儿子阿方索十三世（Alfonso XIII，1902—1931年，1941年去世）的长期任期内西班牙的宗教情况基本上没有变化。在那个时候，西班牙的外交政策比较失败，1898年与美国的战争导致西班牙失去了古老的殖民地古巴（Cuba）、波多黎各（Puerto Rico）以及菲律宾（Philippines）。在西班牙内部，社会和教会中的缺点越来越明显。公教徒们缺乏团结精神，而在1898年的失败后，都有一定的失落感。因此，那些放弃了祖先的宗教遗产的改革者说，西班牙需要迅速地与欧洲的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接轨（schneller Anschluss an den europaeischen Liberalismus und Positivismus），而这样的主张使那些改革者赢得各大学教授的拥护，也赢得了青年学生的爱戴。根据法国的先例，西班牙的自由党多次攻击了公教会的种种修会（这些修会大概确实太多），尤其是在卡纳勒哈（Canaleja，1910—1912年）当首相时，而政府想修改1851年的政教协定。然而，西班牙避免直接触犯罗马教廷或断绝关系。令人担忧的是，在西班牙东部的工业城市地区传播了一些革命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而工人的不满情绪有时候被泄露，比如当革命人士菲瑞尔（Francisco Ferrer）于1909年在巴塞罗那（Barcelona）被处死时，发生了一些暴动（包括教堂和隐修院被捣毁，圣职人员被暗杀等）。

216.7大多西班牙民众仍然怀着宗教感情或拥护教会，但在邻居国葡萄牙的情况是较为不利的（参见204.4）。教宗良／利奥十三世于1881年重新规划了教区的范围，部分上也减少了教区的数目（三个总教区，即里斯本Lisboa／Lisben、布瑞格Braga和厄沃拉Evora以及9个教区）。但是，教会的圣职人员和信徒民众的种种问题无法有大规模的改进。关于那些针对东印度保教权的争论，请参见218.2c。国王卡罗斯一世（Carlos I）以及王子路易·菲力波（Louis Philippe）在1908年2月1日被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暗杀了，而比较年轻的儿子马努厄尔二世（Manoel II）王在1910年10月被推翻，人们宣布成立葡萄牙共和国（Manoel于1932年在英国去世）。新的政权马上镇压了公教会的各种修会，他们驱逐了耶稣会并没收其财产。他们在1911年4月20日以最严厉的言辞宣布要分开政治和教会，而且强暴地剥夺了教会的权利和财产。教宗比约／庇护十世在他的通谕《不久以前》（lamdudum，1911年5月24日）提出抗议。葡萄牙于1913年完全中断与教廷的外交关系。因为发生如此多的动荡，葡萄牙始终没有获得平安的日子。

216.8在欧洲北部的几个国度中始终有很少几个公教徒，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数通过皈依和移民逐渐增长（丹麦于1955年大约有27000名公教徒，即全人口的0.7％，挪威大约4600个人，即0.1％；瑞典约2万，占全人口的0.3％）。宗座于1868／1869年为丹麦和挪威创立了一些宗座监牧区，它们于1892年提升为“宗座代牧区”，并于1953年和瑞典的代牧区（1782年创立）一起成为正式的教区。除此之外还有挪威中部和北部的代牧区。冰岛于1923年从丹麦分裂出来，1929年成为一个宗座代牧区。教会内部的生活相当活跃，如果考虑到外在条件的困难。在丹麦的公教修会能够自由地发展，它们创办一些学校（并且获得政府的资助），也投入于医疗服务。他们的贡献在社会上受到肯定和承认。在丹麦具有威望的诗人和作者尤根森（Joh．Joergensen）于1892年皈依了公教会。

在挪威的法律于1897年允许修会人士在国内工作（耶稣会会士在1956年后）。一些杰出的挪威皈依者是那位学问渊博的神学家和牧师克罗格·滕宁（Knud Krogh—Tonnin，1900年皈依公教，1911年去世）以及才华横溢的女作家温塞特（Sigrid Undset，1925年转向公教，1949年去世）。

瑞典于1860年才取缔了那些严格禁止人们离开路德宗的法律（转向公教意味着被驱逐或失去继承权等）。此后，那些持不同信仰的人也被允许形成自己的团体，而于1870年他们也被允许当公务员和官员。瑞典的公教徒从国度那里不接收任何资助，但他们必须向国家教会纳税。一直到1951年，公教的修会和隐修院都被禁止。

芬兰政府于1921年规定宗教信仰上有自由。公教会于1955年创立了赫尔辛基（Helsinki）教区（公教徒只有2100个人，即全人口的0.05％）。

216.9在俄罗斯地区，拉丁教会以及与罗马合一的教会（参见204.8）继续受到很大的压力，在尼古拉一世（Nicolaus I）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1855—1881年）也是这样。在波兰于1863年又发生一次起义，而俄罗斯政府就利用这个机会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几乎所有的隐修院被镇压，很多司铎和隐修者被驱逐出境（1863／64年），1847年的政教协定被取缔，而俄国政府中断了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关系（1866年）。政府规定唯独俄罗斯语是合法的教学语言以及宗教礼仪的语言（1869／70年）。与罗马合一的希腊教会的人可能遭受更严厉的待遇，他们的最后教区（Chelm／Cholm教区）于1875年被迫加入俄罗斯东正教（该教区共有26万信徒）。一些虚无主义者（Nihilisten）于1881年暗杀了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而在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1881—1894年）的任期内，至少对拉丁教会来说发生一些微小的改善。在1882年12月，沙皇与良／利奥十三世签订了一个新的政教协定，其中给予波兰的主教们大赦并允许重新开办波兰的修道院。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关系于1894年再次被恢复，而1882年的协定后来在某些规定方面被补充（1897年，1907年）。然而，俄罗斯东正教的圣会议（Holy Synod）的至高监督者波贝多诺谢夫（Constantin Pobjedonoszew，1880-1905年）坚信传统俄罗斯的观念，所以他始终想执行教育制度和教会制度的俄罗斯化（Russification），并且用各种办法来镇压俄罗斯公教徒和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只有1905年的革命表面上才结束了那种不宽容的“国度与教会合一”（Caesaropapism）制度。尼古拉二世（Nicolaus II）沙皇（1894—1917年）于1905年4月17／30日宣布了一个“宽容敕令”（Toleranzukas），其中收回那些针对离开国教者的惩罚以及针对向皈依者行施圣事的惩罚。沙皇于1905年10月17／30日的宣言一方面是一种新的宪法，另一方面为所有的国民提供信仰自由。因此，东正教的垄断在原则上结束了。这种转变的结果马上显示出来了：从1905年到1910年间大约有23万个强制性入东正教的信徒再次转回罗马公教，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属于俄罗斯西部地区。然而，俄罗斯东正教的圣会议要求再一次限制宗教上的宽容，而且一些东正教的主教通过一些管理手续又控制人们的自由。

在波兰的公教会自从1903年因所谓的玛利亚生活派（Mariaviti）教派而被困扰。这些人说他们要真正效法玛利亚的生活（参见他们的名称玛利亚Maria—生命vita）。据说，一个寡妇郭斯罗斯卡（Maria Kozlowska，1922年去世）见了一些神视和听了一些启示；郭瓦尔斯基（Joh.Kowalski）神父推动这种运动并创立了一个修女团体和司铎协会。然而，这些团体的观念具有过于情绪化的观点，所以罗马教廷于1904年禁止它，但这个教派因而脱离了罗马教会。教宗比约／庇护十世于1906年绝罚了那些留下的成员，但它继续在波兰和立陶宛民众中传播，俄罗斯政府也承认它并支持它（据说，该教派于1911年仍然有20万个成员）。在1909年，这个教派与老派天主教结合了，而郭瓦尔斯基（Kowalski）在乌得勒支（Utrecht）被祝圣主教。另外，在约于1900年在美国的波兰移民中间形成了一种“波兰教会”（polnischeNationalkirche），它也带着老派天主教的特征并在20世纪初也传播到波兰地区本身。波兰政府于1946年正式承认这个“波兰教会”，同时也承认“玛利亚生活派”。那些“玛利亚派”的信徒热切地进行很多社会工作，但他们的宗教发展越来越走向波兰民族主义以及封闭的教派思想，所以老派天主教的人于1924年断绝与他们的关系。此后，“玛利亚派”的人数迅速下降（1956年只有33000个人）。